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的大脑，也可以自由删除各种废弃的程序或文件，那么，我愿将四十岁前积累的有关教育教学的绝大多数信息，毫不犹豫地扔进回收站，然后点下彻底删除的按钮，让那十八年间经历的各种伪教育、反教育，在今天的存储空间中，再无丁点印痕。我这样做，绝非虚无历史，而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归零”。因为，唯有除去芜杂，才能拥有纯粹的生长环境。
　　我所追求的生长环境，与外在的应试大气候全无关联。从教三十年，我始终是一名敏感于内心却迟钝于外物的不成熟之徒。一方面，我对外界环境的索求，只停留在三尺讲台风和日丽的层级，并不顾及这讲台的含金量，亦不在意讲台上粘贴的各种分数和排名；另一方面，我又常常为河堤上绽放的第一瓣柳芽而沉醉，为教室中的一张张笑脸而幸福。遗憾的是，我的这份自在与自得，正因为过分自我中心化，在未曾真正走进教育理性的大门之前，便难免在自以为是的感觉中胡搅蛮缠，一次次误入教育的歧路。
　　起点处，难觅教育
　　1986年的夏末，我扛着铺盖卷儿走进山乡初中时，大脑中装着的，全是文学，没有教育。
　　但我以为文学就是教育，于是乎，我的教育日志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式浪漫。我把山乡的孩子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学校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我利用休息时间，给孩子们讲诗歌，教他们写日记，带着他们在河堤上欣赏落日余晖，到山野中寻访故事。我把两个班的孩子忽悠得个个想方设法找杂志给我看。我还为他们表演哑剧、武术，并用诗歌为他们批阅每一篇作文。
　　然而，有那么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信。一个从未见过的女孩，在信中告诫我，因为我的浪漫，搅动了某些小女生的梦。她说，您是教师，要注意教育需要距离。我虽并不真正懂得师生间到底应该有多大的距离，但这封信让我再不敢轻易带着孩子们满世界撒野。
　　我的同事，多是比我年龄稍长且相同性别者。过于旺盛的青春，在贫瘠的土地上无法宣泄，便转换成了体罚学生的恶习。而山乡中的孩子，从小就在棍棒下长大，对于教师的体罚，似乎也是习以为常，这让我觉得，似乎体罚就是教育。于是乎，遇到不听话且貌似欠揍的倒霉蛋，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抬起脚便踹，用暴力扼杀掉一切的叛逆和不守规则。在我的武力镇压下，我的班级，也像其他班级一样，走过了最初的“浪漫”与“混乱”，走向了“安静”和“秩序”。我似乎真的“找到”了和学生“应有”的距离。
　　在我的第一届学生毕业若干年后，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学校，一辆拖拉机经过我身边时，突然停下。开车的小伙子下了车，热情地招呼我，毕恭毕敬地给我鞠躬，坚决要求用他的拖拉机把我送到学校。他担心我叫不出他的名字，很惭愧地自报家门，说自己就是当初总是惹老师生气的某某某。他说读书时不懂事，给老师添了很多麻烦。听到他的名字，我满脸尴尬，眼前这个帅气的拖拉机手，正是当年承受我的拳脚最多的那个孩子呀。我有什么资格，承受他的这份热情和敬意？！
　　成长中，一语点醒
　　当我凭着优质课竞赛的不菲战绩走进全县最好的学校时，我已在自己的教育荒野上折腾了十年。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只换来了几张赛课获奖证书，至于教育情怀和教育理性，依旧不过是戈壁滩中的野草，零星存在，但羸弱，缺少神韵。
　　幸运的是，我有了一次远赴河南观摩的机会，得以听到了一句因之受益终身的话语。那位年轻女老师说：“一名教师如果工作以后不读书不思考，那么，工作十年后，执教哪个年级，便只有哪个年级的水平。”这一句话，如醍醐灌顶，令我突然间发现自身的渺小和无知。整整十年呀，除了读点儿各类名师的课堂实录，除了模仿从电教馆借阅的名师录像课钻研自己的语文教学，我竟然没有认真阅读过任何一部教育专著，这样又如何能让自己真正走进教育的理想天地？
　　知耻而后勇。我终于开始了自己的专业阅读，但依旧极端功利，不是为教育情怀，而是为所谓的教学管理。那段时间，我迷上了魏书生，跟他学习语文教学，跟他学习班级管理，跟他学习各种各样的课内外活动和主题班会。
　　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主题班会：点亮手中的蜡烛。我提前一周，要求每个学生至少找出自身的三个闪光点，在班会课上进行自我表扬。那时，我并不知晓这样的安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自我成长意识，但魏书生老师这样做，我也就这样做。出乎我意料的是，竟然有一个学生，在主题班会课的前三天，向我申请免于发言。他说：“我实在找不出自己有什么优点。”
　　极端张扬的独生子女中，这样的“低调”，显然不是谦虚。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让这本该用最灿烂的方式绽放自身美丽的少年，如此的自轻自贱？我在安抚了这个学生，并帮助他发现了自身的几个优点后，第一次静下心来，成体系地思考这一现象背后的教育问题，并第一次拿起笔，写成第一篇班主任工作的教育论文。这篇文章，在学期末的班主任经验交流中获得了一等奖。
　　挫败时，自我救赎
　　在那所全县最好的学校中，我是由乡村闯来的入侵者。我的全部智慧，似乎都只能作用于语文教学，在人情世故上，就是彻头彻尾的白痴。或许也正因为这样，我从1997年至2000年，连续四年在中级职称评审中败北。1997年，比我资历老的人评上了职称，我很坦然；1998年，与我相同资历，却稍逊于我所拥有的教学业绩的人也评上了职称，我依旧坦然；1999年，比我晚毕业几年，且并没有突出教育教学业绩的人也评上了职称，我开始失衡；2000年，资历更浅、成绩更少的人也评上了职称，我开始绝望。有人告诫我，说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重要人物。我当然知道我得罪了哪些人，因为，若干位权贵，通过更多的人，总让我将身材高大的学生安排在班级的第三排，我却总是不识时务，坚决认为贫寒人家的子弟也有资格坐在教室的黄金位置。为此，某局长忍无可忍，干脆将孩子从我的班级转入另一个班级，并顺利坐到了第三排。
　　“我不是为职称而活的！”我这样自我宽慰，“当你被别人嫉恨时，说明你还不够强大。”我用自我麻醉，用研磨一节节精彩的课，来抵抗职称挫败带给我的消极失落。正是在这四年间，我开始在市里的优质课竞赛中斩获佳绩，开始获得省级论文竞赛一等奖，开始在地方教研刊物上发表文章，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同行认知、认同。 　　这一段缺乏亮色的时光，后来成了我抗拒各种打击的精神盾牌，也确立起了我独特的功利心理。最近十多年间，我对一切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取的名与利，均持有一种本能的拒绝。我从不主动争取那些需要他人恩赐才能获得的荣誉，只寄希望于自我的实实在在的奋斗。我珍惜所有的公开课、论文竞赛等机会，把绝大多数闲暇时间交给专业阅读、专业反思、专业写作。我以为，唯有这样的努力，才能抗拒生命的虚无，才能抵消各种倦怠、挫败和绝望。
　　不惑年，归零重构
　　我之所以把四十岁视作教育人生的分水岭，实在是因为这一年我才开始真正思考教育。三十九岁那年，我逃离了那所既给我带来辉煌，又给我带来屈辱的县城中学，来到了江苏。其时，我依旧只是一个教育门外汉，只不过凭借一点小聪明，凭借零散阅读中捕获到的一鳞半爪的新鲜教学方式，让我的语文课有了一点惑人的光泽。
　　四十岁这年，却是我精神蜕变的开始。这年，我闯入了网络论坛，结识了天南海北的诸多杰出教师，结缘了新教育实验。我开始知晓，三尺讲台之外，竟然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教育人生！我发现，前十八年积攒的有关教育的各种解读版本，大多遮蔽着过于厚重的个体化功利色彩，十八年中的一切努力，充其量不过是螺丝壳里的道场，自我娱乐尚可，润泽生命就远远不够。
　　我开始知晓，学生到学校里来，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更好的成长；我开始明白，每一个教师，在成就学生的同时，也应该义无反顾地成就自己。那些学富五车的异地同行，用渊博的学识，不断压榨着我灵魂中的“小”；那些热情似火的教育理想主义者，用高洁的追求，不断修正着我眺望远方的视线。
　　我走出了往昔的那扇门，走进了一方焕发着明亮光芒的全新时空。这里，有晨诵、午读与暮省，有书香校园、数码社区和专业发展共同体。这里的人们，日写千言，日读万语，在师生共读共写中，谱写当下教育的幸福篇章。这里有着真刀真枪的教研，这里将每一个生命，都看作一个奇迹。
　　我开始如醉如痴。我以近乎疯狂的态势，一头扎进这片天地。我参与各种案例的讨论，与朋友们脸红脖子粗地争论各样教育问题。我还抱着朝圣的心态，参加线上线下的各种主题活动，最疯癫时，为了一个课案的论战，我用半天加一夜的时间，撰写出一篇一万余字的案例评析论文。
　　我的世界，开始变得一片鸟语花香了。虽然，我依旧无法逃脱知识重构的痛楚，无法跨越理论积淀匮乏的狭隘，但我却越来越愉悦，因为，我的心中充满了光明。
　　能够想像吗，从未在省级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我，第一个豆腐块文字，便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第一篇教学论文，就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就这么一年时间里，我写出了远超前面十八年总和的教育教学文字。我以每天阅读不少于一万字的速度，恶补了数十部教育教学理论专著。苏霍姆林斯基、杜威、维果茨基、布鲁纳、佐藤学、多尔、索绪尔……一大串的名字，连带着更为丰富的思想，开始潜入我的教育意识。
　　征途上，且行且思
　　五十而该知天命吗？我做不到，因为，教育中的困惑，似乎越来越多。
　　最近的这十年，读了多少书？从未统计过，我只知道，每天一万字的阅读，我坚持了下来。
　　最近这十年，写了多少教育随笔？也未统计过，我只知道，每天至少一千字的定量，我坚持着完成了。
　　可以用数字量化的是，我的教育教学专著出版了八部：《青年教师的心灵成长之旅》《语文教师的八节必修课》《追寻语文的“三度”》《中学语文经典文本解读——第三只眼看课文》《重构教师思维——教师应知的28条职业常识》《走过高三》《书香浸润生命》《家长和孩子必知的100种现代学习方法》。此外，我还发表了六七百篇文章，应邀到十多个省份开设过数十场展示课、主题讲座。
　　但困惑从未因这些成就而退避三舍，反而如野草一般，越是土壤肥美，越是无法遏止地生长。
　　更要命的是，倦怠总是无孔不入，用“功成名就”的鸦片一点点腐蚀我曾经豪情万丈的教育理想。
　　我该怎么办？
　　困惑当然要寻找答案，倦怠也需要以新的兴奋点燃。这时，我想到了呼朋引伴，想到了借助网络的力量，召唤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共同行走。于是，我开始走向公益培训，开始追求生命的相互点亮。
　　广西、福建、重庆、湖南、河南、安徽……我把休息日交给这些土地，把我的经验和教训，分享给一切愿意寻求专业发展的同行。我把教育的思考，从狭小的书房，搬到移动的飞机、动车上，搬到在夜幕中耕耘的大巴车上，我用身体的劳累，换来精神的欢愉和灵魂的充实。
　　我不是播火者，而是盗火者。我从参加培训活动的各位同行身上，为我的教育人生盗取养分。我把他们的困惑，当成自己的困惑来思考，从中发现了新的生命意义，发现了新的成长路径。
　　我的通讯录里，天涯海角的朋友一天天多起来。他们都是我的监督者，时刻监督着我履行自己在他们面前夸下的各种海口。在他们面前，我总喜欢说点大话，把计划中要做的事儿，虚夸成为一种浅近的现实。我知道，这样做很自私。可我更知道，如果不用这样的方式，我就有可能会被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淹没，最终丧失了已然开始枯萎的教育理想。而有了这样的方式，我只能继续向前行走。
　　梦犹在，痴心不已
　　生命如无底的沙漏，唯有在梦中，才能永无止境地流淌。
　　我似乎始终生活在教育的梦幻中，所以，我的教育人生，应该永无止境。
　　总有人感喟：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却相信，丰满的理想，即使被植入贫瘠的土地，也比干瘪的种子，更容易生长出希望的幼苗。如果我们再能够坚持了耕耘，最终就一定能够收获应有的果实。
　　也许，有理想的人，就该这么任性吧。
　　刚刚过去的2014年，我终于迎来了迟到的特级教师称号，却也放弃了一份年薪30万另加20万奖金的职位；我又一次错过了正高级职称的评审，理由如同我当初中级职称的四年失利，但却收获了市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荣誉。我得了一堆的奖状，也失去了一些本该属于我的机会。在这样的得失交替中，365个日日夜夜已然永不回头。
　　过去属于死神，现在属于自己，未来属于理想。过去的得与失，终将转化为浅浅的顿号，标注着生命的片刻意义。更多的意义，却在于现在和未来。
　　在2014年度特级教师名单公布时，我对同批次入选的另一位兄长说，我们都需要将五十岁看作一个开始，重新规划我们剩余的十年教育生涯。那位兄长很认同我的想法，他说，我们这一路走来，不断地自我修正，不断地自我归零，不断地重新出发，已经有了无数个开始。现在，有了这新的平台，更应该重新开始，唯有不断上路，才能让我们的每一天，都无限丰盈。
　　我当然渴望丰盈，为此，我愿努力每一天。但万一年成不好，我只能收获贫瘠，却也不会因此怨天尤人。一位名师说，心怀崇高教育理想的教师，即使跌倒在阴沟中，也会抬起头来，仰望星辰。我愿永远做这样的仰望星辰者，不愿如葛朗台，死守着可怜的家私一遍遍盘点。
　　这就是我，一名始终怀揣着教育梦想而挣扎于应试狂潮中的一线教师的教育人生。
　　刘祥
　　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扬州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扬州市学科带头人，扬州市名师工作室指导教师，仪征市“510”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出版《青年教师的心灵成长之旅》等教育专著八部，主编《与优秀教师同行》《教师的第九个小时》等著作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