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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中俄在反制美国等西方集团的遏制。挤压方面“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不仅完全不现实，而且，任何走向联合“反美”的企图对于两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甚至可能是危险的。
中国与俄罗斯在安理会否决了一份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草案后，国内所谓“中俄结盟”的议论再度升温。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类议论就开始“预热”，一些“战略分析人士”甚至提出，中国应该改变外交政策原则，与俄罗斯结为同盟，此举不仅能打破西方围堵，还能改造世界秩序。其实，再往前推，早在中俄提出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后的十多年前，西方一些人就已经有担忧、推断中俄开始形成反西方“同盟”的论调了——两种抱着相互对立战略诉求的“专家”，居然在中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很不靠谱的“共识”。
“反西方”从来不是中俄合作的起点和核心
冷战后，中俄关系迅速发展、战略协作不断深入当然与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有关，如何互为依托、共同应对新挑战也是推动两国合作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因为这些外部因素推动两国“越走越近”、因为这些“外力”促使两国需以结盟方式寻求突破，那就即不了解两国关系的历史，又不清楚两国合作的基本性质，还给应对挑战指了条错误的道路。
中俄关系的发展是由两国根本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和逻辑。从1985年中苏关系解冻，到1989年关系正常化，再到1992年实现顺利衔接，以及此后连上三个台阶，直至今日两国合作顺利地发展，其出发点都是两国吸取了历史教训，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进程中，努力营造稳定、和睦周边的政策使然。也就是说，中俄关系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两个相邻大国做“好邻居”这一“简单”的需要，其他的外部因素只是“辅助动力”。两国自上世纪60年代起长达20多年对立、对抗的历史，同样可以从反面证明这一点：彼时两国何曾未有同时面临另一阵营的压力和威胁?最近20多年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中俄合作的总体进展从没有因为双方与其他主要大国关系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所以说，“反西方”从来不是中俄合作的起点和核心。
“结盟”完全违背中俄合作的宗旨
明确两国关系的性质、行为规范是保持中俄两国长久友谊和关系发展的前提。自1992年两国就不断强调双边关系的公开透明性，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视为两国新型关系的基础与相互协调和互利合作的指南。2001年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更把“三不”原则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不结盟”和“不对抗”原则实际上给中俄关系规定了关系发展的正负两端的极点。或者说，“不对抗”是两国对处理可能的矛盾时的基本要求，而“不结盟”则是对两国全方位合作性质的界定，也是两国新型关系的特质。
“三不”原则既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两国关系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在最近十多年里得到了积极的印证。“不结盟”是中国外交最核心的原则之一，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前提。纵观历史，曾经和今天依然活动着的形形色色的联盟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带有与“假想敌”对抗的因素，持续40多年的以集团对抗为标志的冷战更是人类不久前的记忆。中国若想避免陷入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争取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不参与任何同盟是唯一的选择。“结盟”往往意味着一些主权的让渡和被削弱，这显然也不符合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同样，中俄关系保持“不结盟”的状态也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结盟”也同时意味着会出现一个“核心”、一个“头”。那些“规划”中俄结盟的“专家”以为谁可以当这个“领导”?两个差异非常大的大国如果出现看法不完全一致时，他们又以为可能出现一方迁就另一方、一方服从另一方的状况吗?
从这些年的实践看，“不结盟”丝毫也没有妨碍中俄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密切磋商与协作。同时，在一些问题的具体处理方式上，在不伤害对方切身利益、不破坏两国总体合作的前提下，两国又依据各自的国家利益保持了灵活度和自主选择的可能。“独立自主”的外交更有助于双方以更坦诚、更“轻松”的心态进行合作。因此，“结盟”完全违背了中俄两国合作的宗旨，不符合两国都认可的合作性质。
经过20年的努力：中俄两国的合作涉及国家关系的各个领域。其中既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方交往，也包括一般民众参与的民间交往；既包括务实互利的经济合作，也包括深化相互信任社会基础的人文交流；既包括安全、外交等“高级政治”问题的协作，也有环保、流行病防疫等“低级政治”的合作，而国际和地区合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把中俄合作理解为或归结为某种“反西方同盟”，无疑就缩窄了两国合作的空间。而在这个“同盟”中，两国其他方面的合作是不是要服务于那个“反西方”的中心目标呢?两国互利共赢、共谋发展的务实合作是不是也要“经济让位于政治”呢?可见，所谓的“同盟”关系实质上会有损两国切身利益，无助于两国合作持久深入地进行。
“不针对第三方”：并非“安抚”性的“外交辞令”
与“不结盟”紧密相关的就是“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这个原则所表述的并非是“安抚”性的“外交辞令”，而是对两国战略协作的规范，也是处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关系的规范。
的确，中俄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无论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方面，还是在缓解战略挤压方面，两国都有许多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同时，两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上也有一定的战略共识。两国都认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符合所有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中俄两国所追求的国际战略目标。然而，不能就此认为，中俄国际合作就是以反对西方为主旨，两国在所有问题上都会以反对西方为出发点。中俄国际合作完全不同于冷战期间两大集团“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式的“零和游戏”。比如，反对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的合作显然不是出于挑战西方。即使是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多极化发展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反西方”。
中国和俄罗斯与西方在双边关系上、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许多战略性的矛盾，斗争当然也就成为这两对关系的重要内容。但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中俄两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中合作的一面。多年来，中国一直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视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指导原则；而争取与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也是俄罗斯一直努力的方向。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更强调与西方国家合作的一面，也更希望合作成为各自对西方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还需要看到，尽管“防范”基调未改，但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努力避免美中、美俄关系发生冷战对抗式的逆转。事实上，在维护地区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应对各种非传统性安全威胁、建立互利经济关系等许多方面，中俄两国都与西方国家开展了有内容、有成效的合作。既然“反西方”从未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外交战略和对西方政策的基调，主张“中俄结盟反击西方”的论调又以什么为依据呢?
事实上，由于中俄两国所处地缘环境不同、面临的任务和威胁不同，两国在对西方关系中需要处理的具体问题、具体政策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幻想中俄在反制美国等西方集团的遏制、挤压方面“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不仅完全不现实，而且，任何走向联合“反美”的企图对于两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会背离两国确立的战略协作伙伴的目标，也很可能导致两国关系出现新的麻烦，甚至破坏目前已日臻成熟的合作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在安理会否决了一份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草案后，国内所谓“中俄结盟”的议论再度升温。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类议论就开始“预热”，一些“战略分析人士”甚至提出，中国应该改变外交政策原则，与俄罗斯结为同盟，此举不仅能打破西方围堵，还能改造世界秩序。其实，再往前推，早在中俄提出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后的十多年前，西方一些人就已经有担忧、推断中俄开始形成反西方“同盟”的论调了——两种抱着相互对立战略诉求的“专家”，居然在中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很不靠谱的“共识”。
“反西方”从来不是中俄合作的起点和核心
冷战后，中俄关系迅速发展、战略协作不断深入当然与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有关，如何互为依托、共同应对新挑战也是推动两国合作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因为这些外部因素推动两国“越走越近”、因为这些“外力”促使两国需以结盟方式寻求突破，那就即不了解两国关系的历史，又不清楚两国合作的基本性质，还给应对挑战指了条错误的道路。
中俄关系的发展是由两国根本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和逻辑。从1985年中苏关系解冻，到1989年关系正常化，再到1992年实现顺利衔接，以及此后连上三个台阶，直至今日两国合作顺利地发展，其出发点都是两国吸取了历史教训，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进程中，努力营造稳定、和睦周边的政策使然。也就是说，中俄关系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两个相邻大国做“好邻居”这一“简单”的需要，其他的外部因素只是“辅助动力”。两国自上世纪60年代起长达20多年对立、对抗的历史，同样可以从反面证明这一点：彼时两国何曾未有同时面临另一阵营的压力和威胁?最近20多年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中俄合作的总体进展从没有因为双方与其他主要大国关系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所以说，“反西方”从来不是中俄合作的起点和核心。
“结盟”完全违背中俄合作的宗旨
明确两国关系的性质、行为规范是保持中俄两国长久友谊和关系发展的前提。自1992年两国就不断强调双边关系的公开透明性，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视为两国新型关系的基础与相互协调和互利合作的指南。2001年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更把“三不”原则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不结盟”和“不对抗”原则实际上给中俄关系规定了关系发展的正负两端的极点。或者说，“不对抗”是两国对处理可能的矛盾时的基本要求，而“不结盟”则是对两国全方位合作性质的界定，也是两国新型关系的特质。
“三不”原则既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两国关系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在最近十多年里得到了积极的印证。“不结盟”是中国外交最核心的原则之一，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前提。纵观历史，曾经和今天依然活动着的形形色色的联盟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带有与“假想敌”对抗的因素，持续40多年的以集团对抗为标志的冷战更是人类不久前的记忆。中国若想避免陷入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争取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不参与任何同盟是唯一的选择。“结盟”往往意味着一些主权的让渡和被削弱，这显然也不符合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同样，中俄关系保持“不结盟”的状态也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结盟”也同时意味着会出现一个“核心”、一个“头”。那些“规划”中俄结盟的“专家”以为谁可以当这个“领导”?两个差异非常大的大国如果出现看法不完全一致时，他们又以为可能出现一方迁就另一方、一方服从另一方的状况吗?
从这些年的实践看，“不结盟”丝毫也没有妨碍中俄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密切磋商与协作。同时，在一些问题的具体处理方式上，在不伤害对方切身利益、不破坏两国总体合作的前提下，两国又依据各自的国家利益保持了灵活度和自主选择的可能。“独立自主”的外交更有助于双方以更坦诚、更“轻松”的心态进行合作。因此，“结盟”完全违背了中俄两国合作的宗旨，不符合两国都认可的合作性质。
经过20年的努力：中俄两国的合作涉及国家关系的各个领域。其中既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方交往，也包括一般民众参与的民间交往；既包括务实互利的经济合作，也包括深化相互信任社会基础的人文交流；既包括安全、外交等“高级政治”问题的协作，也有环保、流行病防疫等“低级政治”的合作，而国际和地区合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把中俄合作理解为或归结为某种“反西方同盟”，无疑就缩窄了两国合作的空间。而在这个“同盟”中，两国其他方面的合作是不是要服务于那个“反西方”的中心目标呢?两国互利共赢、共谋发展的务实合作是不是也要“经济让位于政治”呢?可见，所谓的“同盟”关系实质上会有损两国切身利益，无助于两国合作持久深入地进行。
“不针对第三方”：并非“安抚”性的“外交辞令”
与“不结盟”紧密相关的就是“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这个原则所表述的并非是“安抚”性的“外交辞令”，而是对两国战略协作的规范，也是处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关系的规范。
的确，中俄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无论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方面，还是在缓解战略挤压方面，两国都有许多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同时，两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上也有一定的战略共识。两国都认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符合所有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中俄两国所追求的国际战略目标。然而，不能就此认为，中俄国际合作就是以反对西方为主旨，两国在所有问题上都会以反对西方为出发点。中俄国际合作完全不同于冷战期间两大集团“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式的“零和游戏”。比如，反对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的合作显然不是出于挑战西方。即使是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多极化发展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反西方”。
中国和俄罗斯与西方在双边关系上、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许多战略性的矛盾，斗争当然也就成为这两对关系的重要内容。但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中俄两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中合作的一面。多年来，中国一直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视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指导原则；而争取与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也是俄罗斯一直努力的方向。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更强调与西方国家合作的一面，也更希望合作成为各自对西方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还需要看到，尽管“防范”基调未改，但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努力避免美中、美俄关系发生冷战对抗式的逆转。事实上，在维护地区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应对各种非传统性安全威胁、建立互利经济关系等许多方面，中俄两国都与西方国家开展了有内容、有成效的合作。既然“反西方”从未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外交战略和对西方政策的基调，主张“中俄结盟反击西方”的论调又以什么为依据呢?
事实上，由于中俄两国所处地缘环境不同、面临的任务和威胁不同，两国在对西方关系中需要处理的具体问题、具体政策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幻想中俄在反制美国等西方集团的遏制、挤压方面“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不仅完全不现实，而且，任何走向联合“反美”的企图对于两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会背离两国确立的战略协作伙伴的目标，也很可能导致两国关系出现新的麻烦，甚至破坏目前已日臻成熟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