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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2005“年度个性官员”
刚刚过去的2005年，中国省部级高官中一批语出惊人、直陈弊端、喜怒形于色的“个性官员”成了政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和媒体关注的对象。
人们首先记起的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这位“铁面审计长”刮起的“审计风暴”，给38个违规使用资金的中央部门带来“强震”，而在以往，还没有谁敢如此公开、如此不留情面地摸过这些部级单位的“老虎屁股”。12月初，他关于地方政府跑“部”“钱”进，驻京办“带包去跑”的一席话，又一次引起轩然大波。揭示的问题不让人惊讶，而揭示之尖锐、之直接让人惊讶不已。
另一位是今年曝光率极高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局长李毅中。3月、6月、8月、11月，面对频发的矿难，这位履新的局长四次在现场向地方主管官员发难，严斥“官煤勾结”，“矿主赚钱，矿工受难，政府埋单”，而最痛心疾首的一句，则甩给了“明星矿”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矿长、总工：“你们连民营小煤窑主都不如！”
再一位焦点人物，在位七年、当时即将离任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全年五次发飙，直言“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中小学乱收费是地方政府逼的，高校乱收费的主要责任在高校本身”。8月底，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他以长达45分钟的发言，点名痛批八省市落实贫困助学贷款不力，直令有关地区有关部门汗流浃背。
年初，一向处于“弱势”的国家环保总局以强硬姿态介入“环评”，叫停13个省市总投资额达一千多亿的30多个违法开工的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备受争议的“圆明园铺膜工程”。在这场“一月风暴”中，少壮派官员、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始终站在台前，主动置身于“火山口”上，承受着巨大压力。他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人们由此记住了潘岳这个名字。
平易近人，直言不讳，感情外露，疾恶如仇……没有多年来一般官员的四平八稳、矜持内敛、谨言慎行和不温不火，甚至有点“不像官员”。这可以说是以上“个性官员”的共同特征。
面对“个性官员”接二连三的出现，在寻常百姓击节赞赏之余，各地媒体亦喜亦忧，褒贬参半：一方面为这样一批勇毅前行、敢发狠话、敢出狠招的官员所感动，认为是“百姓之幸”，一方面又不无忧虑地指出，“政策权威不能靠个性官员来捍卫”，对个性化“明星官员”的依赖，“正昭示出制度化解决途径的无力”。
然而，不管社会和传媒如何评价，“个性官员”的身姿却越来越频密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掀起的“审计风暴”、“安监风暴”、“环保风暴”和“教育风暴”产生了震撼性的效果已是不争之实。
改革关键期呼唤“个性官员”
“个性官员”的集中涌现堪称“2005现象”。这批令人瞩目的官员在一个特殊的年份脱颖而出，现身于审计、环保、安监、教育这样几个问题成堆的领域，这一现象很能发人深思。
经过27年的渐进改革，到了2005年，中国已走到一个转折关口，进入体制转换期、战略机遇期、改革关键期和矛盾凸显期，或者说，我们已从“摸着石头过河”行进到“改革深水区”。中国的改革已经触及经济社会运行中的核心领域和深层次问题。持续的经济增长使社会领域矛盾和冲突日渐累积，日显突出；现行的体制和机制已严重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行业垄断、部门利益、地方保护、行政干预纷纷抬头，生产安全、环境安全的底线屡屡被突破，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违法违规、徇私舞弊成为一系列重大事故的直接诱因。
也许，2005年将作为安全事故频发、环境污染高发、官员问责多发的年份，而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这样一个改革攻坚、矛盾聚积、风云际会的时期，催生一批富有政治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为国计民生呼号、为百姓代言的个性化官员，就是时代的必然了。他们的出现，是对多年体制痼疾和部门积弊发起的挑战，包含着民众强烈的改革愿望并代表了全社会的民意诉求。张保庆说，“做事要凭良心”！李金华说，如果有重大问题审计不出来，造成重大损失，“那是我们对人民的一种犯罪”。他们的雷霆震怒、疾言厉色确实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威慑力———被张保庆点名批评的一些省市“连夜行动”，“天津连夜拨出了300万贷款”，落实国家贫困助学贷款政策，被审计出违法违规而进入“黑名单”的部委，起码感到颜面尽失，不敢造次。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2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拨乱反正风暴中的胡耀邦。面对“两个凡是”盛行、冤假错案如山的复杂环境，胡耀邦勇敢地喊出“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豪言，显示了他的个性、胆识和才干。试想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如果没有一批耀邦式的有个性、有魄力、心系百姓的好干部以及他们身后一批老革命家的强有力支持，要把被颠倒了的思想路线是非和干部路线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
“个性官员”是制度变革和制度执行的推动力
曾几何时，中国的官员们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标准产品：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规行矩步，言语乏味；说的是官话、假话、套话、说了等于没说的话；没有思想，没有是非，没有个性，没有活力……
比照之下，“个性官员”们清新的形象、主动的风格、坦率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辞使人耳目一新，构成了对固有官场风气和传统陋习的强力冲击。“个性官员”的被接纳、被称道起码表明，今天的工作环境和舆论环境正在进一步走向宽松。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所言，“被动的施政形象正在向一种主动的施政形象转变”，“我们的环境，已经开始可以容纳一些有个性的官员，这是好的现象”。这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对“个性官员”作用的肯定，丝毫没有贬低制度的作用。制度和法规终究是带根本性和稳定性的。但目前我们的相关制度欠完善、欠健全，多有缺失、多有失范，中央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遭遇“肠梗阻”。张保庆坦言，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畅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在制度变革滞后、制度执行受阻的情况下，富有政治勇气和道德责任意识的“个性官员”必将成为制度变革和制度执行的重要推动力量。
《瞭望新闻周刊》日前撰文指出，近七年来，仅我国副省级以上单位和部门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出台的各种制度、规章、决定和办法就超过2600件，大有“制度泛滥”之势。可是，我们竟不得不在这“2600”之外，再增一条“官员限期从煤矿撤资”，一些地区还不得不将撤资期限一推再推，这是为什么？面对李金华、李毅中、张保庆、潘岳们的怒发冲冠、悲情呼吁，我们不禁想起电视剧《亮剑》的启示：“天才的命令必须由得力的人去执行。”在当今改革攻坚、改革爬坡的关口，我们太需要这些“得力的人”———有个性、有魅力、敢碰硬、敢担当的官员。这样的官员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刚刚过去的2005年，中国省部级高官中一批语出惊人、直陈弊端、喜怒形于色的“个性官员”成了政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和媒体关注的对象。
人们首先记起的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这位“铁面审计长”刮起的“审计风暴”，给38个违规使用资金的中央部门带来“强震”，而在以往，还没有谁敢如此公开、如此不留情面地摸过这些部级单位的“老虎屁股”。12月初，他关于地方政府跑“部”“钱”进，驻京办“带包去跑”的一席话，又一次引起轩然大波。揭示的问题不让人惊讶，而揭示之尖锐、之直接让人惊讶不已。
另一位是今年曝光率极高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局长李毅中。3月、6月、8月、11月，面对频发的矿难，这位履新的局长四次在现场向地方主管官员发难，严斥“官煤勾结”，“矿主赚钱，矿工受难，政府埋单”，而最痛心疾首的一句，则甩给了“明星矿”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矿长、总工：“你们连民营小煤窑主都不如！”
再一位焦点人物，在位七年、当时即将离任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全年五次发飙，直言“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中小学乱收费是地方政府逼的，高校乱收费的主要责任在高校本身”。8月底，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他以长达45分钟的发言，点名痛批八省市落实贫困助学贷款不力，直令有关地区有关部门汗流浃背。
年初，一向处于“弱势”的国家环保总局以强硬姿态介入“环评”，叫停13个省市总投资额达一千多亿的30多个违法开工的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备受争议的“圆明园铺膜工程”。在这场“一月风暴”中，少壮派官员、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始终站在台前，主动置身于“火山口”上，承受着巨大压力。他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人们由此记住了潘岳这个名字。
平易近人，直言不讳，感情外露，疾恶如仇……没有多年来一般官员的四平八稳、矜持内敛、谨言慎行和不温不火，甚至有点“不像官员”。这可以说是以上“个性官员”的共同特征。
面对“个性官员”接二连三的出现，在寻常百姓击节赞赏之余，各地媒体亦喜亦忧，褒贬参半：一方面为这样一批勇毅前行、敢发狠话、敢出狠招的官员所感动，认为是“百姓之幸”，一方面又不无忧虑地指出，“政策权威不能靠个性官员来捍卫”，对个性化“明星官员”的依赖，“正昭示出制度化解决途径的无力”。
然而，不管社会和传媒如何评价，“个性官员”的身姿却越来越频密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掀起的“审计风暴”、“安监风暴”、“环保风暴”和“教育风暴”产生了震撼性的效果已是不争之实。
改革关键期呼唤“个性官员”
“个性官员”的集中涌现堪称“2005现象”。这批令人瞩目的官员在一个特殊的年份脱颖而出，现身于审计、环保、安监、教育这样几个问题成堆的领域，这一现象很能发人深思。
经过27年的渐进改革，到了2005年，中国已走到一个转折关口，进入体制转换期、战略机遇期、改革关键期和矛盾凸显期，或者说，我们已从“摸着石头过河”行进到“改革深水区”。中国的改革已经触及经济社会运行中的核心领域和深层次问题。持续的经济增长使社会领域矛盾和冲突日渐累积，日显突出；现行的体制和机制已严重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行业垄断、部门利益、地方保护、行政干预纷纷抬头，生产安全、环境安全的底线屡屡被突破，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违法违规、徇私舞弊成为一系列重大事故的直接诱因。
也许，2005年将作为安全事故频发、环境污染高发、官员问责多发的年份，而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这样一个改革攻坚、矛盾聚积、风云际会的时期，催生一批富有政治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为国计民生呼号、为百姓代言的个性化官员，就是时代的必然了。他们的出现，是对多年体制痼疾和部门积弊发起的挑战，包含着民众强烈的改革愿望并代表了全社会的民意诉求。张保庆说，“做事要凭良心”！李金华说，如果有重大问题审计不出来，造成重大损失，“那是我们对人民的一种犯罪”。他们的雷霆震怒、疾言厉色确实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威慑力———被张保庆点名批评的一些省市“连夜行动”，“天津连夜拨出了300万贷款”，落实国家贫困助学贷款政策，被审计出违法违规而进入“黑名单”的部委，起码感到颜面尽失，不敢造次。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2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拨乱反正风暴中的胡耀邦。面对“两个凡是”盛行、冤假错案如山的复杂环境，胡耀邦勇敢地喊出“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豪言，显示了他的个性、胆识和才干。试想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如果没有一批耀邦式的有个性、有魄力、心系百姓的好干部以及他们身后一批老革命家的强有力支持，要把被颠倒了的思想路线是非和干部路线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
“个性官员”是制度变革和制度执行的推动力
曾几何时，中国的官员们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标准产品：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规行矩步，言语乏味；说的是官话、假话、套话、说了等于没说的话；没有思想，没有是非，没有个性，没有活力……
比照之下，“个性官员”们清新的形象、主动的风格、坦率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辞使人耳目一新，构成了对固有官场风气和传统陋习的强力冲击。“个性官员”的被接纳、被称道起码表明，今天的工作环境和舆论环境正在进一步走向宽松。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所言，“被动的施政形象正在向一种主动的施政形象转变”，“我们的环境，已经开始可以容纳一些有个性的官员，这是好的现象”。这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对“个性官员”作用的肯定，丝毫没有贬低制度的作用。制度和法规终究是带根本性和稳定性的。但目前我们的相关制度欠完善、欠健全，多有缺失、多有失范，中央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遭遇“肠梗阻”。张保庆坦言，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畅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在制度变革滞后、制度执行受阻的情况下，富有政治勇气和道德责任意识的“个性官员”必将成为制度变革和制度执行的重要推动力量。
《瞭望新闻周刊》日前撰文指出，近七年来，仅我国副省级以上单位和部门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出台的各种制度、规章、决定和办法就超过2600件，大有“制度泛滥”之势。可是，我们竟不得不在这“2600”之外，再增一条“官员限期从煤矿撤资”，一些地区还不得不将撤资期限一推再推，这是为什么？面对李金华、李毅中、张保庆、潘岳们的怒发冲冠、悲情呼吁，我们不禁想起电视剧《亮剑》的启示：“天才的命令必须由得力的人去执行。”在当今改革攻坚、改革爬坡的关口，我们太需要这些“得力的人”———有个性、有魅力、敢碰硬、敢担当的官员。这样的官员只嫌其少，不嫌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