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会晤，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在此前的近70年里，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至今没有正式结束。
　　不过，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个与敌对国家领导人当面会晤的现代美国总统。之前的那些会晤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下面是几个例子：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1961年6月于维也纳
　　当时是冷战的关键时刻，时任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S·赫鲁晓夫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以改善两个日益两极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两国之间的唯一一次峰会没有产生总统想要的结果，肯尼迪后来向一名记者透露，一个原因是他准备不足。
　　那次会晤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史学家们认为那是造成会谈结果模糊的一个原因。根据会谈的历史记录，两位领导人争论不休的是哪个国家花费了更多时间操纵选举，以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点。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肯尼迪在接受《时代》杂志的休·赛迪采访时说。肯尼迪称他“提到一场核战会在10分钟内杀死7000万人，可他只是看着我，像是在说，‘那又怎么样？’”
　　赫鲁晓夫向肯尼迪表示，两国会发生战争还是维持和平，将取决于美国。
　　“那么，主席先生，”肯尼迪回答说，“会发生战争。我们将面临寒冬。”
　　两国关系迅速变得更加敌对。几个月后，柏林墙被竖立了起来，将共产主义控制的东部和资本主义控制的西部分隔开。《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在回忆录《最后期限》中写道，总统离开会场时下定决心展示自己的强硬立场。
　　“令我吃惊的是，他说道：展示这一点的地方就是越南！”雷斯顿回忆道。
　　尼克松与毛泽东，1972年2月于北京
　　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对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是结束中美两国冷战敌对状态的关键事件。当时，它看起来很矛盾：这位以尖刻的反共态度出名的美国政治人物，要冒险进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主义国家。但是，正如尼克松本人多年前承认的那样，“我们承受不起将中国隔离在世界大家庭之外。”
　　在尼克松离开华盛顿前往北京时，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见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
　　但那不是一时兴起的访问。相反，之前进行了几个月的秘密协商，始于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赴中国比赛。
　　在所谓的乒乓外交中，球队的开创性访问促成了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A·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这为尼克松访华奠定了基础。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表示：“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项运动成为如此有效的国际外交工具。”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1985年11月于日内瓦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在冷战时期的会晤，是两个超级核大国领导人六年以来的首次会面。
　　“我们见面，是因为我们必须见面，”里根在返回华盛顿时说，“我呼吁重新开始，并且实现了开始。我不能说我们的会议就意识形态或国家意志这些基本问题已经达成一致——但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对方。而这就是和平的关键。”
　　这次峰会并未带来什么实质性决策，但双方都表示他们会借此推动进一步合作。
　　但两人1986年10月在冰岛雷克雅未克进行了第二次会面，结果并不乐观。由于戈尔巴乔夫坚持将里根支持的美国战略防御倡议项目——即所谓的星球大战反导弹防御系统——的管制问题加入谈判，他们未能就军备控制问题达成一致。两国的谈判此后暂停了一年多。
　　布什与普京，2001年6月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
　　在2001年6月斯洛文尼亚的峰会上，第一次与弗拉基米尔·V.普京会面的乔治·W·布什对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公开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热情，这时，布什的第一届任期才刚刚开始6个月。
　　为了反驳那些警告他俄罗斯只尊重硬派作风的助手，布什在与普京一同举办的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我看着这个人的眼睛。我发现他是个非常直接并且值得信任的人。我们进行了十分友好的对话。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灵魂。”
　　后来，这个过分热情的称赞将被视为对普京——这位后来成为美国头疼对手的前克格勃间谍——的理解太过天真的标志。
　　奥巴马与卡斯特罗，2015年4月于巴拿马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2015年在巴拿马的会晤，结束了两国领导人半个世纪没有会面的现实。在几代人的交恶后，这场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期间进行的会晤，是奥巴马推进与古巴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一部分。
　　“我们的政府还会持续存在差异，”奥巴马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但与此同时，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可以继续向前迈进，增进我们的共同利益。”
　　卡斯特罗赞扬了奥巴马的“卑微”出身，表示自己读过他的书。
　　卡斯特罗的哥哥菲德尔——1959年掌权的著名革命领袖——在担任古巴领导人期间未与任何现任美国总统见面。卡斯特罗在革命结束后不久访美，时任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特意去了高尔夫球场以表达自己的态度，卡斯特罗只能会见时任副總统的尼克松。
　　（摘自“华语智库”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