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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离开我们,转眼间已有17年了,但先生留下的著作,仍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先生治学的精神,仍是我们最好的食粮,为我们指引着学术的方向,鞭策着我们治学的步伐。孔子曰“温故而知新”[1],孟子曰“归而求之,有余师”[2],重读先生的著作,总有许多新的体会,里面总是深刻地体现出先生一生治学的精粹实质,令人回想不已。在学术不断发展进步的形势下,重温先生的著作与一生治学的经历,以表对先生事业的继承之意和对先生杰出人格的怀念之情。
先生的学问,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赞誉,堪称20世纪研究国学的典范。能有如此拔萃而不群的影响,绝非仅靠所出著作的物理厚度与不懂学问的人炒作起来的虚浮声誉所能致。静思其中深层的魅力之源,无他,惟先生能在一生中把学问与生命融合为一可以当之,这种合一,使博通的学问与不刊的卓识,带着一个学者全部生命的力量,植根于中国学术的长河之中,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可称真正的学问与有价值的人生。体认先生的治学精神,深感以全部生命为其底蕴的学问与人格,绝非是只知“书中自有黄金屋”而以学术为稻粱谋者及为了虚名和实利而制造出一本本“著作”或多少篇的“论文”以求得世俗荣耀者所能比肩、所敢奢望、所可妄评的。身为后学之人,只有准确理解先生的学问命脉所在,才能真正继承先生的治学精神,而使自己的人生也与学术合一,既把中国悠久深厚的学术传统发扬光大,又使自己的生命与人格臻于圆融博通之境。
一、学问与生命
1991年8月,先生已经80高龄,回首往事,写下了一篇短文,名曰《八十自叙》,文中回顾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与治学道路,为我们留下了一篇亲切有味而意义深长的文章,使我们了解到先生的学问与生命之间的恒等式。其中说:
日月易得,时光如流,入此岁来,而吾年已八十矣。自念由少至老,笃志好学,未尝一日之或闲。迄今虽已耋耄,而脑力未衰,目光犹炯。闻鸡而起,尚拟著书;仰屋以思,仍书细字。有如《表记》所云:“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己。”《荀子》亦曰:“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自惟终始,庶几近之,余之一生,自强不息,若驽马之耐劳,如贞松之后凋,黾勉从事,不敢暇逸,即至晚暮,犹惜分阴。因自号“无逸老人”,所以自概其生平也。……早在童稚,即闻鸡而兴,嗜学不怠,一生早起之习,实始于此时。……历丁壮迄乎耋耄,以教学终其身。生平无他事可述,讲习之外,惟教书数十年,著书数十种耳。[3]
何谓学问与生命合一?看先生的《八十自叙》,应有明解。自少至老,“未尝一日之或闲”,每日都是“闻鸡而兴,嗜学不怠”。以古人所谓“焉日有孳孳”“学至乎没而后止”的精神自励,“黾勉从事,不敢暇逸”,珍“惜分阴”,生平除了教书就是读书、著书,竟“无他事可述”,这样做出的学问,就是与生命合一的学问;这样的生命,就是与学问合一的生命。
对照先生的这种合一,再看其他人的表现,自可体会何谓“以生命为底蕴”的学问。中国人有追求天人合一的传统,在先生的生命实践中,自然的生命是“天”,而人生的治学就是“人”。能使二者融会贯通,合二为一,这就是天人合一,也就是吾所谓“学问与生命的合一”。
二、乐在其中的“自然流”
学问与生命的合一,在先生来说,并非苦行僧式的自我逼迫、强制和压抑,更无企求功名利禄的庸俗目的与用心,乃是一种自然而然、顺乎天性、平平常常、毫无做作的朴实人生,吾命之曰“自然流”。
先生常说,做学问就要“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要像荀子《劝学》篇所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先生曾撰《又次草堂记》[4],其中说道,“余困学毕生”,此即孔子所说的“困而学之”。“困学毕生”,即终生治学。此文又说:“余以中材而有志于学,尝欲刻苦以自振拔。一生以愚拙自处,志在困学以跻于高明。自少至老,孳孳焉,汲汲焉,但问耕耘,不计收获。”
“但问耕耘,不计收获”,就是要埋头作学问,不怀功名利禄之心来治学。以这样的心态治学,就是荀子所说的“冥冥之志”和“之事”,像这样自然而然地持久不懈地努力下去,就一定能有丰硕的收获,一定能有“昭昭之明”与“赫赫之功”。这里面又有古人所说的“平常心”在。没有“平常心”,就不能达到“自然流”的境界,二者是统一的。先生1978年在山东大学文史两系大会上所作的演讲中说明了这一思想:
趁年富力强,但宜伏案读书,不可追逐时尚,急于表现自己。将来水到渠成,自然实至名归。……古人说得好:“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如果能以愚拙自处,脚踏实地,刻苦自励,按步就班地循序渐进,将来的成就一定很大。[5]
对此种治学的精神或心态,先生更明白地归纳为八个字,即“毋慕虚荣,毋贪近功”[6]。“毋慕虚荣”,就是要从低处下手,从点滴做起,持之以恒,积微成著,自然水到渠成。这一过程中需专默精诚,埋头苦干,“壹志刻厉于学”[7],不问外界的名利虚荣,自甘寂寞,不诱於物,像班彪一样“守贱薄而无闷容”。
“毋贪近功”,就是古人所说的美成在久。任何有价值的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在从事自己认定有价值的事业时,又不可自任聪明,而必须做愚拙工夫或曰迟钝工夫,即朱熹所说的:“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即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工夫,如何得!”[8]不贪近功,是因为“志存高远”,而要达到高远之境,就必须“以愚自处,静心伏案,从事于学问根原之地,穷毕生之力以致大成”。这种学问,就是《吕氏春秋·劝学篇》所说的“疾学”。先生以为“士能以愚自处,又疾学之首务也。当其悃无华,疾学不怠时,志气毅力,皆异于众,及其有成,固已卓荦不群,出类拔萃矣”[9]。
以这样的心态治学,可以称为“平常心”,基于此才可达到“自然流”,持之以恒,才能把人们常挂在口边的“学问”升华到与生命合一的境界。
先生能有这样的心态而形成人们难以企及的“自然流”,使学问与生命合而为一,其活水源头也在先生的回忆中无形地揭示给我们了。先生的《八十自叙》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先生的“自然流”,来自于家乡的自然之清胜与传统的老庄之优雅:
少时诵陶靖节诗,即想慕其为人。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斯又仰止高贤,情符曩哲。加以生长洞庭之滨,处山水清胜之境,观鱼跃茑飞,天机活泼,以为人生当适性自乐,安能降志辱身,与时俯仰?由是胸怀恬,不慕荣利。升沉宠辱,委之自然。平生服膺老庄,有轻世之志。等穷达,壹寿夭,惟视读书为性命,终其身寄情于卷帙。于世俗荣枯亨困,未数数然也。当余晚年闭门沉思、独造《通史》时,尝取范蔚宗论班叔皮语:“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书为楹帖,悬左右以自策厉,亦可以见吾志趣矣。[10]
1971年,先生70岁时,也曾著有《忆往编》,其中首先回忆儿时家乡的自然景物:
洞庭之滨,有长岛曰赤山,旧为汉寿、沅江两县分治。先世自明初由赣迁湘,卜居于此,占籍为沅江县人。子孙繁衍,散居村落,世以农桑为业,男耕女织其间,自盐铁必取诸市外,日用所需,皆足自给,数里之内,鸡犬之声相闻也。先人敝庐,在老屋村。背负高阜,古木数十株挺立其上,大者可数人圉,高者长十丈余,枝叶扶疏,终年常绿。问诸故老,咸谓为数百年前物。凡扬帆过洞庭者,遥望秾萌如盖,高出云表,人皆指目为张家后山。老鹰群栖树上,值日暮天晓,或风将起时,辄出翱翔,或追逐相击,或平翼回旋,远在天际,殆可百数。复有白鹰三五,飞舞其下,人尤叹为异物。余少时读书之暇,辄喜伫立院中,仰观鹰扬以为戏乐。后往来南北,多历名山,周览纵现,未见此景。及今思之,犹在心目。……余少时读书宅后西偏一室,老樟临窗掩覆,复有修竹当檐,苍翠滴于几案。每值日西方下,穿牖映竹影于垩壁,随风婆娑,胜似图画。凉风习习,沁人肌骨,虽处盛夏,不觉暑热。[11]
可以肯定,如此一幅田园诗般宁静优雅的自然氛围,对先生的治学精神及其学问与生命的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默化作用,此又今日生活于城市中以求学为职业者所难以想象者也。
三、尊德性与道问学
先生学问与生命的合一,还有不可忽视的一面,即讲求德行与学问的统一。德行与学问统一,不把学问当做谋取世俗功利的工具,而视为人生道德修养的过程与途径,因此学问本身不外在于人的生命,而与生命的升华融合为一。这种精神,实际上乃是中国历代圣贤所倡导的最根本的治学原则和人生准则。如孔子、荀子都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2],以及后代学者一致推祟的“内圣外王”,都是这种准则的具体体现。为己,不是为自己谋求世俗功利,而是使自己达到所谓“内圣”的境界,而为人则正相反,以学问为谋利于人群的工具或手段。为己之学,就是要求学者将德行与学问、学问与生命统一起来、合一起来,否则的话,就只能算是为人之学,或可称为功名利禄之学。此正是俗人之学与高明之学的分水岭。
在先生身体力行的“毋慕虚荣,毋贪近功”及那种“自然流”中,就包含着这种为己之学的精神,试看《八十自叙》中的所说“胸怀恬,不慕荣利。升沉宠辱,委之自然。……等穷达,壹寿夭,惟视读书为性命,终其身寄情于卷帙。于世俗荣枯亨困,未数数然也”,不是十分清楚么?
先生重视德行与学问的合一,一方面是对中国古代优秀学术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将前辈学者对他的直接感染转化为自己的信条。如先生在论学者的通才时说:
儒学宗旨,《中庸》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是说一方面要修养德性,一方面要讲求学问。本来二者并重,不可偏废。[13]
儒家这种“尊德性与道问学”合一的思想,在先生治学之初,就由其父传授进其心田。先生回忆道:
父尝教余:“读书宜辨汉、宋。汉学、宋学,不可偏废。文字训诂,宜宗汉儒。至于饬躬敦行,必多读宋儒之书。宋儒之书,不可遍读,汝但守朱子《小学》一编,熟诵而时温绎之,其中所录嘉言懿行夥矣,但得其一言一行而身体力行,则终身受用不尽,否则德性不能坚定,非细故也。”[14]
所谓文字训诂,可算是学问的代表,而饬躬敦行,则是德行的象征。先生从小就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后来出外访学,不仅从前辈学者那里接受了许多治学方面的诲导,更从前辈学者身上直接感受到德行学问并重的美德。这些都有力地深化了先生将德行与学问合一的思想,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成了先生一生治学的准则之一。先生晚年回忆早年访学于前辈学者时所感受到的嘉言懿行,称这些前辈“俱盛德硕学,有名于时”[15],向人们展示了所谓德行与学问合一的具体内容。[16]
如谓余嘉锡先生:“其于学术,廓然大公,不强人以从己。”
谓孙文昱先生:“室中四壁皆书,惟雇一童供炊,所居卑湿,不顾也。”
谓李白华先生:“沉研宋明义理之学,深造有得,而谨饬躬行,足以副之。……先生待人以诚,而责己甚严,言行不苟,卓然为人师。”
谓骆鸿凯先生:“先生平易近人,无所矜饰,复冲虚仰退,不耻下问。于书传偶有遗忘,辄询之舜徽,盛行谦光,令人感慕。”
谓曾典球先生:“五十岁后,又转而从政,骎骎跻通显矣,顾衣食起居,不改其旧,望之固犹一介寒儒也。……时先生方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后又兼任湖南大学校长,政务綦繁,尚在文艺中学兼授一班国文课。……先生虽事繁冗,犹自批改学生作文,从不假手于人。……每值风雨,先生入校授课,手持雨伞,足著钉鞋,一如寒素书生本色,尤为人所叹慕。”
谓王啸苏先生:“先生谦谨和易,鬻鬻若无能,虽对后生,必肃必恭。语声从容低下,不发高谈剧论,一望而知为厚德长者也。……一生摩挲书卷,不涉外事。臧否不出于心,荣利不系于心,恬淡寡欲,无慕于物。盖内重外轻,潜修于己者深也。”
学术是一个无穷无尽而有声有色的历史长流,学者则在长流之中扬帆而进,更造成后浪推前浪的独特景致。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这个长流,他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比他更先进入长流的前辈的精神。先生的父亲,是最先引他入流的长者,而先生最为感怀的则是“湘中诸老,惠我尤多”[17]。他们使先生切实地感受到德行与学问的不可分割,只有把两方面同等看待,认真躬行,才能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学者,个人的学术生命才可以放射出人格的光辉。在先生名下读研究生时,先生曾有一次上课,专门为我们讲“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那是笔者头一次听到这个说法,记忆特别深刻,故于此文专辟一节以论之,以纪念先生惠我之恩。
四、“日有定程”的日常生活
先生的学问与生命的合一,从外在的形态上看,就是一生治学几无闲日,焉日有孳孳,至乎没而后止;具体说来,又有多种内容。先生曾谈到治学的“日有定程”或曰“日课”,仅此一项便可看出学问是如何与生命合一的。先生在1984年曾给黄石市的青年干部和社会青年作演讲:“自学可以成才”,其中说道;
谈到自学中国文史,更非苦练不可。看、读、写、作四者,必日有定程,锲而不舍。[18]
看、读、写、作,都是有关中国文史的学问;而“日有定程”,表明它们是先生每天生活的内容;而“锲而不舍”,则表明先生从小到老,直到逝世前的最后一天,莫不如此。我们说先生的学问与生命的合一,就体现在先生一生中的无数个这样看似平常而持之以恒的日子里。先生又说:
教人读书,必每日督之点书若干页,此乃锻炼耐心读书之法,行之久则受益多。……余早岁读书,亦尝以点书为日课,于常见必读之书,日加丹黄,受益自大。[19]
把点书做为治学的“日课”,成为每日生活的必备内容,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生命与学问合一的生活方式。先生治学“日有定程”的最好例子,是通读二十四史:
吾年二十有四(一九三五年),即有志通读全史,屏人世一切习俗之好,专意读书。……用百纳本二十四史校读殿本二十四史,日尽一卷,积历十载,至一九四四年,当吾三十三岁,全史校毕。[20]
如果学问不与生命合一,读一本书都会让人很快疲倦而生睡意,可先生却能在生活动荡不安的三四十年代“屏人世一切习俗之好,专意读书”,且定了“日课”为“日尽一卷”,如此一直坚持了十年,终于把堪称浩翰的二十四史校读完毕,这不是证明先生学问与生命合一的最好例证吗?
先生认为治学规模要大,一开始就要立志走博通的道路。但立下志向是一回事,而要实现它则是另一回事,所以必须“有悃无华,坚毅不拔的精神,作持久奋斗”[21],踏踏实实地、持久以恒地完成读书和点书的“日有定
程”和“日课”。如果没有这种踏实持久的“日课”,“学问与生命的合一”最终也只会是一种空谈。
五、爱惜生命,壹志于学
先生在《八十自叙》里说:
余之一生,自强不息……黾勉从事,不敢暇逸,即至晚暮,犹惜分阴,因自号“无逸老人”,所以自概其生平也。
在先生的学问与生命的恒等式中,惜分阴、无暇逸,是不可缺少的两个因数。一个人的生命由有限的时间组成,所以先生一方面利用“日有定程”抓紧治学,另一方面则从有所抉择、有所舍弃中抢到了更多的时间。一生如此,可知所谓的“无逸”之中还包括着对生命的珍惜,这是对生命中有限时间的高效率使用。
先生在谈到如何自学成才时,告诉人们一个经验,即所谓的“四不”,即不晏起,不近烟酒,不滥费时间,不看无益之书。[22]“四不”所要做的,都是“惜分阴、无暇逸”的有效手段;先生所坚持的“四不”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看无益之书”,由此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读“有益之书”。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如果不能具备卓越的眼光,就不能从中发现哪些是“有益之书”,哪些是“无益之书”,于是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甚至是在勤恳治学之中,浪费了宝贵的生命。先生所说的“无益之书”,何也?先生有明确的说明:
余甫在弱龄,喜诵诗词,间亦揣摩为之。后以有妨读书之功,乃辍不复为。又观古今诗人之作,无病称病,未老言老,不贫嗟贫,忧伤抑郁,所谓“诗愈穷而愈工”者,尤足挫少年志气。……世人多以作诗填词为文雅事,而竞趋之。此乃徇俗情,事俗务,以追逐流俗之好,甚无谓也。……人之精神,亦必有所弃而后可以专于所取。故欲立志者,必先去俗情,欲向学者,必先省俗务。譬之稗莠与嘉谷,势不并茂。故欲学之有成,有所取必有所弃。犹农夫之去草,芟夷蕴崇,绝其本根,而后可以专意于学。且俗情不除,则俗务之来,应酬无已,应酬多则夺读书之时,彼此权衡,斯必知所去取矣。[23]
先生认为:“读诗作诗……耗费光阴不少,有损读书时间,从扬雄、颜之推、刘知的名言中吸取了教益,便下决心不再作诗。此后五十余年,与诗绝缘,把时间集中到做学问方面来,果然有所收获,不断取得一些成绩。”[24]
先生把诗词之事看做扬雄所说的“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认为人若沉溺于此,则将影响学问大事,所以一生服膺顾炎武提出的“诗不必人人皆作”的主张,专意读有用、有益之书,而不在读诗作诗上浪费时间。如果没有爱惜生命、专章于学的高见卓识,不会有如此的决断,也不会使自己的生命与学问结合得如此融洽。所以我们讲到先生的学问与生命合一时,一定不要忘了这一点。
六、生命与学问合成的韧力
生命与学问合一,便产生了强韧的精神力量,反过来又有力地支持了先生的生命与学问本身,使之更为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可用先生对待生命过程中遭到打击与挫折时的过人表现说明之。先生的一生,正好处于20世纪的中国,这是不平静的一个世纪,所以在先生的一生中,曾多次遭受外来的挫折与打击。如抗日战争时期,先生花费10年时间校读二十四史的三十多巨册笔记,在逃避日寇侵犯湖南之时,毁于一旦。又如在60年代,先生正集中精力撰写《说文解字约注》时,遭受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不能正常进行学术研究与写作。在这些外来的不可预测的打击与挫折面前,先生根本不为所动,对学问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这就充分体现出学问与生命合一的灿烂之光与强韧毅力。
先生后来回忆这个时候的情况,作为对后来者的最好教育:
恰逢其时国家处于大动乱期间,我由于过去出版了几部书,被人目为冲击的重点对象,进行无情的大批小斗。我却不忧不惧,照常进行研究、整理《说文》的工作,深信疾风骤雨,不会长久,中华文化,不合中斩,终必有豪杰之士奋起拨乱反正的。自己既已坚定了信心,中有所主,不为外物所动,对整理《说文》,从未间断,白天忍辱接受批斗,晚上仍回家写书,今夜考明一字,明日证说数文,这样日积月累,成绩也就可观了。虽当时有人将我全家赶入破旧浴室去住,上漏下湿,处境至艰,我仍克服困难,不懈益勤,终于在那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完成了《说文解字约注》整理、写的全过程。[25]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像先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身心两个方面都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压。有不少人在这样的重压下面未能坚持下来,或成为错误运动的“牺牲品”,或成为无所事事的“逍遥派”,无论哪一种人,都是毫无意义地耗费了生命。而先生不但“中有所主,不为外物所动”,竟能在白天的群众大会上“忍辱接受批斗”之后,晚上回到不成其为“家”的“破旧浴室”里,顶着屋上的漏水,忍着脚下的湿气,仍然继续着常人不敢想、不敢摸、不愿想、不愿摸的学问,而且是一天也没有中断!是什么给了先生如此强韧的力量与坚定的信心?不是神,也不是金钱名誉等物利激励,而是用生命所体认的学问价值观,由学问所赋予的强韧生命力。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学问,也不再是普通的生命,而是贯穿先生一生的学问与生命合一后所激发出来的永恒之光。这才是生命与学问二事的真谛,岂是只知物利与虚名者所能体认与践行的?
作为先生的学生,笔者有幸在先生身边求学治学十年之久,诸多师友,多次对笔者谈起先生的学术成绩与治学方法,连同亲眼目睹者,可谓举不胜举。然而笔者一直只把它们当做学问之事来看待,只是到了先生逝世之后,提笔撰写纪念先生的文章之时,笔者才突然感受到先生所以成为先生的精神之源,并不只在学问一事。古往今来,求学治学,以学问名家者,何其多也,然而贯穿其中的根本支柱是什么?作为一个以学者为职业的后来人来说,似乎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借撰此文之契机,突然对此有了一点理解,不能不说是先生在天之灵的启导。先生虽已逝去,但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被人忘记,这将成为笔者终生的财富!尤其是当今之世,人们以学术为筹码来换取各类名利者甚多,学术已经变味,生命已失去光彩,此时回顾先生学问与生命合一的精神,更显难能可贵。小子不才,谨撰此文,遥祭先生在天之灵,且以自勉。呜呼!
参考文献:
[1]论语·为政.
[2]孟子·告子(下).
[3] [4] [5] [6] [7] [9] [10] [13] [18] [19] [20] [21] [22] [23] [24] [25]张舜徽.讱庵学术讲论集[M].湖南:岳麓书社,1992:908、907、12、670、910、823、909、2、76、881～882、1923、646、77、858、98、84.
[8]朱子语类·卷八.
[11] [14] [15] [16] [17]张舜徽.旧学辑存[M].山东:齐鲁书社,1988:1897、1898、1903、1948、 1925～1929、1939.
[12]论语·宪问,荀子·劝学。
(作者单位:1.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2.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王亦妮)
先生的学问,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赞誉,堪称20世纪研究国学的典范。能有如此拔萃而不群的影响,绝非仅靠所出著作的物理厚度与不懂学问的人炒作起来的虚浮声誉所能致。静思其中深层的魅力之源,无他,惟先生能在一生中把学问与生命融合为一可以当之,这种合一,使博通的学问与不刊的卓识,带着一个学者全部生命的力量,植根于中国学术的长河之中,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可称真正的学问与有价值的人生。体认先生的治学精神,深感以全部生命为其底蕴的学问与人格,绝非是只知“书中自有黄金屋”而以学术为稻粱谋者及为了虚名和实利而制造出一本本“著作”或多少篇的“论文”以求得世俗荣耀者所能比肩、所敢奢望、所可妄评的。身为后学之人,只有准确理解先生的学问命脉所在,才能真正继承先生的治学精神,而使自己的人生也与学术合一,既把中国悠久深厚的学术传统发扬光大,又使自己的生命与人格臻于圆融博通之境。
一、学问与生命
1991年8月,先生已经80高龄,回首往事,写下了一篇短文,名曰《八十自叙》,文中回顾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与治学道路,为我们留下了一篇亲切有味而意义深长的文章,使我们了解到先生的学问与生命之间的恒等式。其中说:
日月易得,时光如流,入此岁来,而吾年已八十矣。自念由少至老,笃志好学,未尝一日之或闲。迄今虽已耋耄,而脑力未衰,目光犹炯。闻鸡而起,尚拟著书;仰屋以思,仍书细字。有如《表记》所云:“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己。”《荀子》亦曰:“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自惟终始,庶几近之,余之一生,自强不息,若驽马之耐劳,如贞松之后凋,黾勉从事,不敢暇逸,即至晚暮,犹惜分阴。因自号“无逸老人”,所以自概其生平也。……早在童稚,即闻鸡而兴,嗜学不怠,一生早起之习,实始于此时。……历丁壮迄乎耋耄,以教学终其身。生平无他事可述,讲习之外,惟教书数十年,著书数十种耳。[3]
何谓学问与生命合一?看先生的《八十自叙》,应有明解。自少至老,“未尝一日之或闲”,每日都是“闻鸡而兴,嗜学不怠”。以古人所谓“焉日有孳孳”“学至乎没而后止”的精神自励,“黾勉从事,不敢暇逸”,珍“惜分阴”,生平除了教书就是读书、著书,竟“无他事可述”,这样做出的学问,就是与生命合一的学问;这样的生命,就是与学问合一的生命。
对照先生的这种合一,再看其他人的表现,自可体会何谓“以生命为底蕴”的学问。中国人有追求天人合一的传统,在先生的生命实践中,自然的生命是“天”,而人生的治学就是“人”。能使二者融会贯通,合二为一,这就是天人合一,也就是吾所谓“学问与生命的合一”。
二、乐在其中的“自然流”
学问与生命的合一,在先生来说,并非苦行僧式的自我逼迫、强制和压抑,更无企求功名利禄的庸俗目的与用心,乃是一种自然而然、顺乎天性、平平常常、毫无做作的朴实人生,吾命之曰“自然流”。
先生常说,做学问就要“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要像荀子《劝学》篇所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先生曾撰《又次草堂记》[4],其中说道,“余困学毕生”,此即孔子所说的“困而学之”。“困学毕生”,即终生治学。此文又说:“余以中材而有志于学,尝欲刻苦以自振拔。一生以愚拙自处,志在困学以跻于高明。自少至老,孳孳焉,汲汲焉,但问耕耘,不计收获。”
“但问耕耘,不计收获”,就是要埋头作学问,不怀功名利禄之心来治学。以这样的心态治学,就是荀子所说的“冥冥之志”和“之事”,像这样自然而然地持久不懈地努力下去,就一定能有丰硕的收获,一定能有“昭昭之明”与“赫赫之功”。这里面又有古人所说的“平常心”在。没有“平常心”,就不能达到“自然流”的境界,二者是统一的。先生1978年在山东大学文史两系大会上所作的演讲中说明了这一思想:
趁年富力强,但宜伏案读书,不可追逐时尚,急于表现自己。将来水到渠成,自然实至名归。……古人说得好:“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如果能以愚拙自处,脚踏实地,刻苦自励,按步就班地循序渐进,将来的成就一定很大。[5]
对此种治学的精神或心态,先生更明白地归纳为八个字,即“毋慕虚荣,毋贪近功”[6]。“毋慕虚荣”,就是要从低处下手,从点滴做起,持之以恒,积微成著,自然水到渠成。这一过程中需专默精诚,埋头苦干,“壹志刻厉于学”[7],不问外界的名利虚荣,自甘寂寞,不诱於物,像班彪一样“守贱薄而无闷容”。
“毋贪近功”,就是古人所说的美成在久。任何有价值的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在从事自己认定有价值的事业时,又不可自任聪明,而必须做愚拙工夫或曰迟钝工夫,即朱熹所说的:“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即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工夫,如何得!”[8]不贪近功,是因为“志存高远”,而要达到高远之境,就必须“以愚自处,静心伏案,从事于学问根原之地,穷毕生之力以致大成”。这种学问,就是《吕氏春秋·劝学篇》所说的“疾学”。先生以为“士能以愚自处,又疾学之首务也。当其悃无华,疾学不怠时,志气毅力,皆异于众,及其有成,固已卓荦不群,出类拔萃矣”[9]。
以这样的心态治学,可以称为“平常心”,基于此才可达到“自然流”,持之以恒,才能把人们常挂在口边的“学问”升华到与生命合一的境界。
先生能有这样的心态而形成人们难以企及的“自然流”,使学问与生命合而为一,其活水源头也在先生的回忆中无形地揭示给我们了。先生的《八十自叙》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先生的“自然流”,来自于家乡的自然之清胜与传统的老庄之优雅:
少时诵陶靖节诗,即想慕其为人。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斯又仰止高贤,情符曩哲。加以生长洞庭之滨,处山水清胜之境,观鱼跃茑飞,天机活泼,以为人生当适性自乐,安能降志辱身,与时俯仰?由是胸怀恬,不慕荣利。升沉宠辱,委之自然。平生服膺老庄,有轻世之志。等穷达,壹寿夭,惟视读书为性命,终其身寄情于卷帙。于世俗荣枯亨困,未数数然也。当余晚年闭门沉思、独造《通史》时,尝取范蔚宗论班叔皮语:“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书为楹帖,悬左右以自策厉,亦可以见吾志趣矣。[10]
1971年,先生70岁时,也曾著有《忆往编》,其中首先回忆儿时家乡的自然景物:
洞庭之滨,有长岛曰赤山,旧为汉寿、沅江两县分治。先世自明初由赣迁湘,卜居于此,占籍为沅江县人。子孙繁衍,散居村落,世以农桑为业,男耕女织其间,自盐铁必取诸市外,日用所需,皆足自给,数里之内,鸡犬之声相闻也。先人敝庐,在老屋村。背负高阜,古木数十株挺立其上,大者可数人圉,高者长十丈余,枝叶扶疏,终年常绿。问诸故老,咸谓为数百年前物。凡扬帆过洞庭者,遥望秾萌如盖,高出云表,人皆指目为张家后山。老鹰群栖树上,值日暮天晓,或风将起时,辄出翱翔,或追逐相击,或平翼回旋,远在天际,殆可百数。复有白鹰三五,飞舞其下,人尤叹为异物。余少时读书之暇,辄喜伫立院中,仰观鹰扬以为戏乐。后往来南北,多历名山,周览纵现,未见此景。及今思之,犹在心目。……余少时读书宅后西偏一室,老樟临窗掩覆,复有修竹当檐,苍翠滴于几案。每值日西方下,穿牖映竹影于垩壁,随风婆娑,胜似图画。凉风习习,沁人肌骨,虽处盛夏,不觉暑热。[11]
可以肯定,如此一幅田园诗般宁静优雅的自然氛围,对先生的治学精神及其学问与生命的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默化作用,此又今日生活于城市中以求学为职业者所难以想象者也。
三、尊德性与道问学
先生学问与生命的合一,还有不可忽视的一面,即讲求德行与学问的统一。德行与学问统一,不把学问当做谋取世俗功利的工具,而视为人生道德修养的过程与途径,因此学问本身不外在于人的生命,而与生命的升华融合为一。这种精神,实际上乃是中国历代圣贤所倡导的最根本的治学原则和人生准则。如孔子、荀子都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2],以及后代学者一致推祟的“内圣外王”,都是这种准则的具体体现。为己,不是为自己谋求世俗功利,而是使自己达到所谓“内圣”的境界,而为人则正相反,以学问为谋利于人群的工具或手段。为己之学,就是要求学者将德行与学问、学问与生命统一起来、合一起来,否则的话,就只能算是为人之学,或可称为功名利禄之学。此正是俗人之学与高明之学的分水岭。
在先生身体力行的“毋慕虚荣,毋贪近功”及那种“自然流”中,就包含着这种为己之学的精神,试看《八十自叙》中的所说“胸怀恬,不慕荣利。升沉宠辱,委之自然。……等穷达,壹寿夭,惟视读书为性命,终其身寄情于卷帙。于世俗荣枯亨困,未数数然也”,不是十分清楚么?
先生重视德行与学问的合一,一方面是对中国古代优秀学术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将前辈学者对他的直接感染转化为自己的信条。如先生在论学者的通才时说:
儒学宗旨,《中庸》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是说一方面要修养德性,一方面要讲求学问。本来二者并重,不可偏废。[13]
儒家这种“尊德性与道问学”合一的思想,在先生治学之初,就由其父传授进其心田。先生回忆道:
父尝教余:“读书宜辨汉、宋。汉学、宋学,不可偏废。文字训诂,宜宗汉儒。至于饬躬敦行,必多读宋儒之书。宋儒之书,不可遍读,汝但守朱子《小学》一编,熟诵而时温绎之,其中所录嘉言懿行夥矣,但得其一言一行而身体力行,则终身受用不尽,否则德性不能坚定,非细故也。”[14]
所谓文字训诂,可算是学问的代表,而饬躬敦行,则是德行的象征。先生从小就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后来出外访学,不仅从前辈学者那里接受了许多治学方面的诲导,更从前辈学者身上直接感受到德行学问并重的美德。这些都有力地深化了先生将德行与学问合一的思想,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成了先生一生治学的准则之一。先生晚年回忆早年访学于前辈学者时所感受到的嘉言懿行,称这些前辈“俱盛德硕学,有名于时”[15],向人们展示了所谓德行与学问合一的具体内容。[16]
如谓余嘉锡先生:“其于学术,廓然大公,不强人以从己。”
谓孙文昱先生:“室中四壁皆书,惟雇一童供炊,所居卑湿,不顾也。”
谓李白华先生:“沉研宋明义理之学,深造有得,而谨饬躬行,足以副之。……先生待人以诚,而责己甚严,言行不苟,卓然为人师。”
谓骆鸿凯先生:“先生平易近人,无所矜饰,复冲虚仰退,不耻下问。于书传偶有遗忘,辄询之舜徽,盛行谦光,令人感慕。”
谓曾典球先生:“五十岁后,又转而从政,骎骎跻通显矣,顾衣食起居,不改其旧,望之固犹一介寒儒也。……时先生方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后又兼任湖南大学校长,政务綦繁,尚在文艺中学兼授一班国文课。……先生虽事繁冗,犹自批改学生作文,从不假手于人。……每值风雨,先生入校授课,手持雨伞,足著钉鞋,一如寒素书生本色,尤为人所叹慕。”
谓王啸苏先生:“先生谦谨和易,鬻鬻若无能,虽对后生,必肃必恭。语声从容低下,不发高谈剧论,一望而知为厚德长者也。……一生摩挲书卷,不涉外事。臧否不出于心,荣利不系于心,恬淡寡欲,无慕于物。盖内重外轻,潜修于己者深也。”
学术是一个无穷无尽而有声有色的历史长流,学者则在长流之中扬帆而进,更造成后浪推前浪的独特景致。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这个长流,他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比他更先进入长流的前辈的精神。先生的父亲,是最先引他入流的长者,而先生最为感怀的则是“湘中诸老,惠我尤多”[17]。他们使先生切实地感受到德行与学问的不可分割,只有把两方面同等看待,认真躬行,才能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学者,个人的学术生命才可以放射出人格的光辉。在先生名下读研究生时,先生曾有一次上课,专门为我们讲“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那是笔者头一次听到这个说法,记忆特别深刻,故于此文专辟一节以论之,以纪念先生惠我之恩。
四、“日有定程”的日常生活
先生的学问与生命的合一,从外在的形态上看,就是一生治学几无闲日,焉日有孳孳,至乎没而后止;具体说来,又有多种内容。先生曾谈到治学的“日有定程”或曰“日课”,仅此一项便可看出学问是如何与生命合一的。先生在1984年曾给黄石市的青年干部和社会青年作演讲:“自学可以成才”,其中说道;
谈到自学中国文史,更非苦练不可。看、读、写、作四者,必日有定程,锲而不舍。[18]
看、读、写、作,都是有关中国文史的学问;而“日有定程”,表明它们是先生每天生活的内容;而“锲而不舍”,则表明先生从小到老,直到逝世前的最后一天,莫不如此。我们说先生的学问与生命的合一,就体现在先生一生中的无数个这样看似平常而持之以恒的日子里。先生又说:
教人读书,必每日督之点书若干页,此乃锻炼耐心读书之法,行之久则受益多。……余早岁读书,亦尝以点书为日课,于常见必读之书,日加丹黄,受益自大。[19]
把点书做为治学的“日课”,成为每日生活的必备内容,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生命与学问合一的生活方式。先生治学“日有定程”的最好例子,是通读二十四史:
吾年二十有四(一九三五年),即有志通读全史,屏人世一切习俗之好,专意读书。……用百纳本二十四史校读殿本二十四史,日尽一卷,积历十载,至一九四四年,当吾三十三岁,全史校毕。[20]
如果学问不与生命合一,读一本书都会让人很快疲倦而生睡意,可先生却能在生活动荡不安的三四十年代“屏人世一切习俗之好,专意读书”,且定了“日课”为“日尽一卷”,如此一直坚持了十年,终于把堪称浩翰的二十四史校读完毕,这不是证明先生学问与生命合一的最好例证吗?
先生认为治学规模要大,一开始就要立志走博通的道路。但立下志向是一回事,而要实现它则是另一回事,所以必须“有悃无华,坚毅不拔的精神,作持久奋斗”[21],踏踏实实地、持久以恒地完成读书和点书的“日有定
程”和“日课”。如果没有这种踏实持久的“日课”,“学问与生命的合一”最终也只会是一种空谈。
五、爱惜生命,壹志于学
先生在《八十自叙》里说:
余之一生,自强不息……黾勉从事,不敢暇逸,即至晚暮,犹惜分阴,因自号“无逸老人”,所以自概其生平也。
在先生的学问与生命的恒等式中,惜分阴、无暇逸,是不可缺少的两个因数。一个人的生命由有限的时间组成,所以先生一方面利用“日有定程”抓紧治学,另一方面则从有所抉择、有所舍弃中抢到了更多的时间。一生如此,可知所谓的“无逸”之中还包括着对生命的珍惜,这是对生命中有限时间的高效率使用。
先生在谈到如何自学成才时,告诉人们一个经验,即所谓的“四不”,即不晏起,不近烟酒,不滥费时间,不看无益之书。[22]“四不”所要做的,都是“惜分阴、无暇逸”的有效手段;先生所坚持的“四不”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看无益之书”,由此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读“有益之书”。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如果不能具备卓越的眼光,就不能从中发现哪些是“有益之书”,哪些是“无益之书”,于是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甚至是在勤恳治学之中,浪费了宝贵的生命。先生所说的“无益之书”,何也?先生有明确的说明:
余甫在弱龄,喜诵诗词,间亦揣摩为之。后以有妨读书之功,乃辍不复为。又观古今诗人之作,无病称病,未老言老,不贫嗟贫,忧伤抑郁,所谓“诗愈穷而愈工”者,尤足挫少年志气。……世人多以作诗填词为文雅事,而竞趋之。此乃徇俗情,事俗务,以追逐流俗之好,甚无谓也。……人之精神,亦必有所弃而后可以专于所取。故欲立志者,必先去俗情,欲向学者,必先省俗务。譬之稗莠与嘉谷,势不并茂。故欲学之有成,有所取必有所弃。犹农夫之去草,芟夷蕴崇,绝其本根,而后可以专意于学。且俗情不除,则俗务之来,应酬无已,应酬多则夺读书之时,彼此权衡,斯必知所去取矣。[23]
先生认为:“读诗作诗……耗费光阴不少,有损读书时间,从扬雄、颜之推、刘知的名言中吸取了教益,便下决心不再作诗。此后五十余年,与诗绝缘,把时间集中到做学问方面来,果然有所收获,不断取得一些成绩。”[24]
先生把诗词之事看做扬雄所说的“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认为人若沉溺于此,则将影响学问大事,所以一生服膺顾炎武提出的“诗不必人人皆作”的主张,专意读有用、有益之书,而不在读诗作诗上浪费时间。如果没有爱惜生命、专章于学的高见卓识,不会有如此的决断,也不会使自己的生命与学问结合得如此融洽。所以我们讲到先生的学问与生命合一时,一定不要忘了这一点。
六、生命与学问合成的韧力
生命与学问合一,便产生了强韧的精神力量,反过来又有力地支持了先生的生命与学问本身,使之更为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可用先生对待生命过程中遭到打击与挫折时的过人表现说明之。先生的一生,正好处于20世纪的中国,这是不平静的一个世纪,所以在先生的一生中,曾多次遭受外来的挫折与打击。如抗日战争时期,先生花费10年时间校读二十四史的三十多巨册笔记,在逃避日寇侵犯湖南之时,毁于一旦。又如在60年代,先生正集中精力撰写《说文解字约注》时,遭受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不能正常进行学术研究与写作。在这些外来的不可预测的打击与挫折面前,先生根本不为所动,对学问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这就充分体现出学问与生命合一的灿烂之光与强韧毅力。
先生后来回忆这个时候的情况,作为对后来者的最好教育:
恰逢其时国家处于大动乱期间,我由于过去出版了几部书,被人目为冲击的重点对象,进行无情的大批小斗。我却不忧不惧,照常进行研究、整理《说文》的工作,深信疾风骤雨,不会长久,中华文化,不合中斩,终必有豪杰之士奋起拨乱反正的。自己既已坚定了信心,中有所主,不为外物所动,对整理《说文》,从未间断,白天忍辱接受批斗,晚上仍回家写书,今夜考明一字,明日证说数文,这样日积月累,成绩也就可观了。虽当时有人将我全家赶入破旧浴室去住,上漏下湿,处境至艰,我仍克服困难,不懈益勤,终于在那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完成了《说文解字约注》整理、写的全过程。[25]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像先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身心两个方面都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压。有不少人在这样的重压下面未能坚持下来,或成为错误运动的“牺牲品”,或成为无所事事的“逍遥派”,无论哪一种人,都是毫无意义地耗费了生命。而先生不但“中有所主,不为外物所动”,竟能在白天的群众大会上“忍辱接受批斗”之后,晚上回到不成其为“家”的“破旧浴室”里,顶着屋上的漏水,忍着脚下的湿气,仍然继续着常人不敢想、不敢摸、不愿想、不愿摸的学问,而且是一天也没有中断!是什么给了先生如此强韧的力量与坚定的信心?不是神,也不是金钱名誉等物利激励,而是用生命所体认的学问价值观,由学问所赋予的强韧生命力。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学问,也不再是普通的生命,而是贯穿先生一生的学问与生命合一后所激发出来的永恒之光。这才是生命与学问二事的真谛,岂是只知物利与虚名者所能体认与践行的?
作为先生的学生,笔者有幸在先生身边求学治学十年之久,诸多师友,多次对笔者谈起先生的学术成绩与治学方法,连同亲眼目睹者,可谓举不胜举。然而笔者一直只把它们当做学问之事来看待,只是到了先生逝世之后,提笔撰写纪念先生的文章之时,笔者才突然感受到先生所以成为先生的精神之源,并不只在学问一事。古往今来,求学治学,以学问名家者,何其多也,然而贯穿其中的根本支柱是什么?作为一个以学者为职业的后来人来说,似乎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借撰此文之契机,突然对此有了一点理解,不能不说是先生在天之灵的启导。先生虽已逝去,但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被人忘记,这将成为笔者终生的财富!尤其是当今之世,人们以学术为筹码来换取各类名利者甚多,学术已经变味,生命已失去光彩,此时回顾先生学问与生命合一的精神,更显难能可贵。小子不才,谨撰此文,遥祭先生在天之灵,且以自勉。呜呼!
参考文献:
[1]论语·为政.
[2]孟子·告子(下).
[3] [4] [5] [6] [7] [9] [10] [13] [18] [19] [20] [21] [22] [23] [24] [25]张舜徽.讱庵学术讲论集[M].湖南:岳麓书社,1992:908、907、12、670、910、823、909、2、76、881～882、1923、646、77、858、98、84.
[8]朱子语类·卷八.
[11] [14] [15] [16] [17]张舜徽.旧学辑存[M].山东:齐鲁书社,1988:1897、1898、1903、1948、 1925～1929、1939.
[12]论语·宪问,荀子·劝学。
(作者单位:1.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2.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王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