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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中，有几人能面对数千高水准的宾客，脱稿作一番幽默诙谐但不失高雅的祝酒辞?
“我大胆地说，我享受选妃的感觉，哪个男人没有想当皇帝的欲望?只是希望她没有当妃子的心态。”何洁伟说。
这位大陆出生、台湾读书、香港起家的39岁富豪的上述言论，颇有反潮流的“风采”。一个不算秘密的事实是，富豪征婚往往程序繁琐，应者如云，因此有论者把这种行为称为“选妃”。当然，征婚机构和其他富豪们纷纷表态，坚决反对“选妃”这一概念。
富豪征婚花费颇多，程序自然也复杂。
“富豪们缴纳5万元会费之后，我们就进入工作程序了。每位会员我们安排2到3名优秀工作人员，然后在候选资源库里经过2到3轮删选后，列出一个有10多人的候选名单，供会员筛选。然后富豪会员们决定和哪些人见面。”杭州某著名交友中心总经理严晓红这样向本刊记者介绍富豪选伴侣的全流程。
“这5万元只是会员费，如果富豪决定广告征婚，或者需要我们出差寻找合适的对象，那一切费用另加，实报实销。”毫无疑问，富豪征婚的费用不菲，整个流程走下来，可能是工薪阶层数年的收入。
上海一征婚网站的流程和费用更加惊人，负责人刘天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们给富豪们的爱情定制推进计划，整个工作流程需要深入访问、爱情猎手海选、网上匿名主题征婚活动、一对一约见等10个步骤，整个流程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而该网站的入会费是2万元，其他则按照申报财产的1％收费，也就是说，如果富豪的申报财产是1亿元，则会员费就需要100万元!
为了玉成富豪的好事，征婚机构不惜列出十分繁琐的程序，富豪们也不吝惜巨额费用。和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富豪登报征婚一样，公众不由得质疑：富豪们到底是在搜索爱情还是在搞选妃的闹剧?巨额费用“征”来的会是爱情和幸福吗?
富豪征婚产业链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征婚机构红娘的“标准像”是“中年女子、耐心、阅历丰富、有亲和力”，但上海的富豪征婚网站却聘请博士作为婚姻顾问，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是炒作、搞噱头，但刘天立却认为，婚姻中介行业的广阔前景是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近年来为高端客户征婚的机构和网站开始纷纷亮相?在刘天立看来，这一切是市场使然。
刘拿出了两组数据，证明中国高端婚介产业正处于爆炸式发展的临界点。一则是根据海外权威媒体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截至2005年，中国个人财产达到百万美元的富翁超过百万人，以人民币计算的百万富翁则超过千万人，并且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递增——大市场、高需求，其间商机不言而喻；iResearch艾瑞市场咨询的调查表明，2005年国内网上婚恋交友活跃，用户规模达到了1000万，同时该机构预测至2008年底，中国网上婚恋交友活跃用户规模将达到2900万，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5．9％。
刘天立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美国典型的婚恋交友网站eHarmony 2004年收入即达到了7000万美元，是同年中国网上婚恋交友市场规模的15倍以上，注册用户达700万，其中付费比例占20％。相较之下，中国的婚恋交友网络市场还是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事实上，富豪们的旺盛征婚需求，从近年来见诸报端、日益频繁的征婚广告就可感受到。目前征婚网站的运营情况也旁证了这个行业的景气状况。严晓红所在的交友中心举办的富豪征婚网站，已吸引了10名亿元资产以上的富豪，其中5名富豪经营房地产，1人从事石油行业，其他则经营外贸和物流，而这个网站开通至今才数月。
除了富豪和应征者之外，还有谁在这个征婚产业链中获益呢?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征婚机构和媒体是最大赢家，因为高额的中介费用给机构带来了财源，广告则给媒体特别是一些都市报带来了新客户。以杭州心心缘为例，严晓红所在的交友中心已为富豪征婚登了三次广告。
“选妃闹剧”与“变态心理”?
富豪征婚产业繁荣是一回事，通过征婚能否给富豪和应征者双方带来幸福则是另一回事。更何况许多公众和媒体认定，所谓的富豪征婚，其实质是有钱人的游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选妃”。甚至有人怀疑，富豪征婚的目的并不单纯，可能是想通过征婚来玩弄女性。
早在2004年，上海一个亿万富豪，在全国范围内几十家媒体上砸出数百万元征婚，并且提出了有性经历者不要等“八不要”，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焦点，有论者认为他的“八不要”对女性来说是一种侮辱。
严晓红认为，富豪为了玩弄女性而来征婚应该不可能，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5万元的征婚费其实就是一道门槛，现在社会上乌七八糟的场所不少，富豪如果想“玩”，根本就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也不需要在百忙中抽出这么多时间。”
严晓红还说，所谓的富豪，其实也只不过是些有钱的普通人，他们同样有自己的悲欢喜怒，无非是他们掌握的资源比普通人多一些而已。严晓红还强调，在他们的机构中，高端客户中还没有男子提出诸如希望对方是处女之类的出位要求。
刘天立认为，富豪中不乏很有爱心和责任心的人，他告诉本刊记者这样一个案例：一个来自河南郑州、资产过亿的钻石级会员，和一个女孩在网上聊得很投缘，于是毫不犹豫买了机票奔过去，发现对方才上大学二年级，而且家庭陷入困境，姐姐得了白血病。富翁告诉她：“我可以帮助你走出困境，但是我不希望你把这个当作你的爱情筹码。”
刘天立认为，富豪征婚不能被称之为“选妃”，最重要的原因是“游戏规则”不一样，“专制皇朝的选妃，被选的一方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即使不情愿，被选上了就不得不屈服。但富豪征婚却不然，是一种双向选择。”
尽管应征者被骗的报道很少见诸报端，但还是有不少人提醒年轻女孩们警惕应征富豪征婚中的风险，这些声音可以归纳为：富豪征婚骗子的报道很少，并不意味着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受害者可能是因为顾忌隐私而不敢声张；有些富豪征婚确实花了巨资，但不排除无良富豪抱着花大钱找刺激的“变态心理”……
多少幸福可以“征”来
尽管婚介机构隆重推出各种富豪征婚的幸福案例，但是，有钱并不代表拥有一切，富豪征婚未必都能如愿。
陈勇是河南郑州人，现为北京一家中美健康产业网的总裁，资产过亿。经历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年过不惑的他，因为找不到幸福的伴侣而万分痛苦。他一遍遍问本刊记者，“你说我的要求苛刻吗，我就希望对方善解人意，有生活情趣，爱好广泛。这个要求不高啊。但怎么就是碰不到合适的。”
陈勇坦承，他这个年龄，事业财富发展到今天，哪怕知音再难觅，也不会找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性。“男人的 通病呗，都想要个年轻貌美的，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有几个不是人老珠黄了?”
陈勇还曾经在《北京晚报》登过几个月的广告，应征者多得使他不得不让助理进行一轮筛选。最后能让他满意的寥寥无几。他前前后后通过网络、熟人介绍而结识的女性，要么太有钱，要么能力特强——还有央视的主持人，但他说，自己一个都不会考虑。他想要的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持家女性，平平淡淡的一种居家生活。但他的生活圈子里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女性。
香港富豪何洁伟则对金钱的作用相当自信，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认为钱可以解决80％的烦恼。剩下的20％就是情趣、个性问题了。现在很多夫妻感情破裂，婚姻不美满，多与经济有关，有钱许多矛盾可以解决。生活平淡无味了，没有激情了，或者两个人吵架了，我可以带她全世界旅行，寻找刺激和新鲜，给她疗伤。”
“我对那些一提到钱就带着鄙夷目光的人很不屑，不然每个人都那么努力赚钱干嘛呀。钱可以增加爱的机会成本。我有钱，我想尝试更好的办法得到自己的所爱，这有什么不对?可能很多人觉得有钱人垄断了这部分资源，抢走了草根阶层追求幸福的机会，不公平。那富豪们占了更多的地、费了更多的汽油，这不都是不公平了吗?”何洁伟同时承认，“穷学生一样可以打败富家子弟，争取自己的幸福。”
尽管富豪征婚为一些人所不屑，但不可否认的是，富豪征婚、应者如云的现象却是事实。上海某富豪2004年通过数十家媒体征婚，据称每天都有上千人应征。有论者戏言：富豪征婚对女孩们的吸引力决不亚于歌手大赛和超级女声。
为了让富豪们获得更好的选择机会，婚介机构不断充实自己的资源库。严晓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许多富豪对某个职业会有偏好，因此，我们建立教育系统、航空系统等门类，如果征婚富豪指定要在哪个系统找，我们就可以马上缩小搜索范围。”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为了让富豪找到合适的伴侣，有的婚介机构甚至将目光投向高校，“通过私人关系，推介一些在校大学生应征，比如浙江的传媒学院等。”严晓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富豪征婚的过程中，在校大学生来应征的不在少数。”
本刊记者曾通过征婚机构等其他途径联系了4位应征女孩，其中有1位还是大二学生。但她们都婉言谢绝了见面采访的请求。一位来自上海、拥有留学经历、才貌俱佳的27岁女白领，本身收入颇丰，据某婚介机构介绍，她曾至少三次应征千万级以上富豪，但至今仍无所归依。在电话中这位女白领似乎对记者的追问颇不耐烦，她反复强调一段话，“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大话西游》里的紫霞仙子渴望的是一位身着金甲圣衣的盖世英雄，我要的是一位能带我到世界各地浪漫的男人，这样的男子除了英俊和情调之外，还需要许多钱。”
“上流社会”缺失之痛?
“做老板其实很辛苦，平常的工作当中，我们几乎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人家只知道他这个人，并不了解他的生活。出门是轿车，下车就是助理什么的前呼后拥，业务应酬就是上餐厅吃饭，根本没什么机会遇到好女孩。”曾经征过婚的武汉房地产商方忠向刘天立这样抱怨。
事实上，有许多富豪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发出过类似的感慨。有一位富豪这样总结他们遇到的女性：生意场上的高级白领，一身光鲜的职业装，职业化的笑容，一副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精明；娱乐场上的女孩们，只有上帝知道她到底有多少经历；即使在某个交际场合遇到了心仪的女孩，但顾及到身份不敢很明白地表示自己的心愿。
有过境外经历的富豪们感慨境内还没有很成熟的上层交际圈。在香港注册公司的女富豪刘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香港，一夜暴富的案例已罕见，而知识精英们早在大学时代就穿燕尾服，游走于各式各样的聚会，他们懂得如何彬彬有礼地交际，待人接物都游刃有余，收放自如。而内地富豪多半白手起家，甚至很多还是一夜暴富，他们不懂甚至没有生活情趣，还有的就来凑凑热闹，顺带着给自己造势宣传，这样一来也就背离了社交活动本身的意义。”
刘薇以前还去参加过汇丰银行、保时捷、宝马公司举办的联谊party，去过两次后，她的感受用两个字形容——不爽。“有时为了商业拉广告的目的，出席的人素质参差不齐，且沾亲带故关系复杂。”
刘薇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内地搞这样的派对还是处在一个模仿的初级阶段，形似神不似。我在香港参加过几次宴会，来宾都在一个层次，男士很绅士，女士也都温文尔雅。精英阶层的男女从这里牵手的很多。香港两性交往的各种渠道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
严晓红也坦言，尽管许多征婚会员拥有亿万家产，但他们的交际并没有超出亲戚朋友关系户这样的圈子，许多人10多年前还是农民，他们的身份转变尚未彻底完成。
刘明非大学毕业后，因为业务关系经常在国内、国外跑，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中国，哪怕同是富豪圈里的，交际方式无非是吃饭、卡拉OK、夜总会，在这种场合，如果高雅一点，就去打打高尔夫球等等。而在西方，各种主题的高水准派对很多，名流的子女们都会把这些场合作为结识异性的重要渠道，而在中国，这种高层次的派对很少，甚至举行这种派对的场所都没有，至于人的品位和素养，差距更大，中国富豪中，有几人能面对数千高水准的宾客，脱稿作一番幽默诙谐但不失高雅的祝酒辞?坦率地说，我自己也做不到。”
刘明非还说，“西方国家，精英圈其实是相同的，政界、商界、艺术界、科学界的精英圈内，通婚和交往没有障碍。某个企业家或律师当选为国会议员，他自费搞个晚会庆祝，这种晚会就是男女结识互相了解的好场合。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官员工资水平不高，除了薪水之外很少有其他经济来源。一般人如果当选为人大代表，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荣誉属于集体而不仅是个人，所以，这种晚会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不适合搞。”
严晓红认为，富豪们尚未形成上层交际圈，其实并不奇怪，中国改革开放还不到30年，富豪们意识到自己和平头百姓身份上有区别，可能也是最近10来年的事，名门贵族则还在萌芽阶段，所谓三代出贵族。所以说，要形成成熟的上流社会交际圈还需要很长时间，这也意味着富豪们在身边就能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也还需要很长时间。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富豪征婚机构都明白，这个时间差正是他们要抓住的黄金时段。
“我大胆地说，我享受选妃的感觉，哪个男人没有想当皇帝的欲望?只是希望她没有当妃子的心态。”何洁伟说。
这位大陆出生、台湾读书、香港起家的39岁富豪的上述言论，颇有反潮流的“风采”。一个不算秘密的事实是，富豪征婚往往程序繁琐，应者如云，因此有论者把这种行为称为“选妃”。当然，征婚机构和其他富豪们纷纷表态，坚决反对“选妃”这一概念。
富豪征婚花费颇多，程序自然也复杂。
“富豪们缴纳5万元会费之后，我们就进入工作程序了。每位会员我们安排2到3名优秀工作人员，然后在候选资源库里经过2到3轮删选后，列出一个有10多人的候选名单，供会员筛选。然后富豪会员们决定和哪些人见面。”杭州某著名交友中心总经理严晓红这样向本刊记者介绍富豪选伴侣的全流程。
“这5万元只是会员费，如果富豪决定广告征婚，或者需要我们出差寻找合适的对象，那一切费用另加，实报实销。”毫无疑问，富豪征婚的费用不菲，整个流程走下来，可能是工薪阶层数年的收入。
上海一征婚网站的流程和费用更加惊人，负责人刘天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们给富豪们的爱情定制推进计划，整个工作流程需要深入访问、爱情猎手海选、网上匿名主题征婚活动、一对一约见等10个步骤，整个流程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而该网站的入会费是2万元，其他则按照申报财产的1％收费，也就是说，如果富豪的申报财产是1亿元，则会员费就需要100万元!
为了玉成富豪的好事，征婚机构不惜列出十分繁琐的程序，富豪们也不吝惜巨额费用。和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富豪登报征婚一样，公众不由得质疑：富豪们到底是在搜索爱情还是在搞选妃的闹剧?巨额费用“征”来的会是爱情和幸福吗?
富豪征婚产业链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征婚机构红娘的“标准像”是“中年女子、耐心、阅历丰富、有亲和力”，但上海的富豪征婚网站却聘请博士作为婚姻顾问，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是炒作、搞噱头，但刘天立却认为，婚姻中介行业的广阔前景是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近年来为高端客户征婚的机构和网站开始纷纷亮相?在刘天立看来，这一切是市场使然。
刘拿出了两组数据，证明中国高端婚介产业正处于爆炸式发展的临界点。一则是根据海外权威媒体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截至2005年，中国个人财产达到百万美元的富翁超过百万人，以人民币计算的百万富翁则超过千万人，并且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递增——大市场、高需求，其间商机不言而喻；iResearch艾瑞市场咨询的调查表明，2005年国内网上婚恋交友活跃，用户规模达到了1000万，同时该机构预测至2008年底，中国网上婚恋交友活跃用户规模将达到2900万，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5．9％。
刘天立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美国典型的婚恋交友网站eHarmony 2004年收入即达到了7000万美元，是同年中国网上婚恋交友市场规模的15倍以上，注册用户达700万，其中付费比例占20％。相较之下，中国的婚恋交友网络市场还是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事实上，富豪们的旺盛征婚需求，从近年来见诸报端、日益频繁的征婚广告就可感受到。目前征婚网站的运营情况也旁证了这个行业的景气状况。严晓红所在的交友中心举办的富豪征婚网站，已吸引了10名亿元资产以上的富豪，其中5名富豪经营房地产，1人从事石油行业，其他则经营外贸和物流，而这个网站开通至今才数月。
除了富豪和应征者之外，还有谁在这个征婚产业链中获益呢?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征婚机构和媒体是最大赢家，因为高额的中介费用给机构带来了财源，广告则给媒体特别是一些都市报带来了新客户。以杭州心心缘为例，严晓红所在的交友中心已为富豪征婚登了三次广告。
“选妃闹剧”与“变态心理”?
富豪征婚产业繁荣是一回事，通过征婚能否给富豪和应征者双方带来幸福则是另一回事。更何况许多公众和媒体认定，所谓的富豪征婚，其实质是有钱人的游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选妃”。甚至有人怀疑，富豪征婚的目的并不单纯，可能是想通过征婚来玩弄女性。
早在2004年，上海一个亿万富豪，在全国范围内几十家媒体上砸出数百万元征婚，并且提出了有性经历者不要等“八不要”，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焦点，有论者认为他的“八不要”对女性来说是一种侮辱。
严晓红认为，富豪为了玩弄女性而来征婚应该不可能，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5万元的征婚费其实就是一道门槛，现在社会上乌七八糟的场所不少，富豪如果想“玩”，根本就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也不需要在百忙中抽出这么多时间。”
严晓红还说，所谓的富豪，其实也只不过是些有钱的普通人，他们同样有自己的悲欢喜怒，无非是他们掌握的资源比普通人多一些而已。严晓红还强调，在他们的机构中，高端客户中还没有男子提出诸如希望对方是处女之类的出位要求。
刘天立认为，富豪中不乏很有爱心和责任心的人，他告诉本刊记者这样一个案例：一个来自河南郑州、资产过亿的钻石级会员，和一个女孩在网上聊得很投缘，于是毫不犹豫买了机票奔过去，发现对方才上大学二年级，而且家庭陷入困境，姐姐得了白血病。富翁告诉她：“我可以帮助你走出困境，但是我不希望你把这个当作你的爱情筹码。”
刘天立认为，富豪征婚不能被称之为“选妃”，最重要的原因是“游戏规则”不一样，“专制皇朝的选妃，被选的一方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即使不情愿，被选上了就不得不屈服。但富豪征婚却不然，是一种双向选择。”
尽管应征者被骗的报道很少见诸报端，但还是有不少人提醒年轻女孩们警惕应征富豪征婚中的风险，这些声音可以归纳为：富豪征婚骗子的报道很少，并不意味着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受害者可能是因为顾忌隐私而不敢声张；有些富豪征婚确实花了巨资，但不排除无良富豪抱着花大钱找刺激的“变态心理”……
多少幸福可以“征”来
尽管婚介机构隆重推出各种富豪征婚的幸福案例，但是，有钱并不代表拥有一切，富豪征婚未必都能如愿。
陈勇是河南郑州人，现为北京一家中美健康产业网的总裁，资产过亿。经历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年过不惑的他，因为找不到幸福的伴侣而万分痛苦。他一遍遍问本刊记者，“你说我的要求苛刻吗，我就希望对方善解人意，有生活情趣，爱好广泛。这个要求不高啊。但怎么就是碰不到合适的。”
陈勇坦承，他这个年龄，事业财富发展到今天，哪怕知音再难觅，也不会找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性。“男人的 通病呗，都想要个年轻貌美的，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有几个不是人老珠黄了?”
陈勇还曾经在《北京晚报》登过几个月的广告，应征者多得使他不得不让助理进行一轮筛选。最后能让他满意的寥寥无几。他前前后后通过网络、熟人介绍而结识的女性，要么太有钱，要么能力特强——还有央视的主持人，但他说，自己一个都不会考虑。他想要的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持家女性，平平淡淡的一种居家生活。但他的生活圈子里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女性。
香港富豪何洁伟则对金钱的作用相当自信，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认为钱可以解决80％的烦恼。剩下的20％就是情趣、个性问题了。现在很多夫妻感情破裂，婚姻不美满，多与经济有关，有钱许多矛盾可以解决。生活平淡无味了，没有激情了，或者两个人吵架了，我可以带她全世界旅行，寻找刺激和新鲜，给她疗伤。”
“我对那些一提到钱就带着鄙夷目光的人很不屑，不然每个人都那么努力赚钱干嘛呀。钱可以增加爱的机会成本。我有钱，我想尝试更好的办法得到自己的所爱，这有什么不对?可能很多人觉得有钱人垄断了这部分资源，抢走了草根阶层追求幸福的机会，不公平。那富豪们占了更多的地、费了更多的汽油，这不都是不公平了吗?”何洁伟同时承认，“穷学生一样可以打败富家子弟，争取自己的幸福。”
尽管富豪征婚为一些人所不屑，但不可否认的是，富豪征婚、应者如云的现象却是事实。上海某富豪2004年通过数十家媒体征婚，据称每天都有上千人应征。有论者戏言：富豪征婚对女孩们的吸引力决不亚于歌手大赛和超级女声。
为了让富豪们获得更好的选择机会，婚介机构不断充实自己的资源库。严晓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许多富豪对某个职业会有偏好，因此，我们建立教育系统、航空系统等门类，如果征婚富豪指定要在哪个系统找，我们就可以马上缩小搜索范围。”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为了让富豪找到合适的伴侣，有的婚介机构甚至将目光投向高校，“通过私人关系，推介一些在校大学生应征，比如浙江的传媒学院等。”严晓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富豪征婚的过程中，在校大学生来应征的不在少数。”
本刊记者曾通过征婚机构等其他途径联系了4位应征女孩，其中有1位还是大二学生。但她们都婉言谢绝了见面采访的请求。一位来自上海、拥有留学经历、才貌俱佳的27岁女白领，本身收入颇丰，据某婚介机构介绍，她曾至少三次应征千万级以上富豪，但至今仍无所归依。在电话中这位女白领似乎对记者的追问颇不耐烦，她反复强调一段话，“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大话西游》里的紫霞仙子渴望的是一位身着金甲圣衣的盖世英雄，我要的是一位能带我到世界各地浪漫的男人，这样的男子除了英俊和情调之外，还需要许多钱。”
“上流社会”缺失之痛?
“做老板其实很辛苦，平常的工作当中，我们几乎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人家只知道他这个人，并不了解他的生活。出门是轿车，下车就是助理什么的前呼后拥，业务应酬就是上餐厅吃饭，根本没什么机会遇到好女孩。”曾经征过婚的武汉房地产商方忠向刘天立这样抱怨。
事实上，有许多富豪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发出过类似的感慨。有一位富豪这样总结他们遇到的女性：生意场上的高级白领，一身光鲜的职业装，职业化的笑容，一副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精明；娱乐场上的女孩们，只有上帝知道她到底有多少经历；即使在某个交际场合遇到了心仪的女孩，但顾及到身份不敢很明白地表示自己的心愿。
有过境外经历的富豪们感慨境内还没有很成熟的上层交际圈。在香港注册公司的女富豪刘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香港，一夜暴富的案例已罕见，而知识精英们早在大学时代就穿燕尾服，游走于各式各样的聚会，他们懂得如何彬彬有礼地交际，待人接物都游刃有余，收放自如。而内地富豪多半白手起家，甚至很多还是一夜暴富，他们不懂甚至没有生活情趣，还有的就来凑凑热闹，顺带着给自己造势宣传，这样一来也就背离了社交活动本身的意义。”
刘薇以前还去参加过汇丰银行、保时捷、宝马公司举办的联谊party，去过两次后，她的感受用两个字形容——不爽。“有时为了商业拉广告的目的，出席的人素质参差不齐，且沾亲带故关系复杂。”
刘薇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内地搞这样的派对还是处在一个模仿的初级阶段，形似神不似。我在香港参加过几次宴会，来宾都在一个层次，男士很绅士，女士也都温文尔雅。精英阶层的男女从这里牵手的很多。香港两性交往的各种渠道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
严晓红也坦言，尽管许多征婚会员拥有亿万家产，但他们的交际并没有超出亲戚朋友关系户这样的圈子，许多人10多年前还是农民，他们的身份转变尚未彻底完成。
刘明非大学毕业后，因为业务关系经常在国内、国外跑，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中国，哪怕同是富豪圈里的，交际方式无非是吃饭、卡拉OK、夜总会，在这种场合，如果高雅一点，就去打打高尔夫球等等。而在西方，各种主题的高水准派对很多，名流的子女们都会把这些场合作为结识异性的重要渠道，而在中国，这种高层次的派对很少，甚至举行这种派对的场所都没有，至于人的品位和素养，差距更大，中国富豪中，有几人能面对数千高水准的宾客，脱稿作一番幽默诙谐但不失高雅的祝酒辞?坦率地说，我自己也做不到。”
刘明非还说，“西方国家，精英圈其实是相同的，政界、商界、艺术界、科学界的精英圈内，通婚和交往没有障碍。某个企业家或律师当选为国会议员，他自费搞个晚会庆祝，这种晚会就是男女结识互相了解的好场合。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官员工资水平不高，除了薪水之外很少有其他经济来源。一般人如果当选为人大代表，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荣誉属于集体而不仅是个人，所以，这种晚会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不适合搞。”
严晓红认为，富豪们尚未形成上层交际圈，其实并不奇怪，中国改革开放还不到30年，富豪们意识到自己和平头百姓身份上有区别，可能也是最近10来年的事，名门贵族则还在萌芽阶段，所谓三代出贵族。所以说，要形成成熟的上流社会交际圈还需要很长时间，这也意味着富豪们在身边就能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也还需要很长时间。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富豪征婚机构都明白，这个时间差正是他们要抓住的黄金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