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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时期的“少年中国”理想主要是受到“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等的启示。就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理想而言，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浪漫色彩非常鲜明。通过发展教育和实业，一方面可以奠定实现“少年中国”理想的事业基础，一方面可以创造新国民并培养其健全的人格。然而，由于“少年中国”理想的目标指向模糊不定，“少年中国”的创造方法又不明确，无法形成一个分工合作的计划，以致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理想没能成为现实。
关键词：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社会活动；共同理想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3-0128-06
“少年中国”是中国近代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族复兴的理想目标，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群体当是五四时期的少年中国学会。近年来，学界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理想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主要侧重于李大钊、王光祈等代表人物的“少年中国”理想方面。①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个案，从宏观上对五四时期“少年中国”理想的来源、主要内涵及其历史特点作些分析探讨，以期对新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所借鉴和启迪。
一、“少年中国”理想的思想来源
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少年意大利”和“少年德意志”，是“少年中国”的直接的思想来源。据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的张梦九回忆：“少年中国的梦，是从少年意大利而来，这是曾慕韩、雷眉生、陈愚生和我几年来在东京的构想。”②这就清楚地说明，曾琦等人在留学日本期间受“少年意大利”和“少年德意志”的启迪，构建了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即“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少年中国”。③“少年中国”与“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少年中国”与“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一样，都是地域观念而非国家概念。梁启超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说：“梅特涅敢以‘意大利不过地理上的名词’一语，明目张胆以号于众。”既然“意大利三字仅为地理上之名词，而非政治上之名词”，玛志尼等以爱国热血之所涌，思有所凭借，自组一个以“自由平等独立之意大利为目的”的统一党，名曰“少年意大利党”。④王光祈把“中国”二字解释为地域名称Place，而不是国家Nation。“我将中国这个地方，看作世界的一部分，要想造到世界大同的地位，非先把中国这个地方造成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不可”。⑤李大钊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也没有“中国”这个国家概念，“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住居这个地方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⑥郑伯奇这样总结说：这些人当中并
收稿日期：2014-09-28
作者简介：李永春，男，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411005）。
没有人希望“少年中国”成为德意志或英美式的德谟克拉西，“因为少年中国是二十世纪，也许是二十一世纪，最初诞生的宁馨儿。我们的少年中国，应该是最新式的国家，最合理想的组织。”⑦
其二，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与“少年意大利”大致相同。“少年意大利”揭櫫“独立统一”“自由平等”的旗帜，其方法是“教育与暴动同时并行”。少年中国学会在其宗旨中规定，以社会活动创造“少年中国”，其具体方法是发展教育和实业。这种方法与“少年意大利”基本相同，只是在政治活动上有所区别，即主张政治革命，反对流血的武装革命。
其三，许多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以“少年意大利少年”自居。如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所说：“欲造新中国，必有人人自欲为三杰之一之心”，三杰都有“如焚如裂之血诚”，故“学彼其心目中无利害、无毁誉、无苦乐、无成败，而惟认定其目的之所在，以身殉之，人人不爱此国也，而我爱之如故，人人爱此国也，而我爱之如故。”⑧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以意大利“三杰”自居者，不乏其人。如王光祈自命为加富尔，会友则期许他为玛志尼；曾琦以玛志尼自许，并称赞热心会务的许德珩、黄日葵为“少年中国之好少年”；雷眉生“恒留心当世事，熟考西史，慕加富尔之为人，慨然有志于外交”。在他病故之后，会员如此评论说：“呜呼眉生，使惜尔智，节尔力，建尔志，其意大利兴国之杰耶，德意志强国之相耶，二十世纪少年中国空前之秀杰耶。”⑨从会员以玛志尼、加富尔等爱国杰士自居自勉亦可见“少年意大利”对“少年中国”的影响。
诚如恽代英所指出：“少年意大利党，既已经救了意大利，少年中国学会一定可以救中华民国。我不是说我们要救中华民国，做昔日的普鲁士，今日的日本；我们是要创造适应于少年世界的少年中国。”⑩总之，源自于“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的“少年中国”理想，不仅中国少年学会成为会员改造中国的共同目标，而且成为五四时期人们积极投身于少年中国运动的精神动力。
二、“少年中国”理想的丰富内涵
在追求“少年中国”的共同理想中，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所理解的“少年中国”，或为英美式民主主义的组织，或为俄国式社会主义之组织，或有安那其式Anarchism之组织，不一而足。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少年中国”理想图景。
第一种是以工读生活为主的新社会。王光祈和左舜生首先提倡“小组织”新生活，这是会员“极端赞成”且急欲实行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其具体设计，一是在乡间“一面工作，一面读书，终身工作，终身读书”，旨在熟悉社会情况和养成独立生活、耐劳习惯和强壮身体。二是在城市通过“试验新生活的新团体”——工读互助团来实行新生活新社会。可见，无论是菜园新生活还是工读互助团都是“在个人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
第二种是以农村为中心的村落社会。宗白华认为王光祈的“少年中国”理想带有消极性质，所以从积极方面提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与新国家的设想。具体设计为：结合一班同志，脱离旧社会的范围，另在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人人合力工作，造成我们的经济独立与文化独立；从实业与教育发展我们团体的经济与文化，造成一个组织完美的新社会；用这新社会做模范来改造旧社会，使全社会渐渐革新，成为一个安乐愉快平等自由的少年中国。李大钊也提出，要学习托尔斯泰到森林村落去从事改造活动，创造新村落，并认为这种“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无论是王光祈所谓的“小组织”新生活，还是宗白华所谓的“森林小社会”，避苦求乐、脱离旧社会是其基本前提，用教育或工读方式来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感情意识都完全发展的个性人格，再发展团体意识，从事各种社会事业，则是其基本路径；改造旧社会，以“新社会”为模范，渐次创造“新中国”，则是其共同的目的。 第三种是民主主义的中国。李大钊明确提出，他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田汉认为，“少年中国”的精神就是和平、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既然老年的中国因为灵肉不调和的缘故而亡，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一方面要从灵中求肉，一方面要从肉中求灵。因此民主主义是少年中国的少年救“少年中国”的唯一药方。可以说，民主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第四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张申府公开提出“无产阶级的少年中国”的概念，他说：“自然以生地的关系，吾也很想创造一个少年的地方叫作少年中国，作为少年的世界的一部分。只是为想创造的少年中国，绝不是泛泛的少年中国，绝不是像少年意大利一类的少年中国。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乃是无产阶级的少年中国，乃是有充分的少年精神（进取、实事求是、赤裸裸，随顺自然，活泼泼地无丝毫之约束）的，以劳农为主的少年中国。”郑伯奇不赞成将“少年中国”定位为德意志或英美式的德谟克拉西，认为社会主义是现在最合理的政治组织，我们少年中国应立足于社会主义的“最新式的国家”。此外，李大钊、陈愚生等人倾向苏俄社会主义。总之，社会主义是许多少年中国会员所追求的“少年中国”的理想目标。
其实，“少年中国”的内容远比这些描述丰富多样，会员都各有自己的“少年中国”理想，以致有人提出“少年中国是什么”的疑问：“甲会员的理想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的理想少年中国，容或是现在的俄罗斯。所抱的理想不同，何能在一种旗帜下，做创造的事业。”会员基于对“少年中国”的理解而共同创造“少年中国”，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尚未显现，而理想与理想的冲突早已现形。
三、创造“少年中国”的主要路径
早在中国少年学会成立之初，会员中就存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不同信仰，以致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并不完全一致。
据郑伯奇观察，学会存在两种趋向，一种是直接从事于社会改造事业，想以急进或缓进的革命来创造“少年中国”；一种是用间接手段，想从教育学术方面寻求创造“少年中国”的路径。换句话说，一是想先造“少年中国”的组织和国家，一是想先创造“少年中国”的人民和社会。因为立足点不同，有的赞成进入政界或革命机关去活动，有的主张尽力教育、研究学术或从事社会事业。恽代英分析了会员创造“少年中国”的手段：有人主张切实从根本做起，所以注重教育与实业活动；有人主张要急一点，要从大一点地方着手，所以注意救国活动与国际活动；有人主张更猛烈更急进一点，所以注意革命活动。这些不同意见并非不能并行，只要有协同努力之心。“在最近期间努力于自身的改造，教育的改造，以这求平民真正的觉悟，雄厚的势力以为各方面取用各种手段的预备。”归结起来，创造“少年中国”可分为“人”和“事”两个方面，如果说社会活动是改造中国的“事”的方面的下手处，那么创造新国民、培养健全的人格等是“人”的方面的预备功夫。
学会在宗旨中规定，注重社会改革，从教育与实业下手创造“少年中国”。“教育所以谋国人精神上之解放，实业所以谋国人物质上之解放。一方面吾人现在所从事之教育实业，为将来大规模改革时之预备工夫，他方面吾人又欲于此时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化）建筑在一个基础之上，以实现吾人理想之‘工读社会’，故学会的性质同时包含学术与事业两种。”学会以学行并重相标榜，学术与事业同时进行。王光祈就明确提出，实现“少年中国”的方法就是“革新思想”与“改造生活”，革新思想的办法是教育、出版和新闻事业，其目的是传播学会主义；改造生活的方法为改造个人生活。如果说改造个人生活是会员的自身要求，也是学会对会员的要求，那么教育与实业则是会员活动的方向。
文化运动也是创造“少年中国”的重要手段。李大钊主张通过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少年中国运动的第一步就是作精神改造和物质改造两种文化运动。前者“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冲动，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后者“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王光祈视文化运动为社会活动的“中枢”，在现时新旧文化杂陈而且社会上文化恐慌的状态下，创造中国新文化是“少年中国”的重要事业，也是当务之急宗白华认为少年中国新学者的使命与事业，不能只提倡一点白话文，介绍一点写实文学，其正确方法是先彻底研究各种自然科学，以为一切观察思考的基础。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而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菁华而渗合融化，在此基础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东西文化的缺点偏处，这是“少年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总之，少年中国学会要以科学方法，发扬国粹，以唤起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文化复兴运动，又以普及教育和发展实业来完成民族生活改造运动。其实，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也是不断变化的。以王光祈为例，他在1921年提出“农业社会主义”的构想，就是“把一切事业皆植基础于农业之上，成为世界上一个最新式的组织”。其实现途径是在农村“组织一理想经济之模范村，使全国受其影响”。这种模范村的集合就是“少年中国”。1923年又设计了“中华四合国”，即把中国造成一个“士、农、工、商的四合国”，其中作为政治组织的国会由士、农、工、商四会的代表组成，分别代表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四个阶层的利益。王光祈还制定了学会事业计划，规定1925年以后主要从事的地方基础事业与都会宣传事业。后者包括教员、新闻记者、通信员、工程师，以及其他社会事业。前者为“少年中国之基础”，包括自办小学校、农村运动、译书事业、编辑《少年中国》，地点选择在民风淳朴而刚健，交通便利的湖南、安徽、江北等，以便影响其他地方。他乐观地认为，只要把一省办好，便可以立国。1年之内改造省城空气，3年之内改造全省空气，10年之内基础已立，进而改造中国。“少年中国”在40年内必可出现。 “人”的培养和改造也是创造“少年中国”的重要内容。“我们理想的社会，是无阶级的，智识阶级同时是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同时便是资产阶级。”改造中国要从改造社会入手，要从这些阶级中寻找出有觉悟的人，使之互相接近，以实现我们的理想社会。其中，培养“少年中国”的少年，就是创造“少年中国”的关键环节。王光祈提出，改造中国应该先从培养“新少年”入手，“有了新少年，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与现代潮流注重“人”的生活问题相适应，“新少年”应有创造的、社会的和科学的生活。少年中国学会所极力提倡的这三种生活可称为“少年中国主义”。宗白华进一步提出要改造数千年老中国而为起死回生的“少年中国”，唯一的方法是“少年中国”的少年都过正当的奋斗生活和创造生活：“这少年中国的肉体已经有了，就是这数千年老中国的病躯残骸，我们现在只要创造一种新生命新精神输入这老中国病体魂里去起死回生，就是我们少年中国出现了”，“我们创造这新国魂的方法，就是要中国现在个个青年有奋斗精神与创造精神，联合这无数的个体精神汇成一个伟大的总精神。这大精神有奋斗的意志，有创造的能力，打破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压制侵掠，发展自体一切天赋，才能活动进化。”这才是适应新世界新文化的“少年中国精神”。少年中国学会诚如会名所示：“以少年作种种之新的运动，以造成一理想之中国。吾甚愿其不负今日立名之意义，而积极发展，以尽此少年之责任，使会务日益发达，与会员日益增多，于新潮流之中，成种种之新事业，使少年中国学会之发展，即为中国之发展。”“少年中国”的少年，其实是以会员为模范的。但是，“少年”的内涵模糊不定，所以会员根据各自对“少年”的理解，纷纷向外发展，或转向社会主义，或加入共产党，或效忠国民党，亦或从事纯学术文化的追寻。这也是创造“少年中国”少年的必然结果。
“少年中国”是具有健全人格之男女国民组成的，如果妇女人格未能健全，即少年中国未曾健全，所以“中国妇女人格之造就发展，亦吾侪重大之责任”。有人认为，“少年中国”是讲究平等、自由的地方，女子的思想、学问、道德和职业都与现社会不同，故大肆鼓吹妇女跑到“少年中国”来投生。其中，“思想”的秩序为：男子与女子都是人类；人类皆平等、自由、互助、交际；男女平等互助。“学问”则首先谋自立的学问，其次是男女平等受教育和自由研究学问。“道德”则“守着人群的自然法律”，即不做奴隶、不受束缚、自立生活、守男子所受的法律、公然的交际。“职业”与男子同，为农为工为商为教员为律师均可。女子健全人格的标准为崇尚实际人格，不慕虚荣；研究真实学术，具有世界眼光；以及真诚热烈的心胸、优美高尚的感情、强健活泼的体格。所以要健全女子人格状态，一方面要促进女子之自觉猛进，一方面要破除男子蔑视女子人格之心理，使女子受同等教育，得同等知识，以享政治上社会上同等权利。可见，“少年中国”的妇女是体格强健、人格高尚，且与男子平等的新国民。
培养和改造平民是创造“少年中国”的基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平民中国”。曾琦宣称：“若以平民思想而论，则弟固敢断言吾学会中人无一不信之坚而行之笃。”以立志学农的李璜为例。鉴于以往社会改造和革命都没有从增进平民知识这一根本着手而均告失败，他表示学农回国后一定要亲近农民，或讲演或著书或创办农民小学教育，促使农民智识增高，一面能自身明白社会对他们的需要，一面能自身解决他们对社会的正当要求。郑伯奇提出：“少年中国如何诞生，固然不免于革命；但是将来可以造成少年中国的革命，其动力不在现在的军阀和政党，不在现在半老垂死的人，也不在病毒满身的青年”，“真正的少年中国人，就是现在的第二国民、第三国民，乃至有原始精神的真平民”，只是学习和借鉴俄国青年开展的“向民间去”运动，“为少年中国努力开垦这块处女地”。王光祈也说，“改造中国问题，最有希望的就是中国劳动家起来解决，中国是农业国，劳动家中自以农民为最多，故我们学会提倡新农村运动。”左舜生明确提出，“少年中国”的基础在乡村，希望会员多从事乡村运动方面的预备工夫。总之，学会以“青年和平民打成一片”相号召，以“到民间去”为活动方向，既是为了创造“少年中国”的新农村，也是为了改造平民并培养适应20世纪的新国民。
四、“少年中国”理想的主要特点
“少年中国”理想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点，加之创造“少年中国”的目的和方法都不明确，导致学会没有一个分工明确和互助合作的具体计划，不得不以感情来维系“少年中国”的共同理想。
第一，“少年中国”理想具有比较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从李大钊的“少年中国”运动到恽代英的创造“少年中国”方法，从王光祈的菜园新生活的设想到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无不得到充分体现。最典型的是宗白华的理想：“我的意思是脱离这个城市社会，另去造个山林社会，我们才能用新鲜的空气，高旷的地点，创造一个新中国的基础，渐渐的扩充，以改革全国的窳败空气，以创造我们的‘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企图摆脱现社会中污浊的世风，培养健全的人格与完美的个性，以为青年的表率，造就“少年中国”的新少年。他们憧憬着，通过学会十年二十年亦或五十年的预备，即可实现“少年中国”。
因为“少年中国”理想的浪漫特点，会员又都有一种坚忍奋斗向上的精神，所以各地俊彦之士纷纷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如恽代英以为学会充满了新中国的精神，创造“少年中国”的事业亦很有希望，“学会在中国青年中颇负虚名，彼等皆望吾辈真能为创造少年中国而奋斗。我亦完全系为这个practical aim（实践的目的）而加入。”会员本着对于“少年中国”理想的真诚，对于学会的热恋，黄仲苏、田汉、郑伯奇等甚至以学会为恋人，以《少年中国》月刊为情书，从中表现出炽热的情感，乃至宗教般的信仰。如曾琦、周太玄、王光祈等人不仅自己誓与学会共存亡，而且要求其子孙后代也要为实现“少年中国”理想而努力。在会内传唱一时的《中国少年歌》，以“发扬科学精神，努力社会事业”“不依过去人物，不用已成勢力”“欲洗污浊之乾坤，只有满腔之热血”“愿我青春之中华，永无老大之一日”等昔日会员相互砥砺之语，既展现了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风貌，也表达了他们对“少年中国”的美好憧憬和创造激情。所以宗白华说：“浪漫精神和纯洁的爱国热忱，对光明的憧憬，新中国的创造是弥漫在许多青年心中的基调。” 第二，创造“少年中国”的目的和共同方法始终不明确。学会虽然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共同理想，但会员对“少年中国”各有体认：一种是叫老大的中国返老还童，因此创造少年中国是Rejuvenation的作用；一种是让落后于时代的中国适应于未来的少年世界，所以创造少年中国是Adaptaion的作用；一种“应该是以适应于少年世界为目标，求少年中国的实现”，也就是以求中国的返老还童为手段，而达到创造适应于少年世界的少年中国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有人以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责任是创造‘少年中国’，但是‘少年中国’四字的意义就不清楚；二年来会务沉滞，都由于不知道‘少年中国’究是什么东西。”会员已经不满足于“空空的说少年中国”，以致对“少年中国”发生疑问。北京会员讨论后提出：既然学会是一个“学”会，所有一切主义均在我们研究讨论之列。应该一方面为学理上的研究，一方面为事实上的观察，大家把这“学”字完全做到了，自己的主义和理想的少年中国自然会涌现出来做实行的标准。也有人提出用调查统计的方法，调查会员的理想“少年中国”，统计各自所主张德谟克拉西、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的人数，然后定出一个共同的理想“少年中国”。然而，明确的“少年中国”观念不可能从哲学或者科学得来，也不可能由调查社会现实得来，学会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诚如王光祈所说，“我们每一个会员大概都有一个方法，但是总无机会把他合起来，增减因损，成为一个共同的方法”。这种“共同的方法”本来期望于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来解决，但是不太现实，后来只得在会刊《少年中国》上随时讨论。讨论的结果，不仅没有产生共同方法，反而导致部分有具体方法的会员分离出学会，而且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更明显的表现出思想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分歧乃至对立。“虽然当初取名‘少年中国’，有取法玛志尼创造‘少年意大利’之意，倾向于民族主义，但当时其他的政治思想与主义纷至沓来，‘少中’各个会友，感受不同，便各自分别创设加入不同的政党，而‘少中’便变成一个政治宣传的讲坛（Forum），不再是一个亲切单纯的友谊团体了。”随着会员纷纷参与政治活动，以社会运动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也就灰飞烟灭。
总之，创造“少年中国”的共同理想，孕育了五四时期青年社团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少年中国学会，也培育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少年中国运动，尤其是会员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各界精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学会终因改组不成功，“便无形停顿，只有那如火如荼的青年热情在学会老朋友中内心的深处留下一种永久不磨的痕迹，于夜阑人静或故人相聚之时，作其青春回梦的资料而己。——这回梦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心意中已属住事，但是那热情以及学会的精神，似乎自有学会以来，即散播到少年中国的大多数少年之中。它们的花与果，也许继续在那里发育滋长，而潜在地在完成少年中国学会所预期的‘少年中国’，以至完成它所不曾预期到的更少壮的‘少年中国’。”因此，少年中国学会创造的“少年中国”理想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而且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历史借鉴。
注释
①“少年中国”理想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化的《李大钊与“少年中国”的理想》（《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余三庆的《李大钊“少年中国”理想探微》（《北京档案史料》1998年第4期），刘绪才的《李大钊的“少年中国”想象》（《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李永春的《论王光祈的“少年中国”理想》（《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朱梦渊的《王光祈的少年中国梦》（《党史纵横》2007年第10期），柴永柏等人的《少年中国之梦与民族文化之重塑：析王光祈少年中国的文化理想》（《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李永春、郭汉民《曾琦“少年中国”理想的渊源》（《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如朱俊瑞、吴秋华的《少年中国与青春中华——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形象的重构》（《东南学术》2000年第1期），吴小龙的《“少年中国”的理想追求及其分化——简评少年中国学会》（《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等等。②张梦九：《忆少年中国学会》，（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2期，第144页。③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第16—17页、第17页。④⑧中国之新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6日），第32—52页、第19页。⑤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1卷2期（1919年8月15日）。⑥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3期（1919年9月15日）。⑦《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2期（1921年9月1日）。⑨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第39页、第16页。⑩恽代英：《致全体同志》，《少年中国》第1卷11期（1920年5月15日）。王光祈：《学生与劳动》，《晨报副刊》（1919年2月11日）。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424页。王光祈：《工作与人生》，《新青年》第5卷4号（1919年4月15日）。宗之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少年中国》第1卷2期（1919年8月15日）。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少年中国》第1卷1期（1919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4—145页。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第2卷1期（1920年7月15日）。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少年中国》第3卷8期（1922年3月1日）。王光祈：《旅欧杂感》，《少年中国》第2卷8期（1921年2月15日）。宗之櫆：《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少年中国》第1卷5期（1919年11月15日）。王光祈：《王光祈旅德存稿》，中华书局，1936年，第575页。王光祈：《我们的工作》，《少年中国》第4卷1期（1923年3月）。王光祈：《我们应该怎样运动》，《少年中国》第4卷5期（1923年7月）。王光祈：《对本会七月南京大会的提议》，《少年中国》第3卷2期（1921年9月1日）。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第1卷6期（1920年1月15日）。李石曾：《中国少年与社会之新潮流》，《少年中国》第1卷11期（1920年5月15日）。[美]舒衡哲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110—111页。宗之櫆：《理想中少年中国之妇女》，《少年中国》第1卷4期（1919年10月15日）。潘纫秋：《“少年中国”的女子应该怎样》，《少年中国》第1卷4期（1919年10月15日）。曾琦：《致润屿》，《少年中国》第1卷7期（1920年2月15日）。余家菊：《乡村教育的实际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6期（1922年2月1日）。宗之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少年中国》第1卷2期（1919年8月15日）。张羽：《恽代英来鸿去燕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40—141页。田汉：《少年中国学会与宗教问题》，《少年中国》第2卷8期（1921年2月15日）。王光祈：《去国辞》，《少年中国》第1卷11期（1920年5月15日）。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年，第28页。《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3卷1期（1921年8月1日）。王光祈：《致恽代英》，《少年中国》第2卷11期（1921年5月15日）。吴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台北）《传记文学》第27卷2期，第46—47页。舒新城：《我和教育》，中华书局，1945年，第271—272页。
责任编辑：南武中州学刊2015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群组织特派员制度述论2015年3月中 州 学 刊Mar.，2015
第3期（总第219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3
关键词：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社会活动；共同理想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3-0128-06
“少年中国”是中国近代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族复兴的理想目标，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群体当是五四时期的少年中国学会。近年来，学界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理想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主要侧重于李大钊、王光祈等代表人物的“少年中国”理想方面。①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个案，从宏观上对五四时期“少年中国”理想的来源、主要内涵及其历史特点作些分析探讨，以期对新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所借鉴和启迪。
一、“少年中国”理想的思想来源
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少年意大利”和“少年德意志”，是“少年中国”的直接的思想来源。据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的张梦九回忆：“少年中国的梦，是从少年意大利而来，这是曾慕韩、雷眉生、陈愚生和我几年来在东京的构想。”②这就清楚地说明，曾琦等人在留学日本期间受“少年意大利”和“少年德意志”的启迪，构建了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即“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少年中国”。③“少年中国”与“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少年中国”与“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一样，都是地域观念而非国家概念。梁启超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说：“梅特涅敢以‘意大利不过地理上的名词’一语，明目张胆以号于众。”既然“意大利三字仅为地理上之名词，而非政治上之名词”，玛志尼等以爱国热血之所涌，思有所凭借，自组一个以“自由平等独立之意大利为目的”的统一党，名曰“少年意大利党”。④王光祈把“中国”二字解释为地域名称Place，而不是国家Nation。“我将中国这个地方，看作世界的一部分，要想造到世界大同的地位，非先把中国这个地方造成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不可”。⑤李大钊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也没有“中国”这个国家概念，“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住居这个地方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⑥郑伯奇这样总结说：这些人当中并
收稿日期：2014-09-28
作者简介：李永春，男，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411005）。
没有人希望“少年中国”成为德意志或英美式的德谟克拉西，“因为少年中国是二十世纪，也许是二十一世纪，最初诞生的宁馨儿。我们的少年中国，应该是最新式的国家，最合理想的组织。”⑦
其二，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与“少年意大利”大致相同。“少年意大利”揭櫫“独立统一”“自由平等”的旗帜，其方法是“教育与暴动同时并行”。少年中国学会在其宗旨中规定，以社会活动创造“少年中国”，其具体方法是发展教育和实业。这种方法与“少年意大利”基本相同，只是在政治活动上有所区别，即主张政治革命，反对流血的武装革命。
其三，许多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以“少年意大利少年”自居。如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所说：“欲造新中国，必有人人自欲为三杰之一之心”，三杰都有“如焚如裂之血诚”，故“学彼其心目中无利害、无毁誉、无苦乐、无成败，而惟认定其目的之所在，以身殉之，人人不爱此国也，而我爱之如故，人人爱此国也，而我爱之如故。”⑧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以意大利“三杰”自居者，不乏其人。如王光祈自命为加富尔，会友则期许他为玛志尼；曾琦以玛志尼自许，并称赞热心会务的许德珩、黄日葵为“少年中国之好少年”；雷眉生“恒留心当世事，熟考西史，慕加富尔之为人，慨然有志于外交”。在他病故之后，会员如此评论说：“呜呼眉生，使惜尔智，节尔力，建尔志，其意大利兴国之杰耶，德意志强国之相耶，二十世纪少年中国空前之秀杰耶。”⑨从会员以玛志尼、加富尔等爱国杰士自居自勉亦可见“少年意大利”对“少年中国”的影响。
诚如恽代英所指出：“少年意大利党，既已经救了意大利，少年中国学会一定可以救中华民国。我不是说我们要救中华民国，做昔日的普鲁士，今日的日本；我们是要创造适应于少年世界的少年中国。”⑩总之，源自于“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的“少年中国”理想，不仅中国少年学会成为会员改造中国的共同目标，而且成为五四时期人们积极投身于少年中国运动的精神动力。
二、“少年中国”理想的丰富内涵
在追求“少年中国”的共同理想中，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所理解的“少年中国”，或为英美式民主主义的组织，或为俄国式社会主义之组织，或有安那其式Anarchism之组织，不一而足。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少年中国”理想图景。
第一种是以工读生活为主的新社会。王光祈和左舜生首先提倡“小组织”新生活，这是会员“极端赞成”且急欲实行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其具体设计，一是在乡间“一面工作，一面读书，终身工作，终身读书”，旨在熟悉社会情况和养成独立生活、耐劳习惯和强壮身体。二是在城市通过“试验新生活的新团体”——工读互助团来实行新生活新社会。可见，无论是菜园新生活还是工读互助团都是“在个人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
第二种是以农村为中心的村落社会。宗白华认为王光祈的“少年中国”理想带有消极性质，所以从积极方面提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与新国家的设想。具体设计为：结合一班同志，脱离旧社会的范围，另在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人人合力工作，造成我们的经济独立与文化独立；从实业与教育发展我们团体的经济与文化，造成一个组织完美的新社会；用这新社会做模范来改造旧社会，使全社会渐渐革新，成为一个安乐愉快平等自由的少年中国。李大钊也提出，要学习托尔斯泰到森林村落去从事改造活动，创造新村落，并认为这种“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无论是王光祈所谓的“小组织”新生活，还是宗白华所谓的“森林小社会”，避苦求乐、脱离旧社会是其基本前提，用教育或工读方式来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感情意识都完全发展的个性人格，再发展团体意识，从事各种社会事业，则是其基本路径；改造旧社会，以“新社会”为模范，渐次创造“新中国”，则是其共同的目的。 第三种是民主主义的中国。李大钊明确提出，他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田汉认为，“少年中国”的精神就是和平、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既然老年的中国因为灵肉不调和的缘故而亡，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一方面要从灵中求肉，一方面要从肉中求灵。因此民主主义是少年中国的少年救“少年中国”的唯一药方。可以说，民主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第四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张申府公开提出“无产阶级的少年中国”的概念，他说：“自然以生地的关系，吾也很想创造一个少年的地方叫作少年中国，作为少年的世界的一部分。只是为想创造的少年中国，绝不是泛泛的少年中国，绝不是像少年意大利一类的少年中国。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乃是无产阶级的少年中国，乃是有充分的少年精神（进取、实事求是、赤裸裸，随顺自然，活泼泼地无丝毫之约束）的，以劳农为主的少年中国。”郑伯奇不赞成将“少年中国”定位为德意志或英美式的德谟克拉西，认为社会主义是现在最合理的政治组织，我们少年中国应立足于社会主义的“最新式的国家”。此外，李大钊、陈愚生等人倾向苏俄社会主义。总之，社会主义是许多少年中国会员所追求的“少年中国”的理想目标。
其实，“少年中国”的内容远比这些描述丰富多样，会员都各有自己的“少年中国”理想，以致有人提出“少年中国是什么”的疑问：“甲会员的理想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的理想少年中国，容或是现在的俄罗斯。所抱的理想不同，何能在一种旗帜下，做创造的事业。”会员基于对“少年中国”的理解而共同创造“少年中国”，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尚未显现，而理想与理想的冲突早已现形。
三、创造“少年中国”的主要路径
早在中国少年学会成立之初，会员中就存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不同信仰，以致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并不完全一致。
据郑伯奇观察，学会存在两种趋向，一种是直接从事于社会改造事业，想以急进或缓进的革命来创造“少年中国”；一种是用间接手段，想从教育学术方面寻求创造“少年中国”的路径。换句话说，一是想先造“少年中国”的组织和国家，一是想先创造“少年中国”的人民和社会。因为立足点不同，有的赞成进入政界或革命机关去活动，有的主张尽力教育、研究学术或从事社会事业。恽代英分析了会员创造“少年中国”的手段：有人主张切实从根本做起，所以注重教育与实业活动；有人主张要急一点，要从大一点地方着手，所以注意救国活动与国际活动；有人主张更猛烈更急进一点，所以注意革命活动。这些不同意见并非不能并行，只要有协同努力之心。“在最近期间努力于自身的改造，教育的改造，以这求平民真正的觉悟，雄厚的势力以为各方面取用各种手段的预备。”归结起来，创造“少年中国”可分为“人”和“事”两个方面，如果说社会活动是改造中国的“事”的方面的下手处，那么创造新国民、培养健全的人格等是“人”的方面的预备功夫。
学会在宗旨中规定，注重社会改革，从教育与实业下手创造“少年中国”。“教育所以谋国人精神上之解放，实业所以谋国人物质上之解放。一方面吾人现在所从事之教育实业，为将来大规模改革时之预备工夫，他方面吾人又欲于此时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化）建筑在一个基础之上，以实现吾人理想之‘工读社会’，故学会的性质同时包含学术与事业两种。”学会以学行并重相标榜，学术与事业同时进行。王光祈就明确提出，实现“少年中国”的方法就是“革新思想”与“改造生活”，革新思想的办法是教育、出版和新闻事业，其目的是传播学会主义；改造生活的方法为改造个人生活。如果说改造个人生活是会员的自身要求，也是学会对会员的要求，那么教育与实业则是会员活动的方向。
文化运动也是创造“少年中国”的重要手段。李大钊主张通过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少年中国运动的第一步就是作精神改造和物质改造两种文化运动。前者“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冲动，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后者“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王光祈视文化运动为社会活动的“中枢”，在现时新旧文化杂陈而且社会上文化恐慌的状态下，创造中国新文化是“少年中国”的重要事业，也是当务之急宗白华认为少年中国新学者的使命与事业，不能只提倡一点白话文，介绍一点写实文学，其正确方法是先彻底研究各种自然科学，以为一切观察思考的基础。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而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菁华而渗合融化，在此基础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东西文化的缺点偏处，这是“少年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总之，少年中国学会要以科学方法，发扬国粹，以唤起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文化复兴运动，又以普及教育和发展实业来完成民族生活改造运动。其实，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也是不断变化的。以王光祈为例，他在1921年提出“农业社会主义”的构想，就是“把一切事业皆植基础于农业之上，成为世界上一个最新式的组织”。其实现途径是在农村“组织一理想经济之模范村，使全国受其影响”。这种模范村的集合就是“少年中国”。1923年又设计了“中华四合国”，即把中国造成一个“士、农、工、商的四合国”，其中作为政治组织的国会由士、农、工、商四会的代表组成，分别代表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四个阶层的利益。王光祈还制定了学会事业计划，规定1925年以后主要从事的地方基础事业与都会宣传事业。后者包括教员、新闻记者、通信员、工程师，以及其他社会事业。前者为“少年中国之基础”，包括自办小学校、农村运动、译书事业、编辑《少年中国》，地点选择在民风淳朴而刚健，交通便利的湖南、安徽、江北等，以便影响其他地方。他乐观地认为，只要把一省办好，便可以立国。1年之内改造省城空气，3年之内改造全省空气，10年之内基础已立，进而改造中国。“少年中国”在40年内必可出现。 “人”的培养和改造也是创造“少年中国”的重要内容。“我们理想的社会，是无阶级的，智识阶级同时是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同时便是资产阶级。”改造中国要从改造社会入手，要从这些阶级中寻找出有觉悟的人，使之互相接近，以实现我们的理想社会。其中，培养“少年中国”的少年，就是创造“少年中国”的关键环节。王光祈提出，改造中国应该先从培养“新少年”入手，“有了新少年，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与现代潮流注重“人”的生活问题相适应，“新少年”应有创造的、社会的和科学的生活。少年中国学会所极力提倡的这三种生活可称为“少年中国主义”。宗白华进一步提出要改造数千年老中国而为起死回生的“少年中国”，唯一的方法是“少年中国”的少年都过正当的奋斗生活和创造生活：“这少年中国的肉体已经有了，就是这数千年老中国的病躯残骸，我们现在只要创造一种新生命新精神输入这老中国病体魂里去起死回生，就是我们少年中国出现了”，“我们创造这新国魂的方法，就是要中国现在个个青年有奋斗精神与创造精神，联合这无数的个体精神汇成一个伟大的总精神。这大精神有奋斗的意志，有创造的能力，打破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压制侵掠，发展自体一切天赋，才能活动进化。”这才是适应新世界新文化的“少年中国精神”。少年中国学会诚如会名所示：“以少年作种种之新的运动，以造成一理想之中国。吾甚愿其不负今日立名之意义，而积极发展，以尽此少年之责任，使会务日益发达，与会员日益增多，于新潮流之中，成种种之新事业，使少年中国学会之发展，即为中国之发展。”“少年中国”的少年，其实是以会员为模范的。但是，“少年”的内涵模糊不定，所以会员根据各自对“少年”的理解，纷纷向外发展，或转向社会主义，或加入共产党，或效忠国民党，亦或从事纯学术文化的追寻。这也是创造“少年中国”少年的必然结果。
“少年中国”是具有健全人格之男女国民组成的，如果妇女人格未能健全，即少年中国未曾健全，所以“中国妇女人格之造就发展，亦吾侪重大之责任”。有人认为，“少年中国”是讲究平等、自由的地方，女子的思想、学问、道德和职业都与现社会不同，故大肆鼓吹妇女跑到“少年中国”来投生。其中，“思想”的秩序为：男子与女子都是人类；人类皆平等、自由、互助、交际；男女平等互助。“学问”则首先谋自立的学问，其次是男女平等受教育和自由研究学问。“道德”则“守着人群的自然法律”，即不做奴隶、不受束缚、自立生活、守男子所受的法律、公然的交际。“职业”与男子同，为农为工为商为教员为律师均可。女子健全人格的标准为崇尚实际人格，不慕虚荣；研究真实学术，具有世界眼光；以及真诚热烈的心胸、优美高尚的感情、强健活泼的体格。所以要健全女子人格状态，一方面要促进女子之自觉猛进，一方面要破除男子蔑视女子人格之心理，使女子受同等教育，得同等知识，以享政治上社会上同等权利。可见，“少年中国”的妇女是体格强健、人格高尚，且与男子平等的新国民。
培养和改造平民是创造“少年中国”的基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平民中国”。曾琦宣称：“若以平民思想而论，则弟固敢断言吾学会中人无一不信之坚而行之笃。”以立志学农的李璜为例。鉴于以往社会改造和革命都没有从增进平民知识这一根本着手而均告失败，他表示学农回国后一定要亲近农民，或讲演或著书或创办农民小学教育，促使农民智识增高，一面能自身明白社会对他们的需要，一面能自身解决他们对社会的正当要求。郑伯奇提出：“少年中国如何诞生，固然不免于革命；但是将来可以造成少年中国的革命，其动力不在现在的军阀和政党，不在现在半老垂死的人，也不在病毒满身的青年”，“真正的少年中国人，就是现在的第二国民、第三国民，乃至有原始精神的真平民”，只是学习和借鉴俄国青年开展的“向民间去”运动，“为少年中国努力开垦这块处女地”。王光祈也说，“改造中国问题，最有希望的就是中国劳动家起来解决，中国是农业国，劳动家中自以农民为最多，故我们学会提倡新农村运动。”左舜生明确提出，“少年中国”的基础在乡村，希望会员多从事乡村运动方面的预备工夫。总之，学会以“青年和平民打成一片”相号召，以“到民间去”为活动方向，既是为了创造“少年中国”的新农村，也是为了改造平民并培养适应20世纪的新国民。
四、“少年中国”理想的主要特点
“少年中国”理想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点，加之创造“少年中国”的目的和方法都不明确，导致学会没有一个分工明确和互助合作的具体计划，不得不以感情来维系“少年中国”的共同理想。
第一，“少年中国”理想具有比较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从李大钊的“少年中国”运动到恽代英的创造“少年中国”方法，从王光祈的菜园新生活的设想到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无不得到充分体现。最典型的是宗白华的理想：“我的意思是脱离这个城市社会，另去造个山林社会，我们才能用新鲜的空气，高旷的地点，创造一个新中国的基础，渐渐的扩充，以改革全国的窳败空气，以创造我们的‘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企图摆脱现社会中污浊的世风，培养健全的人格与完美的个性，以为青年的表率，造就“少年中国”的新少年。他们憧憬着，通过学会十年二十年亦或五十年的预备，即可实现“少年中国”。
因为“少年中国”理想的浪漫特点，会员又都有一种坚忍奋斗向上的精神，所以各地俊彦之士纷纷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如恽代英以为学会充满了新中国的精神，创造“少年中国”的事业亦很有希望，“学会在中国青年中颇负虚名，彼等皆望吾辈真能为创造少年中国而奋斗。我亦完全系为这个practical aim（实践的目的）而加入。”会员本着对于“少年中国”理想的真诚，对于学会的热恋，黄仲苏、田汉、郑伯奇等甚至以学会为恋人，以《少年中国》月刊为情书，从中表现出炽热的情感，乃至宗教般的信仰。如曾琦、周太玄、王光祈等人不仅自己誓与学会共存亡，而且要求其子孙后代也要为实现“少年中国”理想而努力。在会内传唱一时的《中国少年歌》，以“发扬科学精神，努力社会事业”“不依过去人物，不用已成勢力”“欲洗污浊之乾坤，只有满腔之热血”“愿我青春之中华，永无老大之一日”等昔日会员相互砥砺之语，既展现了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风貌，也表达了他们对“少年中国”的美好憧憬和创造激情。所以宗白华说：“浪漫精神和纯洁的爱国热忱，对光明的憧憬，新中国的创造是弥漫在许多青年心中的基调。” 第二，创造“少年中国”的目的和共同方法始终不明确。学会虽然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共同理想，但会员对“少年中国”各有体认：一种是叫老大的中国返老还童，因此创造少年中国是Rejuvenation的作用；一种是让落后于时代的中国适应于未来的少年世界，所以创造少年中国是Adaptaion的作用；一种“应该是以适应于少年世界为目标，求少年中国的实现”，也就是以求中国的返老还童为手段，而达到创造适应于少年世界的少年中国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有人以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责任是创造‘少年中国’，但是‘少年中国’四字的意义就不清楚；二年来会务沉滞，都由于不知道‘少年中国’究是什么东西。”会员已经不满足于“空空的说少年中国”，以致对“少年中国”发生疑问。北京会员讨论后提出：既然学会是一个“学”会，所有一切主义均在我们研究讨论之列。应该一方面为学理上的研究，一方面为事实上的观察，大家把这“学”字完全做到了，自己的主义和理想的少年中国自然会涌现出来做实行的标准。也有人提出用调查统计的方法，调查会员的理想“少年中国”，统计各自所主张德谟克拉西、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的人数，然后定出一个共同的理想“少年中国”。然而，明确的“少年中国”观念不可能从哲学或者科学得来，也不可能由调查社会现实得来，学会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诚如王光祈所说，“我们每一个会员大概都有一个方法，但是总无机会把他合起来，增减因损，成为一个共同的方法”。这种“共同的方法”本来期望于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来解决，但是不太现实，后来只得在会刊《少年中国》上随时讨论。讨论的结果，不仅没有产生共同方法，反而导致部分有具体方法的会员分离出学会，而且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更明显的表现出思想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分歧乃至对立。“虽然当初取名‘少年中国’，有取法玛志尼创造‘少年意大利’之意，倾向于民族主义，但当时其他的政治思想与主义纷至沓来，‘少中’各个会友，感受不同，便各自分别创设加入不同的政党，而‘少中’便变成一个政治宣传的讲坛（Forum），不再是一个亲切单纯的友谊团体了。”随着会员纷纷参与政治活动，以社会运动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也就灰飞烟灭。
总之，创造“少年中国”的共同理想，孕育了五四时期青年社团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少年中国学会，也培育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少年中国运动，尤其是会员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各界精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学会终因改组不成功，“便无形停顿，只有那如火如荼的青年热情在学会老朋友中内心的深处留下一种永久不磨的痕迹，于夜阑人静或故人相聚之时，作其青春回梦的资料而己。——这回梦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心意中已属住事，但是那热情以及学会的精神，似乎自有学会以来，即散播到少年中国的大多数少年之中。它们的花与果，也许继续在那里发育滋长，而潜在地在完成少年中国学会所预期的‘少年中国’，以至完成它所不曾预期到的更少壮的‘少年中国’。”因此，少年中国学会创造的“少年中国”理想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而且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历史借鉴。
注释
①“少年中国”理想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化的《李大钊与“少年中国”的理想》（《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余三庆的《李大钊“少年中国”理想探微》（《北京档案史料》1998年第4期），刘绪才的《李大钊的“少年中国”想象》（《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李永春的《论王光祈的“少年中国”理想》（《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朱梦渊的《王光祈的少年中国梦》（《党史纵横》2007年第10期），柴永柏等人的《少年中国之梦与民族文化之重塑：析王光祈少年中国的文化理想》（《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李永春、郭汉民《曾琦“少年中国”理想的渊源》（《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如朱俊瑞、吴秋华的《少年中国与青春中华——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形象的重构》（《东南学术》2000年第1期），吴小龙的《“少年中国”的理想追求及其分化——简评少年中国学会》（《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等等。②张梦九：《忆少年中国学会》，（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2期，第144页。③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第16—17页、第17页。④⑧中国之新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6日），第32—52页、第19页。⑤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1卷2期（1919年8月15日）。⑥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3期（1919年9月15日）。⑦《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2期（1921年9月1日）。⑨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第39页、第16页。⑩恽代英：《致全体同志》，《少年中国》第1卷11期（1920年5月15日）。王光祈：《学生与劳动》，《晨报副刊》（1919年2月11日）。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424页。王光祈：《工作与人生》，《新青年》第5卷4号（1919年4月15日）。宗之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少年中国》第1卷2期（1919年8月15日）。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少年中国》第1卷1期（1919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4—145页。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第2卷1期（1920年7月15日）。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少年中国》第3卷8期（1922年3月1日）。王光祈：《旅欧杂感》，《少年中国》第2卷8期（1921年2月15日）。宗之櫆：《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少年中国》第1卷5期（1919年11月15日）。王光祈：《王光祈旅德存稿》，中华书局，1936年，第575页。王光祈：《我们的工作》，《少年中国》第4卷1期（1923年3月）。王光祈：《我们应该怎样运动》，《少年中国》第4卷5期（1923年7月）。王光祈：《对本会七月南京大会的提议》，《少年中国》第3卷2期（1921年9月1日）。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第1卷6期（1920年1月15日）。李石曾：《中国少年与社会之新潮流》，《少年中国》第1卷11期（1920年5月15日）。[美]舒衡哲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110—111页。宗之櫆：《理想中少年中国之妇女》，《少年中国》第1卷4期（1919年10月15日）。潘纫秋：《“少年中国”的女子应该怎样》，《少年中国》第1卷4期（1919年10月15日）。曾琦：《致润屿》，《少年中国》第1卷7期（1920年2月15日）。余家菊：《乡村教育的实际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6期（1922年2月1日）。宗之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少年中国》第1卷2期（1919年8月15日）。张羽：《恽代英来鸿去燕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40—141页。田汉：《少年中国学会与宗教问题》，《少年中国》第2卷8期（1921年2月15日）。王光祈：《去国辞》，《少年中国》第1卷11期（1920年5月15日）。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年，第28页。《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3卷1期（1921年8月1日）。王光祈：《致恽代英》，《少年中国》第2卷11期（1921年5月15日）。吴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台北）《传记文学》第27卷2期，第46—47页。舒新城：《我和教育》，中华书局，1945年，第271—272页。
责任编辑：南武中州学刊2015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群组织特派员制度述论2015年3月中 州 学 刊Mar.，2015
第3期（总第219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