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我的车子开进校园中去找停车位时，同学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树下掠过。我把车子锁好，发足狂奔，开始追人，口里叫着她的名字。追到阿敏时，“啪”的打她一下，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上学不过三五次，对于这种学校生活已经着了迷。初上课时以为功课简单，抱着轻敌的自在而去。每周几堂课事实上算不得什么，老师艾琳也是个不爱逼人的好家伙。可是课后的作业留得那么多，几十页的习题加上一个短篇小说分析，那不上课的日子就有的忙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很实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条都好好写，小说里的语言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
　　我在教室里挂外套，放书籍，再把一大盘各色糖果放在桌上，这才对阿敏说：“刚才停车场边的那只松鼠又出来了，看到没有？”阿敏听不懂松鼠这个英文单词，我就形容给她听：“是一种树林里的小动物，有着长毛尾巴，它吃东西时，像这样……”说着便丢了一颗糖给阿敏，接着自己剥一颗，做松鼠吃东西的样子，阿敏就懂了。
　　这时第三个同学走进教室，必然是我们这三个最早到。伊朗女同学一进来就喊：“快点，拿来抄。”我把习题向她一推，她不讲话，口里咬着水果糖开始抄我的作业。
　　在我们教室的玻璃门上，学校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严重警告：在这个区域里，绝对禁止食物和饮料。
　　上学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个头发上打大蝴蝶结的以色列同学阿雅拉。
　　阿雅拉念书时含含糊糊的，我问她：“你怎么了？”她把舌头向我一伸，上面是一块糖果。我们的老师艾琳在上第二节课时，开始斜坐在大家的椭圆形桌子上，手里拿着一罐七喜汽水。当我发现老师的饮料时，心里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每次上课都会带一大盘糖果来。彩色的东西一进教室，大家都变成了小孩子，在里面挑挑拣拣的，玩得像真的一样。老师对于糖果也有偏爱，上课上到一半，会走上来剥一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再上。于是我们全班念书时口里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日本女同学是客气的，我供应每天三块美金的甜蜜，她们就来加茶水和纸杯子。这一来教室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茶叶包。老师特别告诉我们，在走廊转角处有饮水机。就这样，我们在那“绝对不许”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师。
　　在我们的班上，还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长桌两端的人，各自讲话；同国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人则根本不怎么说话。男生只有三个，都是女生主动去搭理他们，不然男生不敢吃东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间，所以左边、右边、对面、旁边的同学，都可以去四面八方的讲话。下了课，在走廊上休息时，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种时刻，讲的内容就不同。什么亨利·詹姆斯、费滋杰罗、福克纳、海明威……这些作家的东西，只有跟老师谈谈，心里才舒畅。
　　二
　　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讲十分钟闲话，同时彼此观赏当日衣着，那日穿得最美的同学就得站起来转一圈，迎接大家的赞美。衣服看过了，就去弄茶水，如果当日老师又烘了个香蕉蛋糕来，还得分纸盘子。等到大家终于把心安定时，才开始轮流做文法句子。万一有一个同学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这一个。等到好不容易弄懂了，已经可以下课了。
　　第二堂必有一张漫画，而且是影印好了分给同学的。画大概是这种的：画着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旁边警察在交谈。其中一景是个警察的手枪还在冒烟。开枪的警察说：“什么，一个游客？我以为是恐怖分子呢。”游客和恐怖分子这两个字发音很接近，就给误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苏俄的那种俄式建筑。
　　同学们看了这张漫画都会笑一阵。不笑的属于英文特糟的两三个，大家又去把他们也逗笑，这样二十分钟又过去了。接下来一同读个短篇小说。
　　我在这短篇小说上占了大便宜，是因为老师拿来给我们念的故事，我全部念过，虽然如此，我绝对不会煞风景的把结局给讲出来，甚而不告诉他人——这种故事我早就看过了。
　　看故事时大家像演广播剧，每一小段由同学自动读，每个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学修养在这时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小说时，教室里一片肃静。这些故事，大半悲剧结束。我们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师说：“文学的结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难过。”
　　有一天，我们又念着一个故事，书中一对结婚六十年的老夫妇，突然妻子先去世了。那个丈夫发了疯，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这样，那老人在乡村与乡村之间流浪了三年，白天吃着他人施舍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个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太太站在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向他招手，他走了上去。第二天，村里人发现老人跌死在悬崖下。那上面，一树的花静静的开着。
　　当我们读完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时，全班有好一会儿不想讲话。老师等了一下，才说：“悲伤。”我们不吃糖、也不回答，各自出神。十几分钟后，有个同学把书一合，说：“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别走”，我说：“我们可以来修改结局。”
　　我开始讲：“那村庄里同时住着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大家却仍叫她马波小姐。这个马波小姐每天晚上在炉火边给她的侄儿打毛衣。在寂静的夜晚，除了风的声音之外，就听见那个疯老头一声一声凄惨的呼唤‘马利亚——马利亚——你在哪里？’。这种呼叫持续了一整年。那马波小姐听着听着叹了口气，突然放下编织的毛衣袖子，打开大门，直直的向疯老头走去，上去一把拎住他的耳朵，大声说：“我在这里，不要再叫了，你这亲爱的老头，是回家的时候了。”说完这故事，对面一个女同学丢来一支铅笔，笑着喊：“坏蛋！坏蛋！你把《阿嘉莎·克莉丝蒂》里面的马波小姐配给这篇故事了。”这以后，每念一个故事，我的工作就是修改结局。老师突然说：“喂！你可以出一本书，把全世界文学名著的结局都改掉。”以后教室中再没有了悲伤，全是喜剧结尾。下课时，彼此在雨中挥手，脸上挂着微笑。
　　三
　　没多久，中国新年来了，老师一进教室就喊：“各位，各位，我们来过年吧！”“什么年哦？我们在美国”我说。“你们逃不过的，说说看，要做什么活动送给全班？”老师对着月凤和我说我说。我说：“给你们吃一盘炒面。”大家不同意，月凤也加了菜，大家还是不肯，最后，我说：“那我要演讲，月凤跟我一同讲，把中国的年俗讲给大家听。”“什么呀？你……”月凤向我大喊，全班掌声送给她，她脸红红的不语了。那一个下午，月凤和我坐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对着一张白纸。上面只写了一个英文——祖宗。 　　“怎么讲？”月凤问。我说：“从送灶神讲起。”“灶神英文怎么讲？”月凤说。“叫厨房神好了”，我说：“不对，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讲起，才给过年。”两个人说来说去，发觉中国真是个有趣而充满幻想的民族。这一来，不怕了，只担心两小时的课，不够讲到元宵花灯日呢。就这样，第三天我们跑到教室去过中国年。艾琳非常得意拥有月凤和我这种学生，居然到处去宣传，那学校中的老师们全来了！我跑去写字板那，先把那片海棠叶子给画得清楚，那朵海棠花——台湾，当然特别画得大一点。
　　在挤满了陌生人的教室里，我拍一拍月凤的肩膀，两人很从容地笑着站起来。开场白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到大地休息。中国人忙完了一年便开始过节。年，是一种怪兽……”在听众满眼元宵灯火似的神往中，我们的中国新年告一段落，那十二生肖趴在写字板上。同学拚命问问题：“我属猪，跟谁好一点？”“那属蛇的呢？属蛇的又跟哪种动物要好？”
　　那些来听讲的老师们有些上来跟月凤和我握手，说我们讲活了一个古老的文明。艾琳简直陶醉了，她好似也是个中国人似的骄傲着。她激动地拥抱了我，用中文说：“恭喜！恭喜！”我在她耳边用西班牙文说：“这是小意思啦！”
　　月凤跟我，在这几班国际学生课程里，成了名人。那些老师都去他们的班上为我们宣传。从月凤和我的演讲之后，班上又加了一种读书方法——演说。我们打招呼、看衣服、读文法、涂漫画、改小说、吃糖果、切蛋糕、泡茶水、然后一国一国的文化开始上演。
　　那教室，像极了一座流动的旋转马。每一个人骑在一匹响着音乐的马上，高高低低的旋转不停。我快乐得要疯了过去。“各位，昨天我去看了一场叫《远离非洲》的电影。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一进教室就喊。跑到墙上把电影院广告和街名都给用大头钉钉在那儿。又说：“午场便宜一块钱。”那天的话题变成电影了。艾琳进门时，我又讲了一遍。艾琳问我哭了没有，我说哭了好几场，还要再去看。这一天下午，我们教室里给吵来了一台电视机和录放影机。以后，我们的课又加了一种方式——看电影。
　　在大家谈论电影的时候，我已经跑进图书馆了，把《远离非洲》这本书看了一遍，写得不好，是电影给改好了。我的课外时间，有了满满的填空。没有课的日子，我在图书馆里挑电影带子看，看中国纪录片。图书馆内有小房间，一个人一间，看完了不必收拾，自有职员来换带子，我快乐得又要昏过去。
　　我每天下午在学校里游戏，饿了就上咖啡馆，不到天黑不回家。于是，我又有了咖啡座的一群朋友。
　　慢慢的，学校生活开始蔓延到外面去。那阿雅拉首先忍不住，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参加她家的犹太人节庆；日本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吃生鱼片；伊朗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家里尝尝伊朗菜；南斯拉夫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回家去聊天；巴西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喝巴西咖啡；月凤下了课，偷偷给我一盒水饺；艾琳下了课，偷偷喊我说又发现了一本好书；咖啡馆的那一群散了会，偷偷喊我，我们今晚去华盛顿大学听印度音乐再去小酒店。我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的人，在西雅图这陌生的城郊。“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贼”在艾琳的办公室门口，我捧着一杯咖啡对她说。艾琳笑看了我一眼，说：“哦，我在美国土生土长了一辈子，只有一个朋友。你才来一个多月，就忙不过来。”
　　四
　　情人节快到了，我们准备要吓艾琳一次，叫她终生难忘我们这一班学生。
　　“哇，那么美丽的卡片！”班上同学叫了起来。
　　“每人写一句话，送给艾琳当情人节礼物。”我说。
　　那张卡片尺寸好大，写着：送给一个特别的人。整张都是夸张的花朵。我说：“这种事情呀，看起来很无聊，可是做老师的收到这类的东西，都会深受感动。”
　　大家上课时悄悄地写，写好了推给同桌。我们很费心，画了好多甜心给老师，还有好多个吻。这种事，在中国，不会去做的。等到第二节上课时，一盒心形的巧克力加一张卡片，放在桌子前端靠近艾琳的地方。艾琳照例拿着一罐汽水走进来。
　　当她发现那卡片时，打开来看，身体好似触电了一般。“注意！艾琳就要下雨了。”我小声说。
　　同学们静静地等待老师的表情，都板着脸。那老师，那《读者文摘》一般地老师，念着我们写的一句又一句话，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哦！艾琳哭了。”我们开始欢呼。
　　另一班的老师听见这边那么吵，探身进来轻问：“发生了什么事吗？”当她发现艾琳在站着哭时，立即说一声：“对不起。”把门关上了，她以为我们在整人。
　　这一回，艾琳和我们再度一同欢呼，大家叫着：“情人节快乐！”于是我们推开书本向着每一个同学，大家轻轻拥抱，教室里乒乒乓乓的都是撞椅子的声音。抱到月凤时，我们两个中国人开始尖叫。
　　五
　　在咖啡馆的落地大玻璃外，艾琳走过时，向我挥挥手，走了。“那是我的好老师。”我对一位同桌的人说。他也是位老师，不过不教我的。“你们这班很亲爱啊。”这位老师说。“特别亲爱。”我说。“我听说，有另外一个英文老师，教美国文学的，比你现在的课深，要不要下学季再去修一门？”这位物理老师说。“她人怎么样？”我小心翼翼地问。
　　“人怎么样？现在就去看看她，很有学问的。”这位老师一推椅子就要走。“等等，让我想一想”我喊着，可是手臂被那老师轻轻拉了一下，说：“不要怕，你有实力。”我们就这样冲进了一间办公室。那房间里坐着一位特美的女老师——我只是说她的五官。“珍，我向你介绍一位同学，她对文学的见解很深，你跟她谈谈一定会吃一惊的。”我的朋友，这位物理老师弯着腰，跟那坐着不动不微笑的人说。我对这位介绍人产生了一种抱歉。那位珍冷淡的答了一声：“是吗？”我立即不喜欢这个女人。“你大概看过《奥·亨利》之类的短篇小说吧？”她很轻视地的拿出这位作家来，我开始气也气不出来了。“美国文学不是简单的。”珍也不再看我们两个站在她面前的人，低头去写字。“可是，她特别的优秀，不信你考她，没有一个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那个男老师还要自找没趣。
　　珍看了我一眼，突然说：“我可不是你们那位艾琳，我，是深刻的。我的班，也是深刻的。如果你要来上课，可得早些去预排名单，不然……”“不然算了，谢谢你。”我也不等那另一个傻在一边的物理老师，把门一拉，走了。
　　在无人的停车场里，我把汽车玻璃后窗的积雪用手铺铺平，慢慢倒下一包咖啡馆里拿来的白糖，把雪拌成台湾的清冰来吃。那位物理老师追出来，我也不讲什么深刻，捧了一把雪给他，说：“快吃，甜的。”“你不要生气，珍是傲慢了一点。”他说。我回答他：“没受伤。”把那捧甜雪往他脖子里一塞，就跑走了。
　　回到公寓里，外面的薄雪停了。我跑到阳台上把雪捏捏紧，做了三个小小的雪人。远远看去，倒像是三只小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