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史，有一种读法，是把历史放到民间读，而不是放在王朝里读；要用诗性的眼光读，不要用“资治”的眼光读。以诗性之眼，能读取民间社会里历史价值观的审美趣味；用“资治”的眼光，只能围绕王朝打转，把历史读成阴谋诡计和打来打去。
　　其实，这种价值认知的区分，民间早有自己的分法。诸如民间说书人谈古论今，他们说乱世，说江湖，说三国，说西游，说水浒，说聊斋等等，为乱世演义，为草寇鬼神立传，确立了民间社会的核心价值——“义气”。
　　《三国演义》“演”什么？“演”的是“义气”二字；“梁山聚义”“聚”什么？“聚”的也是“义气”二字；孙悟空西天取经，头上的紧箍究竟是什么？说穿了，还是“义气”二字。
　　民间以“义气”神化关羽，使关羽成了财神。以王权主义论关羽，成王败寇，他本不足取。然而，他虽武不如吕布，智不及孔明，势逊于曹操，而且为“走麦城”的败将，却能成神，何也？因“义气”二字，历史记住了他。观其放下曹操，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去追随刘备，尤于华容道上，放下刘备，义释曹操，宁以一死，以成全“义气”二字可知。
　　一部《三国演义》，其价值理性在于“义气”，其工具理性在于“用计”。用计，本来是在人性的幽暗处玩雕刻，把它拿出来，放到光天化日下，让幽暗的玩意儿成为文化，应该说，这也是罗贯中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讲“义气”，以关羽为代表，论“用计”，以诸葛亮为代表。关羽也会“用计”，观其“水淹七军”可知，但不及孔明远矣。孔明也讲“义气”，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知，但他讲“义气”，以“忠”为前提，还是服从于王权的“忠义”。讲“义气”，讲到超越生死，还有人可及，讲到超越王权主义，置王权于义气之后，则唯有关羽。当其追随刘备，便放下了知他爱他重用他的曹操，当他义释曹操，就更是放下了与他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且有君臣名分的刘备，正是“义气”高于王权，他才放下了两头的“王权主义”。
　　罗贯中以“义气”——“桃园结义”开篇，以“不义”——“三国归晋”结局。王权主义虽然总是在王朝中国取得胜利，可它在文化中国，却不一定老是赢家。司马氏篡权，赢得了王朝中国，可它在文化中国里赢了吗？没赢，是彻底的失败者。不仅文化中国里流行的“魏晋风度”与这个家族无关，而且我们从民间流传的“死诸葛打败活马懿”的故事，亦可见这个家族在民心上是如何缺失。这个家族不光缺德还缺美。司马懿在文化中国里唯一的价值，便是中了“空城计”，享受人们赞美诸葛亮的余唾。
　　说到《西游记》的文化价值，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就是那只追求自由但为“义气”又可以放下自由的猴子。中国的王权主义，本来为那只生而自由的猴子安排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那猴子似乎也别无选择地走上了这条路。自由的天性与义气的博弈，虽然使那猴子在这条路上反反复复，但他最终宁愿选择哪怕是紧箍咒的奴役，也要走完这条路，这是孙悟空的“义气”。
　　一路上，孙悟空降妖伏魔，觉醒了自我。当年那只大闹天宫的猴子，还是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自发性的猴子，而西天取经的猴子，则已变成被契约约束且以内在性的道德自律的自觉化的猴子了。那只束缚他的紧箍，有如契约，被他戴在头顶，约束他前行。而奴役他的紧箍咒，看似出于唐僧口，实则隐于他内心，并非咒语的鞭子抽他，而是内心的道德自律在驱使他。他必须履行承诺，不仅要将外在的束缚，转化为自我约束——这是信用原则，还要以报恩的心情接受奴役——这是道义原则。被压在山下时，他本不死，却生不如死，何也？不自由，毋宁死！唐僧来了，不是救他性命，而是还他自由，他是为了最终的自由而走向奴役。一旦目的达到，目标实现，人至西天，经归东土，奴役就要结束时，紧箍自然脱落，他终于自由了！
　　起初，我们还以为那就是孙悟空的归宿，是自由主义的末路。可读完以后，豁然开悟，原来这是他的“义气”，他以内在的自我约束履行了外在的奴役性契约，走完了通往奴役之路，“义气”是他获得通向自由之路的通行证。
　　那猴子终归何处？他会留在西天成佛作祖，还是重上天宫作威作福？都不会，一只重义讲义的猴子，两者都不会选择，而是选择了为之奋斗不已的自由，回他的花果山去了，回到民间，回到文化中国去了。
　　在文化中国里，个人价值取决于民意，而非权力。中国民间社会，于功利层面，固然追逐权力，在价值观上，却更看重历史的评价。中国士人死了，没有天堂可去，唯有历史可栖。
　　王朝从家到国，以家为本，故以“忠孝”立国，而文化中国则以个人为本，个人与个人之间，不论尊卑贵贱，唯以“义气”相联，一种精神契约，但求自由平等。（摘自《看历史》2015年第12期 图：无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