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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图以“冲突”为切入点进入文本，探究主人公主体性冲突的表现，考察它们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主人公以自戕的形式完成了生命的悲剧性解脱。并结合时代背景，从国民心理、道德伦理和文化形态等角度，分析主体性冲突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
关键词：《沉沦》 主体性冲突 悲剧
郁达夫的《沉沦》一直以来颇受争议，学者们往往比较关注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对照，来揭秘作者与文本的隐秘联系，窥视作者的创作密码。本文则试图回归文本，探究主人公的主体性冲突的表现及成因。
一、《沉沦》个体意识冲突的表现
（一）纤弱与激愤：人格分裂与性格冲突
《沉沦》弥漫着阴沉的色调，诉说着作者的苦闷与凄哀。到处压抑着的令人窒息的病感，在高压下喷薄出一种灵魂为之悸动的力量。这种病态不仅来源于单纯的“忧郁病”，还在于主人公人格的拉扯感和撕裂感。
主人公的性格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文人浪漫，即体现在他对真、善、美，对自由、对爱情的不懈追寻。他性格的矛盾点则在于追寻不得的忧颓浪漫的性格基调，以及在自我剖析时山洪般激烈澎湃的情感宣泄之间的对照。“孤冷”“可怜”“伤心”“万千的哀怨”“痛悔”“涌出的清泪”等词汇在文本中高频出现。潜藏于骨子里的卑微、痛苦、忧愁直指他性格的“纤弱”。文本提到主人公喜爱Wordsworth的诗，暗示他在Wordsworth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他们本质上是不同的。Wordsworth也有很多表现出孤独与忧郁的诗歌，但他通过“将短暂真实的自然流露的个体情感与无限永恒的宇宙万物融合”赋予了忧郁更为舒缓、宁和的特质，达成了个体与外界之间的和解。而主人公却并未将忧郁沉淀，相反地，忧郁、卑微的苦痛激发出他更加浓烈的苦闷和更为激烈的情绪。
当这种情绪宣泄出来的时候，就使内心的“哀怨”激化为“悲鸣”，爆发出一种难以阻挡的、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其中忧郁蕴含的美学无力感和激烈情绪宣泄的喷薄感，表现出出一种美学张力，同时也构建出一种人格的分裂与矛盾。这样的冲突，使得他“易于激动，也易于消沉；易于狂热，也易于痛苦”。因为他易于激动，所以他会愤世嫉俗、敢于反叛；因为他性格柔弱，所以他最终只能以“逃避”作为他反叛的姿态，而不敢正面抗争。二者的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了无法解决、无法逃离的悲剧。而这一切，都源于敏感性格所带来的二元冲突，即性格中“柔”与“刚”的冲突。而正因如此，这种内在的、生物的、心理的冲突使他陷入一种精神层面的个人生存困境。
（二）理想与自我探视：浪漫的社会理想与“内向审视的清醒”的冲突
主人公是个浪漫主义者，他爱自然，爱美，爱自由，追寻爱情，他追求一切美好事物，追求和谐向善的社会图景。而在那个社会里，这种浪漫的社会理想无疑会化为泡影。他的理想也只能沦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清傲，进而不甘地催生出反叛的姿态。面对看不惯的社会图景、不如意的事，眼里容不下污浊的主人公会愤世嫉俗，意图反抗和改变。性格中“愤世嫉俗的激动”使他更加痛苦。但由于性格另一面的软弱优柔，他的反抗往往仅停留在内心。他最终选择了一种保守的反叛姿态——躲避和逃离，躲进自己的书斋，逃到自己的幻想世界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 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这种浪漫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界”里去。他只能陶醉在无人的大自然，躲避在自己的乌托邦里以逃离庸常的现实。在浪漫理想的反观下，欲望的破灭、现实的幻灭使他更加找不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最后的死亡，也是他选择的一种自我毁灭式的逃避与解脱。
本来，麻痹和逃离会造成一种观念情绪的模糊，拉远个体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在减少真实感的同时也淡化了情绪、减少了痛感。倘若他就此沉湎于书斋、自然，甘愿做一个快乐的傻子，他或许能骗过自己。但不幸的是，他喜歡“胡思乱想”。这种“胡思乱想”是一种自我觉醒，也是一种内向的探视。这种探视使他很清醒——清醒地审视自己，反思自己，甚至怜惜自己。这让他又不可能安安稳稳地躲避在桃花源中，注定只能清醒地继续痛苦着，更加痛苦着。清醒中他也曾有过挣扎。性格使他易于绝望，他努力地找寻希望和出路，但最终还是归于一种绝望。心中的圣园在高岭，而清醒的审视使他骗不了自己。最终，他无处可逃。
“逃避、麻醉、出世、投降”，成为他和很多和他一样的人难以逃脱的宿命。
（三）灵与肉：欲望压抑与爆发的冲突
在上文所述的个人意识冲突下，浪漫的社会理想、激愤的热血青年、逃离式的反叛、清醒的反观，注定的无望进一步加深了其精神层面的困境。他热切地探求社会改造和自我解放，寻求一个出路，最终却注定走向绝望崩溃。
当社会理想破灭，对社会只剩下满腹的牢骚、浓浓的失望和厌倦时，他把矛盾转向了对性爱的渴望，内心涌起强烈的情欲支配下的执着与贪恋。他深切呼唤一个“伊甸园的伊芙”，强烈要求“异性的爱情”。然而， 他敏感多疑的个性及“优柔与激愤并存”的性格冲突，使他无法找到与异性正常交往的方式， 也缺少爱人的力量和勇气去付诸实际行动。于是他的性苦闷越发浓烈，这种苦闷进一步激发他内心的卑怯感，加深了他自我质疑和自我厌弃的情绪，进而生成自我面向的压力和屈辱，更强烈地表现出生命意志的脆弱。压抑是痛苦的，所以它会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逃逸而出，当性压抑转化为一种“带着强烈病态”的性冲动，自慰、偷窥、酒店求欢，他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一些“不适当的调剂”，只是为了贪求变态情欲的一时的发泄和满足。欲望是得到了暂时性的纾解，但在内向的自审下，这种“不自然的满足与变态的欢娱”引起了他更大的愧疚、不安、迷茫、恐惧和后悔，激发起又一轮的“性挫败”，使他更加感受到一种内心深处极度的挫败感、自责感和无力感。
他的情爱不是放纵的欢愉，而是焦虑、不安、自责、悔恨交织缠绕的一种深沉的绝望。通过“性”，我们可以透视到主人公“他”还有当时很多和“他”一样的人在那种“紧张受缚”中追寻刺激，反而带来更大程度自我厌恶的精神受困的生存状态。 二、探究主体性冲突的成因
（一）落后国家的国民自卑心理
一切内向的外向的冲突，都应当结合主人公的境遇，放入当时的时代语境进行考察。晚清以降，列强的欺凌侮辱和国内的民不聊生击碎了国人的民族优越感。每一次民族危机都加重了人们对国家制度、道路和文化的轻视、怀疑和否定。奄奄一息的大国几乎无法再为它的子民提供足够的生存勇气，甚至于国人出现了民族失败主义情绪。
历史语境所造成的普遍文化焦虑和自卑使国人的民族自信感逐渐消失。在这样的时代中，这种屈辱经历造成的创伤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民族情绪和记忆，流淌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更有甚者发展成为国人在潜意识中对自身血统的鄙夷。在文中这种创伤直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对当下国弱的埋怨伤感，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祖国崛起、强大的强烈期盼。人们在精神上难以自立自强，为此他们也更加渴望独立自尊的情绪。
作为一个异域求学者，主人公“个体的孤立性境遇会让他的自我生存的紧张感更为尖锐、集中而富于张力”。由于“弱国子民”身份带来的自卑，他会感到孤独和委屈，害怕异族同学瞧不起自己，不把他当人看；会觉得同学的眼光怀有恶意，射在他的背脊上。他给自己冠上了弱国小民的身份标签，为此时常感到万千哀怨、孤冷可怜。这种自卑情绪产生出忧郁感和屈辱感，使得他的敏感和纤弱更为严重。同时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当知识分子的心灵越发敏感脆弱，他们的内心也会催生出强烈的民族对立观念，甚至在小事中也会爆发出“复仇”的情绪。文本中“复仇”的想法出现多次，往往是在稀松平常的场合：没有人际冲突、交锋碰撞，完全是国弱情态下的应激反应。例如：他内心深处渴望和异国同学交谈，但无人交谈时他的内心会生出怨意：“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要复仇，我要复他们的仇。”这样的环境激化了他内心的性格矛盾，放大了他内心的愤世嫉俗，使他在性格冲突对抗中逐渐陷入难以解决的终极困境中。
（二）中西异质文化下，道德伦理与身体欲望的沖突
诚如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已经约定俗成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在潜移默化中束缚着人们。这也就是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所体现的“消极的自由”。社会文化的规训已经深入人们的潜意识中，时时作为道德戒令侵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什么《沉沦》中主人公的性意识往往伴随着负罪感和自责感？因为他们的身体欲望与社会道德伦理在激烈地交锋拉锯。作为一个生物性个体，满足自身的身体欲求是一种本能性行为，但在生活环境中由于会受到社会文化潜移默化的干预、约束和打磨，特定的行为规范深入人的潜意识中，通过社会成员个人完成对自己的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控制和自我规训。当最具有生命力的生理本能成为禁忌，被控制、被制止甚至被放在道德上诋毁，人只能在枷锁中被动承受。
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宣扬一种禁欲、抑情的观念，不论是“克己复礼”还是“存天理，灭人欲”，都在告诫人们欲望应当是加以节制的，这种大胆到近乎淫秽的欲望便显得变态而有反常伦。所以在传统道德律令下，主人公在释放“本我”、追求生物性冲动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受到“超我”的规范和束缚，内心饱受内疚感和犯罪感的煎熬。正因如此，虽然主人公并未做出什么真正有悖道德的事情，但在传统价值观念中束缚人性的道德训诫加重了他的罪恶感，产生个体给自身施加的精神压力。这种精神压力和强行遏制却并不会使他的欲望凭空消失，它们只会贮藏在个体的无意识中。如果得不到恰当的宣泄，催生出的将会是更为畸形的压抑和更加变态的释放。当压抑转化成强烈的病态，他得到了性的刺激，也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这使得这个理想主义者的自卑、自责、自我厌弃逐渐加深，把他的精神推向崩溃的边缘。
而这种道德伦理和身体欲望的冲突加剧也被解读为中西异质文化并存的时代文化背景的结果。在那个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杂糅并存的混乱年代，西方近代文化宣扬感性生命的张扬，强调对于人生物性本能的重视和解放。在这种文化观念的刺激下，个体欲望因受到鼓励而蠢蠢欲动。而传统伦理规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主导地位，限制着欲望的纾解，究竟偏向哪一种伦理价值取向成为当时很多人的迷茫所在。主人公包括郁达夫本人，都处于两种文化激烈碰撞的文化背景之下，深受两种文化共同的作用影响。这就导致了不管他做出何种选择都会感到来自另一方的隐形阻力。龙永干先生也把道德与欲望的拉锯归结为“面对本土与异质文化伦理观念所产生的价值选择的困惑在心态上的投射”。这也是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之下的产物。
三、《沉沦》主体性冲突的审美意义
《沉沦》的冲突不仅仅表现为文学作品的美学张力。它写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是一个时代。文学作品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之前，就敏锐地捕捉到当下难以用言语精准概括的时代弊病。它像是一面社会的镜子清晰地呈现社会风貌、时代文化、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它作为史书的补充材料，以一种更为感性的方式补充了国家民族历史中不会被记载下来的一面。它将个体的生命轨迹和群体、文化、民族、国家结合起来，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而犀利地剖析了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国情下，知识分子内心的自卑、痛苦和渴望。它清晰地还原出国弱是怎么在知识分子内心投射出一块灰蒙蒙的阴影，是怎样挣扎着忍受灵魂的撕裂而紧张地生存，是怎样扭曲着疑惑着寻求一个出路，又是怎样反抗着挣扎着最后无路可逃。它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理、时代文化、抉择和一代人迷失的身份焦虑。它也回答了一个时代的问题：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们是那么渴望独立自尊、期盼祖国富强。
参考文献：
[1] 邓琳，钟舟.忧郁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里的展现[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3）：147-148.
[2] 许子东.郁达夫新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3] 苏雪林.郁达夫论[J].文艺月刊，1934，6 （3）.
[4] 韩侍桁.郁达夫先生作品的时代的意义[M].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5：61 .
[5] 成仿吾.《沉沦》的评论[J].创造 （季刊），1923（1：4） ：1-4.
[6] 龙永干.《沉沦》：身体话语与民族国家意识交错激荡的价值与意义[J].百家评论，2017（2）：79-85.
[7] 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 刘新龙，徐瑞.论教育主体的生成与消亡——基于福柯的后现代主义主体解构观[J]. 当代教育论坛，2012（5）：116-123.
作 者： 蔡颖，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沉沦》 主体性冲突 悲剧
郁达夫的《沉沦》一直以来颇受争议，学者们往往比较关注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对照，来揭秘作者与文本的隐秘联系，窥视作者的创作密码。本文则试图回归文本，探究主人公的主体性冲突的表现及成因。
一、《沉沦》个体意识冲突的表现
（一）纤弱与激愤：人格分裂与性格冲突
《沉沦》弥漫着阴沉的色调，诉说着作者的苦闷与凄哀。到处压抑着的令人窒息的病感，在高压下喷薄出一种灵魂为之悸动的力量。这种病态不仅来源于单纯的“忧郁病”，还在于主人公人格的拉扯感和撕裂感。
主人公的性格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文人浪漫，即体现在他对真、善、美，对自由、对爱情的不懈追寻。他性格的矛盾点则在于追寻不得的忧颓浪漫的性格基调，以及在自我剖析时山洪般激烈澎湃的情感宣泄之间的对照。“孤冷”“可怜”“伤心”“万千的哀怨”“痛悔”“涌出的清泪”等词汇在文本中高频出现。潜藏于骨子里的卑微、痛苦、忧愁直指他性格的“纤弱”。文本提到主人公喜爱Wordsworth的诗，暗示他在Wordsworth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他们本质上是不同的。Wordsworth也有很多表现出孤独与忧郁的诗歌，但他通过“将短暂真实的自然流露的个体情感与无限永恒的宇宙万物融合”赋予了忧郁更为舒缓、宁和的特质，达成了个体与外界之间的和解。而主人公却并未将忧郁沉淀，相反地，忧郁、卑微的苦痛激发出他更加浓烈的苦闷和更为激烈的情绪。
当这种情绪宣泄出来的时候，就使内心的“哀怨”激化为“悲鸣”，爆发出一种难以阻挡的、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其中忧郁蕴含的美学无力感和激烈情绪宣泄的喷薄感，表现出出一种美学张力，同时也构建出一种人格的分裂与矛盾。这样的冲突，使得他“易于激动，也易于消沉；易于狂热，也易于痛苦”。因为他易于激动，所以他会愤世嫉俗、敢于反叛；因为他性格柔弱，所以他最终只能以“逃避”作为他反叛的姿态，而不敢正面抗争。二者的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了无法解决、无法逃离的悲剧。而这一切，都源于敏感性格所带来的二元冲突，即性格中“柔”与“刚”的冲突。而正因如此，这种内在的、生物的、心理的冲突使他陷入一种精神层面的个人生存困境。
（二）理想与自我探视：浪漫的社会理想与“内向审视的清醒”的冲突
主人公是个浪漫主义者，他爱自然，爱美，爱自由，追寻爱情，他追求一切美好事物，追求和谐向善的社会图景。而在那个社会里，这种浪漫的社会理想无疑会化为泡影。他的理想也只能沦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清傲，进而不甘地催生出反叛的姿态。面对看不惯的社会图景、不如意的事，眼里容不下污浊的主人公会愤世嫉俗，意图反抗和改变。性格中“愤世嫉俗的激动”使他更加痛苦。但由于性格另一面的软弱优柔，他的反抗往往仅停留在内心。他最终选择了一种保守的反叛姿态——躲避和逃离，躲进自己的书斋，逃到自己的幻想世界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 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这种浪漫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界”里去。他只能陶醉在无人的大自然，躲避在自己的乌托邦里以逃离庸常的现实。在浪漫理想的反观下，欲望的破灭、现实的幻灭使他更加找不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最后的死亡，也是他选择的一种自我毁灭式的逃避与解脱。
本来，麻痹和逃离会造成一种观念情绪的模糊，拉远个体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在减少真实感的同时也淡化了情绪、减少了痛感。倘若他就此沉湎于书斋、自然，甘愿做一个快乐的傻子，他或许能骗过自己。但不幸的是，他喜歡“胡思乱想”。这种“胡思乱想”是一种自我觉醒，也是一种内向的探视。这种探视使他很清醒——清醒地审视自己，反思自己，甚至怜惜自己。这让他又不可能安安稳稳地躲避在桃花源中，注定只能清醒地继续痛苦着，更加痛苦着。清醒中他也曾有过挣扎。性格使他易于绝望，他努力地找寻希望和出路，但最终还是归于一种绝望。心中的圣园在高岭，而清醒的审视使他骗不了自己。最终，他无处可逃。
“逃避、麻醉、出世、投降”，成为他和很多和他一样的人难以逃脱的宿命。
（三）灵与肉：欲望压抑与爆发的冲突
在上文所述的个人意识冲突下，浪漫的社会理想、激愤的热血青年、逃离式的反叛、清醒的反观，注定的无望进一步加深了其精神层面的困境。他热切地探求社会改造和自我解放，寻求一个出路，最终却注定走向绝望崩溃。
当社会理想破灭，对社会只剩下满腹的牢骚、浓浓的失望和厌倦时，他把矛盾转向了对性爱的渴望，内心涌起强烈的情欲支配下的执着与贪恋。他深切呼唤一个“伊甸园的伊芙”，强烈要求“异性的爱情”。然而， 他敏感多疑的个性及“优柔与激愤并存”的性格冲突，使他无法找到与异性正常交往的方式， 也缺少爱人的力量和勇气去付诸实际行动。于是他的性苦闷越发浓烈，这种苦闷进一步激发他内心的卑怯感，加深了他自我质疑和自我厌弃的情绪，进而生成自我面向的压力和屈辱，更强烈地表现出生命意志的脆弱。压抑是痛苦的，所以它会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逃逸而出，当性压抑转化为一种“带着强烈病态”的性冲动，自慰、偷窥、酒店求欢，他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一些“不适当的调剂”，只是为了贪求变态情欲的一时的发泄和满足。欲望是得到了暂时性的纾解，但在内向的自审下，这种“不自然的满足与变态的欢娱”引起了他更大的愧疚、不安、迷茫、恐惧和后悔，激发起又一轮的“性挫败”，使他更加感受到一种内心深处极度的挫败感、自责感和无力感。
他的情爱不是放纵的欢愉，而是焦虑、不安、自责、悔恨交织缠绕的一种深沉的绝望。通过“性”，我们可以透视到主人公“他”还有当时很多和“他”一样的人在那种“紧张受缚”中追寻刺激，反而带来更大程度自我厌恶的精神受困的生存状态。 二、探究主体性冲突的成因
（一）落后国家的国民自卑心理
一切内向的外向的冲突，都应当结合主人公的境遇，放入当时的时代语境进行考察。晚清以降，列强的欺凌侮辱和国内的民不聊生击碎了国人的民族优越感。每一次民族危机都加重了人们对国家制度、道路和文化的轻视、怀疑和否定。奄奄一息的大国几乎无法再为它的子民提供足够的生存勇气，甚至于国人出现了民族失败主义情绪。
历史语境所造成的普遍文化焦虑和自卑使国人的民族自信感逐渐消失。在这样的时代中，这种屈辱经历造成的创伤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民族情绪和记忆，流淌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更有甚者发展成为国人在潜意识中对自身血统的鄙夷。在文中这种创伤直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对当下国弱的埋怨伤感，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祖国崛起、强大的强烈期盼。人们在精神上难以自立自强，为此他们也更加渴望独立自尊的情绪。
作为一个异域求学者，主人公“个体的孤立性境遇会让他的自我生存的紧张感更为尖锐、集中而富于张力”。由于“弱国子民”身份带来的自卑，他会感到孤独和委屈，害怕异族同学瞧不起自己，不把他当人看；会觉得同学的眼光怀有恶意，射在他的背脊上。他给自己冠上了弱国小民的身份标签，为此时常感到万千哀怨、孤冷可怜。这种自卑情绪产生出忧郁感和屈辱感，使得他的敏感和纤弱更为严重。同时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当知识分子的心灵越发敏感脆弱，他们的内心也会催生出强烈的民族对立观念，甚至在小事中也会爆发出“复仇”的情绪。文本中“复仇”的想法出现多次，往往是在稀松平常的场合：没有人际冲突、交锋碰撞，完全是国弱情态下的应激反应。例如：他内心深处渴望和异国同学交谈，但无人交谈时他的内心会生出怨意：“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要复仇，我要复他们的仇。”这样的环境激化了他内心的性格矛盾，放大了他内心的愤世嫉俗，使他在性格冲突对抗中逐渐陷入难以解决的终极困境中。
（二）中西异质文化下，道德伦理与身体欲望的沖突
诚如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已经约定俗成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在潜移默化中束缚着人们。这也就是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所体现的“消极的自由”。社会文化的规训已经深入人们的潜意识中，时时作为道德戒令侵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什么《沉沦》中主人公的性意识往往伴随着负罪感和自责感？因为他们的身体欲望与社会道德伦理在激烈地交锋拉锯。作为一个生物性个体，满足自身的身体欲求是一种本能性行为，但在生活环境中由于会受到社会文化潜移默化的干预、约束和打磨，特定的行为规范深入人的潜意识中，通过社会成员个人完成对自己的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控制和自我规训。当最具有生命力的生理本能成为禁忌，被控制、被制止甚至被放在道德上诋毁，人只能在枷锁中被动承受。
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宣扬一种禁欲、抑情的观念，不论是“克己复礼”还是“存天理，灭人欲”，都在告诫人们欲望应当是加以节制的，这种大胆到近乎淫秽的欲望便显得变态而有反常伦。所以在传统道德律令下，主人公在释放“本我”、追求生物性冲动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受到“超我”的规范和束缚，内心饱受内疚感和犯罪感的煎熬。正因如此，虽然主人公并未做出什么真正有悖道德的事情，但在传统价值观念中束缚人性的道德训诫加重了他的罪恶感，产生个体给自身施加的精神压力。这种精神压力和强行遏制却并不会使他的欲望凭空消失，它们只会贮藏在个体的无意识中。如果得不到恰当的宣泄，催生出的将会是更为畸形的压抑和更加变态的释放。当压抑转化成强烈的病态，他得到了性的刺激，也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这使得这个理想主义者的自卑、自责、自我厌弃逐渐加深，把他的精神推向崩溃的边缘。
而这种道德伦理和身体欲望的冲突加剧也被解读为中西异质文化并存的时代文化背景的结果。在那个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杂糅并存的混乱年代，西方近代文化宣扬感性生命的张扬，强调对于人生物性本能的重视和解放。在这种文化观念的刺激下，个体欲望因受到鼓励而蠢蠢欲动。而传统伦理规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主导地位，限制着欲望的纾解，究竟偏向哪一种伦理价值取向成为当时很多人的迷茫所在。主人公包括郁达夫本人，都处于两种文化激烈碰撞的文化背景之下，深受两种文化共同的作用影响。这就导致了不管他做出何种选择都会感到来自另一方的隐形阻力。龙永干先生也把道德与欲望的拉锯归结为“面对本土与异质文化伦理观念所产生的价值选择的困惑在心态上的投射”。这也是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之下的产物。
三、《沉沦》主体性冲突的审美意义
《沉沦》的冲突不仅仅表现为文学作品的美学张力。它写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是一个时代。文学作品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之前，就敏锐地捕捉到当下难以用言语精准概括的时代弊病。它像是一面社会的镜子清晰地呈现社会风貌、时代文化、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它作为史书的补充材料，以一种更为感性的方式补充了国家民族历史中不会被记载下来的一面。它将个体的生命轨迹和群体、文化、民族、国家结合起来，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而犀利地剖析了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国情下，知识分子内心的自卑、痛苦和渴望。它清晰地还原出国弱是怎么在知识分子内心投射出一块灰蒙蒙的阴影，是怎样挣扎着忍受灵魂的撕裂而紧张地生存，是怎样扭曲着疑惑着寻求一个出路，又是怎样反抗着挣扎着最后无路可逃。它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理、时代文化、抉择和一代人迷失的身份焦虑。它也回答了一个时代的问题：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们是那么渴望独立自尊、期盼祖国富强。
参考文献：
[1] 邓琳，钟舟.忧郁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里的展现[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3）：147-148.
[2] 许子东.郁达夫新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3] 苏雪林.郁达夫论[J].文艺月刊，1934，6 （3）.
[4] 韩侍桁.郁达夫先生作品的时代的意义[M].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5：61 .
[5] 成仿吾.《沉沦》的评论[J].创造 （季刊），1923（1：4） ：1-4.
[6] 龙永干.《沉沦》：身体话语与民族国家意识交错激荡的价值与意义[J].百家评论，2017（2）：79-85.
[7] 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 刘新龙，徐瑞.论教育主体的生成与消亡——基于福柯的后现代主义主体解构观[J]. 当代教育论坛，2012（5）：116-123.
作 者： 蔡颖，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