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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沿泰晤士河逆流而上100公里,就可以到达一座名叫牛津的小镇,虽然这座小镇只有十多万常住人口,却因拥有英语国家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而闻名于世。自11世纪末牛津大学建校以来,已有无数个科学发明在这里诞生、无数个自然发现在这里公诸于世。在1860年,牛津大学还见证了世界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大辩论之一——牛津大学进化论辩论,对阵双方的两位领军人物是年轻科学家赫胥黎和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图1)。
1859年11月《物种起源》在伦敦出版,立即轰动了全英国,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为它由衷叫好,而以教会势力为代表的传统力量对它恨之入骨。
比达尔文小14岁的托马斯·赫胥黎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是家中八个孩子里的第七个,10岁那年,父亲失业了,刚刚接受了两年小学教育的赫胥黎不得不退学。然而,对赫胥黎来说,退学也意味着自学的开始,他自学拉丁文,后来到了能阅读亚里士多德原著的程度;他自学德语,直到能够用德语发表论文;他自学美术,他的许多著作最终都由自己绘制插图;在他的专业解剖学上,赫胥黎更是建树颇丰,成为英国十九世纪最优秀的比较解剖学家。赫胥黎读完达尔文赠送的《物种起源》后激动不已,表示要不惜生命捍卫这部伟大的著作。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看到了彻底击碎基督教的思想禁锢,从而推进科学发展的历史机遇。
詹姆斯·西科德(剑桥大学达尔文信件整理项目主任):有一次赫胥黎给达尔文写信,当他提到一个进化论的反对者时,他在信上画了一只雌性的犬,然后说那个进化论的反对者是它的儿子。这是封很有意思的信,他还在这封信里画了其他的画,包括一个早期的人,一匹非常古老的马,画得有些类似今天的的卡通画。
比达尔文大四岁的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生于1805年,他的父亲是英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威尔伯福斯本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之后,他因相貌英俊、谈吐优雅而被英国王室看中,作过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随行牧师。威尔伯福斯在大学期间就热衷辩论,到19世纪中期,他已被公认为英国最出色的辩论家之一。
正如后人形容的那样:《物种起源》就像一颗炸弹被直接投进了宗教统治的心脏。假如进化论被社会广泛承认,上帝的存在便会被质疑甚至否定,教会的地位会一落千丈,王公贵族们宣扬和依赖的天授王权理论也会不攻自破。大厦将倾,威尔伯福斯“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他期盼凭着自己的威望和口才,在众人面前将进化论彻底驳倒。新旧势力狭路相逢,一场激战不可避免。
为了在讲述牛津论战时做到客观公正,我们采访了牛津前主教,理查德·哈里斯男爵。
理查德·哈里斯男爵(前任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非常聪明、非常勤奋,是英国宗教史上重要的改革家。他的成就很大,可以说是当时的名人,他在英国上院非常有影响,但是他在牛津的学者们中人缘不是太好,因为他似乎有些太自负了。
牛津大学自然博物馆是校园中一座宏伟的古典建筑,它建成于1860年,也就是牛津论战的那一年。今天,在博物馆前的草坪上,有一组巨大的恐龙脚印,这组脚印是1997年在距牛津大学20公里的一个采石场发现的,据估计它们的主人是侏罗纪时期的斑龙,牛津大学将它们复制在自然博物馆门前,意在提示到访者生物界漫长的演化过程。
1860年6月,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自然博物馆举行年会,达尔文本人没有参加这次年会,他因为赶写《物种起源》体力透支,引发多种并发症,此时正在乡间疗养。6月28日,威尔伯福斯在会上公开宣布,他本人将在两天后专门就进化论发表一个演说,届时欢迎大家进行争论。
牛津主教要就进化论发表演说的消息不胫而走,英国各大报刊纷纷猜测演说可能引发的辩论和后果。6月30日,伦敦社会名流和媒体记者一大早便赶到牛津自然博物馆的学术报告大厅,见证这场百年一遇的论战。此时牛津大学正在放暑假,留在校园的学生们都纷纷前来聆听辩论。
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变迁,博物馆的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博物馆的教育部主任贾维斯先生带我们寻访了当年这场大辩论的会场。
克里斯·贾维斯(牛津大学自然博物馆教育部主任):1860年的那场辩论会,吸引太多的人涌进博物馆,学术报告厅显然装不下了,一共来了将近一千人,博物馆不得不将会场改在当时的图书馆里,因为大楼里只有图书馆能容纳这么多人。
遗憾的是,这场辩论的会场今天被分割成两个楼层的多个资料间,用来放置生物标本和相关书籍,当年会场的样子已完全看不出了。
1860年6月30日上午10时左右,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大会主席请威尔伯福斯主教登台演讲。耐人寻味的是,大会主席正是达尔文的恩师、建议他参加“贝格尔号”环球航行的亨斯洛教授。这一年亨斯洛已经64岁了,事后有人分析,请亨斯洛担任这一天的大会主席正是保守派的安排,他们相信威尔伯福斯赢定了,让亨斯洛担当这一角色正是要彻底羞辱一下达尔文和他的支持者们。
人群安静下来,身着黑纱教袍的威尔伯福斯缓缓走上讲台,显得雍荣华贵,他的支持者们纷纷鼓掌或是公然叫好,他们都相信马上就能听到一场名垂青史的演讲了。像一个君临万方的国王,威尔伯福斯从容镇定地开了口,他说道:“上帝和教会并不反对科学,但不能容忍亵渎神明、污辱人类的伪科学,而达尔文先生的进化论正是伪科学,它缺乏确凿有力的科学论证,完全以遐想式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假说来支撑全部论断,因此,宗教界和科学界的有识之士都不会支持这个荒诞的学说。”
威尔伯福斯深得演讲艺术的诀窍,他或是加重语气引发听众的注意,或是短暂停顿诱使听众思考,或是运用幽默缓解一下现场气氛,继而抛出有力的观点,全场听众的情绪和思维都被他调动起来。最后,他强调说:“人类与世间万物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一只萝卜再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演化成人!”
突然间,威尔伯福斯伸手指向观众席上的赫胥黎,质问道:“在座的赫胥黎先生竟然说他自己是猿猴的后代,那么我想请问这位先生:猿猴的祖先是你祖父的那一方,还是你祖母的那一方呢?”
威尔伯福斯在一片掌声和哄笑声中走下讲台,许多人为他的演讲大声欢呼。接下来,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个发言的赫胥黎,此时,赫胥黎竟然微笑着对坐在身旁的皇家学会主席布罗迪轻声说:“上帝把他交到我手里了。”当亨斯洛宣布请赫胥黎上台发言时,35岁的赫胥黎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讲台,针对威尔伯福斯指责进化论毫无科学依据,赫胥黎开门见山地列举了达尔文和他本人在科学实践中发现的有力证据、以及前人积累的大量研究成果,说明生物进化论尽管仍需完善,其理论基础却不容置疑。最后,针对敌手的对他的奚落,赫胥黎直视威尔伯福斯,一字一句地说:“如果我必须在下面二者中选择我的祖先:一边是猿猴,一边是一位天赋卓越、颇具影响的人物,而这个人物却在严肃的科学讨论中混淆黑白、哗众取宠,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猿猴做我的祖先!”
精彩激烈的论战一时让听众瞠目结舌,有一位女士甚至尖叫着晕倒在观众席上,她旋即被人们抬出报告厅进行抢救。
经过了这样一个小插曲后,又一位辩手出场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他并不是一位科学家或是神职人员,而是达尔文的老朋友、曾任贝格尔舰舰长的罗伯特·菲茨罗伊。
此时,具有皇族血统的菲茨罗伊已经官拜皇家海军中将,之前,他还担任过新西兰总督。自1854年起,他受命组建了一个统计天气数据的办公室,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办公室开始定期发布天气预报,从而挽救了成百上千个海员的生命。因此,菲茨罗伊被称为近代天气预报之父。然而,天气预报并没有使菲茨罗伊对基督教产生丝毫怀疑,他反而对上帝更加虔诚了。不久前,他读到了《物种起源》,于是忍不住给达尔文写信道:“我亲爱的老朋友,我实在不觉得作一个猴子的后代是件体面的事。”当得知牛津论战在即,他迫不及待地赶来为威尔伯福斯主教助阵。
克里斯·贾维斯(牛津大学自然博物馆教育部主任):菲茨罗伊对进化论的出版非常气愤,因为他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据说他当时在头顶挥舞着一本巨大的圣经,在观众席间游走着,呼喊道“为我祈祷吧,为我祈祷吧。”借以鼓动威尔伯福斯的支持者们都来声讨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
菲茨罗伊单调而乏味的表现引来嘘声一片,垂头丧气的菲茨罗伊不得不走下讲台,瘫坐在椅子上。
接下来,达尔文的好朋友胡克和恩师亨斯洛相继发言,为达尔文的理论进行辩护,许多年后,在撰写各自的回忆录时,他们都为自己在牛津论战中担当的角色深感骄傲。
由于辨论精彩纷呈,早已有上百牛津学生拥进大厅,他们把过道挤得水泄不通,并且频频为赫胥黎和胡克的演说欢呼呐喊。一位坐在前排的老绅士不禁回过头来愤愤地说道:“这简直就是一伙暴民!”
当天晚上,辨论的双方各自举杯相庆,他们都相信自己的一方是辨论的胜利者。第二天,英国各大报刊都客观报道了这次大辩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辩论的胜利属于支持进化论的一方。
理查德·哈里斯男爵(前任牛津主教):“我想威尔伯福斯可能确实败给了赫胥黎,因为他失掉了观众的同情,他在科学辩论中并没有输,但他输掉了观众的同情。”
达尔文本人在得知消息后,特意致信向赫胥黎和胡克等好友道谢,并对他们敢于与教会势力直接交锋的勇气深表钦佩。
在牛津论战之后,赫胥黎成为进化论最有力的守护者,他一度奔走于英伦三岛,深入学校和社区进行演讲,并多次与神职人员针锋相对。也正是因为双方的激烈对峙,进化论得以像冲击波一样迅速传遍英国和欧洲,并渐渐深入人心。为了表示对进化论的支持,当时旅居英国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特意携女儿燕妮一起去聆听赫胥黎的演讲。
王渝生(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后来赫胥黎走到哪儿,就有人讽刺他说,你看达尔文的走狗来了,所以关于赫胥黎在进化论的历史上的地位,有人这样比喻: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只蛋的话,那么赫胥黎就是把这个进化论的蛋孵化成功了。
与此同时,达尔文再接再厉,在之后十年间又相继撰写和出版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状态下的变异》以及《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通过这两部著作,他在更大范围内探讨了生物进化问题,并直接阐述了人类这种最高级的动物起源于较低等动物的事实。
人们没有料到的是,在牛津论战中竭力维护上帝尊严的两位辩手却在历史舞台上过早谢幕了。
菲茨罗伊在《物种起源》出版后深深自责,他曾在贝格尔舰的环球航程中百般照顾达尔文,还设法将他采集的标本和化石及时运回英国。菲茨罗伊千百次地扪心自问,为什么他的善良和好意竟导致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观点出笼。久而久之,他患上了抑郁症,在牛津论战后的第五年,菲茨罗伊用一把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于菲茨罗伊死前已将他的财产分批捐给了公益事业,他的遗孀和女儿立刻陷入无助的境地,于是,当年贝格尔舰的船员和菲茨罗伊的朋友们发起捐款,达尔文捐助了1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7000英镑,终于,这些曾经同舟共济的老水手们使菲茨罗伊的家人有了生活依靠。
在牛津论战13年后,论战的反方主将威尔伯福斯意外坠马而死。
牛津论战是科学发展进程中与宗教势力不可避免的一场大交锋,也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辩论之一。事隔一个半世纪,生物进化已经成了博物馆展示的主题之一。今天,当人们走过牛津自然博物馆,仿佛仍然可以听到赫胥黎捍卫进化论的声音:“当海潮滚滚而来,有些历史小丑竟然命令潮水停下脚步,真是可笑之极!我们相信,真理战胜谬误是或迟或早的必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人类认识世界的脚步。”
在泰晤士河东岸,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脚下,有一片气势宏伟的宫殿式建筑,自1873年至1998年,这里曾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一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无数英国海军军官曾在这里学习,受训。
1877年,几位年轻的中国学生走进这所海军学院,他们中有严复、刘步蟾和萨镇冰,这时,严复刚刚23岁。据皇家海军学院的档案记载,俄国、日本和中国是最早向这里派遣留学生的国家,当年,英国海军在三大洋上罕有匹敌,而来自东方的留学生们在这里学到了最新的海军技战术(图2)。
严复是海军学院成绩最好的外国留学生之一,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接受的严酷英文教育,使他到达英国就能用流利的英语和师生们交谈了。在完成日常学业的同时,他还博览群书,希望能找到英国走向富强的奥秘。这期间,他读到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大有醍醐灌顶之感。这时,《物种起源》已出版了近20年,尽管严复毫无自然科学基础,但凭着过人的悟性,他迅速领会和接受了生物进化学说。严复自然而然地想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中国如果不变法自强就很难摆脱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严复只在英国学习了两年,1879年,他奉调回国,担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一年后,他又被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用他在英国学到的理论和知识编织了一个海军强国的梦想,直到中日甲午战争这个梦想被打得粉碎。
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达尔文本人依然健在,此时,英国的知识阶层大都已经接受了生物进化学说,《物种起源》已经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在欧美主要国家都有译本。由于进化论引发了意识形态的革命,并为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达尔文被公认为自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
达尔文一生著作等身,他的大部分科学著作出版于《物种起源》之后,内容涉及人类的由来及感情表达、攀援植物、食虫植物等多个领域。
詹姆斯·穆尔(达尔文传记作家):达尔文首先是一个执迷于科学的无比勤奋的人,他总是在追求卓越,每一件工作在他本人满意之前是不会停下来的,如果工作有缺憾,他自己都不会答应,所以他非常勤奋,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坏毛病,他的妻子总想让他改掉,但也正是这种性格成就了他的伟大。
每当要去探望朋友,达尔文总是带上一把小铁锹,然后在朋友的庭院里挖上几锹,看一看这里分布着几种蚯蚓,分布的密度有多大,下次去的时候对照一下这片土壤有什么变化。1881年,达尔文与他的幼子弗朗西斯合著的学术著作《腐殖土与蚯蚓》出版了,书中写道:“蚯蚓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种古老而结构简单的动物,总是在默默地耕耘着我们的大地,很少有哪种动物对环境的贡献可以与它们相比。”
达尔文一如既望地爱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哪怕是在他工作的时候,他的孩子们也可以在他的书房里捉迷藏,而周围村子的村民们可以在达温庄园宽大的草坪上打板球。每当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达尔文的妻子埃玛就会向家境困难的村民分发面包票,凭着这些面包票,他们可以从村里的面包房领取刚刚烤出的面包,最后由埃玛向面包房结帐。达尔文和埃玛的父辈都非常富有,在继承了大笔财产之后,达尔文的稿费和他成功的投资使家族的财富锦上添花。
詹姆斯·穆尔(达尔文传记作家):达尔文在欧洲和北美的交通建设上都有巨额投资,他的投资涵盖了运河、铁路、海运等多个领域,投资都很成功。实际上他一生中从不需要为养家糊口而工作,他只是变得越来越富有,到临终前他的财产按今天的价值计算已经有数百至上千万英镑。
达尔文总是乐于帮助那些生活窘困的年轻学者,但同时他也非常精明,很少花冤枉钱。有一次,他给一位正在改良土豆的农学家寄去了一百英镑,在随支票寄去的信中达尔文写道:“很高兴能为您的研究出一份力,但如果今后您的研究获得了政府的资助,那么就请将这笔钱还给我。
七十岁之后,达尔文不可避免地考虑到自己的后事,他多次对朋友说:“经历了我这样的一生,我不惧怕死亡。”他特别强调,“我临死前不会要求上帝的宽恕。”实际上,自贝格尔舰的环球旅行后,达尔文的大半生都处于病痛的折磨中,能够年过古稀,且硕果累累,他的确没有什么遗憾(图3)。
1882年4月19日,也就是《腐殖土与蚯蚓》出版一年后,73岁的达尔文在达尔文故居二层的一间小屋辞世,也正如之前所说的,他走时没有遗憾。在达尔文去世的一百多年来,不断有人杜撰说,他逝世前曾向上帝忏悔,而这种杜撰总是被历史学家和达尔文的后代所痛斥。临终前一直陪伴父亲的亨丽埃塔告诉人们,达尔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妻子埃玛说的:“记住你是一个多么好的妻子啊。”
根据达尔文的遗嘱,家人准备将他在达温庄园下葬,这样他可以在庄园陪伴妻子和早逝的儿女。然而,达尔文的死讯迅速传遍了英国,英国议会在致哀之后通过决议,将达尔文葬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对于达尔文和之前已然在大教堂中安息的牛顿,这里不仅仅是宗教场所,也是巨人长眠的圣殿。
埃玛和家人不情愿地同意了议会的请求,葬礼在达尔文去世一周后举行,获得为(上接第28页)达尔文抬棺殊荣的有他的好友赫胥黎、华莱士和胡克,以及王室、政府和外交使团的代表。
2009年,在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的日子里,达尔文的墓碑是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游客们必到之所。距牛顿的豪华石棺不远,便是达尔文的白色墓碑,与之相邻的是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小赫歇尔。达尔文在贝格尔舰环球旅行经过南非时第一次见到了小赫歇尔,当时,这位天文学家正在近乎荒芜的好望角上观测南半球天空的星体。小赫歇尔的献身精神让年轻的达尔文非常感动,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赫歇尔爵士对自然科学的阐述燃起了我内心的渴望,我渴望今生能为构建自然科学的大厦哪怕作出最微不足道的贡献!”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必须彻底维新变法才能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曾经留学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严复此时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见证了他的同学刘步蟾和数以百计的学生长眠于黄海的波涛之中,严复痛不欲生,他意识到,只有唤醒仍在沉睡的同胞,中国才有复兴的希望。于是,他迅速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提倡维新。在这些短篇檄文的基础上,严复决定将西方近代经典学说介绍到中国,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他的首选。考虑到《物种起源》专业性较强,中国读者一时不易理解,严复选择了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并起名为《天演论》,在《天演论》中,严复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高度概括为八个汉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试图通过这一残酷的自然规律发出警示:当今世界强国林立,再不维新图强,亡国灭种的命运便会降临在中国人身上。为了突出中心,严复并没有一字一句地翻译赫胥黎的原著,而是有选择地翻译其片断,并加入了自己的议论和发挥,因此,鲁迅在之后提到严复时说:严复究竟是做过《天演论》的。
1898年,《天演论》在中国出版,它在华夏大地上引起的震动似乎不亚于40年前《物种起源》在英国和欧洲产生的影响。孙中山曾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王渝生(中国科技馆研究员):我看到过当时的孙中山的演讲,包括毛泽东在湖南的演讲,包括梁启超这些人,他们宣传革命首先讲一通天演论,讲一通进化论。从100多年前中国的近代革命来看,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到中国,对中国的民族革命思潮很有启发和帮助,特别是热血青年受到进化论的启发,认识到社会的发展也要变革也要革命。
2009年春天英格兰小镇什鲁斯伯里。两百年前,科学巨匠达尔文出生在这里。小镇博物馆的专家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达尔文逝世后,小镇的居民们决定在他的母校前树立一尊达尔文铜像,哪知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竟然震倒了小镇教堂的尖顶。一时间,小镇上众说纷纭,许多老人议论道:恐怕上帝不喜欢达尔文,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愤怒,所以,达尔文的铜像还是不要建了吧。然而,更多的人说达尔文是不朽的,他的家乡理应为他塑像。达尔文的铜像如期树立在他的母校前,不久后,震坏的教堂也得以修复。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并没有天灾降临在这个平安和谐的小镇上,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图4)。
理查德·哈里斯男爵(前任牛津主教):可以说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当然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教廷罗马天主教廷,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进化论。只要有确凿的科学证据,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不管事实本身是令人愉快的还是让人尴尬的。我本人非常钦佩达尔文,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1836年,当年轻的达尔文完成了环球旅行回到英国,他曾感慨地写信对“贝格尔号”舰长菲茨罗伊说:“英国全都变了,只有我的家乡什鲁斯伯里还根本没有变。”然而,达尔文最终用自己的科学理论改变了自己的故乡,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1859年11月《物种起源》在伦敦出版,立即轰动了全英国,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为它由衷叫好,而以教会势力为代表的传统力量对它恨之入骨。
比达尔文小14岁的托马斯·赫胥黎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是家中八个孩子里的第七个,10岁那年,父亲失业了,刚刚接受了两年小学教育的赫胥黎不得不退学。然而,对赫胥黎来说,退学也意味着自学的开始,他自学拉丁文,后来到了能阅读亚里士多德原著的程度;他自学德语,直到能够用德语发表论文;他自学美术,他的许多著作最终都由自己绘制插图;在他的专业解剖学上,赫胥黎更是建树颇丰,成为英国十九世纪最优秀的比较解剖学家。赫胥黎读完达尔文赠送的《物种起源》后激动不已,表示要不惜生命捍卫这部伟大的著作。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看到了彻底击碎基督教的思想禁锢,从而推进科学发展的历史机遇。
詹姆斯·西科德(剑桥大学达尔文信件整理项目主任):有一次赫胥黎给达尔文写信,当他提到一个进化论的反对者时,他在信上画了一只雌性的犬,然后说那个进化论的反对者是它的儿子。这是封很有意思的信,他还在这封信里画了其他的画,包括一个早期的人,一匹非常古老的马,画得有些类似今天的的卡通画。
比达尔文大四岁的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生于1805年,他的父亲是英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威尔伯福斯本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之后,他因相貌英俊、谈吐优雅而被英国王室看中,作过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随行牧师。威尔伯福斯在大学期间就热衷辩论,到19世纪中期,他已被公认为英国最出色的辩论家之一。
正如后人形容的那样:《物种起源》就像一颗炸弹被直接投进了宗教统治的心脏。假如进化论被社会广泛承认,上帝的存在便会被质疑甚至否定,教会的地位会一落千丈,王公贵族们宣扬和依赖的天授王权理论也会不攻自破。大厦将倾,威尔伯福斯“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他期盼凭着自己的威望和口才,在众人面前将进化论彻底驳倒。新旧势力狭路相逢,一场激战不可避免。
为了在讲述牛津论战时做到客观公正,我们采访了牛津前主教,理查德·哈里斯男爵。
理查德·哈里斯男爵(前任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非常聪明、非常勤奋,是英国宗教史上重要的改革家。他的成就很大,可以说是当时的名人,他在英国上院非常有影响,但是他在牛津的学者们中人缘不是太好,因为他似乎有些太自负了。
牛津大学自然博物馆是校园中一座宏伟的古典建筑,它建成于1860年,也就是牛津论战的那一年。今天,在博物馆前的草坪上,有一组巨大的恐龙脚印,这组脚印是1997年在距牛津大学20公里的一个采石场发现的,据估计它们的主人是侏罗纪时期的斑龙,牛津大学将它们复制在自然博物馆门前,意在提示到访者生物界漫长的演化过程。
1860年6月,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自然博物馆举行年会,达尔文本人没有参加这次年会,他因为赶写《物种起源》体力透支,引发多种并发症,此时正在乡间疗养。6月28日,威尔伯福斯在会上公开宣布,他本人将在两天后专门就进化论发表一个演说,届时欢迎大家进行争论。
牛津主教要就进化论发表演说的消息不胫而走,英国各大报刊纷纷猜测演说可能引发的辩论和后果。6月30日,伦敦社会名流和媒体记者一大早便赶到牛津自然博物馆的学术报告大厅,见证这场百年一遇的论战。此时牛津大学正在放暑假,留在校园的学生们都纷纷前来聆听辩论。
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变迁,博物馆的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博物馆的教育部主任贾维斯先生带我们寻访了当年这场大辩论的会场。
克里斯·贾维斯(牛津大学自然博物馆教育部主任):1860年的那场辩论会,吸引太多的人涌进博物馆,学术报告厅显然装不下了,一共来了将近一千人,博物馆不得不将会场改在当时的图书馆里,因为大楼里只有图书馆能容纳这么多人。
遗憾的是,这场辩论的会场今天被分割成两个楼层的多个资料间,用来放置生物标本和相关书籍,当年会场的样子已完全看不出了。
1860年6月30日上午10时左右,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大会主席请威尔伯福斯主教登台演讲。耐人寻味的是,大会主席正是达尔文的恩师、建议他参加“贝格尔号”环球航行的亨斯洛教授。这一年亨斯洛已经64岁了,事后有人分析,请亨斯洛担任这一天的大会主席正是保守派的安排,他们相信威尔伯福斯赢定了,让亨斯洛担当这一角色正是要彻底羞辱一下达尔文和他的支持者们。
人群安静下来,身着黑纱教袍的威尔伯福斯缓缓走上讲台,显得雍荣华贵,他的支持者们纷纷鼓掌或是公然叫好,他们都相信马上就能听到一场名垂青史的演讲了。像一个君临万方的国王,威尔伯福斯从容镇定地开了口,他说道:“上帝和教会并不反对科学,但不能容忍亵渎神明、污辱人类的伪科学,而达尔文先生的进化论正是伪科学,它缺乏确凿有力的科学论证,完全以遐想式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假说来支撑全部论断,因此,宗教界和科学界的有识之士都不会支持这个荒诞的学说。”
威尔伯福斯深得演讲艺术的诀窍,他或是加重语气引发听众的注意,或是短暂停顿诱使听众思考,或是运用幽默缓解一下现场气氛,继而抛出有力的观点,全场听众的情绪和思维都被他调动起来。最后,他强调说:“人类与世间万物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一只萝卜再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演化成人!”
突然间,威尔伯福斯伸手指向观众席上的赫胥黎,质问道:“在座的赫胥黎先生竟然说他自己是猿猴的后代,那么我想请问这位先生:猿猴的祖先是你祖父的那一方,还是你祖母的那一方呢?”
威尔伯福斯在一片掌声和哄笑声中走下讲台,许多人为他的演讲大声欢呼。接下来,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个发言的赫胥黎,此时,赫胥黎竟然微笑着对坐在身旁的皇家学会主席布罗迪轻声说:“上帝把他交到我手里了。”当亨斯洛宣布请赫胥黎上台发言时,35岁的赫胥黎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讲台,针对威尔伯福斯指责进化论毫无科学依据,赫胥黎开门见山地列举了达尔文和他本人在科学实践中发现的有力证据、以及前人积累的大量研究成果,说明生物进化论尽管仍需完善,其理论基础却不容置疑。最后,针对敌手的对他的奚落,赫胥黎直视威尔伯福斯,一字一句地说:“如果我必须在下面二者中选择我的祖先:一边是猿猴,一边是一位天赋卓越、颇具影响的人物,而这个人物却在严肃的科学讨论中混淆黑白、哗众取宠,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猿猴做我的祖先!”
精彩激烈的论战一时让听众瞠目结舌,有一位女士甚至尖叫着晕倒在观众席上,她旋即被人们抬出报告厅进行抢救。
经过了这样一个小插曲后,又一位辩手出场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他并不是一位科学家或是神职人员,而是达尔文的老朋友、曾任贝格尔舰舰长的罗伯特·菲茨罗伊。
此时,具有皇族血统的菲茨罗伊已经官拜皇家海军中将,之前,他还担任过新西兰总督。自1854年起,他受命组建了一个统计天气数据的办公室,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办公室开始定期发布天气预报,从而挽救了成百上千个海员的生命。因此,菲茨罗伊被称为近代天气预报之父。然而,天气预报并没有使菲茨罗伊对基督教产生丝毫怀疑,他反而对上帝更加虔诚了。不久前,他读到了《物种起源》,于是忍不住给达尔文写信道:“我亲爱的老朋友,我实在不觉得作一个猴子的后代是件体面的事。”当得知牛津论战在即,他迫不及待地赶来为威尔伯福斯主教助阵。
克里斯·贾维斯(牛津大学自然博物馆教育部主任):菲茨罗伊对进化论的出版非常气愤,因为他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据说他当时在头顶挥舞着一本巨大的圣经,在观众席间游走着,呼喊道“为我祈祷吧,为我祈祷吧。”借以鼓动威尔伯福斯的支持者们都来声讨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
菲茨罗伊单调而乏味的表现引来嘘声一片,垂头丧气的菲茨罗伊不得不走下讲台,瘫坐在椅子上。
接下来,达尔文的好朋友胡克和恩师亨斯洛相继发言,为达尔文的理论进行辩护,许多年后,在撰写各自的回忆录时,他们都为自己在牛津论战中担当的角色深感骄傲。
由于辨论精彩纷呈,早已有上百牛津学生拥进大厅,他们把过道挤得水泄不通,并且频频为赫胥黎和胡克的演说欢呼呐喊。一位坐在前排的老绅士不禁回过头来愤愤地说道:“这简直就是一伙暴民!”
当天晚上,辨论的双方各自举杯相庆,他们都相信自己的一方是辨论的胜利者。第二天,英国各大报刊都客观报道了这次大辩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辩论的胜利属于支持进化论的一方。
理查德·哈里斯男爵(前任牛津主教):“我想威尔伯福斯可能确实败给了赫胥黎,因为他失掉了观众的同情,他在科学辩论中并没有输,但他输掉了观众的同情。”
达尔文本人在得知消息后,特意致信向赫胥黎和胡克等好友道谢,并对他们敢于与教会势力直接交锋的勇气深表钦佩。
在牛津论战之后,赫胥黎成为进化论最有力的守护者,他一度奔走于英伦三岛,深入学校和社区进行演讲,并多次与神职人员针锋相对。也正是因为双方的激烈对峙,进化论得以像冲击波一样迅速传遍英国和欧洲,并渐渐深入人心。为了表示对进化论的支持,当时旅居英国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特意携女儿燕妮一起去聆听赫胥黎的演讲。
王渝生(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后来赫胥黎走到哪儿,就有人讽刺他说,你看达尔文的走狗来了,所以关于赫胥黎在进化论的历史上的地位,有人这样比喻: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只蛋的话,那么赫胥黎就是把这个进化论的蛋孵化成功了。
与此同时,达尔文再接再厉,在之后十年间又相继撰写和出版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状态下的变异》以及《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通过这两部著作,他在更大范围内探讨了生物进化问题,并直接阐述了人类这种最高级的动物起源于较低等动物的事实。
人们没有料到的是,在牛津论战中竭力维护上帝尊严的两位辩手却在历史舞台上过早谢幕了。
菲茨罗伊在《物种起源》出版后深深自责,他曾在贝格尔舰的环球航程中百般照顾达尔文,还设法将他采集的标本和化石及时运回英国。菲茨罗伊千百次地扪心自问,为什么他的善良和好意竟导致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观点出笼。久而久之,他患上了抑郁症,在牛津论战后的第五年,菲茨罗伊用一把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于菲茨罗伊死前已将他的财产分批捐给了公益事业,他的遗孀和女儿立刻陷入无助的境地,于是,当年贝格尔舰的船员和菲茨罗伊的朋友们发起捐款,达尔文捐助了1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7000英镑,终于,这些曾经同舟共济的老水手们使菲茨罗伊的家人有了生活依靠。
在牛津论战13年后,论战的反方主将威尔伯福斯意外坠马而死。
牛津论战是科学发展进程中与宗教势力不可避免的一场大交锋,也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辩论之一。事隔一个半世纪,生物进化已经成了博物馆展示的主题之一。今天,当人们走过牛津自然博物馆,仿佛仍然可以听到赫胥黎捍卫进化论的声音:“当海潮滚滚而来,有些历史小丑竟然命令潮水停下脚步,真是可笑之极!我们相信,真理战胜谬误是或迟或早的必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人类认识世界的脚步。”
在泰晤士河东岸,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脚下,有一片气势宏伟的宫殿式建筑,自1873年至1998年,这里曾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一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无数英国海军军官曾在这里学习,受训。
1877年,几位年轻的中国学生走进这所海军学院,他们中有严复、刘步蟾和萨镇冰,这时,严复刚刚23岁。据皇家海军学院的档案记载,俄国、日本和中国是最早向这里派遣留学生的国家,当年,英国海军在三大洋上罕有匹敌,而来自东方的留学生们在这里学到了最新的海军技战术(图2)。
严复是海军学院成绩最好的外国留学生之一,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接受的严酷英文教育,使他到达英国就能用流利的英语和师生们交谈了。在完成日常学业的同时,他还博览群书,希望能找到英国走向富强的奥秘。这期间,他读到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大有醍醐灌顶之感。这时,《物种起源》已出版了近20年,尽管严复毫无自然科学基础,但凭着过人的悟性,他迅速领会和接受了生物进化学说。严复自然而然地想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中国如果不变法自强就很难摆脱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严复只在英国学习了两年,1879年,他奉调回国,担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一年后,他又被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用他在英国学到的理论和知识编织了一个海军强国的梦想,直到中日甲午战争这个梦想被打得粉碎。
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达尔文本人依然健在,此时,英国的知识阶层大都已经接受了生物进化学说,《物种起源》已经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在欧美主要国家都有译本。由于进化论引发了意识形态的革命,并为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达尔文被公认为自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
达尔文一生著作等身,他的大部分科学著作出版于《物种起源》之后,内容涉及人类的由来及感情表达、攀援植物、食虫植物等多个领域。
詹姆斯·穆尔(达尔文传记作家):达尔文首先是一个执迷于科学的无比勤奋的人,他总是在追求卓越,每一件工作在他本人满意之前是不会停下来的,如果工作有缺憾,他自己都不会答应,所以他非常勤奋,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坏毛病,他的妻子总想让他改掉,但也正是这种性格成就了他的伟大。
每当要去探望朋友,达尔文总是带上一把小铁锹,然后在朋友的庭院里挖上几锹,看一看这里分布着几种蚯蚓,分布的密度有多大,下次去的时候对照一下这片土壤有什么变化。1881年,达尔文与他的幼子弗朗西斯合著的学术著作《腐殖土与蚯蚓》出版了,书中写道:“蚯蚓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种古老而结构简单的动物,总是在默默地耕耘着我们的大地,很少有哪种动物对环境的贡献可以与它们相比。”
达尔文一如既望地爱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哪怕是在他工作的时候,他的孩子们也可以在他的书房里捉迷藏,而周围村子的村民们可以在达温庄园宽大的草坪上打板球。每当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达尔文的妻子埃玛就会向家境困难的村民分发面包票,凭着这些面包票,他们可以从村里的面包房领取刚刚烤出的面包,最后由埃玛向面包房结帐。达尔文和埃玛的父辈都非常富有,在继承了大笔财产之后,达尔文的稿费和他成功的投资使家族的财富锦上添花。
詹姆斯·穆尔(达尔文传记作家):达尔文在欧洲和北美的交通建设上都有巨额投资,他的投资涵盖了运河、铁路、海运等多个领域,投资都很成功。实际上他一生中从不需要为养家糊口而工作,他只是变得越来越富有,到临终前他的财产按今天的价值计算已经有数百至上千万英镑。
达尔文总是乐于帮助那些生活窘困的年轻学者,但同时他也非常精明,很少花冤枉钱。有一次,他给一位正在改良土豆的农学家寄去了一百英镑,在随支票寄去的信中达尔文写道:“很高兴能为您的研究出一份力,但如果今后您的研究获得了政府的资助,那么就请将这笔钱还给我。
七十岁之后,达尔文不可避免地考虑到自己的后事,他多次对朋友说:“经历了我这样的一生,我不惧怕死亡。”他特别强调,“我临死前不会要求上帝的宽恕。”实际上,自贝格尔舰的环球旅行后,达尔文的大半生都处于病痛的折磨中,能够年过古稀,且硕果累累,他的确没有什么遗憾(图3)。
1882年4月19日,也就是《腐殖土与蚯蚓》出版一年后,73岁的达尔文在达尔文故居二层的一间小屋辞世,也正如之前所说的,他走时没有遗憾。在达尔文去世的一百多年来,不断有人杜撰说,他逝世前曾向上帝忏悔,而这种杜撰总是被历史学家和达尔文的后代所痛斥。临终前一直陪伴父亲的亨丽埃塔告诉人们,达尔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妻子埃玛说的:“记住你是一个多么好的妻子啊。”
根据达尔文的遗嘱,家人准备将他在达温庄园下葬,这样他可以在庄园陪伴妻子和早逝的儿女。然而,达尔文的死讯迅速传遍了英国,英国议会在致哀之后通过决议,将达尔文葬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对于达尔文和之前已然在大教堂中安息的牛顿,这里不仅仅是宗教场所,也是巨人长眠的圣殿。
埃玛和家人不情愿地同意了议会的请求,葬礼在达尔文去世一周后举行,获得为(上接第28页)达尔文抬棺殊荣的有他的好友赫胥黎、华莱士和胡克,以及王室、政府和外交使团的代表。
2009年,在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的日子里,达尔文的墓碑是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游客们必到之所。距牛顿的豪华石棺不远,便是达尔文的白色墓碑,与之相邻的是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小赫歇尔。达尔文在贝格尔舰环球旅行经过南非时第一次见到了小赫歇尔,当时,这位天文学家正在近乎荒芜的好望角上观测南半球天空的星体。小赫歇尔的献身精神让年轻的达尔文非常感动,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赫歇尔爵士对自然科学的阐述燃起了我内心的渴望,我渴望今生能为构建自然科学的大厦哪怕作出最微不足道的贡献!”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必须彻底维新变法才能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曾经留学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严复此时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见证了他的同学刘步蟾和数以百计的学生长眠于黄海的波涛之中,严复痛不欲生,他意识到,只有唤醒仍在沉睡的同胞,中国才有复兴的希望。于是,他迅速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提倡维新。在这些短篇檄文的基础上,严复决定将西方近代经典学说介绍到中国,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他的首选。考虑到《物种起源》专业性较强,中国读者一时不易理解,严复选择了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并起名为《天演论》,在《天演论》中,严复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高度概括为八个汉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试图通过这一残酷的自然规律发出警示:当今世界强国林立,再不维新图强,亡国灭种的命运便会降临在中国人身上。为了突出中心,严复并没有一字一句地翻译赫胥黎的原著,而是有选择地翻译其片断,并加入了自己的议论和发挥,因此,鲁迅在之后提到严复时说:严复究竟是做过《天演论》的。
1898年,《天演论》在中国出版,它在华夏大地上引起的震动似乎不亚于40年前《物种起源》在英国和欧洲产生的影响。孙中山曾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王渝生(中国科技馆研究员):我看到过当时的孙中山的演讲,包括毛泽东在湖南的演讲,包括梁启超这些人,他们宣传革命首先讲一通天演论,讲一通进化论。从100多年前中国的近代革命来看,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到中国,对中国的民族革命思潮很有启发和帮助,特别是热血青年受到进化论的启发,认识到社会的发展也要变革也要革命。
2009年春天英格兰小镇什鲁斯伯里。两百年前,科学巨匠达尔文出生在这里。小镇博物馆的专家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达尔文逝世后,小镇的居民们决定在他的母校前树立一尊达尔文铜像,哪知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竟然震倒了小镇教堂的尖顶。一时间,小镇上众说纷纭,许多老人议论道:恐怕上帝不喜欢达尔文,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愤怒,所以,达尔文的铜像还是不要建了吧。然而,更多的人说达尔文是不朽的,他的家乡理应为他塑像。达尔文的铜像如期树立在他的母校前,不久后,震坏的教堂也得以修复。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并没有天灾降临在这个平安和谐的小镇上,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图4)。
理查德·哈里斯男爵(前任牛津主教):可以说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当然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教廷罗马天主教廷,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进化论。只要有确凿的科学证据,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不管事实本身是令人愉快的还是让人尴尬的。我本人非常钦佩达尔文,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1836年,当年轻的达尔文完成了环球旅行回到英国,他曾感慨地写信对“贝格尔号”舰长菲茨罗伊说:“英国全都变了,只有我的家乡什鲁斯伯里还根本没有变。”然而,达尔文最终用自己的科学理论改变了自己的故乡,也改变了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