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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时期的改革者眼中,国企效率低下非关产权有关治理,只要套上一个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就可扭转乾坤。”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7月23日在北京表示,要以组建国新资产管理公司(下称“国新公司”)为契机,加快中央企业重组和调整,年内把央企由125家调整到100家以内。
据媒体援引权威人士透露,被称为“中投二号”的国新公司将在8月宣布成立,原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任董事长,国资委原改革局局长刘东生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这将是国资委成立的第三家资产管理公司,其使命是加速央企的兼并重组,10家或者更多的央企将被并入这家公司。与此前为处理央企剥离非主业资产并作为托管平台的中国诚通控股公司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不同,国新公司的样本被认为是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下称“淡马锡”)。
而对于现年66岁、已超过正部级退休年龄一年的李荣融来说,通过此举推动国资管理架构的转变,或是他任期内最后一件至为重大的改革事项。外媒早有报道,北京国企界盛传,曾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的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有望接替李荣融,成为数十万亿央企资产的新“教父”。
“中国淡马锡”呼之欲出
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央企已通过兼并重组,从最初的196家调整到了125家。对于这样的结果,李荣融并不满意。早在2005年,国资委就开始筹建“国新资产管理公司”,今年初公司名称确定,并获国务院批准。其注册资本金估计为200亿元,将来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益,也就是央企的红利。
此前,国资委已有两家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中国诚通和国家开发投资。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对央企“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过程中的辅业进行托管,使央企主业更加“清晰化”,增加央企的专业化能力和竞争力。但“托管模式”被认为并不能实现对国资运作和战略性布局的操控。
国资委当前整合的重点将是那些目前企业经营规模较小,并且没有上市的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装入国新公司,进行资产运作,实现内部的整合优化,最终实现从国有独资向国有控股的转变,这其中有的企业可能实现上市,有的企业也可能被出售。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集团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和国家电网,以及已上市的大型央企集团如五大发电集团,则将不在此名单之列。
李荣融此间强调了这一重大调整的两个原因:年内完成央企整合将数量控制在100家以内,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国务院对国资委的考核任务。此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国资委下辖企业)今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已经达到了30家,但一些企业在通过并购重组迅速做大规模的同时也暴露出结构不合理、集团管理能力不强、资源占用不少但效率不高的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国资研究专家刘澄认为,国新公司精神实质上更接近于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
1999年,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的李荣融曾随国务院总理朱基访问新加坡并参观淡马锡,当时淡马锡负责人的一句话让他始终难忘——淡马锡旗下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但无一亏损。“它最核心的一部分我认为就是治理结构以及它的董事会制度。”2003年6月,出任国资委主任刚刚两个月,李荣融的首次出访选在了新加坡。
成立之初,国资委被赋予管理和监督的两项职能和两层架构。李荣融曾表示,“未来的架构一定是三层,即国有资产的运营会逐步委托企业作为经营实体经营国有资产,国资委的工作重点将放在监管上。”国新公司的成立,有机会将国资管理从两层架构即管理和监管向三层架构即管理、运营和监督转变。“企业的主业和目标定好了,怎么发展是企业的事。目前一部分企业的总经理还要国资委选派,以后这都是董事会的事,国资委要把股东代表选好,使他有清醒的头脑、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李荣融说。
刘澄认为,这样的设想中看到的正是淡马锡的影子。
成立于1974年的淡马锡,是新加坡政府以私人名义注册的一家投资公司,新加坡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淡马锡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新加坡政府对企业的投资,管理新加坡所有的政府关联企业。其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主宰着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政府通过向淡马锡委派董事控制人事权,通过审阅淡马锡财务报告、讨论公司经营绩效和投资计划等,把握企业发展方向,并通过直接投资、管理投资以及割让投资等方式,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淡马锡严格按照市场规则,监督属下企业,不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投资、商业和运营决策。
据统计,淡马锡成立30多年时间里,平均每年为股东获取超过16%的总投资回报率。
本土派改革者
和很多高官一样,李荣融也是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祖籍上海的他,1944年12月出生于江苏苏州。1968年7月,从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后,李荣融进入无锡油泵油嘴厂,从工人做起到车间主任、厂长,足有18年在企业工作的经历。
1986年李荣融步入地方经济管理部门,先后在无锡市、江苏省计划委员会任职。1992年调入中央宏观经济管理部委,历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对外经济合作司副司长、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技术改造司司长、国家经贸委秘书长、副主任、主任等职,在国家经贸委工作长达10年。其间,被视为朱基得力干将的他是主抓国企三年脱困的主要执行人,在国企改革、产业政策、安全生产等关键领域的工作力度很大。
长期的国企工作以及主管国企的经历,使李荣融成为掌管国资的最佳人选。2003年4月,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面对国企三年脱困留给银行上万亿坏账让公共财政埋单的局面,对李荣融这样有国企经历的本土派改革典型人物而言,要寻找市场突围之路,国企加市场的新加坡模式成为首选。在他看来,资本市场与董事会是改造国企的魔方。
财经评论员叶檀的文章称,他们身处体制之内完全明白以往国企弊端,追根究底,原因在于“五龙治水”的治理弊端,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行政弊端。在转型时期的改革者眼中,国企效率低下非关产权有关治理,只要套上一个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就可扭转乾坤。而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内部利益输送弊端,也使国企叠加市场的模式成为彼时社会公众接受的主流模式。
叶檀表示,李荣融上任伊始就对国企改革有相当明确的思路:建立以国资委为出资人代表的国有产权管理模式,以董事会为突破口抓公司治理,对央企实行市场化业绩考核。
2003年5月,国资委颁布《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将国有资产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同时向全球招聘央企高管,并出台《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推行与考核配套的年薪制。从淡马锡考察归来,2004年2月,国资委向国务院提出在央企中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得到国务院同意。次年10月,央企首个董事会试点——宝钢董事会试点设立,截至目前,已有32家央企进行了董事会试点。在实行股改后,国资委将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视为央企汰弱做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不二法门。李荣融力推央企之间的合并整合,2006年更公开提出到2010年将央企数量减少到80-100家的目标。
有评论称,在推进央企业绩考核、集中主业、人事制度改革(面向全球招聘央企高管)、公司治理(引进独立董事、职工董事)、规范产权改革乃至国有经济的整合重组等方面,李荣融都有突出表现。
“进退”之辩
与李荣融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相应的是,10年前亏损、低迷的央企,“如今俨然变成了财富、进攻、话语权的代表”。央企的体积越涨越大,相对数量还在不断缩小。它们被合称为“新央企”,迅速成为大政经格局中的显赫角色。
2009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6万亿元,同比增长6.4%;实现利润8151.2亿元,同比增长17.1%;上交税金1.15万亿元,同比增长10.1%。2003-2009年央企资产总额从8.3万亿元增至21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8万亿元,7年累计实现利润4.7万亿元,上缴税金5.1万亿元。进入《财富》500强的央企由2003年的6家增加到2009年的24家,今年则已达30家。截至2008年底,央企控股境内上市公司239家、境外上市公司71家。
凭借着雄厚家底,央企“教父”李荣融被称作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实力的“老板”,而他也曾不无得意地说,“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世界上找不到我这样一位好老板”。
事实上,在国资委任上,质疑声和骂声始终伴随着李荣融。套用他2007年的一句话就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尤其2009年掀起的“国进民退”,将国资委与李荣融推向了风口浪尖。对全球金融危机下大批民营企业处境艰难而央企一枝独秀,社会舆论纷纷指,中央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4万亿资金,2009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近10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流入了央企和地方政府。强势央企在扩张的道路上远远将民企甩在身后。中粮集团入股蒙牛乳业、山西煤炭业大重组、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乃至央企“地王”的出现,都成了有力例证。
尽管李荣融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等都表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但相当部分行业和地区的国进民退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进退之道”,2005年2月国务院“非公36条”第一次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但2006年李荣融表示,“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7大行业由国资绝对控制。这等于给非公36条泼了冷水。
至今已整合退出的数十家央企,也几无一家是通过卖给民企或者外企实现的,大部分是央企之间的内部整合。
随着央企的做大,占据了大量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优势甚至是垄断地位的它们,在获取超额利润的同时,更加速了对各类资源的占有,不断强化自己的控制力。而中小企业和民企却很难享受到与之相同的优越地位,在融资难、成本上升、出口下滑的挤压下,生存空间越发促狭。
央企扩张还突破了国资委这两年设定的改革方向:剥离辅业,重组兼并,整体上市。缺乏合适的资金投向,导致央企大量进入并非自身主营的房地产行业,不断刷新国内城市“地王”纪录。
分析称,轰轰烈烈的国进运动,加大了经济结构转型的成本,促成了新一轮呆坏账的潜在风险。这场在大政府思路下,依靠国企保障经济增长的策略,让中国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今后调整的难度更大。
国企的“悖论”
财经评论员叶檀表示,不触及产权改革的国企叠加市场的模式,违背了传统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本要义。这是最大的悖论。但李荣融显然对于走通这华山一条路充满自信。
还有媒体称,将央企取得的如此恢弘的成绩仅仅归结为“天时”(经济周期)、“地利”(垄断),对国资委和李荣融来说,固然不公。但李为央企选择了一条有效而保守的改革之路,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寡头格局清晰可见,这就是“国资委的阳谋”。
国资委旗下的一些公司,如石油、电力等行业,早已被冠上了“垄断性行业”的标签,这些企业在其所属行业里,缺乏对等的竞争对手。而多年改革之后,中国仍不具备市场机制的全部特征:分权、自由进入和自由竞争。
近年来的国企改革定位“做大做强”,要求国资保值增值,最后考核标准异化为利润指标。但依靠兼并整合的“做大”并不等于“做强”。今年6月李荣融也承认,虽然近年来央企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在125家央企中,至今却找不到一个“全球叫得响的品牌”。国企通过垄断定价权、甚至纳税人的补贴来赚钱,其利润的超常增长更伴随着民众福利的强烈受损感。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竹立家表示,一些国企事实上已经演变为特殊利益群体,它们和公众之间不断地展开利益博弈。
竹立家说,法国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的50%要上缴国家,瑞典、丹麦、韩国等国的国企,利润上缴比例也达到了1/3甚至2/3。但在国内,国企盈利在上缴5%-10%的红利后,绝大多数利润被国企的特定人群所享用,而理由就是支付改革成本等等名义。此外,他还认为,垄断企业高管的巨额薪资收入备受民众质疑,其焦点就是垄断国企的成本控制和财富分配。
在现今缺少产权改革而进退失据的国企改革路径中,明确国企的职能定位则被视为了第一步。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贺绍奇分析称,国企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类是承担公共政策职能,一类是承担战略职能的,另一类是营利职能的。对于第三类按照市场经济逻辑进行就可。对于第一类治理目标的首要功能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次要目标是保值增值,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自然垄断行业,公共事业上,它的特点是外部治理机制弱,那就可以以政府监督和消费者监督为主,其领导人的任免纳入到公务员管理体系,绩效考核应以社会效益为主,对此可出台特别公法,具体的行业监管法等。
贺绍奇表示,通过对国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履行职能进行甄别分类,明确其应承担的职能,确定各类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定位以及未来改革方向。这样就不会出现像中石油、中石化那样,开采提炼做,管网做,零售也做,以盈利为目的,但就是看不到社会职能在哪里。或者像邮政一样,以交叉补贴为理由,既享受到国家补贴的好处,又可分享市场化的好处,而忽视了公益性。
无论怎样,现时对央企改革评价为时尚早,中国正在走一条独特的国家资本发展之路,其未来充满变数,而对李荣融的臧否将全然系于此。
李荣融简历
1944年12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市,上海市人。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电化学工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1968.07-1986.08 江苏省无锡油泵油嘴厂工人、技术员,车间副主任、主任,副厂长、厂长
1986.08-1992.01 江苏省无锡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轻工业局局长,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92.01-1992.06 江苏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92.06-1992.08 国务院生产办公室生产计划局工作
1992.08-1993.06 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对外经济合作司副司长
1993.06-1995.07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技术改造司牵头负责人、司长(1995.03-1995.07在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国企专题研究班”学习)
1995.07-1998.03 国家经贸委党组成员、秘书长,副主任等职
1998.03-1999.12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98.05-1999.12 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1999.12-2001.02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01.02-2003.03 国家经贸委主任、党组书记
2003.03-2005.02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
2005.02- 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7月23日在北京表示,要以组建国新资产管理公司(下称“国新公司”)为契机,加快中央企业重组和调整,年内把央企由125家调整到100家以内。
据媒体援引权威人士透露,被称为“中投二号”的国新公司将在8月宣布成立,原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任董事长,国资委原改革局局长刘东生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这将是国资委成立的第三家资产管理公司,其使命是加速央企的兼并重组,10家或者更多的央企将被并入这家公司。与此前为处理央企剥离非主业资产并作为托管平台的中国诚通控股公司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不同,国新公司的样本被认为是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下称“淡马锡”)。
而对于现年66岁、已超过正部级退休年龄一年的李荣融来说,通过此举推动国资管理架构的转变,或是他任期内最后一件至为重大的改革事项。外媒早有报道,北京国企界盛传,曾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的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有望接替李荣融,成为数十万亿央企资产的新“教父”。
“中国淡马锡”呼之欲出
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央企已通过兼并重组,从最初的196家调整到了125家。对于这样的结果,李荣融并不满意。早在2005年,国资委就开始筹建“国新资产管理公司”,今年初公司名称确定,并获国务院批准。其注册资本金估计为200亿元,将来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益,也就是央企的红利。
此前,国资委已有两家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中国诚通和国家开发投资。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对央企“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过程中的辅业进行托管,使央企主业更加“清晰化”,增加央企的专业化能力和竞争力。但“托管模式”被认为并不能实现对国资运作和战略性布局的操控。
国资委当前整合的重点将是那些目前企业经营规模较小,并且没有上市的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装入国新公司,进行资产运作,实现内部的整合优化,最终实现从国有独资向国有控股的转变,这其中有的企业可能实现上市,有的企业也可能被出售。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集团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和国家电网,以及已上市的大型央企集团如五大发电集团,则将不在此名单之列。
李荣融此间强调了这一重大调整的两个原因:年内完成央企整合将数量控制在100家以内,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国务院对国资委的考核任务。此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国资委下辖企业)今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已经达到了30家,但一些企业在通过并购重组迅速做大规模的同时也暴露出结构不合理、集团管理能力不强、资源占用不少但效率不高的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国资研究专家刘澄认为,国新公司精神实质上更接近于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
1999年,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的李荣融曾随国务院总理朱基访问新加坡并参观淡马锡,当时淡马锡负责人的一句话让他始终难忘——淡马锡旗下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但无一亏损。“它最核心的一部分我认为就是治理结构以及它的董事会制度。”2003年6月,出任国资委主任刚刚两个月,李荣融的首次出访选在了新加坡。
成立之初,国资委被赋予管理和监督的两项职能和两层架构。李荣融曾表示,“未来的架构一定是三层,即国有资产的运营会逐步委托企业作为经营实体经营国有资产,国资委的工作重点将放在监管上。”国新公司的成立,有机会将国资管理从两层架构即管理和监管向三层架构即管理、运营和监督转变。“企业的主业和目标定好了,怎么发展是企业的事。目前一部分企业的总经理还要国资委选派,以后这都是董事会的事,国资委要把股东代表选好,使他有清醒的头脑、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李荣融说。
刘澄认为,这样的设想中看到的正是淡马锡的影子。
成立于1974年的淡马锡,是新加坡政府以私人名义注册的一家投资公司,新加坡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淡马锡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新加坡政府对企业的投资,管理新加坡所有的政府关联企业。其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主宰着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政府通过向淡马锡委派董事控制人事权,通过审阅淡马锡财务报告、讨论公司经营绩效和投资计划等,把握企业发展方向,并通过直接投资、管理投资以及割让投资等方式,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淡马锡严格按照市场规则,监督属下企业,不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投资、商业和运营决策。
据统计,淡马锡成立30多年时间里,平均每年为股东获取超过16%的总投资回报率。
本土派改革者
和很多高官一样,李荣融也是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祖籍上海的他,1944年12月出生于江苏苏州。1968年7月,从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后,李荣融进入无锡油泵油嘴厂,从工人做起到车间主任、厂长,足有18年在企业工作的经历。
1986年李荣融步入地方经济管理部门,先后在无锡市、江苏省计划委员会任职。1992年调入中央宏观经济管理部委,历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对外经济合作司副司长、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技术改造司司长、国家经贸委秘书长、副主任、主任等职,在国家经贸委工作长达10年。其间,被视为朱基得力干将的他是主抓国企三年脱困的主要执行人,在国企改革、产业政策、安全生产等关键领域的工作力度很大。
长期的国企工作以及主管国企的经历,使李荣融成为掌管国资的最佳人选。2003年4月,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面对国企三年脱困留给银行上万亿坏账让公共财政埋单的局面,对李荣融这样有国企经历的本土派改革典型人物而言,要寻找市场突围之路,国企加市场的新加坡模式成为首选。在他看来,资本市场与董事会是改造国企的魔方。
财经评论员叶檀的文章称,他们身处体制之内完全明白以往国企弊端,追根究底,原因在于“五龙治水”的治理弊端,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行政弊端。在转型时期的改革者眼中,国企效率低下非关产权有关治理,只要套上一个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就可扭转乾坤。而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内部利益输送弊端,也使国企叠加市场的模式成为彼时社会公众接受的主流模式。
叶檀表示,李荣融上任伊始就对国企改革有相当明确的思路:建立以国资委为出资人代表的国有产权管理模式,以董事会为突破口抓公司治理,对央企实行市场化业绩考核。
2003年5月,国资委颁布《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将国有资产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同时向全球招聘央企高管,并出台《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推行与考核配套的年薪制。从淡马锡考察归来,2004年2月,国资委向国务院提出在央企中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得到国务院同意。次年10月,央企首个董事会试点——宝钢董事会试点设立,截至目前,已有32家央企进行了董事会试点。在实行股改后,国资委将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视为央企汰弱做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不二法门。李荣融力推央企之间的合并整合,2006年更公开提出到2010年将央企数量减少到80-100家的目标。
有评论称,在推进央企业绩考核、集中主业、人事制度改革(面向全球招聘央企高管)、公司治理(引进独立董事、职工董事)、规范产权改革乃至国有经济的整合重组等方面,李荣融都有突出表现。
“进退”之辩
与李荣融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相应的是,10年前亏损、低迷的央企,“如今俨然变成了财富、进攻、话语权的代表”。央企的体积越涨越大,相对数量还在不断缩小。它们被合称为“新央企”,迅速成为大政经格局中的显赫角色。
2009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6万亿元,同比增长6.4%;实现利润8151.2亿元,同比增长17.1%;上交税金1.15万亿元,同比增长10.1%。2003-2009年央企资产总额从8.3万亿元增至21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8万亿元,7年累计实现利润4.7万亿元,上缴税金5.1万亿元。进入《财富》500强的央企由2003年的6家增加到2009年的24家,今年则已达30家。截至2008年底,央企控股境内上市公司239家、境外上市公司71家。
凭借着雄厚家底,央企“教父”李荣融被称作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实力的“老板”,而他也曾不无得意地说,“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世界上找不到我这样一位好老板”。
事实上,在国资委任上,质疑声和骂声始终伴随着李荣融。套用他2007年的一句话就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尤其2009年掀起的“国进民退”,将国资委与李荣融推向了风口浪尖。对全球金融危机下大批民营企业处境艰难而央企一枝独秀,社会舆论纷纷指,中央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4万亿资金,2009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近10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流入了央企和地方政府。强势央企在扩张的道路上远远将民企甩在身后。中粮集团入股蒙牛乳业、山西煤炭业大重组、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乃至央企“地王”的出现,都成了有力例证。
尽管李荣融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等都表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但相当部分行业和地区的国进民退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进退之道”,2005年2月国务院“非公36条”第一次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但2006年李荣融表示,“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7大行业由国资绝对控制。这等于给非公36条泼了冷水。
至今已整合退出的数十家央企,也几无一家是通过卖给民企或者外企实现的,大部分是央企之间的内部整合。
随着央企的做大,占据了大量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优势甚至是垄断地位的它们,在获取超额利润的同时,更加速了对各类资源的占有,不断强化自己的控制力。而中小企业和民企却很难享受到与之相同的优越地位,在融资难、成本上升、出口下滑的挤压下,生存空间越发促狭。
央企扩张还突破了国资委这两年设定的改革方向:剥离辅业,重组兼并,整体上市。缺乏合适的资金投向,导致央企大量进入并非自身主营的房地产行业,不断刷新国内城市“地王”纪录。
分析称,轰轰烈烈的国进运动,加大了经济结构转型的成本,促成了新一轮呆坏账的潜在风险。这场在大政府思路下,依靠国企保障经济增长的策略,让中国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今后调整的难度更大。
国企的“悖论”
财经评论员叶檀表示,不触及产权改革的国企叠加市场的模式,违背了传统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本要义。这是最大的悖论。但李荣融显然对于走通这华山一条路充满自信。
还有媒体称,将央企取得的如此恢弘的成绩仅仅归结为“天时”(经济周期)、“地利”(垄断),对国资委和李荣融来说,固然不公。但李为央企选择了一条有效而保守的改革之路,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寡头格局清晰可见,这就是“国资委的阳谋”。
国资委旗下的一些公司,如石油、电力等行业,早已被冠上了“垄断性行业”的标签,这些企业在其所属行业里,缺乏对等的竞争对手。而多年改革之后,中国仍不具备市场机制的全部特征:分权、自由进入和自由竞争。
近年来的国企改革定位“做大做强”,要求国资保值增值,最后考核标准异化为利润指标。但依靠兼并整合的“做大”并不等于“做强”。今年6月李荣融也承认,虽然近年来央企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在125家央企中,至今却找不到一个“全球叫得响的品牌”。国企通过垄断定价权、甚至纳税人的补贴来赚钱,其利润的超常增长更伴随着民众福利的强烈受损感。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竹立家表示,一些国企事实上已经演变为特殊利益群体,它们和公众之间不断地展开利益博弈。
竹立家说,法国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的50%要上缴国家,瑞典、丹麦、韩国等国的国企,利润上缴比例也达到了1/3甚至2/3。但在国内,国企盈利在上缴5%-10%的红利后,绝大多数利润被国企的特定人群所享用,而理由就是支付改革成本等等名义。此外,他还认为,垄断企业高管的巨额薪资收入备受民众质疑,其焦点就是垄断国企的成本控制和财富分配。
在现今缺少产权改革而进退失据的国企改革路径中,明确国企的职能定位则被视为了第一步。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贺绍奇分析称,国企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类是承担公共政策职能,一类是承担战略职能的,另一类是营利职能的。对于第三类按照市场经济逻辑进行就可。对于第一类治理目标的首要功能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次要目标是保值增值,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自然垄断行业,公共事业上,它的特点是外部治理机制弱,那就可以以政府监督和消费者监督为主,其领导人的任免纳入到公务员管理体系,绩效考核应以社会效益为主,对此可出台特别公法,具体的行业监管法等。
贺绍奇表示,通过对国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履行职能进行甄别分类,明确其应承担的职能,确定各类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定位以及未来改革方向。这样就不会出现像中石油、中石化那样,开采提炼做,管网做,零售也做,以盈利为目的,但就是看不到社会职能在哪里。或者像邮政一样,以交叉补贴为理由,既享受到国家补贴的好处,又可分享市场化的好处,而忽视了公益性。
无论怎样,现时对央企改革评价为时尚早,中国正在走一条独特的国家资本发展之路,其未来充满变数,而对李荣融的臧否将全然系于此。
李荣融简历
1944年12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市,上海市人。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电化学工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1968.07-1986.08 江苏省无锡油泵油嘴厂工人、技术员,车间副主任、主任,副厂长、厂长
1986.08-1992.01 江苏省无锡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轻工业局局长,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92.01-1992.06 江苏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92.06-1992.08 国务院生产办公室生产计划局工作
1992.08-1993.06 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对外经济合作司副司长
1993.06-1995.07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技术改造司牵头负责人、司长(1995.03-1995.07在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国企专题研究班”学习)
1995.07-1998.03 国家经贸委党组成员、秘书长,副主任等职
1998.03-1999.12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98.05-1999.12 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1999.12-2001.02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01.02-2003.03 国家经贸委主任、党组书记
2003.03-2005.02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
2005.02- 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