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整个70年代，我都是在郊区农村度过的，虽时常到城市打工，下地劳动的时间却也不少。即便打工，晚上也是住在郊区的家里。那时二十岁左右，正该是精力充沛有劲使不完的年龄，但在记忆里，却通常是疲惫不堪的样子，下地回来声声地喊累，从城里下班回来还是声声地喊累。母亲就总说，年轻轻的，费劲长劲，累什么啊。其实，我后来明白，那主要不是身累，是心累，因为那是一种叫人极不情愿极不喜欢的生活。
　　我喜欢的是什么生活？那时也并不知道，只是把种田、打工当作身外之物，毫不用心。比如种田，什么节气种什么庄稼一概不知；比如做钢筋工，手里一把铁钩一根铁丝就够了，它与崛起的楼房有什么关系，才懒得去想。用心的倒是独处时，捧了本厚厚的书看，然后到人多的地方，把书上的事讲给大家听；或是结上一群女孩去看电影，去城里看，还去周边的村庄、工厂看，看了就一遍遍地讲述或是模仿。记得在一篇散文里我曾写过那时的女孩：“那是一群真正无邪、烂漫的女孩，个个有一颗温柔、善良之心，从苦中求乐像是她们的天性，她们永远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让人觉得从不会有愁事难倒她们。”“刚回到村里的两三年里，我就是同这样一群年轻的女孩朝夕相处着。我们常常被累人的農活儿搞得疲惫不堪。我们抵御疲惫的办法就是聚在一起创造无比自由快乐的氛围。白天我们在田地里受苦，晚上我们便酿造快乐驱赶我们的受苦。没有电影看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重温电影或者小说，反正我们不肯让具体的受苦多侵占我们的生活半步。我们宁愿有更多的虚无，我们实在需要精神来支撑受苦的身躯。”对，“受苦”。记得那时村里人都把种地叫做“受苦”，介绍哪个种地的农民，会说他是“受苦”的。而我那时，最不想要的生活也许就是“受苦”了。虽说在城市打工比种地也好不到哪里，但只骑了自行车一趟趟远离“受苦”的过程，也有着说不出的诱惑。
　　除了那群可爱的女孩，那些年的农村生活就似再没什么好留恋的了。也许正由于女孩们的存在，才更突出了农村中诸多的不如意，比如女人们的低俗，男人们的阴暗，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无情，村政以及家族的无理可讲等等。我见过太多的吵架、打架，见识过太多的无知、无耻，见识过太多的狭隘、狡诈，还见识过太多的冷面、冷心……当然，也见识过太多的善良、纯朴，但在前者面前，它们的力量往往不那么强大，甚至显出了虚弱无力。
　　或许正由于对生活之外的虚无的向往，对乏味的现实生活的厌恶，有一天我终于拿起笔，以小说的形式进到虚无的世界里去了。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快乐的滋味。虽说对那世界还有点懵懵懂懂，但凭了直觉，明白那世界是适合自个儿的。一个人，不必看谁的眼色，不必失措于可恶的现实，天马行空，自由自在！
　　最初，我以为我小说的调子会是阴冷的，至少也是抑郁的，因为过去的生活里有太多的不快。但没想到的是，每构思一篇小说，都会有一群无邪、烂漫的女孩若有若无地显现。即便是写一个阴冷的男人，她们也会笑眯眯地晃一下，仿佛永远不会忘记跟这昔日的好友打个招呼。有时我禁不住会有些恼火。这是在写小说，写小说就是虚构，虚构就是要自由自在，自由自在就是要深刻地揭示，深刻地揭示跟你们这些女孩有什么关系！跟浅显、无知的你们有什么关系呢？意识到浅显、无知这样的字眼儿，我几乎吓了一跳。若她们知道我原来是这么看她们的，她们该会多么难过，我在她们面前又该会多么地羞愧！
　　其实，我怎么会这么看她们呢？若真是这样，她们又怎么会总是光顾我构思小说的时刻呢？！
　　很多年里，很多时候，她们都是不请自来。某个时刻，好像不见了她们的踪影，好像抵达了某种高度，或说是触及到了某个深处。可不知什么时候，那高度或深处就又现出了她们的影像，她们笑眯眯地望了我，似乎在说，我们本就在高度或深处啊。
　　很多年里，很多时候，我都处在这种难以自控的纠结里。我甚至想过，忘掉她们，我的小说也许会抵达一个全新的世界。可是，有一天我忽然明白是不可能的，她们的无邪、纯美，她们的真实、善良，似乎早已溶入我小说的血液，将不可更改，将永远流淌。况且，它与小说的本性又有点不谋而合，在优秀的小说最底部，闪烁着的也许永远都是纯真、悲悯、无邪的光芒，无论小说的表面多么灰暗、阴冷、荒凉，那光芒也终会无可阻挡地放射出来。
　　由此我便明白，她们于我是多么重要，她们于我写小说是多么重要。可喜的是，她们不是来自我刻意的邀请，她们来得自然而又舒畅，就仿佛是一种自在的生长。
　　几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当年的女孩们重又聚在了一起。我一个个地打量着她们，从变化了的面目中搜寻着当年的影子。记忆中其中的一个，说出话来总引得大家捧腹大笑，跟她在一起，我们常常笑出了眼泪，笑疼了肚子，笑到最后，只剩了一个笑，连笑的原由都记不起来了。她还极擅模仿，每回看电影后的许多天里，我们都是以她为中心，把记忆深刻的人物、情节模仿了一遍又一遍，使那时候土兮兮累兮兮的我们，如同心里吹过了几缕异样的清风。而另外的一位，则是以安静、美丽在村里闻名。她长有一双黑亮亮的大眼睛，不说话却胜似说话。她喜欢看书，她哥那时候在一家工厂上班，常从厂图书馆借书给她。看完了，她便转借给我和大家。就是这样两个一动一静截然不同的人，割麦、扬场，锄草、掰杈，却是一样地走在前面。有一天她们竟然还报名参加了村里的文艺宣传队，一个着重舞蹈，一个着重演唱。演出时，她们一招一式，在昏暗的灯光下真实而又虚幻。台下的我极是羡慕，不是羡慕她们的表演，而是觉得她们与“艺术”沾了边，使“受苦”的日子有了日子之外的滋味。好像就在那之后，我也开始与“艺术”沾边，小说艺术。终于有一天，我在一家杂志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就如同她们在台上的表演一样，我也一样有了日子之外的滋味……
　　欣慰的是，我仍能从她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中看出当年的影子。岁月并没让她们失去根本的底色。这也许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但这想象我感觉比真实还要真实。她们从没看过我的小说，也从不知晓我有过的纠结，但她们的确已成为我小说不可分割的部分。由于她们的存在，所有阴暗的角落似乎都映出了亮色。这使我在写作中渐渐学会把所有人物平等对待，无论阴冷的还是热切的，无论邪恶的还是纯正的，无论平庸的还是出色的，无论城市的还是农村的，我都一一尊重。因为小说不单单是一个虚无的可以天马行空的世界，它同时更是一个实在的规则、局限多多的世界。也许唯有意识到规则、局限，才可能有更大的天马行空的空间。
　　一晃，从建造第一个虚无的世界开始，已将近四十年了。我愈来愈感到了这建造的难度，甚至常常失去信心，因此我总是尽量避免用那些明确、肯定的字眼。但面对那群女孩的时候，我却会毫不犹豫地把明确、肯定的词献给她们。我会一改平日的矜持、含蓄，无比肯定无比明确地说出，我热爱小说，更热爱永远的你们！
　　选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