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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讨论《旅游规划通则》等的回忆 刘德谦
2000年，是中国旅游规划的火爆时期，因此市场也比较乱。刚刚改组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决定召开一次在京旅游规划专家的座谈会，恰好国家旅游局《旅游规划通则》刚刚完成的初稿也准备征求专家意见，2001年2月，两个会议便合二为一地召开了。大家对旅游规划中的理论和实践都谈了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共识的内容不少，分歧也不少。有关会议第二议程(就会上印发的《旅游规划通则·初稿》发表意见)的情况也如此，赞同的、不赞同的都有，当然各自也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其中，我算发表不同意见较多的一个。意见既与通则有关，又不完全是针对通则。我的意见主要有两点：第一，在充分肯定我国《城市规划法》和《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积极意义之后，我特别强调，在这一模式已经遇到明显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旅游规划如果再过于依托城市规划的套路，是不利于旅游规划的开拓的，所以提出了需要突破，提出了以“概念性旅游规划”为旅游规划第一步的主张。因为只有先有了“旅游的理念”，才能够有助于旅游规划的成功。第二，我认为实施旅游规划的单位资质制度是不完整的，应该首先确立规划师的个人资质(并说在国外，英国、日本等国都是规划师资质制度)。因为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公司的存亡是难以预计的，有时个人的生命相对却更长，对某些人而言他爱护自己更胜于工作单位，规划师资质制度才能够使规划的质量得到根本的保证。当然我也估计到，这个意见是不会受到欢迎的。
事后，又见到国家旅游局一位司长，尽管他对我的当时发言表示理解，并说专家学者意见不可能与官方意见完全一致，如果都一样了，还要专家学者干什么；但是，学界还是有朋友批评我。我也知道，人家辛辛苦苦制定出了《旅游规划通则》，不是让你来说“不”的；而且当时的乱象，也的确需要规范一下。但是，我也确实是好意，希望它能够更完善一些。而且我的意见还是认真思考过的，还复印了我发言的“概念性旅游规划”部分内容要点在会上传给大家。
会后不久，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的殷作恒副研究员把发言录音整理稿传给了我，我又再作了一些加工，而且也得到了几次可以发表的机会，可是这时我却不敢自是了。直到2003年1月《城市规划》杂志发表了建设部仇保兴副部长的《战略规划要注重城市经济研究》(其中在论及“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要实现的几大超越”时，特别提到了“概念性规划、战略性规划就可以跳出这一限制”)之后，我才把我发言中有关概念性旅游规划的文章(《旅游规划需要新理念——旅游规划三议》)发表出来，至于其中有关资质的部分，也就省略了。
不过，即使在那时，我仍然是把我的想法作为讨论意见提出来的，所以在我接手继续编辑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旅游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即上面这次会议的论文集)时，便把我的发言改放在了书中的“探索篇”(“探索篇”的另一部分，是对国外专家主持中国旅游规划的得失讨论)。
我的认识是，如果有了法规、条例、准则，大家都要遵守；但是大家的探索却不应该终止。在编辑论文集《旅游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时，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便决定了淡化已经过去的对《旅游规划通则》的讨论，而且把《旅游规划通则》(后来修改过的正式文本)等几份文件作为全书附件，以便于大家工作中随时翻阅；但是为了使学界业界有关旅游规划的实践体会和研究心得得到更多的表达机会，为了让这本文集的覆盖面能够从在京学者扩大到全国，我先是建议征求《旅游学刊》的同意把同年6月该编辑部召开的“中国旅游规划高峰论坛”的会议发言收进这本文集，接着又向未及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专家学者约稿(条件是“作者自己满意的新作”)。虽然文集的编辑不免更辛苦一些，但是最后终于使得在这本加厚文集中“研讨会”：“高峰论坛”：未参会的论文达到了3：3：3的比例(还有一成是附件)，从而编成了跨越单位、跨越会议、跨越学术社团、不分学派、不分师承、自由表达的论文集。而这种自由表达与探索，正是我们旅游规划研究与实践不断进步所迫切需要的。
旅游规划方的理性和责任——再谈规避旅游规划的风险 汪宇明
2005年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的理论刊物《理想空间》约稿，我曾撰写了一篇“努力规避旅游规划的风险”的短文，首次提出了“旅游规划蕴含风险”的观点。如今，中国旅游规划的实践已经走过了30年风雨历程。30而立，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其中如何规避旅游规划的风险，仍然是值得进一步认真探索的命题。
旅游规划方案存在风险，在于发展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限制性。无论规划的甲方或乙方，对发展不确定性或限制性的把握存在着认知的局限性；加上规划甲方的高期待性与人为导向性，使得有些规划甚至存在极大的风险性。因此，规避旅游规划的风险，需要编制规划的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甲方)与规划队伍(乙方)，甚至规划所涉及的相关利益者群体的共同努力。
从旅游规划方的角度看，规避旅游规划的风险，其实是旅游规划方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建设问题。规划单位要确立其市场竞争地位，资信建设、品牌建设、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其中规划方求真务实的科学敬业精神甚为关键。规划方在市场的责任不仅是针对甲方需求提出解决命题的规划方案，更需要针对甲方需求指出其需求的不确定性和限制性因素。目前规划方流行的做法是“顺杆子爬树”，只要甲方有需求，规划方总能提供针对甲方需求的规划方案，无论这些需求有多么大的不确定性或限制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规划产品沦落为甲方的“作秀品”，或招商引资的“宣传品”，而不能转化为现实旅游产品的深层次原因。
例如，某地有“牛郎织女”民间爱情传说，就有了打造爱情文化主题景区的甲方需求，就有了被甲方认为的所谓国内一些一流规划单位的应征方案：海阔天空的设想，中外案例的聚焦，爱情产业要素的堆砌。遗憾地是，没有一家规划单位认真讨论过这种爱情主题景区的不确定性或限制性，理性地告诉甲方需求中所蕴含的不确定性或限制性。其实，中国“七夕”传统节日时空的遍在性、爱情空间的相对私秘性(只有户外婚纱纪念照、婚典或婚庆活动、某些特定的景观场景等可能作些旅游产品文章)以及爱情旅游产品的空间竞争性，充分说明了爱情文化主题景区设计的规划产品其实现的不确定性或限制性，客观上与甲方需求愿景存在较大偏离程度。规划方的责任，应该把这些不确定性明确地告诉甲方。
因此，针对甲方的需求，规划方不仅要有“顺杆子爬树”的本领，更需要学会逆向思维，善于把握规划标靶的不确定性或限制性，善意地告诉甲方，甚至学会说“不”，这是旅游规划编制、管理和实施的起点和归宿，也是规划方最起码的职业责任。
旅游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促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钟林生
旅游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在规划编制阶段，对规划实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并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过程，它是旅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EIA)在规划层次上的应用。由于其能帮助旅游规划实现其环境合理性和决策科学性的要求，有效避免或降低旅游对环境与资源的干扰或污染，促进旅游规划实施后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相协调，被认为是在规划阶段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估的重要工具，并日益受到旅游界与环境保护界的关注，如世界著名大瀑布维多利亚瀑布开发计划、南极旅游发展计划、斐济旅游发展规划以及英国达特姆尔国家公园的环境影响评价，都是国际上较为成功的案例。
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开始进入制度化阶段，旅游规划也是其中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编写环评报告书的十个专项规划类型之一。随后，陆续有少量中文文献研究报道，内容涉及理论基础、评价方法、指标体系等，但主要是战略环境评价(SEA)理论与方法在旅游规划领域的某些应用。已有的一些实践也基本上借鉴其他规划领域的做法，尚缺少针对性强、易于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公众参与度不高，评价内容与深度不明确。因此，有必要加强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以建立一套适合我国旅游规划特点及符合我国国情与环境观的评价技术方法与制度体系，更好地评估旅游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从而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一是重视基础研究。需要在借鉴国内外已有旅游环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系统阐明评价区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把握旅游开发活动对大气、水、土壤、生物、噪声等环境因子的作用规律，科学确定合理的指标体系，才能准确预测和评价各类旅游开发和建设方案实施后可能导致的环境影响，论证旅游规划目标、战略、规模、结构、布局、重大旅游开发行为的合理性，推荐优化的旅游发展规划方案，提出减缓环境影响的措施，从而达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
二是编制技术规范。目前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没有分行业规定，考虑到各行业的特殊性，建议分行业细化明确规划环评的内容和深度要求，及时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及技术规范，为规划环评的有效实施创造必要的条件。就旅游行业的规划环评技术规范而言，要考虑旅游规划所具有的以下特点：不同尺度的旅游规划其内容与深度有所不同；旅游行业涉及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林业、环境保护、水利、电力、安全、工商等多种行业与部门；人们的旅游需求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旅游产业的效益包括社会、经济与生态3个方面，并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三是吸引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确保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客观、公平、平等的有力措施。由于旅游规划所涉及的范围较广、规划实施后影响范围较大，这要求公众参与应贯穿到旅游规划环境评价的全过程，而且对象应包括所有对旅游发展规划或环境影响评价感兴趣社会团体和个人，如社区代表、群众组织、非政府组织、游客代表、旅游业者、专家学者等；形式可以有会议讨论、问卷调查、来访接待、专门访问、舆论参与、直接投票等。
四是抓好试点示范。我国自2005年陆续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工作以来，成效显著，但到目前为止试点还没有涉及旅游专项规划领域。鉴于旅游业在我国发展迅速，旅游规划较多的实际情况，迫切需要尽快选择一些较典型地区的不同尺度旅游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试点工作，探讨规划环评的介入时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的异同点、环评人员的能力建设等相关技术与管理问题，及时反馈试点情况，并建立规划环评动态定期通报制度，积累经验后向全国推广。
规划而非开发——对旅游扶贫规划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王 铁
贫困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要面对和重视的问题，近年来，作为一种新的减贫途径，“通过发展旅游实现减少贫困的事业”已经在全球贫困地区(特别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表现出良好的减贫效果，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扶贫是任何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因此政府介入旅游扶贫的形式和内容成为国内外业界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就国内外现有的旅游扶贫和PPT(Pro－poor Tourism，即有利于穷人的旅游)项目来看，制定相应的旅游扶贫和PPT规划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介入旅游扶贫的最有效、最基本的手段，这也成为后续的资金筹措、项目跟进、利益分配等所有具体措施的起点和法理依据。
但我国目前的旅游扶贫项目，通过旅游开发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预期要远远高于扶贫的终极目标，旅游扶贫被简化为旅游开发，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和做法在日益高涨的旅游开发大潮中愈演愈烈，旅游扶贫的前景堪忧。
究其原因无外以下3个主要方面：
1 旅游扶贫的理论前提存在偏差。我国旅游扶贫的理论和实践大多建立在一般经济增长理论上。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最终会实现区域的整体富裕，也最终会实现当地贫困人口的脱贫，相应的旅游扶贫思路也聚焦于贫困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了扶贫这个根本。要知道，减贫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各个层次和尺度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的综合问题。同样，贫困人口的脱贫愿望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收入一个方面，一般经济增长理论无疑会导致扶贫目标和扶贫手段的单一化。
2 旅游扶贫的出发点需要纠正。某些地区政府和行政主管为了借旅游产业和需求的快速增长之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旅游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而单纯夸大旅游扶贫中旅游产业的重要性，扭曲了旅游扶贫的方向、动摇了扶贫的根本。
3 我国的旅游扶贫和国际经验(特别是PPT)缺乏交流。我国的旅游扶贫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自下而上”的自救行为，而非PPT“自上而下”的自觉行为。PPT和我国旅游扶贫的比较研究显示，国外的PPT对我国的旅游扶贫有重要的先验作用。但当前PPT理论和实践成果大都是英文，少量为法文和西班牙文，中文研究成果极其匮乏。中外旅游扶贫交流的缺乏，严重影响到我国旅游扶贫的风险规避和效率提高。
笔者认为，要解决我国旅游扶贫中的上述基本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思路和办法：
首先要将扶贫的目标从“区域”转移到“穷人”。要知道，贫困的是人，而不是区域，应当在旅游扶贫规划的立意上就把“保证并增加穷人收益”放在旅游扶贫的核心地位，明确旅游扶贫的“靶子”，做到有的放矢，避免将旅游扶贫简化为旅游开发。
其次，加强PPT研究，结合我国和旅游扶贫项目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借鉴PPT成功做法，真正实现旅游扶贫的综合效益。再次，旅游扶贫的实践应当缩小案例尺度，以利于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更多地集中到穷人身上。根据国外成功经验，PPT对大范围区域的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可以忽略。这一点对 我国通常以县为单位开展旅游扶贫的做法有很强的警示作用。在实践过程中，可以把每一个案例地区作为一个存在多个层次和部分的系统，密切监控这个系统资源和资金的流入、流出，以及在内部的流动情况，关注政策推行后对贫困人口和整体系统(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影响。分析内容包括个人收入、熟练程度以及受益人口数量，等等。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对项目推行过程及效果有全面的认识，也为下一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旅游扶贫的案例区域再小，旅游扶贫都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其推行和效果远非旅游开发所能代替的，必须要进行长期贯彻和及时反馈，简单化、浮躁和急功近利是万万不可取的。
跨界旅游区发展困境与旅游规划 杨效忠 陈 东
中国旅游发展30年以来，旅游规划从内涵和外延上得到不断丰富和提升，也逐渐成为中国旅游学者旅游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无可置疑，旅游规划客观上为中国旅游开发、经营、管理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国内区域旅游不断发展，作为旅游管理重要工具的旅游规划需不断完善和创新，具体表现在：规划区域有待进一步扩展，规划类型有待进一步细化，规划编制主体有待进一步明确，规划实施有待进一步加强。
为规范规划编制工作，国家旅游局组织出台了《旅游规划通则》。通则中，将旅游规划分为旅游发展规划和旅游区规划两大类。其中旅游发展规划分为全国旅游业发展规划、区域旅游业发展规划和地方旅游业发展规划。地方旅游业发展规划又可分为省级旅游业发展规划、地市级旅游业发展规划和县级旅游业发展规划等。我们可以发现，区域旅游业发展规划所指的区域是跨省级旅游区域，未包括跨市、县乃至乡镇的旅游区域。从旅游区界定来看，旅游区是以旅游及其相关活动为主要功能或主要功能之一的空间或地域。具体指具有参观游览、休闲度假、康乐健身等功能，具备相应旅游服务设施并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独立管理区。该管理区应有统一的经营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地域范围。包括风景区、文博院馆、寺庙观堂、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主题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游乐园、动物园、植物园及工业、农业、经贸、科教、军事、体育、文化艺术等各类旅游区(点)。由此不难发现大量跨越行政边界的核心资源共生型旅游区并不在其列，因为这类旅游区往往有两家以上经营管理机构实施管理。
比较而言，旅游发展规划侧重从产业发展的时间视角，旅游区规划侧重从目的地建设的空间视角来制定规划，但二者“行政区经济”色彩极明显。虽然近年来也注重跨越行政区旅游发展规划，但大都集中在跨省域，只涉及地域范围大、跨行政级别高的重点区域，如大三峡区域旅游规划、环太湖旅游圈等。大量的核心资源共生型跨界旅游区，如大别山、壶口瀑布等，跨界旅游规划至今仍处于空白。跨界旅游区是区域摩擦的集中地，空间协调难度较大，成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和打造无障碍旅游区的重要突破口。可以预见跨行政区域旅游尤其跨界旅游区规划成为今后国内旅游规划的重要领域，政府应给予足够重视。
由于跨界旅游区在《旅游规划通则》中未提及，致使《旅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未能确定相应编制主体、规划实施等，客观上阻滞了这类旅游区域的资源开发和保护。跨界旅游区发展往往陷入开发一冲突一低效一意欲合作却无实质进展的恶性循环中。实践层面的跨界旅游区规划也鲜有涉足。
一般来说，跨界旅游区面临着边界屏蔽、主体复杂、认同差异等发展困境。
跨界旅游区发展困境呼唤跨界旅游区规划，进而整合利益，消除困境。与一般的旅游区域规划相同，跨界旅游区规划的主体由谁担当、规划如何制定、相关经费如何筹集、规划如何保障实施，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和展望：首先，搭建合适组织平台。目前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于由高层政府建立更具约束力的管理组织。然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主要指国家旅游局)职能大多在大区域范围内实行宏观控制和协调，加之跨界旅游区的数量之多，国家旅游局职能是否能承载和顾及地方跨界旅游区小范围的规划编制工作，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应将空间临近的边界景区整合成更大跨界旅游区，还游客一个完整的旅游目的地，如将天堂寨景区纳入整个大别山景区，国家主管部门可设立分支的管理委员会，进而减轻职能负担，节约行政资本，提高行政效率。其次，由跨界各方筹建旅游规划专项基金。尝试股份制形式，实行国家控股，地方参股，按照贡献年终分红的形式，实行市场化运作和国家宏观控制的统一。再者，疏通文化通道，达成旅游共识。由于地缘临近，人缘亲近，文化同源，因此借此寻求认知上的共鸣点，减少跨界景区发展的认知阻力和合作成本，营造“同是景区人，同赢景区利”的氛围。最后，加紧制定相关规划政策。目前区域旅游规划主要涉及大区域，而对于区域范围相对较小的跨界旅游区规划管理办法和政策还未成形，在相关制度、法律法规出台之前，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跨界旅游区规划政策，为其提供制度保障。
旅游解说规划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思考 罗 芬 钟永德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旅游规划，众多地区编制旅游规划蔚然成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旅游景区逐步由原来的旅游规划的编制往景区的可持续发展转变。旅游解说作为一种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方式，连接景区资源、游客、社区居民和管理者之间的桥梁，获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业界的认同。中国现代旅游解说研究可以追溯到：1998年世界旅游组织专家编制的《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之后众多的区域或社区规划中相继编制了旅游解说规划，甚至有些景区开始编制旅游解说系统详细规划。旅游解说规划的核心是旅游解说信息的收集、整理、编码、传递、解码与反馈等过程，为了能够让游客有效地接收到相应的解说信息，从而使其环境认知、情感与行为的积极变化，所以在编制中如下几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1)构建解说规划理论。旅游解说规划的编制首先需要旅游解说理论的指导。目前，在国内的旅游解说规划研究中涉及解说的相关理论较少，笔者研究与实践认为旅游解说规划理论涉及心理学、社会学、脑科学、美学、人体工效学、符号学、传播学和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如在心理学上，认知心理学的认知学习理论可以强化受众解说学习过程；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与部分理论可以帮助解说规划师设计解说景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需要层次理论就要求在解说规划中尊重游客的情感。在社会学上，理性行为理论的理性导引行为理论可以预测游客行为意向；计划行为理论的信念决定意向理论可以帮助游客建立其亲生态环境的意识；认知行为控制理论的资源影响行为理论则可以帮助规划师如何处理好受众、时间与金钱之间的关系。脑科学中的个体基本认知能力理论就要求规划师针对不同年 龄层次的受众以不同形式展现相同的解说内容；美学与人体工效学理论就要求规划师考虑解说媒体的美感与高度；传播学中的个人传播、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强调解说信息如何有效积极地与解说受众沟通；符号学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功能就可为旅游景区公共符号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为旅游解说规划提供了丰富的解说内容。
(2)细分旅游解说受众。旅游解说规划的编制是针对特定的游客对象设计相应的解说信息，从而加深游客对旅游景区的认识或了解，提高游客满意度。有研究发现，游客地域、性别、年龄、文化、职业、动机、目的、兴趣、收入水平等因素的不一，对旅游解说媒体偏好与解说主题兴趣也会有差异。旅游解说规划编制单位在分析旅游景区吸引物资源类型的基础上，根据旅游解说受众的人口特征、解说动机、解说偏好等多方面细分解说受众市场，将旅游解说规划从原来的以规划者意志决定的资源导向型往切实满足游客多样需求的游客导向型转变。
(3)架构主体客体连接。旅游解说主体(解说受众)与客体(解说资源)的连接是旅游解说规划编制中的难点与重点。旅游解说资源为外在的表象的物质载体，通过其形状、体量、颜色等信息刺激方式让解说受众感知。实践发现，旅游解说资源的物质存在是吸引解说受众注意力的焦点，解说受众可能会对解说资源奇特的形状、独特的体量和艳丽的颜色感兴趣，但是真正能够在游客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解说资源所包括的无形内涵与通用概念所传递的信息。无形内涵是指有形解说资源所代表的某些内在的、不为人的感知所感觉出来的。通用概念是指任何人都可以与其相联系，但没有两个人觉察出其联系方式完全相同的无形内涵。通用概念可以帮助规划师更加有效地使用有形资源，帮助解说受众更加深刻地了解解说资源，向最大范围的受众提供最大量的信息。
(4)使用旅游解说技术。旅游解说技术是解说信息在解说主体与客体之间传递的桥梁，是游客获取解说信息不可缺少的工具。目前，很多旅游景区主要使用的解说技术有解说牌、解说折页、咨询服务、带队解说、展示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游客的需求，但是一些能让游客更多、更好、更喜欢的旅游解说方式还是很缺乏的，如定点解说、剧场解说、多媒体解说、自导式步道、网络虚拟解说等。特别需求强调的是，在景区解说规划中很多规划者和景区管理者忽视对游客中心的规划与设置，游客中心一般位于景区入口，是游客进入旅游景区的第一站点，是游客了解景区的窗口。可是，目前很多景区游客中心主题设置不突出，展览设施设备陈旧，互动型解说产品较少，展品英文翻译错漏百出，解说员人员数量少、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严重存在，是今后的旅游解说规划编制中切实需要加强的重点。
(5)建设服务支持系统。旅游解说规划能否在实际工作中有效地实行，除了需要在规划中提炼旅游解说主题、细分解说受众、连接解说主客体与使用恰当技术外，也离不开一个完整、积极有效的服务支持系统的建设。在解说规划中，需考虑如何从旅游景区管理角度对旅游解说规划方案及其影响进行有效管理，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服务支持系统的内容包括旅游解说人力资源的培训；景区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社区或相关社会团体的支持；现代科技保障；投资金融；解说实施成效评估等内容。
游憩生态学与旅游规划 吴承照
无论什么样的旅游，发生在什么地方，其旅游环境均可分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两类，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目的地在资源保护与旅游发展关系上历来引起广泛的关注与争论，这种关系处理方式随各国土地制度的不同、文化差异以及目的地社会经济状况不同而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尊重自然规律，实施生态系统管理。欧美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开展对各类户外游憩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研究，为自然地游憩规划设计及其经营管理提供依据，逐步形成一门日渐成熟的学科一游憩生态学；游憩生态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起始阶段(20世纪40－60年代)、早期阶段(20世纪60－70年代)、中期阶段(20世纪70－80年代)、成熟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游憩影响实验与践踏效应研究、游憩影响管理系统与监测系统评估到自然资源保护、规划与管理，一直在寻求资源保护与高质量体验双赢的科学途径。
任何一个旅游目的地都可分解为一系列游憩活动、设施及游憩环境等，每一种活动都有一个最适宜的空间需求和最佳体验质量需求，同样每一类的生态环境都有一定的生态承载力限度。现在很多旅游目的地一方面是利益驱动，通过形象宣传、市场开发吸引更多游客，另一方面是生态承载力制约以及游憩体验质量制约，要求游客量不能超越一定的极限，如何在双重制约下实现效益最大化，欧美等发达国家相继探索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资源经营与管理模式，多样化的资源利用方式、高质量的资源利用管理水平，来保障旅游景区的双赢。
当今的时代背景：全球生态危机、能源紧张、环境恶化、健康质量下降，旅游业发展同样面临保护生态环境、节能节地的挑战，生态设施的超载与失效、不合理的开发方式与开发强度、过多的客流与过度的使用、多种利益主体的冲突是旅游景区生态危机的根源，旅游业是消耗能源、消耗资源、使用土地的产业，旅游规划同样必须正视这样的问题；旅游规划在创意项目、创意形象的同时，要关注旅游地生态承载力，在向往旅游人数、旅游收入翻番的同时，要关注对地方生态环境的直接影响与潜在影响，要建立地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估体系；对于旅游景区的资源经营与管理，不能仅仅关注外部形象策划宣传，淡化形象经营与管理，忽视内部资源经营策略；政府对旅游规划的监管必须从人治走向法制，提高旅游规划的法律地位。目前社会上及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旅游规划是赚钱行业，是商业行为，不是学问，写论文、出版著作才是真学问，实际上这是对旅游规划的一种误解，也是旅游规划的误区；旅游规划是一门面向实际、解决具体问题的融合多门类学科知识的应用性科学，有相应的调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与技术途径，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由于旅游规划是面向未来的判断与决策，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也导致判断旅游规划是否合理的困难所在，但仍然有一些基本原则可以遵循：如对自然与文化环境的尊重与破坏程度，规划方法与技术途径的科学性等。旅游规划是一门科学，不应该将其政治化、时尚化、商业化。要改变目前轰轰烈烈做规划、轰轰烈烈搞评审、冷冷清清抓落实的状况。
旅游规划要在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下发挥更大作用，必须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支持旅游规划的基础理论及基础学科的发展，游憩生态学是国内目前需要重视并要广泛推广普及的学科。
旅游规划是旅游研究者为社会服务的重要途径，也是检验、实证旅游理论的重要舞台，应该说旅游规划是旅游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纽带，这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的；从社会、政府、企业角度，他们对旅游规划的期望不在于旅游规划的学术性，而在于旅游规划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替政府谋划，为企业指路，事关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关投资成败甚至企业成败，从这个角度来看，旅游规划责任重大。
责任编辑：张宪玉
2000年，是中国旅游规划的火爆时期，因此市场也比较乱。刚刚改组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决定召开一次在京旅游规划专家的座谈会，恰好国家旅游局《旅游规划通则》刚刚完成的初稿也准备征求专家意见，2001年2月，两个会议便合二为一地召开了。大家对旅游规划中的理论和实践都谈了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共识的内容不少，分歧也不少。有关会议第二议程(就会上印发的《旅游规划通则·初稿》发表意见)的情况也如此，赞同的、不赞同的都有，当然各自也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其中，我算发表不同意见较多的一个。意见既与通则有关，又不完全是针对通则。我的意见主要有两点：第一，在充分肯定我国《城市规划法》和《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积极意义之后，我特别强调，在这一模式已经遇到明显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旅游规划如果再过于依托城市规划的套路，是不利于旅游规划的开拓的，所以提出了需要突破，提出了以“概念性旅游规划”为旅游规划第一步的主张。因为只有先有了“旅游的理念”，才能够有助于旅游规划的成功。第二，我认为实施旅游规划的单位资质制度是不完整的，应该首先确立规划师的个人资质(并说在国外，英国、日本等国都是规划师资质制度)。因为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公司的存亡是难以预计的，有时个人的生命相对却更长，对某些人而言他爱护自己更胜于工作单位，规划师资质制度才能够使规划的质量得到根本的保证。当然我也估计到，这个意见是不会受到欢迎的。
事后，又见到国家旅游局一位司长，尽管他对我的当时发言表示理解，并说专家学者意见不可能与官方意见完全一致，如果都一样了，还要专家学者干什么；但是，学界还是有朋友批评我。我也知道，人家辛辛苦苦制定出了《旅游规划通则》，不是让你来说“不”的；而且当时的乱象，也的确需要规范一下。但是，我也确实是好意，希望它能够更完善一些。而且我的意见还是认真思考过的，还复印了我发言的“概念性旅游规划”部分内容要点在会上传给大家。
会后不久，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的殷作恒副研究员把发言录音整理稿传给了我，我又再作了一些加工，而且也得到了几次可以发表的机会，可是这时我却不敢自是了。直到2003年1月《城市规划》杂志发表了建设部仇保兴副部长的《战略规划要注重城市经济研究》(其中在论及“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要实现的几大超越”时，特别提到了“概念性规划、战略性规划就可以跳出这一限制”)之后，我才把我发言中有关概念性旅游规划的文章(《旅游规划需要新理念——旅游规划三议》)发表出来，至于其中有关资质的部分，也就省略了。
不过，即使在那时，我仍然是把我的想法作为讨论意见提出来的，所以在我接手继续编辑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旅游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即上面这次会议的论文集)时，便把我的发言改放在了书中的“探索篇”(“探索篇”的另一部分，是对国外专家主持中国旅游规划的得失讨论)。
我的认识是，如果有了法规、条例、准则，大家都要遵守；但是大家的探索却不应该终止。在编辑论文集《旅游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时，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便决定了淡化已经过去的对《旅游规划通则》的讨论，而且把《旅游规划通则》(后来修改过的正式文本)等几份文件作为全书附件，以便于大家工作中随时翻阅；但是为了使学界业界有关旅游规划的实践体会和研究心得得到更多的表达机会，为了让这本文集的覆盖面能够从在京学者扩大到全国，我先是建议征求《旅游学刊》的同意把同年6月该编辑部召开的“中国旅游规划高峰论坛”的会议发言收进这本文集，接着又向未及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专家学者约稿(条件是“作者自己满意的新作”)。虽然文集的编辑不免更辛苦一些，但是最后终于使得在这本加厚文集中“研讨会”：“高峰论坛”：未参会的论文达到了3：3：3的比例(还有一成是附件)，从而编成了跨越单位、跨越会议、跨越学术社团、不分学派、不分师承、自由表达的论文集。而这种自由表达与探索，正是我们旅游规划研究与实践不断进步所迫切需要的。
旅游规划方的理性和责任——再谈规避旅游规划的风险 汪宇明
2005年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的理论刊物《理想空间》约稿，我曾撰写了一篇“努力规避旅游规划的风险”的短文，首次提出了“旅游规划蕴含风险”的观点。如今，中国旅游规划的实践已经走过了30年风雨历程。30而立，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其中如何规避旅游规划的风险，仍然是值得进一步认真探索的命题。
旅游规划方案存在风险，在于发展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限制性。无论规划的甲方或乙方，对发展不确定性或限制性的把握存在着认知的局限性；加上规划甲方的高期待性与人为导向性，使得有些规划甚至存在极大的风险性。因此，规避旅游规划的风险，需要编制规划的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甲方)与规划队伍(乙方)，甚至规划所涉及的相关利益者群体的共同努力。
从旅游规划方的角度看，规避旅游规划的风险，其实是旅游规划方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建设问题。规划单位要确立其市场竞争地位，资信建设、品牌建设、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其中规划方求真务实的科学敬业精神甚为关键。规划方在市场的责任不仅是针对甲方需求提出解决命题的规划方案，更需要针对甲方需求指出其需求的不确定性和限制性因素。目前规划方流行的做法是“顺杆子爬树”，只要甲方有需求，规划方总能提供针对甲方需求的规划方案，无论这些需求有多么大的不确定性或限制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规划产品沦落为甲方的“作秀品”，或招商引资的“宣传品”，而不能转化为现实旅游产品的深层次原因。
例如，某地有“牛郎织女”民间爱情传说，就有了打造爱情文化主题景区的甲方需求，就有了被甲方认为的所谓国内一些一流规划单位的应征方案：海阔天空的设想，中外案例的聚焦，爱情产业要素的堆砌。遗憾地是，没有一家规划单位认真讨论过这种爱情主题景区的不确定性或限制性，理性地告诉甲方需求中所蕴含的不确定性或限制性。其实，中国“七夕”传统节日时空的遍在性、爱情空间的相对私秘性(只有户外婚纱纪念照、婚典或婚庆活动、某些特定的景观场景等可能作些旅游产品文章)以及爱情旅游产品的空间竞争性，充分说明了爱情文化主题景区设计的规划产品其实现的不确定性或限制性，客观上与甲方需求愿景存在较大偏离程度。规划方的责任，应该把这些不确定性明确地告诉甲方。
因此，针对甲方的需求，规划方不仅要有“顺杆子爬树”的本领，更需要学会逆向思维，善于把握规划标靶的不确定性或限制性，善意地告诉甲方，甚至学会说“不”，这是旅游规划编制、管理和实施的起点和归宿，也是规划方最起码的职业责任。
旅游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促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钟林生
旅游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在规划编制阶段，对规划实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并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过程，它是旅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EIA)在规划层次上的应用。由于其能帮助旅游规划实现其环境合理性和决策科学性的要求，有效避免或降低旅游对环境与资源的干扰或污染，促进旅游规划实施后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相协调，被认为是在规划阶段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估的重要工具，并日益受到旅游界与环境保护界的关注，如世界著名大瀑布维多利亚瀑布开发计划、南极旅游发展计划、斐济旅游发展规划以及英国达特姆尔国家公园的环境影响评价，都是国际上较为成功的案例。
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开始进入制度化阶段，旅游规划也是其中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编写环评报告书的十个专项规划类型之一。随后，陆续有少量中文文献研究报道，内容涉及理论基础、评价方法、指标体系等，但主要是战略环境评价(SEA)理论与方法在旅游规划领域的某些应用。已有的一些实践也基本上借鉴其他规划领域的做法，尚缺少针对性强、易于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公众参与度不高，评价内容与深度不明确。因此，有必要加强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以建立一套适合我国旅游规划特点及符合我国国情与环境观的评价技术方法与制度体系，更好地评估旅游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从而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一是重视基础研究。需要在借鉴国内外已有旅游环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系统阐明评价区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把握旅游开发活动对大气、水、土壤、生物、噪声等环境因子的作用规律，科学确定合理的指标体系，才能准确预测和评价各类旅游开发和建设方案实施后可能导致的环境影响，论证旅游规划目标、战略、规模、结构、布局、重大旅游开发行为的合理性，推荐优化的旅游发展规划方案，提出减缓环境影响的措施，从而达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
二是编制技术规范。目前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没有分行业规定，考虑到各行业的特殊性，建议分行业细化明确规划环评的内容和深度要求，及时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及技术规范，为规划环评的有效实施创造必要的条件。就旅游行业的规划环评技术规范而言，要考虑旅游规划所具有的以下特点：不同尺度的旅游规划其内容与深度有所不同；旅游行业涉及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林业、环境保护、水利、电力、安全、工商等多种行业与部门；人们的旅游需求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旅游产业的效益包括社会、经济与生态3个方面，并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三是吸引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确保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客观、公平、平等的有力措施。由于旅游规划所涉及的范围较广、规划实施后影响范围较大，这要求公众参与应贯穿到旅游规划环境评价的全过程，而且对象应包括所有对旅游发展规划或环境影响评价感兴趣社会团体和个人，如社区代表、群众组织、非政府组织、游客代表、旅游业者、专家学者等；形式可以有会议讨论、问卷调查、来访接待、专门访问、舆论参与、直接投票等。
四是抓好试点示范。我国自2005年陆续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工作以来，成效显著，但到目前为止试点还没有涉及旅游专项规划领域。鉴于旅游业在我国发展迅速，旅游规划较多的实际情况，迫切需要尽快选择一些较典型地区的不同尺度旅游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试点工作，探讨规划环评的介入时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的异同点、环评人员的能力建设等相关技术与管理问题，及时反馈试点情况，并建立规划环评动态定期通报制度，积累经验后向全国推广。
规划而非开发——对旅游扶贫规划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王 铁
贫困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要面对和重视的问题，近年来，作为一种新的减贫途径，“通过发展旅游实现减少贫困的事业”已经在全球贫困地区(特别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表现出良好的减贫效果，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扶贫是任何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因此政府介入旅游扶贫的形式和内容成为国内外业界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就国内外现有的旅游扶贫和PPT(Pro－poor Tourism，即有利于穷人的旅游)项目来看，制定相应的旅游扶贫和PPT规划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介入旅游扶贫的最有效、最基本的手段，这也成为后续的资金筹措、项目跟进、利益分配等所有具体措施的起点和法理依据。
但我国目前的旅游扶贫项目，通过旅游开发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预期要远远高于扶贫的终极目标，旅游扶贫被简化为旅游开发，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和做法在日益高涨的旅游开发大潮中愈演愈烈，旅游扶贫的前景堪忧。
究其原因无外以下3个主要方面：
1 旅游扶贫的理论前提存在偏差。我国旅游扶贫的理论和实践大多建立在一般经济增长理论上。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最终会实现区域的整体富裕，也最终会实现当地贫困人口的脱贫，相应的旅游扶贫思路也聚焦于贫困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了扶贫这个根本。要知道，减贫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各个层次和尺度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的综合问题。同样，贫困人口的脱贫愿望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收入一个方面，一般经济增长理论无疑会导致扶贫目标和扶贫手段的单一化。
2 旅游扶贫的出发点需要纠正。某些地区政府和行政主管为了借旅游产业和需求的快速增长之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旅游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而单纯夸大旅游扶贫中旅游产业的重要性，扭曲了旅游扶贫的方向、动摇了扶贫的根本。
3 我国的旅游扶贫和国际经验(特别是PPT)缺乏交流。我国的旅游扶贫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自下而上”的自救行为，而非PPT“自上而下”的自觉行为。PPT和我国旅游扶贫的比较研究显示，国外的PPT对我国的旅游扶贫有重要的先验作用。但当前PPT理论和实践成果大都是英文，少量为法文和西班牙文，中文研究成果极其匮乏。中外旅游扶贫交流的缺乏，严重影响到我国旅游扶贫的风险规避和效率提高。
笔者认为，要解决我国旅游扶贫中的上述基本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思路和办法：
首先要将扶贫的目标从“区域”转移到“穷人”。要知道，贫困的是人，而不是区域，应当在旅游扶贫规划的立意上就把“保证并增加穷人收益”放在旅游扶贫的核心地位，明确旅游扶贫的“靶子”，做到有的放矢，避免将旅游扶贫简化为旅游开发。
其次，加强PPT研究，结合我国和旅游扶贫项目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借鉴PPT成功做法，真正实现旅游扶贫的综合效益。再次，旅游扶贫的实践应当缩小案例尺度，以利于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更多地集中到穷人身上。根据国外成功经验，PPT对大范围区域的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可以忽略。这一点对 我国通常以县为单位开展旅游扶贫的做法有很强的警示作用。在实践过程中，可以把每一个案例地区作为一个存在多个层次和部分的系统，密切监控这个系统资源和资金的流入、流出，以及在内部的流动情况，关注政策推行后对贫困人口和整体系统(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影响。分析内容包括个人收入、熟练程度以及受益人口数量，等等。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对项目推行过程及效果有全面的认识，也为下一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旅游扶贫的案例区域再小，旅游扶贫都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其推行和效果远非旅游开发所能代替的，必须要进行长期贯彻和及时反馈，简单化、浮躁和急功近利是万万不可取的。
跨界旅游区发展困境与旅游规划 杨效忠 陈 东
中国旅游发展30年以来，旅游规划从内涵和外延上得到不断丰富和提升，也逐渐成为中国旅游学者旅游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无可置疑，旅游规划客观上为中国旅游开发、经营、管理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国内区域旅游不断发展，作为旅游管理重要工具的旅游规划需不断完善和创新，具体表现在：规划区域有待进一步扩展，规划类型有待进一步细化，规划编制主体有待进一步明确，规划实施有待进一步加强。
为规范规划编制工作，国家旅游局组织出台了《旅游规划通则》。通则中，将旅游规划分为旅游发展规划和旅游区规划两大类。其中旅游发展规划分为全国旅游业发展规划、区域旅游业发展规划和地方旅游业发展规划。地方旅游业发展规划又可分为省级旅游业发展规划、地市级旅游业发展规划和县级旅游业发展规划等。我们可以发现，区域旅游业发展规划所指的区域是跨省级旅游区域，未包括跨市、县乃至乡镇的旅游区域。从旅游区界定来看，旅游区是以旅游及其相关活动为主要功能或主要功能之一的空间或地域。具体指具有参观游览、休闲度假、康乐健身等功能，具备相应旅游服务设施并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独立管理区。该管理区应有统一的经营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地域范围。包括风景区、文博院馆、寺庙观堂、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主题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游乐园、动物园、植物园及工业、农业、经贸、科教、军事、体育、文化艺术等各类旅游区(点)。由此不难发现大量跨越行政边界的核心资源共生型旅游区并不在其列，因为这类旅游区往往有两家以上经营管理机构实施管理。
比较而言，旅游发展规划侧重从产业发展的时间视角，旅游区规划侧重从目的地建设的空间视角来制定规划，但二者“行政区经济”色彩极明显。虽然近年来也注重跨越行政区旅游发展规划，但大都集中在跨省域，只涉及地域范围大、跨行政级别高的重点区域，如大三峡区域旅游规划、环太湖旅游圈等。大量的核心资源共生型跨界旅游区，如大别山、壶口瀑布等，跨界旅游规划至今仍处于空白。跨界旅游区是区域摩擦的集中地，空间协调难度较大，成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和打造无障碍旅游区的重要突破口。可以预见跨行政区域旅游尤其跨界旅游区规划成为今后国内旅游规划的重要领域，政府应给予足够重视。
由于跨界旅游区在《旅游规划通则》中未提及，致使《旅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未能确定相应编制主体、规划实施等，客观上阻滞了这类旅游区域的资源开发和保护。跨界旅游区发展往往陷入开发一冲突一低效一意欲合作却无实质进展的恶性循环中。实践层面的跨界旅游区规划也鲜有涉足。
一般来说，跨界旅游区面临着边界屏蔽、主体复杂、认同差异等发展困境。
跨界旅游区发展困境呼唤跨界旅游区规划，进而整合利益，消除困境。与一般的旅游区域规划相同，跨界旅游区规划的主体由谁担当、规划如何制定、相关经费如何筹集、规划如何保障实施，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和展望：首先，搭建合适组织平台。目前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于由高层政府建立更具约束力的管理组织。然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主要指国家旅游局)职能大多在大区域范围内实行宏观控制和协调，加之跨界旅游区的数量之多，国家旅游局职能是否能承载和顾及地方跨界旅游区小范围的规划编制工作，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应将空间临近的边界景区整合成更大跨界旅游区，还游客一个完整的旅游目的地，如将天堂寨景区纳入整个大别山景区，国家主管部门可设立分支的管理委员会，进而减轻职能负担，节约行政资本，提高行政效率。其次，由跨界各方筹建旅游规划专项基金。尝试股份制形式，实行国家控股，地方参股，按照贡献年终分红的形式，实行市场化运作和国家宏观控制的统一。再者，疏通文化通道，达成旅游共识。由于地缘临近，人缘亲近，文化同源，因此借此寻求认知上的共鸣点，减少跨界景区发展的认知阻力和合作成本，营造“同是景区人，同赢景区利”的氛围。最后，加紧制定相关规划政策。目前区域旅游规划主要涉及大区域，而对于区域范围相对较小的跨界旅游区规划管理办法和政策还未成形，在相关制度、法律法规出台之前，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跨界旅游区规划政策，为其提供制度保障。
旅游解说规划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思考 罗 芬 钟永德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旅游规划，众多地区编制旅游规划蔚然成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旅游景区逐步由原来的旅游规划的编制往景区的可持续发展转变。旅游解说作为一种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方式，连接景区资源、游客、社区居民和管理者之间的桥梁，获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业界的认同。中国现代旅游解说研究可以追溯到：1998年世界旅游组织专家编制的《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之后众多的区域或社区规划中相继编制了旅游解说规划，甚至有些景区开始编制旅游解说系统详细规划。旅游解说规划的核心是旅游解说信息的收集、整理、编码、传递、解码与反馈等过程，为了能够让游客有效地接收到相应的解说信息，从而使其环境认知、情感与行为的积极变化，所以在编制中如下几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1)构建解说规划理论。旅游解说规划的编制首先需要旅游解说理论的指导。目前，在国内的旅游解说规划研究中涉及解说的相关理论较少，笔者研究与实践认为旅游解说规划理论涉及心理学、社会学、脑科学、美学、人体工效学、符号学、传播学和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如在心理学上，认知心理学的认知学习理论可以强化受众解说学习过程；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与部分理论可以帮助解说规划师设计解说景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需要层次理论就要求在解说规划中尊重游客的情感。在社会学上，理性行为理论的理性导引行为理论可以预测游客行为意向；计划行为理论的信念决定意向理论可以帮助游客建立其亲生态环境的意识；认知行为控制理论的资源影响行为理论则可以帮助规划师如何处理好受众、时间与金钱之间的关系。脑科学中的个体基本认知能力理论就要求规划师针对不同年 龄层次的受众以不同形式展现相同的解说内容；美学与人体工效学理论就要求规划师考虑解说媒体的美感与高度；传播学中的个人传播、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强调解说信息如何有效积极地与解说受众沟通；符号学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功能就可为旅游景区公共符号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为旅游解说规划提供了丰富的解说内容。
(2)细分旅游解说受众。旅游解说规划的编制是针对特定的游客对象设计相应的解说信息，从而加深游客对旅游景区的认识或了解，提高游客满意度。有研究发现，游客地域、性别、年龄、文化、职业、动机、目的、兴趣、收入水平等因素的不一，对旅游解说媒体偏好与解说主题兴趣也会有差异。旅游解说规划编制单位在分析旅游景区吸引物资源类型的基础上，根据旅游解说受众的人口特征、解说动机、解说偏好等多方面细分解说受众市场，将旅游解说规划从原来的以规划者意志决定的资源导向型往切实满足游客多样需求的游客导向型转变。
(3)架构主体客体连接。旅游解说主体(解说受众)与客体(解说资源)的连接是旅游解说规划编制中的难点与重点。旅游解说资源为外在的表象的物质载体，通过其形状、体量、颜色等信息刺激方式让解说受众感知。实践发现，旅游解说资源的物质存在是吸引解说受众注意力的焦点，解说受众可能会对解说资源奇特的形状、独特的体量和艳丽的颜色感兴趣，但是真正能够在游客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解说资源所包括的无形内涵与通用概念所传递的信息。无形内涵是指有形解说资源所代表的某些内在的、不为人的感知所感觉出来的。通用概念是指任何人都可以与其相联系，但没有两个人觉察出其联系方式完全相同的无形内涵。通用概念可以帮助规划师更加有效地使用有形资源，帮助解说受众更加深刻地了解解说资源，向最大范围的受众提供最大量的信息。
(4)使用旅游解说技术。旅游解说技术是解说信息在解说主体与客体之间传递的桥梁，是游客获取解说信息不可缺少的工具。目前，很多旅游景区主要使用的解说技术有解说牌、解说折页、咨询服务、带队解说、展示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游客的需求，但是一些能让游客更多、更好、更喜欢的旅游解说方式还是很缺乏的，如定点解说、剧场解说、多媒体解说、自导式步道、网络虚拟解说等。特别需求强调的是，在景区解说规划中很多规划者和景区管理者忽视对游客中心的规划与设置，游客中心一般位于景区入口，是游客进入旅游景区的第一站点，是游客了解景区的窗口。可是，目前很多景区游客中心主题设置不突出，展览设施设备陈旧，互动型解说产品较少，展品英文翻译错漏百出，解说员人员数量少、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严重存在，是今后的旅游解说规划编制中切实需要加强的重点。
(5)建设服务支持系统。旅游解说规划能否在实际工作中有效地实行，除了需要在规划中提炼旅游解说主题、细分解说受众、连接解说主客体与使用恰当技术外，也离不开一个完整、积极有效的服务支持系统的建设。在解说规划中，需考虑如何从旅游景区管理角度对旅游解说规划方案及其影响进行有效管理，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服务支持系统的内容包括旅游解说人力资源的培训；景区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社区或相关社会团体的支持；现代科技保障；投资金融；解说实施成效评估等内容。
游憩生态学与旅游规划 吴承照
无论什么样的旅游，发生在什么地方，其旅游环境均可分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两类，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目的地在资源保护与旅游发展关系上历来引起广泛的关注与争论，这种关系处理方式随各国土地制度的不同、文化差异以及目的地社会经济状况不同而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尊重自然规律，实施生态系统管理。欧美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开展对各类户外游憩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研究，为自然地游憩规划设计及其经营管理提供依据，逐步形成一门日渐成熟的学科一游憩生态学；游憩生态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起始阶段(20世纪40－60年代)、早期阶段(20世纪60－70年代)、中期阶段(20世纪70－80年代)、成熟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游憩影响实验与践踏效应研究、游憩影响管理系统与监测系统评估到自然资源保护、规划与管理，一直在寻求资源保护与高质量体验双赢的科学途径。
任何一个旅游目的地都可分解为一系列游憩活动、设施及游憩环境等，每一种活动都有一个最适宜的空间需求和最佳体验质量需求，同样每一类的生态环境都有一定的生态承载力限度。现在很多旅游目的地一方面是利益驱动，通过形象宣传、市场开发吸引更多游客，另一方面是生态承载力制约以及游憩体验质量制约，要求游客量不能超越一定的极限，如何在双重制约下实现效益最大化，欧美等发达国家相继探索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资源经营与管理模式，多样化的资源利用方式、高质量的资源利用管理水平，来保障旅游景区的双赢。
当今的时代背景：全球生态危机、能源紧张、环境恶化、健康质量下降，旅游业发展同样面临保护生态环境、节能节地的挑战，生态设施的超载与失效、不合理的开发方式与开发强度、过多的客流与过度的使用、多种利益主体的冲突是旅游景区生态危机的根源，旅游业是消耗能源、消耗资源、使用土地的产业，旅游规划同样必须正视这样的问题；旅游规划在创意项目、创意形象的同时，要关注旅游地生态承载力，在向往旅游人数、旅游收入翻番的同时，要关注对地方生态环境的直接影响与潜在影响，要建立地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估体系；对于旅游景区的资源经营与管理，不能仅仅关注外部形象策划宣传，淡化形象经营与管理，忽视内部资源经营策略；政府对旅游规划的监管必须从人治走向法制，提高旅游规划的法律地位。目前社会上及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旅游规划是赚钱行业，是商业行为，不是学问，写论文、出版著作才是真学问，实际上这是对旅游规划的一种误解，也是旅游规划的误区；旅游规划是一门面向实际、解决具体问题的融合多门类学科知识的应用性科学，有相应的调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与技术途径，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由于旅游规划是面向未来的判断与决策，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也导致判断旅游规划是否合理的困难所在，但仍然有一些基本原则可以遵循：如对自然与文化环境的尊重与破坏程度，规划方法与技术途径的科学性等。旅游规划是一门科学，不应该将其政治化、时尚化、商业化。要改变目前轰轰烈烈做规划、轰轰烈烈搞评审、冷冷清清抓落实的状况。
旅游规划要在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下发挥更大作用，必须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支持旅游规划的基础理论及基础学科的发展，游憩生态学是国内目前需要重视并要广泛推广普及的学科。
旅游规划是旅游研究者为社会服务的重要途径，也是检验、实证旅游理论的重要舞台，应该说旅游规划是旅游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纽带，这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的；从社会、政府、企业角度，他们对旅游规划的期望不在于旅游规划的学术性，而在于旅游规划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替政府谋划，为企业指路，事关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关投资成败甚至企业成败，从这个角度来看，旅游规划责任重大。
责任编辑：张宪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