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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迁徙而来的微型群体
大约300多年前,一支赶着驯鹿群的鄂温克人告别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辗转迁徙,落脚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他们离开勒拿河上游的原因,是受到雅库特族群和哥萨克人的挤压,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狩猎场。这个多灾多难的群体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住耽到了今天。当初他们总人口大约700人,分成四个家族,生活在根河以北,漠河以南的大兴安岭西北坡密林中,活动范围大概有2万平方公里。
这个迁徙而来的微型群体,在山林里逐猎物而居,过着非常丰饶的生活。他们的住所是以树干搭建起来的简易帐篷,叫做“撮罗子”。他们以父系小家庭为单位,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地聚居在一起。他们以兽肉为主要食物,出售麝香,毛皮等猎产品。他们崇拜火神,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关于他们的很多传说如此让入神往:说某天客人来,架火烧水,水没开就打了棒鸡来了;又说某天下想吃狍子肉,出帐篷见一个袍子,捡根木柴就打到了。
他们曾经与一河之隔的俄罗斯商人保持着以货易饭的关系,可以从他们身上见到俄罗斯文化的一些影响,有的人以俄罗斯人的名字为自己的后代命名,婚丧之俗也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进行。
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制定了鄂温克人与俄商留易的暂行条例,为使鹿鄂温克人在那里长居人安提供了基本保障。自此,这一鄂温克支系,被称为使鹿鄂温克。
日军侵毕时期,使鹿鄂温克入受尽日军的摧残,200多使鹿鄂温克人死于那个时期,这对这个微型群体造成了致命创伤。侵略者的暴行在使鹿鄂温克人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截至解放前夕,使鹿鄂温克人口总数降至160人。
促动一系列变迁的“引擎”是三次定居
自新中困成立,使鹿鄂温克开始融入了一个巨大群体。如果按人均水平来说,50多年来他们算是国内人数最少受益最多的群体。在一个大家庭里享受温暖的同时,他们的传统发生了重大变迁,而引领着一系列变迁的引擎是三次定居。
从建国至今。定居始终是政府引导使鹿鄂温克融人现代社会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政府就为鄂温克猎民在中俄边境的贸易小镇奇乾买了17栋房屋,供他们免赞居住。那时候的猎民生怕住在里面房子会塌下来,极少有人住进去。1957年对使鹿鄂温克来说发生了三件难忘的事情,他们与索伦、通古斯两个部落一起被国家确定为鄂温克族;在奇乾镇建立下鄂温克民族乡;政府为使鹿鄂温克盖了30栋定居房屋。这30栋房屋使这个逐猎而居的群体,第一次有了一个固定的“家”,他们并非常年在那里居住,只是把它当作交换和储存物品的地方。那一时期他们仍然靠狩猎为生,奇乾的家主要是被用来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如今回想起来,有人怀念那段时间,因为奇乾那个地方有许多华俄后裔,与他们的习惯很相似,他们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关爱。但是,从定居的角度来看,那时没有真正地实现定居,只是“定而不居”。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也由于奇乾离狩猎场太远的缘故,政府为鄂温克猎民安排了第二次定居。1965年9月23日成为鄂温克猎民历史上值得记录的—个重要日子:35户猎民,113人,从奇乾迁至激流河畔的敖鲁古雅新村,全部住进了新村的“木刻楞”(俄罗斯式的木制房屋)。打那儿以后,使鹿鄂温克人真正走上了定居的道路:
一部分人(多数是年轻人)开始长久地居住下来,并且开始在乡镇就业,告别了猎民的身份,另一部分人(多数是老年人)还留在山上狩猎和照看驯鹿。从那时“一家”出现了“两制”,但留在山上的猎民越来越少;
许多外来人口来到敖鲁古雅,并且与鄂温克猎民通婚。这导致鄂温克人的比例不断下降,那个时候,敖鲁占雅乡的500人中,有300人是外族人口。这样PA使得原来比较封闭的一个群体,开始全方位地接触外界。
就在这个时期,林业开发在大兴安岭开始了,仅一个满归林业局就有职工4000人,几十年来累计生产的商品木材就达到900万正方米。在给国家做出经济贡献的同时又导致野生动物急剧减少,使猎民的狩猎生活唯以为继。
与此同时,国家对驯鹿茸的收购,刺激猎民们开始每年收获鹿茸,以替代原来的猎产品收入,狩猎业开始转向养鹿业。
在放鲁古雅居住期间,鄂温克猎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这场浩劫给鄂温克猎民带来了致命创伤,从那儿以后他们没有了自己的领袖。同时,原来的传统遭到了否定,而新建立起的信念又很快随着文革而破灭,他们失去了精冲寄托。
进入市场经济后,政府民期对鄂温克猎民的无偿扶持难以继续,而原有的生产方式又一直没能找到依赖于自身的发展途径。
……这一切都酝酿着进一步的变迁。而迈向现代化的发展定式。归根结底还是定居。于是在2003年,在政府的支持下鄂温克猎民再次搬进一个新村:从敖鲁古雅搬到了根河市附近一个名叫三车间的地方。这次搬迁曾经被一些媒体称作中国晨后狩猎民族下山,鄂温克猎民整体搬迁。但是因为圈养驯鹿的饲料问题没有解决好,随着驯鹿一部分猎民又回到了山林。
大约300多年前,一支赶着驯鹿群的鄂温克人告别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辗转迁徙,落脚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他们离开勒拿河上游的原因,是受到雅库特族群和哥萨克人的挤压,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狩猎场。这个多灾多难的群体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住耽到了今天。当初他们总人口大约700人,分成四个家族,生活在根河以北,漠河以南的大兴安岭西北坡密林中,活动范围大概有2万平方公里。
这个迁徙而来的微型群体,在山林里逐猎物而居,过着非常丰饶的生活。他们的住所是以树干搭建起来的简易帐篷,叫做“撮罗子”。他们以父系小家庭为单位,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地聚居在一起。他们以兽肉为主要食物,出售麝香,毛皮等猎产品。他们崇拜火神,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关于他们的很多传说如此让入神往:说某天客人来,架火烧水,水没开就打了棒鸡来了;又说某天下想吃狍子肉,出帐篷见一个袍子,捡根木柴就打到了。
他们曾经与一河之隔的俄罗斯商人保持着以货易饭的关系,可以从他们身上见到俄罗斯文化的一些影响,有的人以俄罗斯人的名字为自己的后代命名,婚丧之俗也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进行。
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制定了鄂温克人与俄商留易的暂行条例,为使鹿鄂温克人在那里长居人安提供了基本保障。自此,这一鄂温克支系,被称为使鹿鄂温克。
日军侵毕时期,使鹿鄂温克入受尽日军的摧残,200多使鹿鄂温克人死于那个时期,这对这个微型群体造成了致命创伤。侵略者的暴行在使鹿鄂温克人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截至解放前夕,使鹿鄂温克人口总数降至160人。
促动一系列变迁的“引擎”是三次定居
自新中困成立,使鹿鄂温克开始融入了一个巨大群体。如果按人均水平来说,50多年来他们算是国内人数最少受益最多的群体。在一个大家庭里享受温暖的同时,他们的传统发生了重大变迁,而引领着一系列变迁的引擎是三次定居。
从建国至今。定居始终是政府引导使鹿鄂温克融人现代社会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政府就为鄂温克猎民在中俄边境的贸易小镇奇乾买了17栋房屋,供他们免赞居住。那时候的猎民生怕住在里面房子会塌下来,极少有人住进去。1957年对使鹿鄂温克来说发生了三件难忘的事情,他们与索伦、通古斯两个部落一起被国家确定为鄂温克族;在奇乾镇建立下鄂温克民族乡;政府为使鹿鄂温克盖了30栋定居房屋。这30栋房屋使这个逐猎而居的群体,第一次有了一个固定的“家”,他们并非常年在那里居住,只是把它当作交换和储存物品的地方。那一时期他们仍然靠狩猎为生,奇乾的家主要是被用来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如今回想起来,有人怀念那段时间,因为奇乾那个地方有许多华俄后裔,与他们的习惯很相似,他们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关爱。但是,从定居的角度来看,那时没有真正地实现定居,只是“定而不居”。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也由于奇乾离狩猎场太远的缘故,政府为鄂温克猎民安排了第二次定居。1965年9月23日成为鄂温克猎民历史上值得记录的—个重要日子:35户猎民,113人,从奇乾迁至激流河畔的敖鲁古雅新村,全部住进了新村的“木刻楞”(俄罗斯式的木制房屋)。打那儿以后,使鹿鄂温克人真正走上了定居的道路:
一部分人(多数是年轻人)开始长久地居住下来,并且开始在乡镇就业,告别了猎民的身份,另一部分人(多数是老年人)还留在山上狩猎和照看驯鹿。从那时“一家”出现了“两制”,但留在山上的猎民越来越少;
许多外来人口来到敖鲁古雅,并且与鄂温克猎民通婚。这导致鄂温克人的比例不断下降,那个时候,敖鲁占雅乡的500人中,有300人是外族人口。这样PA使得原来比较封闭的一个群体,开始全方位地接触外界。
就在这个时期,林业开发在大兴安岭开始了,仅一个满归林业局就有职工4000人,几十年来累计生产的商品木材就达到900万正方米。在给国家做出经济贡献的同时又导致野生动物急剧减少,使猎民的狩猎生活唯以为继。
与此同时,国家对驯鹿茸的收购,刺激猎民们开始每年收获鹿茸,以替代原来的猎产品收入,狩猎业开始转向养鹿业。
在放鲁古雅居住期间,鄂温克猎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这场浩劫给鄂温克猎民带来了致命创伤,从那儿以后他们没有了自己的领袖。同时,原来的传统遭到了否定,而新建立起的信念又很快随着文革而破灭,他们失去了精冲寄托。
进入市场经济后,政府民期对鄂温克猎民的无偿扶持难以继续,而原有的生产方式又一直没能找到依赖于自身的发展途径。
……这一切都酝酿着进一步的变迁。而迈向现代化的发展定式。归根结底还是定居。于是在2003年,在政府的支持下鄂温克猎民再次搬进一个新村:从敖鲁古雅搬到了根河市附近一个名叫三车间的地方。这次搬迁曾经被一些媒体称作中国晨后狩猎民族下山,鄂温克猎民整体搬迁。但是因为圈养驯鹿的饲料问题没有解决好,随着驯鹿一部分猎民又回到了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