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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彦侄鉴：
前得来信，得悉阖府安好，为慰！之俊、之咏两侄婚事即将举办，尤所欣慰！兹寄上国币贰拾万元，作为两侄添香之用，数目甚小，聊表微意而已。近清发胃疾甫愈，不能多写，即问近好！
自清、竹隐手启，廿日。
朱自清致朱之彦信一通，《朱自清全集》书信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未收。信为赵胥藏，影件收入赵胥编《朴庐藏珍》。原件曾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2016年9月至12月）展出。《朴庐藏珍》释文有误，合体字“国币”漏掉，“多写”误释为“多字”。
龚明德先生曾撰《朱自清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朱之彦》一文讨论该信。除指出赵胥的误释外，龚先生还为落实朱之彦的身份、确定写信日期做了一些可贵的努力，如曾询问有关人员：“朱自清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是成都人，她的同胞兄弟的孩子应该姓陈，据走访过‘之彦’的我的一位前辈同事讲，这个‘之彦’确实姓朱，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还住在成都的西安路。这样，应该是陈竹隐的同胞姐妹中的一个嫁给了本地朱姓男性为妻，生育的三个儿子中，朱之彦是老大。”也曾实际走访有关部门：“我专门去成都西安路派出所户籍管理处请户警帮着查找朱之彦三兄弟的情况，想落实朱之彦的两个弟弟结婚的准确月份，让这封朱自清书信有一个可靠的年月时间，不巧的是根本没有这三个人的记载，连迁移和死亡等记录也没有！”
龚先生关于朱之彦身份的推测是正确的。朱之彦叫朱自清夫人陈竹隐为“姨母”，那么按北方话习俗，就是陈竹隐的“外甥”，南方人往往侄甥不分。准确地说，朱之彦算是朱自清的“妻甥”。事实上，朱自清日记中关于朱之彦的记述不少，兹一一摘出如下：
1945年7月17日记：“徐中舒与朱之彦来访，分别与之长谈。”
同月23日记：“感冒……之彦来访，示以诗稿，长谈之。告以教书生涯中事。谈及政治上之腐败遍及各地，因而必须进行革命。他十点十分告辞。我因久坐院中感冒加剧。”
31日记：“晚问之彦在余就寝前来访。”
1946年1月17日，记载当日收信人名单中有陈竹隐、朱之彦等数人。此时朱自清已回到昆明。
同年7月21日记：“参加西南联大校友的闻一多追悼会，并作了《闻一多和中国文学》的讲演。……访雨僧和赵守愚。赵谈了云大的政治运动情况。之彦告苏联解散第三国际。”28日记：“与四姐、之彦、马大姐共照相。”
8月19日朱自清离开成都赴重庆，准备转道北归。当日记：“由蓉赴渝，送行者有少炎、玉如、云波、永懿、马大姐、四姐、金锡菱、之彦、祁太太及袁大娘。”
此后，朱自清还频频写信给朱之彦。根据日记所列的收信人名单，朱自清在下列日期给朱之彦共寄出九封信：1946年8月21日、9月29日（寄自重庆）、10月13日、12月18日、1947年3月30日、5月21日、9月3日、12月2日、1948年6月8日（寄自北平）。
仅日记中的这些记述，就足能反映朱之彦虽为晚辈，但在朱自清的交往对象中有着特殊意义。
龚明德先生也试图查找朱之彦的回忆文章，以进一步落实有关问题，“但很遗憾，在众多的回忆朱自清的文章中，没有找见朱之彦回忆他姨爹朱自清的文章。”实际上，朱之彦不是没写过文章。《龙门阵》1988年第5期就载有他的《回忆朱自清先生》一文，翔实叙述了二人的交往。兹据该文所及，将二人交往情况择要转述：
1940年暑期，朱自清从昆明到成都休假，与妻儿团圆，在大足县工作的朱之彦特意回成都看望，第一次见到朱自清，受赠《背影》一书。不久，朱之彦辞去大足的工作，改到理县执教，稍后转回成都，曾任职成都市土地整理处，“每天下班，都必去报恩寺和先生闲谈”。
曾在朱自清指导下学写诗，朱自清也常将自己的唱和诗稿给他看。
1945年前后有段时间，朱之彦常到茶馆猜谜，所获奖品笔墨纸笺供自己的两个弟弟及朱自清的儿子乔森、思俞用。朱自清常要朱之彦与自己分享所猜谜语，并与来访的殷孟仑、程千帆共同欣赏。此外，朱自清还时常叫朱之彦陪同自己听扬琴、相声、口技等。
朱自清关心朱之彦甚至及于仪表。1945年暑期朱自清再度来蓉，给朱之彦买了一副修面用具和12张刀片。
1946年秋，先生全家离蓉过于渝，转回北平，他在成都不必带走的书几乎全给了朱之彦，重要的有《十三经注疏》《昭明文选》、多部子书、章士钊《游沪草》、冯友兰《新理学》、易君左《中兴集》和俞平伯所赠其祖俞陛云《蜀輶诗记》、沈君默所赠（（季刚先生所为词》、余中英所赠《缫经巢诗钞》等及先生与友人唱和手稿《锦城鳞爪》三册，共约十余本。
1947年8月，在朱自清一家離蓉快一年后，川省人事更动，朱之彦将邓锡侯主川、余中英长田粮处等消息在信中告朱自清，又告以成都物价上涨情况。朱自清遂给余中英去信，介绍朱之彦到田粮处工作。朱之彦因得以弃“教”从“粮”，1949年后，留用于粮食系统，直到1981年退休。
与日记记述材料对读印证，可见朱之彦是深得朱自清器重和信任的晚辈亲戚。按照60岁退休算，1981年退休的朱之彦当生于1921年前后，与1898年出生的朱自清有20多岁的年龄差距，二人可谓忘年之交。朱之彦虽然主要任职行政机关，但雅好诗文，对身为著名作家和学者的姨爹朱自清仰慕有加、倾心就教;朱自清则把他当作文章知己、可造之材对待，所以乐与相交。二人的交往内容多不离文化艺术主题，关系模式则可以说是亦近亲、亦师生、亦朋友，洵属难得。
关于这封信的写作日期，龚明德先生猜测为1946年12月20日。其依据，一是1946年12月14日、20日朱自清分别在日记中有去医院检查记录，被告以是“胃肠内无异常组织”，“有胃溃疡，但并不活动”。龚先生说“这，就是朱自清信中所讲的‘胃疾甫愈’。一个老病号往往很信任医生的诊断，何况还是先后不同的两个医院中两个医生的一致结论”。二是： 1946年12月18日的日记，朱自清在该日估计是来信名单的第一个写了“之彦”，当时在北平的朱自清收到了成都“之彦侄”的信，报告他的两个弟弟即“之俊之咏”即将举办婚事的喜讯，隔了一天朱自清就汇去了“贰拾万元”。
这里有一个误会需要澄清：朱自清每日日记开头名单，绝不是“来信名单”，而是去信名单;所列人名是所寄信件的收信人，而不是所收信件的写信人。澄清这一误会后，龚先生的推论基础和系日结论也就靠不住了。信中第一句就说“前得来信，得悉阖府安好，为慰！”“前”意为“日前”，指一段时间以前，如果按照龚明德先生的推测，从收信到回信只“隔了一天”，那是不符合“前得来信”一语用法的。——后面一种情况，前人往往用“顷得来信”。
笔者认为，该信或写于1947年5月20日。
首先需要注意一个事实：朱自清的信，常常头天写信，次日寄出，在寄出日的日记中开列收信人名单。如1946年4月25日写致赵万里信，但当天日记收信人名单中并无其名，而在4月26日日记中则有“斐云”（赵万里字）。1947年12月25日写了致郑振铎信（《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但在当天日记收信人名单中并无其名，而在12月26日记中则有“西谛”（郑振铎字）。
前文说过，朱自清日记1947年5月21日收信人名单中有朱之彦一条。如果日记中关于历次给朱之彦寄信之事记载无遗，那么这封信于这一天寄出的可能性最大。果如此，则写信日期“廿日”当系1947年5月20日。查20日日记，记录事项的确有“晚写信”一条。
另一方面，龚先生从“胃疾甫愈”入手查考病情记录来确定写信日期的思路是对的，但不能绝对。因为朱自清胃病迁延多年，时常发病。自1941年起，日记逐日用○（胃病未发作）、（×）（胃病发作）、X（一个到数个，区别病况严重程度）来记录当日情况。检1947年日记，1月1日：“食逾量，胃痉挛并呕水。”一到四月间，屡屡有“疲倦”“倦甚”“倦极”“精疲力竭”等字眼。发作记号几乎无日无之，时好时坏。4月5日记述到医院看望杨振声，“他谈了手术头四天的痛苦情形。他认为科学家不关心人的感情，并说有胃溃疡不一定动手术”。杨振声刚在北大医院做过胃切除手術，这对同病相怜的老友自然交流了病情，“胃溃疡不一定动手术”显然是针对朱自清而言。“胃疾甫愈”或为带有安慰色彩的婉转说法，“不能多写”则为实际情况。因此，将写信日期系于1947年5月20日也不矛盾。
朱自清致朱之彦书信多封，本文所讨论的是目前所知唯一存世的一封，毫无疑问当入新版朱自清全集。信中折射出的二人的忘年之交，颇有意义，在目前各版本朱自清年谱传记中也均未提及。希望本文考辨能为相关集、谱、传的编纂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
2017年5月28日
前得来信，得悉阖府安好，为慰！之俊、之咏两侄婚事即将举办，尤所欣慰！兹寄上国币贰拾万元，作为两侄添香之用，数目甚小，聊表微意而已。近清发胃疾甫愈，不能多写，即问近好！
自清、竹隐手启，廿日。
朱自清致朱之彦信一通，《朱自清全集》书信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未收。信为赵胥藏，影件收入赵胥编《朴庐藏珍》。原件曾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2016年9月至12月）展出。《朴庐藏珍》释文有误，合体字“国币”漏掉，“多写”误释为“多字”。
龚明德先生曾撰《朱自清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朱之彦》一文讨论该信。除指出赵胥的误释外，龚先生还为落实朱之彦的身份、确定写信日期做了一些可贵的努力，如曾询问有关人员：“朱自清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是成都人，她的同胞兄弟的孩子应该姓陈，据走访过‘之彦’的我的一位前辈同事讲，这个‘之彦’确实姓朱，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还住在成都的西安路。这样，应该是陈竹隐的同胞姐妹中的一个嫁给了本地朱姓男性为妻，生育的三个儿子中，朱之彦是老大。”也曾实际走访有关部门：“我专门去成都西安路派出所户籍管理处请户警帮着查找朱之彦三兄弟的情况，想落实朱之彦的两个弟弟结婚的准确月份，让这封朱自清书信有一个可靠的年月时间，不巧的是根本没有这三个人的记载，连迁移和死亡等记录也没有！”
龚先生关于朱之彦身份的推测是正确的。朱之彦叫朱自清夫人陈竹隐为“姨母”，那么按北方话习俗，就是陈竹隐的“外甥”，南方人往往侄甥不分。准确地说，朱之彦算是朱自清的“妻甥”。事实上，朱自清日记中关于朱之彦的记述不少，兹一一摘出如下：
1945年7月17日记：“徐中舒与朱之彦来访，分别与之长谈。”
同月23日记：“感冒……之彦来访，示以诗稿，长谈之。告以教书生涯中事。谈及政治上之腐败遍及各地，因而必须进行革命。他十点十分告辞。我因久坐院中感冒加剧。”
31日记：“晚问之彦在余就寝前来访。”
1946年1月17日，记载当日收信人名单中有陈竹隐、朱之彦等数人。此时朱自清已回到昆明。
同年7月21日记：“参加西南联大校友的闻一多追悼会，并作了《闻一多和中国文学》的讲演。……访雨僧和赵守愚。赵谈了云大的政治运动情况。之彦告苏联解散第三国际。”28日记：“与四姐、之彦、马大姐共照相。”
8月19日朱自清离开成都赴重庆，准备转道北归。当日记：“由蓉赴渝，送行者有少炎、玉如、云波、永懿、马大姐、四姐、金锡菱、之彦、祁太太及袁大娘。”
此后，朱自清还频频写信给朱之彦。根据日记所列的收信人名单，朱自清在下列日期给朱之彦共寄出九封信：1946年8月21日、9月29日（寄自重庆）、10月13日、12月18日、1947年3月30日、5月21日、9月3日、12月2日、1948年6月8日（寄自北平）。
仅日记中的这些记述，就足能反映朱之彦虽为晚辈，但在朱自清的交往对象中有着特殊意义。
龚明德先生也试图查找朱之彦的回忆文章，以进一步落实有关问题，“但很遗憾，在众多的回忆朱自清的文章中，没有找见朱之彦回忆他姨爹朱自清的文章。”实际上，朱之彦不是没写过文章。《龙门阵》1988年第5期就载有他的《回忆朱自清先生》一文，翔实叙述了二人的交往。兹据该文所及，将二人交往情况择要转述：
1940年暑期，朱自清从昆明到成都休假，与妻儿团圆，在大足县工作的朱之彦特意回成都看望，第一次见到朱自清，受赠《背影》一书。不久，朱之彦辞去大足的工作，改到理县执教，稍后转回成都，曾任职成都市土地整理处，“每天下班，都必去报恩寺和先生闲谈”。
曾在朱自清指导下学写诗，朱自清也常将自己的唱和诗稿给他看。
1945年前后有段时间，朱之彦常到茶馆猜谜，所获奖品笔墨纸笺供自己的两个弟弟及朱自清的儿子乔森、思俞用。朱自清常要朱之彦与自己分享所猜谜语，并与来访的殷孟仑、程千帆共同欣赏。此外，朱自清还时常叫朱之彦陪同自己听扬琴、相声、口技等。
朱自清关心朱之彦甚至及于仪表。1945年暑期朱自清再度来蓉，给朱之彦买了一副修面用具和12张刀片。
1946年秋，先生全家离蓉过于渝，转回北平，他在成都不必带走的书几乎全给了朱之彦，重要的有《十三经注疏》《昭明文选》、多部子书、章士钊《游沪草》、冯友兰《新理学》、易君左《中兴集》和俞平伯所赠其祖俞陛云《蜀輶诗记》、沈君默所赠（（季刚先生所为词》、余中英所赠《缫经巢诗钞》等及先生与友人唱和手稿《锦城鳞爪》三册，共约十余本。
1947年8月，在朱自清一家離蓉快一年后，川省人事更动，朱之彦将邓锡侯主川、余中英长田粮处等消息在信中告朱自清，又告以成都物价上涨情况。朱自清遂给余中英去信，介绍朱之彦到田粮处工作。朱之彦因得以弃“教”从“粮”，1949年后，留用于粮食系统，直到1981年退休。
与日记记述材料对读印证，可见朱之彦是深得朱自清器重和信任的晚辈亲戚。按照60岁退休算，1981年退休的朱之彦当生于1921年前后，与1898年出生的朱自清有20多岁的年龄差距，二人可谓忘年之交。朱之彦虽然主要任职行政机关，但雅好诗文，对身为著名作家和学者的姨爹朱自清仰慕有加、倾心就教;朱自清则把他当作文章知己、可造之材对待，所以乐与相交。二人的交往内容多不离文化艺术主题，关系模式则可以说是亦近亲、亦师生、亦朋友，洵属难得。
关于这封信的写作日期，龚明德先生猜测为1946年12月20日。其依据，一是1946年12月14日、20日朱自清分别在日记中有去医院检查记录，被告以是“胃肠内无异常组织”，“有胃溃疡，但并不活动”。龚先生说“这，就是朱自清信中所讲的‘胃疾甫愈’。一个老病号往往很信任医生的诊断，何况还是先后不同的两个医院中两个医生的一致结论”。二是： 1946年12月18日的日记，朱自清在该日估计是来信名单的第一个写了“之彦”，当时在北平的朱自清收到了成都“之彦侄”的信，报告他的两个弟弟即“之俊之咏”即将举办婚事的喜讯，隔了一天朱自清就汇去了“贰拾万元”。
这里有一个误会需要澄清：朱自清每日日记开头名单，绝不是“来信名单”，而是去信名单;所列人名是所寄信件的收信人，而不是所收信件的写信人。澄清这一误会后，龚先生的推论基础和系日结论也就靠不住了。信中第一句就说“前得来信，得悉阖府安好，为慰！”“前”意为“日前”，指一段时间以前，如果按照龚明德先生的推测，从收信到回信只“隔了一天”，那是不符合“前得来信”一语用法的。——后面一种情况，前人往往用“顷得来信”。
笔者认为，该信或写于1947年5月20日。
首先需要注意一个事实：朱自清的信，常常头天写信，次日寄出，在寄出日的日记中开列收信人名单。如1946年4月25日写致赵万里信，但当天日记收信人名单中并无其名，而在4月26日日记中则有“斐云”（赵万里字）。1947年12月25日写了致郑振铎信（《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但在当天日记收信人名单中并无其名，而在12月26日记中则有“西谛”（郑振铎字）。
前文说过，朱自清日记1947年5月21日收信人名单中有朱之彦一条。如果日记中关于历次给朱之彦寄信之事记载无遗，那么这封信于这一天寄出的可能性最大。果如此，则写信日期“廿日”当系1947年5月20日。查20日日记，记录事项的确有“晚写信”一条。
另一方面，龚先生从“胃疾甫愈”入手查考病情记录来确定写信日期的思路是对的，但不能绝对。因为朱自清胃病迁延多年，时常发病。自1941年起，日记逐日用○（胃病未发作）、（×）（胃病发作）、X（一个到数个，区别病况严重程度）来记录当日情况。检1947年日记，1月1日：“食逾量，胃痉挛并呕水。”一到四月间，屡屡有“疲倦”“倦甚”“倦极”“精疲力竭”等字眼。发作记号几乎无日无之，时好时坏。4月5日记述到医院看望杨振声，“他谈了手术头四天的痛苦情形。他认为科学家不关心人的感情，并说有胃溃疡不一定动手术”。杨振声刚在北大医院做过胃切除手術，这对同病相怜的老友自然交流了病情，“胃溃疡不一定动手术”显然是针对朱自清而言。“胃疾甫愈”或为带有安慰色彩的婉转说法，“不能多写”则为实际情况。因此，将写信日期系于1947年5月20日也不矛盾。
朱自清致朱之彦书信多封，本文所讨论的是目前所知唯一存世的一封，毫无疑问当入新版朱自清全集。信中折射出的二人的忘年之交，颇有意义，在目前各版本朱自清年谱传记中也均未提及。希望本文考辨能为相关集、谱、传的编纂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
2017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