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
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未必。看看我小叔就知道了,全身上下哪里有半点我爷爷的影子?我爷爷四里八乡有名的硬茬子、狠角,一辈子没对谁低声下气过。最大的软肋就是这个小儿子,老实、胆小。老实不说,还窝囊,软柿子一个,里里外外没个男人样。哪怕有他老子的十分之一呢,哪怕有他哥的十分之一呢。
他哥就是我爸。我奶奶这辈子总共就生了俩,俩都是儿子。老大没问题,“好汉”不敢说,男人的样子该有还是有的,起码在家里说一不二。弟弟就不行了,外面不行,家里也不行。我小婶李万菊打一进门起就没把这个男人放在眼里过。我小叔这样的男人,十之八九的女人都不会放在眼里。
两个儿子在农村绝对不算多,但考虑到是我爷爷的儿子,分量还是很不一样的。尤其是小叔,一生下来就被寄予了厚望。小叔比我爸整整小了十岁,正月初九生,属虎。龙兄虎弟。如狼似虎。厉害了。我爷爷一直在这样的错觉里耽搁了七八年,慢慢才觉出不对劲。这个老二根本不是只虎,这个老二应该属羊,属驴,属耗子。越瞧越不顺眼。那副软蛋熊包样小小年纪就现出来了。早上好端端地背着书包出门,下午回来鼻青脸肿。问他也不敢说,打他的人放话了,不许说,说了还打。这就不光是老实的问题了,饭票粮票让人抢了,替人挨罚背黑锅,这都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越被人看不顺眼,就越招人欺负。欺负人上瘾。常常在外面挨了拳头,回来还要再挨一顿。还不敢跑,打得狠了就扑通一声往地上一跪。这货膝盖是泥巴做的。越跪越打,越打越上火。奶奶也不敢拦,甚至都不敢露面。爷爷正在火头上,瞧见奶奶,连奶奶也要一起骂,“瞧见没有?你的种!”奶奶一声不吭。奶奶挨了一辈子爷爷骂,一声没敢吭过。
小叔随奶奶。
尤其是在爷爷面前那股低声下气的架势,跟奶奶简直如出一辙。
奶奶一辈子都是个低声下气的人,低声下气惯了。跟谁都是。家里不管什么人都能呵斥她两句。不板起脸来呵斥两句好像都不会跟她说话似的。她好好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她脑子坏了以后,就更是这样了。
只有一个人除外,就是小叔。小叔从来没对奶奶粗声大气过,离多远都不。奶奶好好的时候是这样,奶奶脑子坏掉之后,他也是这样。其实已经没有必要了,奶奶脑子坏掉以后,一个人都不认得,小叔的轻声细语跟我们的疾言厉色其实一样,都是对牛弹琴。
2
奶奶的脑子坏了,是那一年家里的大事之一。大事都赶到一块了,爷爷前脚刚走。胰腺癌。很快,从确诊到卧床再到最后咽气,一夏天的工夫。可是再快也没有奶奶快,一点预兆都没有,说疯就疯了。其实也不叫疯,老年痴呆,医学上俗称阿尔茨海默病。爷爷“头七”才刚过,奶奶的脑子就出问题了,从时间上看,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奶奶脑袋里的问题直接来自于我爷爷的死。都说是受刺激了,老伴老伴,老来相伴,老头子冷不丁一走,没防备,闪着了。我们嘴上不说,背地里笑笑,这猜测就像把老年痴呆叫成阿尔茨海默症一样,矫情了。怎么至于呢。
其实不稀奇。痴呆了嘛,很常见的,老年病之一,我们身边到处都有。城市里有,农村里也有。生人里有,熟人里也有。年纪大了嘛。说白了就是脑子老了,糊涂了。年纪大了糊涂一点正常,不糊涂才不正常。
都不值当去个医院。
尤其是奶奶,更没必要去医院。奶奶安静得很,跟之前脑子没坏掉的时候一样安静,安静得都不像老年痴呆。其它都还好,就是认不得人了,一张嘴管小叔叫“四哥”,把小婶叫“芸子嫂”。白天日头充足的时候,她拎着一只小板凳,往自家院子门口一坐。不说话,也很少活动。奶奶安静得就像一堆随手脱在那里的衣服。一坐就是一整天。
唯一叫人不放心的,就是奶奶手里拿著的那把剪子。剪子一开始是做鞋用的,剪鞋样。奶奶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做鞋,单鞋、棉鞋、拖鞋、虎头鞋,一律千层底。我们全家老少,谁敢说自己没穿过奶奶做的鞋呢。脑子虽然坏了,人不认得了,但鞋还认得,该缝的缝,该剪的剪。后来鞋放下了,可是剪刀还拿在手上。从早到晚雄赳赳攥得铁紧,一副随时要干点什么的架势。一把剪刀而已,本来不至于怎样,可毕竟脑子坏了,该当心的就得要当心了。
看见的人都劝她:老头子人都走了,还做鞋给谁穿哪?快收起来吧!奶奶抬头看一眼我们,那目光很短,也很浅,碰一下就掉下来那种。她不说话,最多咳嗽两声。咳嗽的时候她顺理成章地把眼睛闭了起来。
说归说,医院该去还是得去。在这个问题上,我爸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起码比小叔坚决得多。“不去医院像什么话,必须去!”该检查检查,该吃药吃药。钱他出。我爸他是在电话里坚决的,人离着奶奶四五百里地呢。我爸十八岁离开家去蓟县当兵,当的是工程兵,打坑道。转了志愿兵之后就没再回来,复员进了当地很有名的玻纤厂,国营厂,大厂,人多,效益也相当可观,那么多人挤破头都进不去,换了别人还真不一定行。可是我爸行,是块料,做人做事都很硬气,不愧是我爷爷的种。我爸的意思很明白,还是照旧,他出钱,小叔出人,像之前在我爷爷的问题上一样。
也是巧了,正好我公司跟我一个部门的同事,他大学室友,在我老家县城所在地级市的卫生局当差。当时在饭桌上因为听介绍说他是老家的人,才格外多碰了两杯。没想到居然派上用场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一步到位,直接找到了县医院分管业务的副院长。副院长姓管,异常的热情,小叔带奶奶去的那天上午,他居然提前从办公室出来了,亲自到医院门口迎接。
我爸可能还有一个顾虑,这顾虑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顾虑:脑子里的毛病,说不好的,没轻没重,一天到晚拿个剪刀,万一伤着人呢。也是对大家有个交代。我当然相信,奶奶不会伤害我们,她毕竟是我们的奶奶,脑子坏掉了也是我们的奶奶。我始终相信,有些东西根深蒂固,与岁数无关,与大脑无关,甚至与记忆也无关,骨头一样与生俱来、永不消散,就像奶奶脑子坏掉之后的安静,那一如故往、坐落在意识废墟之上的安静。当然这是我,其他人就不一定了,也许大多数人觉得还是小心为妙,小心点总没错。万一呢。尤其是有了小婶的提醒。小婶抱着胳膊站得远远的,用力咳嗽示意,一根手指头夸张地敲着自己的太阳穴,另一只手指着“老东西”,提醒我们绕着走。她毫不掩饰脸上的嫌恶和敌意,就像提醒我们绕开一条随时可能会咬人的疯狗。
3
小婶从不掩饰,也没必要掩饰,她从来就没把这对娘儿俩放在眼里过。
小婶李万菊比小叔年轻,小八九岁呢。爷爷得胰腺癌死的那年才刚三十出头。三十如狼。不光是身体,各方面都是。刚进门那会儿就欺负小叔,现在更甚,动不动就骂,像骂儿子。小叔瘦,身体也弱,里里外外都不是小婶的对手。不光欺负小叔,还欺负奶奶。欺负奶奶不光是动嘴,还动手的。欺负婆婆跟欺负丈夫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会让人不由自主地释放出很多阴暗的东西来,阴暗的东西尤其能给人带来快感。特别是爷爷最后的那口气一咽,这下好了,彻底放开手脚了。其实都不用完全等到我爷爷咽气,自打他老人家躺到床上爬不起来以后,我小婶基本上就肆无忌惮了。我爷爷爬不起来之后,她在小叔面前提到奶奶时就再没叫过“你妈”,她叫“老东西”。
很吓人的,我亲耳在电话里听到过。有一次村东头我表三伯打电话给我爸,专门说这个,我正好在家。说额头都青了,小胳膊上半尺多长血道子。还有更可怕的,表三伯自己没有亲眼瞧见,是听邻居说的。邻居那天来借印泥,关系太熟就没敲门,一进门就撞见了,李万菊正掐奶奶的脖子,两只手一起掐,奶奶脸都憋紫了,一口气差点儿没上来。这太令人震惊了,我爸放下电话之后当场就炸了一回,回到餐桌上拿起酒瓶子来连喝了半斤泸州老窖。但炸过了也就炸过了,终究他也不能怎么样。他能把我小婶怎么样呢?
其实这个事本来就轮不到我爸,该炸的是小叔。但是小叔不行,炸不了。窝囊废,软柿子,一个。小叔里里外外没半点男人样。
里里外外没男人样,这话不是我们说的,是他媳妇李万菊自己说的。很多人都从李万菊嘴里听过,而且不止一次。有没有男人的样子,当然媳妇最有发言权。在李万菊眼里,什么样的男人才叫有男人样?答案很显然的,村里不少人都知道,比如镇财政所的窦会计,比如,马套山风景区里搞养殖的老金,这样的男人才叫男人。一开始还偷偷摸摸,不是怕小叔。小叔其实知道的,但知道了也没用。小叔半夜从仓库值班回来拿衣服撞见过一次,撞见的是马套山的老金。老金一点没慌,很耐心地穿好裤子才走的,一边穿裤子一边还点了一根烟。老金出去半天了那烟味还在。拳头长在他自己手上,我又没拦着他。老金是在酒桌上笑着说这句话的,一脸享受。主要还是怕爷爷。爷爷的那张脸在村子里曾一度像旗帜一样高高在上、威风凛凛,但是爷爷倒下之后,那张脸也跟着掉下来了。李万菊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居然在大白天。一个老金也就算了,把一个窦会计也带回来了。窦会计论起来管小叔要叫舅的。这成了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这种事情统统轮不着我爸,他只能装聋作哑。不然怎么办?一个半死不活的爷爷山一样压在那呢。爷爷吃喝拉撒全在床上,都扔给了小叔。扔给了小叔就等于扔给了小婶,小叔除了是爷爷的儿子,也是人家的男人。我小婶一句话就能让你闭嘴:要管连你老子一起管,都是儿子,轮着来。事实的确也是,哦,说得容易,你出力,我出钱,力气随时都有,钱呢,一斤力气等于多少钱?这笔账怎么算?我爸那几年也不容易。原本很牛逼的玻纤厂已经不行了,今天改制明天下岗的,不叫玻纤厂了,叫玻纤集团,名字越叫越响,钱可是挣得越来越少。下面还有俩,一儿一女,我正准备结婚,得买房子。妹妹读大三,一年下来也不是小数。现实很硬。我爸是硬茬子,当年当工程兵打坑道,多硬的石头都不在话下,但再硬也硬不过现实,再硬也硬不过钞票。我妈在我爸炸了以后主动拿出来那半瓶泸州老窖,要不,就算了吧。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现实,即便我妈不劝,我爸他也只能算了。
再说了,除了爷爷,还有迫在眉睫的奶奶。奶奶那个时候脑子虽然还没坏,但身体已经不行了,癌细胞正紧锣密鼓地在她的两扇肺叶上集结。她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一点点颓败下去,每天早晨起来,奶奶看上去似乎都比昨天又瘦了一点。她咳嗽得越来越密,也越来越深,那咳嗽鉆头一样直往骨头里钻。那咳嗽有时候就像一双手,能活生生地把她的身体打一个结。我们经常看见她正在做着什么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停下来很久。我们都知道,她一定在疼,或者在忍受疼。
4
奶奶这辈子一共就进过两次医院,两次都是在爷爷去世的那一年。正好七十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躲不掉的。
两次都是县医院。第一次是去检查脑子那次,小叔带她去的,管副院长亲自迎接陪同。几个月以后又去了第二次。这一次情况要严重得多。跟爷爷一样,也是癌。肺癌。去的时候已经是晚期。节气已过中秋,天上的凉意一点点浸透下来,奶奶在自己给自己一件一件加起来的衣服里愈发显得瘦小,瘦小而羸弱,她已经剪不动鞋样了,连直一下腰似乎都已经很费力气,那把剪刀随时有可能从手里掉下来。早上我小叔出门时她还好好地倚在门上,赶完集回来一看人塌了。没错,是塌下去的,几乎原封不动,现场没有留下多少挣扎的痕迹,除了那只小板凳四脚朝天倒在一旁。
小叔赶忙去叫来村头我堂叔和他家的那辆昌河,马不停蹄把奶奶往医院送。路上他给我爸打电话。我爸紧接着又给我打了电话,在很短的时间里通知了我两件事。一是从公司借辆车,二是请假。小叔在电话里跟他说了什么我不甚清楚,应该比较紧迫,我爸的口气里有种故作的镇定,不知是在掩饰慌乱还是掩饰别的什么。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跟我说的是,多请两天假,你奶奶恐怕不行了。
结果没有不行。眼看着不行了,又行了。我们下午五点才到,车直接开到县医院。还好,医生还没有下班。奶奶已经醒了,拉到医院之后没怎么费劲就醒了,醒了之后像刚死过一回,满脸蜡白,坐都坐不住。门诊没有床位,坐不住也得坐着,还得让人架出去做检查。从二楼到四楼,再回到二楼。幸亏有电梯。胸部X线结果是最快出来的,我爸和我小叔拿着报告单一起去斜对面门诊里找主治医生。我和开昌河来的堂叔一起站在奶奶旁边,站了一会之后我借口去卫生间,其实是想抽根烟。医院卫生间里的味道很不好,我还是在里面坚持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是不是应该给管副院长打个电话,犹豫了一下,还是算了,先等等,等我爸和小叔出来再说。第二根烟抽完,他们刚好出来。基本可以确诊了,当然下一步还有必要做一下痰检、气管镜和穿刺活检,不过这些都不会改变什么。剩下的其实也简单,住院、化疗、手术。乐观的话应该有个一年半到两年,当然如果运气好,四五年的也不是没有先例。医生很克制地批评了这两个儿子,咳成那样了还拖,早就该送来了。 管副院长的那个电话我没打。其实我知道已经没必要打了,两个儿子都在场,不管多重大的事情当场就可以决定下来。有这两个人,其他人的意见都不重要了。
对于这兄弟俩,这一定是极为艰难的一刻。有一关必须得过。如果是换了爷爷,事情也许要简单得多,但是现在是奶奶:一个一辈子低声下气的人,一个一辈子逆来顺受的人,并且,现在还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一个痴呆。一个脑子坏掉的人,一个每天靠在墙根或者门板上发呆等死的人。她还值么。对,没错,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这个人脑子坏掉了,不认得人了,六十秒之前的事情都记不住。好也罢,歹也罢,都是对牛弹琴。还值么?也许正是这一点帮助我爸过了自己的最后那一关,我看见他侧过脸来朝奶奶投去了曲折而鬼祟的一瞥,那目光一截一截地爬在我奶奶脸上,再一寸一寸地原路收回来。我几乎都能听见我爸胸口里的那股激烈和拍打,那句话在他喉咙中一再涌动,他终于把它说了出来:“要不,就算了吧。”我爸爸这大半辈子也算可以了,硬气,是条汉子,可是在我奶奶的问题上,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算了吧。
小叔没吭声,低头坐在门诊走廊最靠外的一把塑料椅上,只搁了一半屁股在上头。没吭声就算是默许了。从小到大都是哥说了算,没有例外。这默许像窗户外面深秋的夕阳一样又大又凉。在这默许的尾声,小叔开了口,声音软得像抬不起来的头:“还是跟娘说一声吧。”
当然只能是小叔说。除了小叔还有谁呢?即便明明知道没什么意义,即便明明知道是对牛弹琴,也只能是小叔。走廊里不让抽烟,要抽只能到外面去抽。今天下午我和我爸已经抽了太多的烟,但这根烟还是得抽。我们沿着走廊一路走过去,在大厅拐了个弯从楼梯口的后门来到外面院子里。站在门口,隔着门上的玻璃,伸一伸头就能看见小叔。小叔已经站了起来,背对着我们站在奶奶面前。距离有点远,我们听不见他说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表情。他的表情就是那个永远都挺不直的后背。第二次伸头再看的时候,小叔已经重新又坐下了,依然还是刚才最边上的那把椅子。另一端坐着奶奶,低着头,全身上下一点动静没有。看见我和我爸走过来,小叔站了起来,人站了起来声音却还留在脚面上:“跟娘说了,咱一起回去。现在就回去。”
5
回来就是等死。都知道奶奶活不长了,估计出不了腊月。也好,天冷,人也闲,还不耽误过年。没想到奶奶又不是。就像那次在门口昏死过去一样,都以为不行了,结果又行了。奶奶一再向我们展示着她生命中那毫无必要的坚韧,既毫无必要也令人费解。渐渐地,居然能拄着拐杖站起来了,渐渐地还能到河塘边和院子外头走一走了。
奶奶从未卧床,一直到死。一直到死她都干干爽爽地站在地面上。我從没经历过老人们的那浩繁、冗长、充满仪式感的弥留和死亡,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称得上一个奇迹。每天她都坚持从床上下来。早晨下一次床,然后晚上再上一次床。穿一遍衣服,然后再脱一遍衣服。她每天都要这样声势浩荡地组装一次自己,再拆卸一次自己。从县医院回来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看见她坐在了老地方,等着小叔或者小孙子宝宏把碗端来,跟之前的每一个早上没什么两样。这让我们深感意外,意外的同时也不由暗喜:原以为这么折腾一下,奶奶剩下的日子恐怕只能在床上度过了。刚刚经历过爷爷那旷日持久的卧床,我们每一个人对此都充满了恐惧,那将是一笔无边无际的负担。
床的下一站就是坟墓。人到了那个年纪,诸如这些一定是知道的。即便是脑子坏了,她也一定知道。此外,奶奶还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奶奶一辈子忍耐惯了,也克制惯了。她一辈子都习惯把自己克制在别人的眼光里,不愿意给人带来麻烦。卑微的人总是这样,不愿意给周围增加麻烦。奶奶在她残存无几的本能里,还在尽可能地与人为善。我说过的,有些东西根深蒂固,与大脑无关,即便是脑子坏了,它也还在。所以,她才坚持不卧床,所以她才每天不畏艰辛地组装好自己来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所有的人都庆幸,唯一例外的是小婶。奶奶的克制没想到碍了她的“好事”。小叔白天在镇上老赵家的铝合金加工厂上班,晚上回来。晚上不方便,小婶一般都把“好事”安排在白天。马套山的老金白天来过一次,来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来了,永远都没再来。那天是下午来的,刚在夹道里一露头就看见了坐在院子门口的奶奶,两只眼睛冷飕飕地盯着他,满脸的皱纹犹如冰雕。小婶从对面的半扇门后面探出头来,“不碍事的。老东西不认得人,脑子坏了。”可是奶奶的目光还盯着他,手里攥着的那把剪刀也缓缓地立了起来,刀尖和冷飕飕的目光一起瞄准了他。老金紧忙别过脸,几步走到院门口,一只腿都迈进去了,停了一停,还是把身子抽了出来。“今天算了,改天再说吧。”小婶当时脸都绿了,往地上啐着唾沫骂,一口一个老东西。但骂归骂,也就是嘴上,到底还是没敢往上凑。不比以前了,老东西现在脑子坏了,手里的剪刀不长眼,难保会干出什么事来。
年转眼就到。
这个年,我们全家一起回去过。一家四口。我,我爸,我妈,加我妹妹。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规模是极为罕见的。因为这是爷爷去世后的第一个年,也因为,这必将也是奶奶活着时的最后一个年。
年三十上午出发。在服务区吃午饭,下午到家。太阳很好,一整天都在。一进夹道口我就看见了奶奶,背靠大门坐着,像一尊陈年累月的石头,静默而又醒目。其实不算冷,奶奶穿得比天气起码冷一倍。奶奶抬头看见我们一家四口喜气洋洋、大包小包地朝她走过来,她就像没看见我们,我们走到她身旁的时候她把两个膝盖往旁边收了收,仿佛是在给我们让道,仿佛她坐的地方挡了我们的道。除夕的下午喜庆而又忙碌,无数条腿出来进去无数趟地路过她。一整个下午,我都没听奶奶说过一句话,除了那些像鞭炮声一样连绵而又尖锐的咳嗽,再没有发出其它的动静来。甚至连身子都没挪一下。
冬天日短,五点不到天色就渐渐暗了下来。我和我爸满嘴瓜子沿着塘岸从后门进来,一进院子就听见厨房里正油炸锅炒不亦乐乎,我妈跟小婶嘹亮的聊天声不时迸溅出来。院子里我妹妹和小叔的儿子宝宏正在疯跑。满世界的热闹。难得了。这个家一定多少年难得这样一回,年毕竟是年。 夜幕结结实实地降临下来。冬天的夜幕就像一匹浸过水的棉被,又冷又沉。小叔开始从厨房往堂屋里端菜。我出来叫我妹和宝宏进屋,不经意地扭过头朝大门外墙根下瞅了一眼,奶奶居然还在。其实也看不太清,只有黑魆魆一团模糊,但我知道那是奶奶。她身后的院子跟这边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也亮起了灯。
年夜饭嘛,想当然地无比铺张。鸡和鱼是不消说的,大吉大利、年年有余。还有汤圆。团团圆圆。这个家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如此团圆,除了爷爷,所有的人都在。还有酒和饮料。白酒和红酒。扳倒井、雪花、雪碧、芒果汁。小叔倒酒的时候我爸试探性地提了一下,是不是把娘也叫上来?平时也就算了,毕竟今天过年。我爸的口气热烈而又拘谨,就像个外人。也难怪,多少年了,没在家过个年。
“从来都不上桌的,习惯了,”小叔一边倒酒一边盯着酒杯的液面,声音和目光一样专注而谨慎,“算了,随她去。”
小婶很响亮地把话接过去:“上了桌反正也不认得人。认得菜就行,一会每样拣几筷子,让国仁端过去。”
国仁就是我小叔。平时饭都是这样吃的,今天也不打算例外。奶奶的饭量小得可怜,菜都用不着专门留,随手几筷子就够了。不用操心,有国仁的。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然后大家开始过年。举杯。喝酒。吃菜。小叔不喝酒,小婶喝。还挺能喝,酒量不在男人之下,从厨房出来之后她就和小叔换了角色。小叔左一趟右一趟往返于堂屋和厨房之间,小婶坐下来陪我和我爸喝酒。两口一杯。三杯下来一瓶扳倒井就基本见底了。小叔端着奶奶平时用的碗走进来。听说是奶奶的碗,我们都争先恐后地往里面夹菜,争先恐后地表达着自己的孝心。满满一大碗孝心,都盛不下了。根本吃不了,浪费了。浪费就浪费吧,过年了。
小叔前脚刚走我就想起来饺子。两大盘,刚端上来的,还冒着热气。当然得有饺子。今天什么日子,怎么能少了饺子呢?我站起身到碗橱里拿碗,往里面拣了几个。不多,刚刚盖住碗底。再少奶奶也吃不完,再少也必须要有。我端着饺子出来,给奶奶送过去。
院子不小,以前老两口住,现在只剩下了奶奶。一共一正两偏三间。奶奶原来一直和爷爷一起住在东边的那间,爷爷下不了床之后她就搬到了对面的西屋。我端着饺子推门走进院子,突然意识到,自从爷爷死了以后我还是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里来,自从奶奶脑子坏了,我还从来没有与奶奶单独面对面相处过,坦白说,问题在我,我其实一直都在刻意回避这样的时刻。奶奶的脑子坏了,她已经不认得我了,她的眼里没有我,用他们的话说,奶奶是已经“死了一半”的人。生死有别,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和奶奶之间那道无法跨越的天堑鸿沟。
西屋的门没关严,我一抬头就看到了小叔。站着的小叔和坐着的奶奶。
奶奶坐在床沿,低头摆弄着她的那些永远也摆弄不完的针头线脑。那把剪刀放在一边,随手就能够到。床很平整,被子是被子枕头是枕头,平整得都不像一张老年痴呆者的床。小叔把碗搁在了床头柜上,那应该就是奶奶平时吃饭的地方,跟床几乎一样高。小叔轻轻喊了一声娘:
“娘,过年了。”
奶奶不吭声。就好像没听到,也好像聽到了故意不理睬。小叔等了半天又叫一声,“娘!”这次声音提上来一截。奶奶这才缓缓地抬起头,看了一眼碗里的内容,面无表情,然后目光又重新落回到双手上。她一眼都没看小叔。
小叔在原地又继续站了一会儿,然后两腿一弯,扑通一声跪下了:
“娘,过年了。我给你磕个头吧。”
小叔把我和奶奶都吓了一跳。小叔小时候动不动就在爷爷跟前跪下,小叔的膝盖是泥巴做的,但是小叔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在奶奶面前还是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了。奶奶的目光立刻应声抬了起来,直截了当地落在了小叔身上。小叔的头已经磕下去了。那头磕得很深,膝盖挨着膝盖,额头贴在地上。只磕了一个。地上很硬,也很凉,满屋子里咯噔一下。
奶奶的目光一直停在小叔身上。她从头至尾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小叔,她在凝视,也许在回忆,在启动,在搜索。可是,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奇迹出现,奶奶并没有在最后一刻把面前的这个儿子认出来。她很坚定地收回了目光,就好像什么也没看见,就好像前面跪着的这个人跟自己毫无关系,目光空洞而又安静,那里面依旧空无一物。她没理会他。她收回目光的同时也放下了针线,拿起筷子开始吃饭。这是她的年夜饭。她长久地咀嚼,安详而又旁若无人地咀嚼,此刻她已然把全部的精力和身心都放在了这件事情上。
6
奶奶死在正月初九。家里的鞭炮都还没放完,奶奶到底没熬过这个年。
我们又赶了回来,才走一个星期。刚过了一个年,大家都有点累,还没完全从年的忙碌和喜庆中恢复过来,奶奶走得稍微急了些。这次少了妈和妹妹。妹妹要准备开学,妈留在家里帮她。
火化安排在第二天。初十。上午。没想到人还不少,需要排队。奶奶是第四个。
好几支披麻戴孝的队伍混杂在一起。因为很小就从村里出来了,好多面孔我都不认识,还差一点站错了队。他们抽烟、吐痰,聊得很起劲。我插不上话,只好走出来抽烟。
在遗体告别厅右手出来旁边的一排长椅上,我看见了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的小叔。小叔在哭,拧着身子号啕大哭。小叔哭得十分难看,既难看又难听。我看见他牛仔裤前开门的拉链都松开了,露出了里面暗红色的秋裤。小叔哭得很响,边哭边随手扯一把什么擦一下眼泪,有时是自己的衣服下摆,有时是头上白色的孝布。这是我回来的第三个白天,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小叔哭,哭得如此屈辱而又如此尽兴。究竟是多么无以复加的悲伤才能让一个人哭成这个样子?大厅里马上就该轮到奶奶了,小叔干吗要如此迫不及待呢,既迫不及待又偷偷摸摸。他背着大家,把自己哭成了那样,只能让人朝着那个方向去理解,那一定不是正当的悲伤,也不是体面的痛楚。
我硬着头皮跟公司多请了两天假。回来一趟不容易,下一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还的人情要还。我打电话给市卫生局我同事的那个室友,还有县医院的管副院长,请他们吃饭。必须到。宏盛一品。县城最好的饭店。菜刚上到一半,管副院长突然觉出了不对,他递过一根烟来拦住我嘴里左一个感谢右一个感谢,一脸狐疑地说:“老太太脑子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那天我亲自带着去做的检查,报告单我当面拿给小叔看的。查了没什么问题,黄主任连药都没开。”
我嘴里的烟半天对不准管副院长手里的火苗,差点烧了眉毛。我突然想起来,就在昨天晚上,我小叔把一个大牛皮纸袋子交给了我爸,县医院装X片用的,里面厚厚一摞,都是奶奶的,大半年来检查费医药费发票单据报告单之类。我爸特意问他要的,说好了他出钱。吃完饭回去一进门我就找我爸把牛皮纸袋子拿了过来,一股脑全倒在床上。不出我所料,那张检查和诊断结果报告也在里面。小叔应该没特别留意,他其实应该提前把它抽出来的。
检测项目:大脑高级功能ERP检测报告。姓名:宋让芬。性别:女。年龄:73……再往下那些参数以及复杂的医学术语我看不懂,我一目十行飞快地跳到最后,我的心像被刀剜似的一阵剧烈的生疼:未见异常。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