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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以前，高校实行公费培养，统一分配。大学生培养成本由政府承担。在此期间，虽然一些公立学校开始招收部分“自费生”，形成公费自费“双轨制”，但当时的自费生，主要是各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各单位缴纳，不须学生家庭承担。1996年，高校试行“并轨”招生，学费一下子超过2000元，引起轩然大波，96级学生深有感触：“心理一下子失去平衡!同样的课程，上一年收费不到600元，一年后上涨了三倍多!”1997年一场所谓“教育产业化”的变革启动了。
1999年以后，高校连续三年扩招，学费由1999年的3000元上涨到2000年的4200元，而且继续上扬。
按照2004年一般院校的标准，一个大学生一学年要交纳学费5000元左右，加上1000-1200元的住宿费和吃用等，已超过万元。而当年年均收入城镇居民大约9000多元，农民只有2900多元。供养一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要4．2年不吃不喝不穿不住，农民则需要13．6年纯收入!
“教育产业化”意味着什么
教育产业化的直接后果是学费飞涨，并由此引出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
加剧了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
从一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成果获悉，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98年的18.5％下降到1999年的16.3％，清华大学从1998年的20.7％下降到2000年的17.6％。在高校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大学生中农村生源占60％～70％，跟农业人口在全国所占比例较为接近。但实行收费制度后，农村生源陡降，只占30％。
城镇子弟跟农村子弟进入高校可能性的整体差距是5．6倍，全国重点高校则达到9．2倍，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也达到3．4倍。高额学费愈来愈多地将穷孩子摒弃在大学校门之外，这将加深社会分化！
沉重的学费使贫困学生及其家长不堪重负。
山东省下岗职工张珉的儿子2004年考入潍坊交通学院，每年需要5000多元学费，张珉依靠每月460元低保金生活，显然无力承担，不得不借债。但借款何日才能还清?她曾算过一笔帐：儿子毕业后，以每月1000元的工资计算，除去必要的基本生活费，要还清上大学所欠的债务需要整整七年！
武汉一名贫困生为了挣学费，终因兼职过劳而猝死。
近年来农民收入一直很难提高，为筹学费不得不四处借贷，将还债的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后找个好工作。但目前大学生就业又很不容易！
截至2005年7月底，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登记失业人员，已经占失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继大龄下岗职工、失地农民以后，大学毕业生形成又一就业难点。
找工作难，有经济承受能力的大学生选择考研，希望过几年凭学历优势找到好工作。但是，研究生教育正从公费转向自费，且学费并不低于本科，这又是一笔大开支。一般家庭支付本科学费已山穷水尽，何况是子女读本科时就已债台高筑的家庭呢!
高等教育质量全面下降。
由于部分优秀学生无法支付高学费而放弃入学，未上分数线却有钱的学生就可以填补名额，这种知识水平不齐的状况，迫使教师降低讲课质量，也造成学风的普遍跌落。
扩招以来，大学增建学院，学院扩为大学。学校不顾应具备的条件开设新专业，学生人数陡增，学校管理难以有效进行，而且又急需招进新教师，一些缺乏经验的教师就为学生带专业课。这些误人子弟的做法，如何能提高教学质量?
关于高校学费问题的几点建议
有报道说，在中国的十大暴利行业中，教育名列第二。高校高收费引起了社会的批评，老百姓哀叹“学费猛于虎”，有人怀疑“中国教育还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教育吗”?必须使学费降到老百姓可以接受的地步，才符合“人民教育为人民”的宗旨。
首先，应该增加国家投入。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公布时，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20世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过。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为3．2％左右。按目前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1000多亿，若其中三分之一用于高等教育，即有300多亿。以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000万、每人每年6000元学费计，每年共收取学费约600亿左右。如果“提高一个百分点”大学学费就可以减半，下降到3000元左右，就会有一些因高学费受阻的优秀学生跨进大学校门。如果国家将教育投入增加到5％～6％(世界平均水平为5. 1％)，问题将能得到较彻底的解决。
“高校扩招”，原有的教育资源不足，大规模基本建设已造成了高校债务负担。国家投入跟不上，高校就利用这些资源创收，学生又得为自己本应免费享受的服务而付费。
国家投入还应该向贫穷地区倾斜，使这些地区的学生能够享受与其他地区相同的待遇。
以华人人口为多数的新加坡，国家负担大学学费的75％，学生只负担25％。新加坡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重视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应该规范高校收费制度。
高校收费高与乱收费有很大关系。高校账目不公开，教育成本至今还是糊涂账。学费由高校“一口价”，而学生家长别无选择，只得不清不楚地挨宰。
如果据权威机构测算，中国每位大学生的教育成本为每年7000～8000元，则学生缴纳的学费占教育成本的50％以上。如果按照流行的说法：理工科人均培养费一年约1．5万元，文科1．2万元至1．3万元，则学生只承担了教育成本的30％。现在首先要做到公开高校账目，并对其进行核算，准确计算出高校教育成本，作为高校收费的准绳。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学生所应承担的合理比例。并对高校各项收费做一个明确的规定，让社会和监察机关来监督，根除教育垄断体制导致的腐败、浪费和低效率。
再次，加强奖学助学金制度的制定和落实。
据有关部门统计，1996年在校大学生中特困生有几十万，1999年有100．5万，2000年剧增到142万。近七年来，贫困生人数和比例迅速增长，目前总数已高达320万，其中包括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特困生100多万。贫困生的平均比例为25％，清华大学为23％，北京大学为30％，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高达35％。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比例已增加到41％。面对如此众多的贫困学生，国家现有的奖、助学金显然“僧多粥少”，必须设法大力增加。另外，助学贷款服务也应认真落实，作为奖学、助学金不足的补充。
关于教育收费，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说，这关乎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关乎中国高等教育能否继续走下去——“这是个天大的事儿!”(2005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
学校不是商场，教育不是商业，大学生不是商品!教育关系国家兴亡，必须彻底解决高校学费问题，国家的现代化才有希望!
(作者系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文教专业委员会工作人员)
1999年以后，高校连续三年扩招，学费由1999年的3000元上涨到2000年的4200元，而且继续上扬。
按照2004年一般院校的标准，一个大学生一学年要交纳学费5000元左右，加上1000-1200元的住宿费和吃用等，已超过万元。而当年年均收入城镇居民大约9000多元，农民只有2900多元。供养一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要4．2年不吃不喝不穿不住，农民则需要13．6年纯收入!
“教育产业化”意味着什么
教育产业化的直接后果是学费飞涨，并由此引出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
加剧了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
从一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成果获悉，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98年的18.5％下降到1999年的16.3％，清华大学从1998年的20.7％下降到2000年的17.6％。在高校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大学生中农村生源占60％～70％，跟农业人口在全国所占比例较为接近。但实行收费制度后，农村生源陡降，只占30％。
城镇子弟跟农村子弟进入高校可能性的整体差距是5．6倍，全国重点高校则达到9．2倍，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也达到3．4倍。高额学费愈来愈多地将穷孩子摒弃在大学校门之外，这将加深社会分化！
沉重的学费使贫困学生及其家长不堪重负。
山东省下岗职工张珉的儿子2004年考入潍坊交通学院，每年需要5000多元学费，张珉依靠每月460元低保金生活，显然无力承担，不得不借债。但借款何日才能还清?她曾算过一笔帐：儿子毕业后，以每月1000元的工资计算，除去必要的基本生活费，要还清上大学所欠的债务需要整整七年！
武汉一名贫困生为了挣学费，终因兼职过劳而猝死。
近年来农民收入一直很难提高，为筹学费不得不四处借贷，将还债的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后找个好工作。但目前大学生就业又很不容易！
截至2005年7月底，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登记失业人员，已经占失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继大龄下岗职工、失地农民以后，大学毕业生形成又一就业难点。
找工作难，有经济承受能力的大学生选择考研，希望过几年凭学历优势找到好工作。但是，研究生教育正从公费转向自费，且学费并不低于本科，这又是一笔大开支。一般家庭支付本科学费已山穷水尽，何况是子女读本科时就已债台高筑的家庭呢!
高等教育质量全面下降。
由于部分优秀学生无法支付高学费而放弃入学，未上分数线却有钱的学生就可以填补名额，这种知识水平不齐的状况，迫使教师降低讲课质量，也造成学风的普遍跌落。
扩招以来，大学增建学院，学院扩为大学。学校不顾应具备的条件开设新专业，学生人数陡增，学校管理难以有效进行，而且又急需招进新教师，一些缺乏经验的教师就为学生带专业课。这些误人子弟的做法，如何能提高教学质量?
关于高校学费问题的几点建议
有报道说，在中国的十大暴利行业中，教育名列第二。高校高收费引起了社会的批评，老百姓哀叹“学费猛于虎”，有人怀疑“中国教育还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教育吗”?必须使学费降到老百姓可以接受的地步，才符合“人民教育为人民”的宗旨。
首先，应该增加国家投入。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公布时，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20世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过。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为3．2％左右。按目前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1000多亿，若其中三分之一用于高等教育，即有300多亿。以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000万、每人每年6000元学费计，每年共收取学费约600亿左右。如果“提高一个百分点”大学学费就可以减半，下降到3000元左右，就会有一些因高学费受阻的优秀学生跨进大学校门。如果国家将教育投入增加到5％～6％(世界平均水平为5. 1％)，问题将能得到较彻底的解决。
“高校扩招”，原有的教育资源不足，大规模基本建设已造成了高校债务负担。国家投入跟不上，高校就利用这些资源创收，学生又得为自己本应免费享受的服务而付费。
国家投入还应该向贫穷地区倾斜，使这些地区的学生能够享受与其他地区相同的待遇。
以华人人口为多数的新加坡，国家负担大学学费的75％，学生只负担25％。新加坡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重视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应该规范高校收费制度。
高校收费高与乱收费有很大关系。高校账目不公开，教育成本至今还是糊涂账。学费由高校“一口价”，而学生家长别无选择，只得不清不楚地挨宰。
如果据权威机构测算，中国每位大学生的教育成本为每年7000～8000元，则学生缴纳的学费占教育成本的50％以上。如果按照流行的说法：理工科人均培养费一年约1．5万元，文科1．2万元至1．3万元，则学生只承担了教育成本的30％。现在首先要做到公开高校账目，并对其进行核算，准确计算出高校教育成本，作为高校收费的准绳。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学生所应承担的合理比例。并对高校各项收费做一个明确的规定，让社会和监察机关来监督，根除教育垄断体制导致的腐败、浪费和低效率。
再次，加强奖学助学金制度的制定和落实。
据有关部门统计，1996年在校大学生中特困生有几十万，1999年有100．5万，2000年剧增到142万。近七年来，贫困生人数和比例迅速增长，目前总数已高达320万，其中包括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特困生100多万。贫困生的平均比例为25％，清华大学为23％，北京大学为30％，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高达35％。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比例已增加到41％。面对如此众多的贫困学生，国家现有的奖、助学金显然“僧多粥少”，必须设法大力增加。另外，助学贷款服务也应认真落实，作为奖学、助学金不足的补充。
关于教育收费，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说，这关乎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关乎中国高等教育能否继续走下去——“这是个天大的事儿!”(2005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
学校不是商场，教育不是商业，大学生不是商品!教育关系国家兴亡，必须彻底解决高校学费问题，国家的现代化才有希望!
(作者系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文教专业委员会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