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为什么要写一本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背景的书，您是如何研究那一时代的？
　　答：我一向对一九○○到一九四○年间的历史很感兴趣，因为那个骚动的时代不可思议、富有创造力。现在回头看，十九世纪的艺术和工业的发展极其缓慢，绘画、音乐、小说创作、建筑都在进步，但却是一步一步的。然而，就在短短几十年里，就有了詹姆斯.乔伊斯、尼金斯基、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爵士乐、亨利.福特、西格蒙.弗洛伊德、俄国革命、电影、飞机、摩天大厦，在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里，种种成规几乎都遭到了颠覆。几十年来，我听那个时代的音乐，看电影，读书，读种种宣言，徜徉在那些绘画前，所以，我并没有真正为这本书做什么实地调研，我只利用我对那个时代间接的了解来激发自己的想象。
　　问：您为什么从一个年轻女人的视角来写这本书？
　　答：有些作家如约翰·契弗和雷蒙德·卡佛似乎是通过分析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的社交圈子、记忆和道德观—来汲取艺术灵感的，而我恰恰相反，我喜欢把自己置身于不那么熟悉的环境，从另一个人的眼光来看生活，这个人在年龄、种族、性别和/或社会阶层上和我都不同。我想，稍稍的错位能使我观察更敏锐。正是努力想象柜子顶上有什么东西—一向不为人注意的小事情—这一挑战使得种种事件有了聚焦点。
　　问：在个人生活方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没有什么影响到本书的创作？
　　答：本书中没有一个人物是依据某个人来塑造的，不过我的三位祖父母和一位曾祖母活到九十多岁或一百来岁。夏天，我的外公外婆就住在街对面，我每天都会去看他们。我二十多岁时，每到午饭时间，我都很喜欢和他们谈起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生活，当时他们刚步入中年。我的祖母很有气质，充满活力，她非常享受生活，拒绝了不少求婚者，直到三十岁才安定下来。就像本书的叙述者，她逼着一位穿裘皮大衣的对手请她喝酒，最后才接受我祖父的求婚。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聊天（尤其是和我祖母的聊天）坚定了我的想法，那就是她那一代比我父母那一代离维多利亚时代更远。我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开放与五十年代的顺从是相对立的。
　　问：请谈一谈偶遇在故事里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答：这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是一个人二十来岁时的偶遇和轻率的决定会影响之后几十年的生活。我想，这种动态性具有普遍意义。当然，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一九八九年，我获得一笔经费，为耶鲁到中国教书两年。我从加州回到纽黑文，准备利用夏天学习中文。可因为某些变故，耶鲁取消了这一项目。他们给了我们几千美元，让我们打道回府。我的全部行当都在自己的车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位老朋友需要有人和他共付纽约的房租，于是我就搬到了那里。到那里的第一个晚上，我受邀到一位熟人家里参加派对，在那里碰到几个人，我们最终成了要好的朋友。回想起来，在那次派对上，人与人的交流生发了不少事业和婚姻，不过，我们当时肯定没有想到那次偶遇有多么重要，我们只是喝喝酒，随便凑在一起，草率地作出种种决定，没头没脑地计划自己的未来。
　　问：您认为凯特的故事会发生在纽约之外的地方吗？
　　答：我当然希望如此。我想，这本书包含的自强自立、人生渴望、爱情和失去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的，但纽约与众不同的是，它是一个大都市，在广告、艺术、广播、时尚、金融、新闻、音乐、出版、戏剧等方面都是领先的。这意味着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蜂拥而至，他们背景不同、兴趣不同、志向不同。他们都希望建立关系（E. M.福斯特所说的关系，也就是关系网）。这也使得某种概率大大增加，那就是饭桌上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有可能改变你的生活。
　　问：给我们说说乔治·华盛顿和他的《社交礼仪守则》……
　　答：我对富有创造力的时代非常感兴趣，就像托斯卡纳地区早期的文艺复兴（有马萨乔、德拉·弗朗西斯卡、波提切利和多那太罗），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纽约的爵士乐（有戴维斯、克尔特林、蒙克和吉里斯皮），或七十年代的犯罪电视剧（有科杰克、洛克福德、麦克格雷特和哥伦布）。综观历史，在这些短暂的时期里，身怀各种才华的人们齐聚一堂，推动艺术飞跃前进。在一些半竞争或相互合作的对话里，演员通过激发灵感和冒险将对方最棒的一面展示出来，同时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开拓了艺术前沿。我一旦发现这样的时代，便要深究一番。在我看来，美国的独立革命便是这样的时代，杰斐逊、亚当斯、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富兰克林才华横溢、人格高尚。他们在短得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就造就了一套理想体系，并在实践中运用，使我们受益几百年。刚开始，我把廷克想象为那个时代勤奋的学习者，可开始写作后，我碰巧从书架上拿了华盛顿的作品，开始便是他的《社交礼仪守则》。我立刻明白了，廷克第一要学习的是《社交礼仪守则》。我的书探讨了社会阶层和社会礼仪、性格和外貌、理想和妥协，而华盛顿充满活力的一系列守则是整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的核心。
　　问：这本书探讨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社会阶层的微妙差异。您认为社会阶层的影响在今天的美国依然存在吗？
　　答：我不是社会学家，不过在我看来，自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美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士兵福利法案》的影响最为重要，许多属于工人阶层的人们离开自己的群体，走向更为同质的中产阶级。同时，贵族家庭在二十年代开始放弃他们讲究排场的沙龙舞和燕尾服，更趋平民化。神奇面包、百威啤酒和坚果巧克力变得家喻户晓（源源不断，价格低廉，式样丰富，口味各异）。这一大杂烩产生了奇特的效果：很大一部分美国人（从统计数据上的富有阶层到贫穷阶层）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如果说上半叶的年轻人为了挤进小小的贵族圈子而奋斗，那么最近几十年，富裕的年轻人追求的是街头时尚和通俗音乐。我对当时的社会变化只是作了一个大致的概括，其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许多社会行为今天依然流行。我们显然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渴望的社会。在我们这半个世纪里，每个阶层的美国民众都在借钱买更大的车、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家具。美国的年轻人还在追求成功和社会地位，哪怕今天的成功和社会地位也许意味着穿运动鞋创业，而不是穿燕尾服去乡村俱乐部。 　　问：您能否描述一下这本书是怎么写成的？
　　答：在我三十多四十岁的时候，我写了一部小说，背景是斯大林时代俄罗斯的农村，可最后还是把它塞进了抽屉。如果你花七年时间写一本书，却不喜欢故事结尾，那非常令人沮丧……那本书采用了五种视角，一连串复杂的事件只是勾勒出大概的轮廓。一个有两个孩子的投资家，这种结构证明很糟糕。每次我坐下来写这本书，都得花上两个小时思索自己写到哪里了。最糟的是，重读后来的草稿时，我发现去年的那一稿才是最好的。所以，在写一本新书时，我就决定一定要用第一人称叙述，所有的事件和人物事先都仔细想好，用一年时间完成。经过几星期的准备，我于二○○六年一月一日开始创作《社交礼仪守则》，三百六十五天后完稿。本书分二十六章。因为一年有五十二个星期，我计划每两周完成一章，包括草稿、修改和润色。在之后的三年里，我大改了三次（主要是删减），不过从创作过程来看，当初要求十二个月完成的草稿比不限时间完工要高效得多。正因如此，这本书才能在除夕开始，一年后完成。
　　问：您都读过些什么书？
　　答：大约在我四十岁时，我读了哈罗德.布鲁姆的《何处寻找智慧》。这本书教我们从文学中读出智慧，我吃惊地发现自己读得很匆忙。我想，如果我每个月钻研一本书，那我是幸运的，因为如果我活到八十岁，那么就能好好读上四百八十多本书。出于这一令人吃惊的发现，我和三位朋友组成了一个文学名著读书小组。我们严格筛选作品，只有经过历史证明，值得一个人一生中读好几次的书，我们才选。我们从《追忆四似水年华》开始，然后是吐温、惠特曼、狄金森、梭罗，之后是福克纳，然后我们先读塞万提斯和博格斯，再读马尔克斯。去年我们通读了纳博科夫写美国的作品，现在我们转向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三十年社会与文化思潮

邹诗鹏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乃各种社会文化思潮风生水起、相互激荡的三十余年。本书将三十余年的社会文化思潮分为三个大的时段，并梳理了每一时段内思潮的分布格局及其谱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题是新启蒙思潮，其中包含或伴随着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派、科学主义与“西学热”、寻根文化热以及新权威主义的兴起。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出现分化与多样化的态势：新启蒙思潮出现深化、分化及其转化、不同并带有竞争性质的思潮，如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渐次兴起。二十一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持续加剧，思想文化界则正在酝酿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兴起的民生思潮、中国道路及中国模式热、民主法治思潮以及网络民粹主义，显示了当下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