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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星星的你》在中国有多受欢迎？就拿播放量来说，我国四大视频网站的综合播放量已经超过10亿，其衍生效应更是大放异彩，带动了饮食、时尚、旅游甚至家居等细分行业。不只如此，2014年3月，王岐山在两会期间亦重点提及了《来自星星的你》，可以说，这是一股由全国观众、各界媒体和政治人物共同参与的韩剧潮流，这再次说明，包括影视、音乐、综艺在内的文化产品已经成为韩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
有人提出疑问，韩流是不是国家意识的产物，是不是韩国政府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大力推动的结果。是否真的如此？毫无疑问，韩剧可以构成、在现实层面也确实成为了一种软性国家实力，作为政府也十分乐见软实力的持续累积。然而，什么是软性国家主义（Soft Nationalism）？所谓软性，即是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软件的出口，它借助文化、价值观、生活理念等方式，而不是国家机器的直接力量，从侧面提升国家的自信感和认同感。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Frédéric Martel）在《论美国文化》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美国文化的这架飞机上，没有驾驶员”，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对韩流的解释。虽然韩流在客观上确实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但韩国政府并没有用宣传的意识去主导文化，也没有以行政力量直接介入文化产品的内容生产。政府力量在文化领域的弱化，恰恰是韩国文化产业能够保持活力、并源源不断输送优质产品的重要原因。
好的文化产品：市场逻辑主导
既往的很多研究，都将韩国文化产品的成功归因为“文化接近”（culture proximity）性，认为中日韩三国同属汉语言文化圈，其审美取向、文化传统较为相近，这导致了韩流的出现。然而，数据显示，近几年欧美对韩国大众文化的消费显著上扬，2012年韩国广电内容美国出口额为1256万美元，占总体的7%，但与2011年相比增长了252.7%。这说明，以东亚文化圈的相似性，来解释韩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是有失偏颇的。究其根本，韩流的出现源于足够优秀的产品，韩国文化企业懂得弱化意识形态，尊重市场的逻辑，用市场的力量征服不同受众，获取预期收益。
1、 意识形态解禁为韩国文化产业营造了友好的母体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前，朴正熙政府强势介入文化领域，实行权威主义控制政策，过度强调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将文化产业作为韩国政治和政府的宣传工具，扭曲了影视产业的健康发展。金大中就任韩国总统后，确立了“文化立国”战略，将文化产业作为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进行培育，实行宽松的文化内容监管政策。换言之，韩国政府不再强势介入文化内容的生产，不再强制要求剧集或电影输出韩国价值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解禁为文化领域的自由资源配置、激活产业创造力提供了母体土壤，也带动了文化衍生行业的出现和发展。当我们感叹韩国影视行业与时尚界、旅游界、饮食界的无缝融合时，应该明白，这得益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培育。
2、 大资本介入为韩流出现提供资金保证。
文化立国方针确立以后，三星、现代、SK、CJ等财阀集团开始涉足文化产业，其旗下拥有数家影视娱乐公司。而且，上世纪90年代末，韩国通商事业部将影视及相关行业列属于风险投资产业，风险投资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在每一部韩剧背后都是这些大型娱乐集团和投资公司，产业链条完整，资金实力雄厚，这是韩剧制作精良的保证。以《来自星星的你》为例，SBS制作方表示“剧中的楼阁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花了近10亿韩元布置的摄影棚”，由此可窥见韩国影视行业巨大的制作投入。
3、 尊重市场的逻辑，以市场力量吸引受众。
所谓市场逻辑，首先，表现为对市场反馈和受众需求的重视。韩剧在企划阶段一般只完成1/3的剧本，之后剧本创作和拍摄同步进行，这种体制使得制作团队在拍摄过程中，可以不断收集观众舆论，根据受众需求更改剧情走向。此外，韩国文化企业亦注重国外市场的可开发性，每部电视剧在筹拍阶段就会考虑到国外市场，韩国KBS电视台主管就曾坦言“我们在推动每部戏剧时，都将海外观众的喜好考虑进去，如果没有3成的海外收入就不拍”。其次，表现为组织机构的去官僚化，确立明确的专业分工，这样才能适用市场需求。以编剧机制为例，韩国有专门的机制培养选拔有潜力的编剧，编剧专注于剧本创作，通常主要编剧还会配有数名编剧助理。我国经常出现的“导演兼任编剧”现象，在分工明确的韩国影视领域极为罕见。
文化产品与软实力融合：作为配角的政府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肯定的是，构成韩流的绝对主体，是生产制作文化产品的企业主体，而非政府力量。虽然文化产业发展不无提升韩国国家形象的衍生效应，但其本质上还是产业逻辑，即强调经济利益的获取，对利益的期冀，是大资本介入文化产业、制作方不断钻研市场需求的最大动因。既然如此，文化产业与国家软实力的结合，政府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自韩流现象显露头角以来，其行为主体——SM、JYP等韩国大型演艺经济公司和制作公司，为了强化自身地位、寻求更全面的国家保护，便将自身生产的文化产品与国家主义联系起来，把自己包装成为传播韩国形象、提升韩国国际影响力的贡献者，这样便能够获得国家资金扶持和优惠政策。比如，在文化企业的大力呼吁之下，韩国政府通过人才培养、基础设施支持、税收优惠等多种形式来扶植文化产业，并在海外流通渠道拓展、全球基金支持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对韩国国内的政治人物和官僚而言，也期待韩流企业所铺陈的“产品与国家品牌相结合”变成现实，最终强化全球社会对韩国的积极认知。面对韩流企业的呼吁与需求，政府更大意义上扮演着迎合企业需求的角色，客观上为文化企业营造了有利的母体环境。
换言之，韩国文化产品广受欢迎，韩流出现，不完全是市场主宰的结果，也并不完全独立于国家政策而存在。以韩国演艺经纪公司和制片公司主导的软性国家主义，是为其生存发展服务的战术，但其产生的社会效用，超过了原有的企划目的。政府在此过程中有贡献，也有主观性，但不是行为主体。是利益驱动下的实用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结合，促成了韩流与国家声誉的融合。（作者供图）
有人提出疑问，韩流是不是国家意识的产物，是不是韩国政府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大力推动的结果。是否真的如此？毫无疑问，韩剧可以构成、在现实层面也确实成为了一种软性国家实力，作为政府也十分乐见软实力的持续累积。然而，什么是软性国家主义（Soft Nationalism）？所谓软性，即是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软件的出口，它借助文化、价值观、生活理念等方式，而不是国家机器的直接力量，从侧面提升国家的自信感和认同感。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Frédéric Martel）在《论美国文化》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美国文化的这架飞机上，没有驾驶员”，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对韩流的解释。虽然韩流在客观上确实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但韩国政府并没有用宣传的意识去主导文化，也没有以行政力量直接介入文化产品的内容生产。政府力量在文化领域的弱化，恰恰是韩国文化产业能够保持活力、并源源不断输送优质产品的重要原因。
好的文化产品：市场逻辑主导
既往的很多研究，都将韩国文化产品的成功归因为“文化接近”（culture proximity）性，认为中日韩三国同属汉语言文化圈，其审美取向、文化传统较为相近，这导致了韩流的出现。然而，数据显示，近几年欧美对韩国大众文化的消费显著上扬，2012年韩国广电内容美国出口额为1256万美元，占总体的7%，但与2011年相比增长了252.7%。这说明，以东亚文化圈的相似性，来解释韩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是有失偏颇的。究其根本，韩流的出现源于足够优秀的产品，韩国文化企业懂得弱化意识形态，尊重市场的逻辑，用市场的力量征服不同受众，获取预期收益。
1、 意识形态解禁为韩国文化产业营造了友好的母体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前，朴正熙政府强势介入文化领域，实行权威主义控制政策，过度强调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将文化产业作为韩国政治和政府的宣传工具，扭曲了影视产业的健康发展。金大中就任韩国总统后，确立了“文化立国”战略，将文化产业作为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进行培育，实行宽松的文化内容监管政策。换言之，韩国政府不再强势介入文化内容的生产，不再强制要求剧集或电影输出韩国价值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解禁为文化领域的自由资源配置、激活产业创造力提供了母体土壤，也带动了文化衍生行业的出现和发展。当我们感叹韩国影视行业与时尚界、旅游界、饮食界的无缝融合时，应该明白，这得益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培育。
2、 大资本介入为韩流出现提供资金保证。
文化立国方针确立以后，三星、现代、SK、CJ等财阀集团开始涉足文化产业，其旗下拥有数家影视娱乐公司。而且，上世纪90年代末，韩国通商事业部将影视及相关行业列属于风险投资产业，风险投资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在每一部韩剧背后都是这些大型娱乐集团和投资公司，产业链条完整，资金实力雄厚，这是韩剧制作精良的保证。以《来自星星的你》为例，SBS制作方表示“剧中的楼阁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花了近10亿韩元布置的摄影棚”，由此可窥见韩国影视行业巨大的制作投入。
3、 尊重市场的逻辑，以市场力量吸引受众。
所谓市场逻辑，首先，表现为对市场反馈和受众需求的重视。韩剧在企划阶段一般只完成1/3的剧本，之后剧本创作和拍摄同步进行，这种体制使得制作团队在拍摄过程中，可以不断收集观众舆论，根据受众需求更改剧情走向。此外，韩国文化企业亦注重国外市场的可开发性，每部电视剧在筹拍阶段就会考虑到国外市场，韩国KBS电视台主管就曾坦言“我们在推动每部戏剧时，都将海外观众的喜好考虑进去，如果没有3成的海外收入就不拍”。其次，表现为组织机构的去官僚化，确立明确的专业分工，这样才能适用市场需求。以编剧机制为例，韩国有专门的机制培养选拔有潜力的编剧，编剧专注于剧本创作，通常主要编剧还会配有数名编剧助理。我国经常出现的“导演兼任编剧”现象，在分工明确的韩国影视领域极为罕见。
文化产品与软实力融合：作为配角的政府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肯定的是，构成韩流的绝对主体，是生产制作文化产品的企业主体，而非政府力量。虽然文化产业发展不无提升韩国国家形象的衍生效应，但其本质上还是产业逻辑，即强调经济利益的获取，对利益的期冀，是大资本介入文化产业、制作方不断钻研市场需求的最大动因。既然如此，文化产业与国家软实力的结合，政府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自韩流现象显露头角以来，其行为主体——SM、JYP等韩国大型演艺经济公司和制作公司，为了强化自身地位、寻求更全面的国家保护，便将自身生产的文化产品与国家主义联系起来，把自己包装成为传播韩国形象、提升韩国国际影响力的贡献者，这样便能够获得国家资金扶持和优惠政策。比如，在文化企业的大力呼吁之下，韩国政府通过人才培养、基础设施支持、税收优惠等多种形式来扶植文化产业，并在海外流通渠道拓展、全球基金支持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对韩国国内的政治人物和官僚而言，也期待韩流企业所铺陈的“产品与国家品牌相结合”变成现实，最终强化全球社会对韩国的积极认知。面对韩流企业的呼吁与需求，政府更大意义上扮演着迎合企业需求的角色，客观上为文化企业营造了有利的母体环境。
换言之，韩国文化产品广受欢迎，韩流出现，不完全是市场主宰的结果，也并不完全独立于国家政策而存在。以韩国演艺经纪公司和制片公司主导的软性国家主义，是为其生存发展服务的战术，但其产生的社会效用，超过了原有的企划目的。政府在此过程中有贡献，也有主观性，但不是行为主体。是利益驱动下的实用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结合，促成了韩流与国家声誉的融合。（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