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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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叔李光路,是我父辈中唯一健在的一位亲叔叔了,他也年近八旬,现住北京,是国家建设部的一位司局级离退休干部。
  提起七叔,引起我对往事的许多回忆。七叔是位普通的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但他的形象,在我生命的记忆中,却像一块刚从烈火中取出的金钢石,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记得他在丰县城内文庙小学读书时,为了夺得演讲比赛的第一名,他每天课余面对墙壁,大声背诵他的演讲稿,那认真争强的精神,让我十分钦佩。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回到家乡李新庄,我常常听到他用最大嗓门高唱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朝气昂扬的形象,至今在我的脑海中还很清晰。1938年5月,日寇占领徐州及周围一些县城后,为了迅速消灭敌后刚刚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发动了对抗日义勇军驻地——我的家乡李新庄的围攻与洗劫。当时十二岁的七叔,在祖父的带领下,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围出去,躲过了那场劫难。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当了八路军文工团的一名小团员,到处对群众进行宣传演出……。离开家乡后,再见七叔,已是1942年的冬天,当时我在湖西中学学习,学校驻在单县的蔡楼村,一天有人告诉我,“前院有个军人来找你”,我即慌忙跑到前院,那着黄绿色军装的少年军人原来就是七叔。我们亲切地摆谈了一阵,他说已从沂蒙山区调回湖西区工作了。这次见面后的不久,也即是1942年的12月下旬,在日寇发动的对湖西边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中,我又一次见到了他,那是在单县曹庄祖父母的住处,这时他已改着一身便装。当时情况万分紧急,敌人已开始丁大扫荡,匆促间我与祖父母、母亲等已经分开,不知他们去向,只得跟着七叔混到众多的老百姓中,长途奔跑着,躲避着敌人的追赶,在奔跑中,跨越那数尺深的大壕坑,艰难的攀爬,然后又是不停的向前奔跑……。为了不跑散,七叔的手一直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后来跑到一个不知名的村庄,大家躲在街旁的屋檐下,就看到敌人的机关枪像阵阵骤雨扫射到村子的街头。许久许久,待敌人调转了方向,这时大家才开始朝着与敌人相背的方向跑去,就这样跑跑停停,与敌人迂迥穿插,跑了一天一夜,第三天传来父亲在反扫荡的高桥战斗中牺牲的噩耗,我和七叔一同承受了这突然而降的巨大悲痛,随后与七叔很快分别了……
  
  又一次的见面,是在1946年的夏季,我已在山东济宁市第七中学工作,(当时勤姐也在该校工作)。七叔所在部队驻该市,那时部队办了个短期训练班,七叔给训练班上课,经常备课到深夜,那种对工作的自信和敬业精神,都令我和勤姐极为感动。当时勤姐对我说,七叔原来在山东分局机关工作时,是有名的“小理论家”,因为他平时学习很勤奋,又时常爱在会上发言,而他年纪又特别轻,所以大家都这样善意地戏称他(勤姐当时在山东分局所属抗大分校学习)。到那年的夏末,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我们从济宁撤出,从此又与七叔分别,直到全国解放后。七叔所在部队先是进驻天津市,后来转业至国家建设部,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发表了对林彪、四人帮有所怀疑的言词,显露出对打成黑帮的老同志的同情,因此被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到监狱,一关就是整整七年。1969年8月,我去北京时,他还在监狱关着。因不准探望,我也未能见到他,只陪母亲一起去了他家一趟,见到他的老岳母。当时她为他看家和照顾孩子,七婶在五七干校。我当时拿了二十元钱给了老人,表示对他们的一点帮助。
  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七叔的冤案,早巳平反昭雪。那年他从北京出差来贵阳,我们又见了面。谈话中,我感到他当年的那种对事业、信念和生活的锐意进取和纯朴诚信的作风,并没有变,他对文革中的残酷遭遇,感慨万端……。对国家的兴旺发达,民族的伟大复兴,报有热烈的情怀……他希望我能对战争年代我们家庭所遭受的苦难,书写出来以教育后人。
  七叔的心胸宽广而仁厚,他对战争中牺牲的兄长的遗孤,主动承担扶养责任,六叔的两个儿子读书的费用,都是他负担。其中一个还读到了大学毕业。
  几十年的人生岁月中,我与七叔相聚的时间并不多,但每一次接触,我都感到他的言谈行动,总对人有种积极向上的影响,那是一种进取的力量,使人在前进的路上,增强信心和勇气,也许这就是一种所谓的乐观主义吧!
  七叔的晚年是幸福的,他有一个温馨的家,七婶贤淑而善良,对他关爱备至,三个子女都很孝顺,这个情况,让我们做晚辈的是很感欣慰和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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