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四年（1878）至八年（1882）的短短四年间，晚清著名的朴学大师俞樾的发妻姚夫人、长子紹莱和次女绣孙相继过世。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年届花甲的曲园老人“精神意兴日就阑衰，著述之事殆将辍笔矣”（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他几乎完全放弃了经学研究，以阅读通俗小说和“杂记平时所见所闻，以销暇日”（同上）。光绪九年（1883），其好友、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因丁父忧回老家吴县（今江苏苏州）居丧。潘祖荫的居所与俞樾“寓庐相距甚近，时相过从”（俞樾《重编七侠五义序》）。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少棠、郑盦，吴县人，大学士潘世恩之孙。他本身就是藏书家，遍读天下之书，因见俞樾爱读小说，但又觉得“今人学问远不如昔，无论所作诗文，即院本、传奇、平话、小说、凡出于近时者，皆不如乾、嘉以前所出者远甚”（同上），便推荐了当下北方甚是流行的白话小说——《三侠五义》。殊不知这一不经意的荐书，引出了一段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佳话。
　　一
　　《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一百二十回，署名石玉昆述。
　　之所以署“石玉昆述”，是因为石玉昆是一位著名的说书艺人。关于其生平，李家瑞在《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文学季刊》，1934年第一卷十二期）中介绍道：
　　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因为他久在北京卖唱，所以有人误为是北京人。咸丰、同治时候尝以唱单弦轰动一时（以上据《非厂笔记》）。他尝在一个关闭多年的杂耍馆里唱《包公案》，听众每过千人。
　　“听众每过千人”，这阵势不亚于现在最火的郭德纲。所以作为说书艺人，尤其是其说唱《包公案》，石玉昆在当时可谓是现象级的存在，并开创了自己的艺术流派——石派书，又称石韵书。但是石玉昆是否字振之向来存疑，而据阿英、于盛庭等的考证，石玉昆的全盛时期应该在道光初年（1821）左右。
　　《三侠五义》的整个情节架构，即“包公案 三侠五义”，应该说几乎是由石玉昆独立创作完成的。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亚东图书馆标点本《三侠五义》序（以下简称“胡适序”）中概括得很中肯：
　　……有因袭的部分，有创造的部分。大概写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写各位侠客义士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创造的。
　　当然，小说《三侠五义》的形成较为复杂，大致经历了“唱本《龙图公案》—小说《龙图耳录》—小说《三侠五义》”三个阶段。
　　唱本《龙图公案》，据苗怀明《〈三侠五义〉成书新考》考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石派书，或称石韵书，它是石玉昆所创的一派说唱书词;另一种是鼓词，指非石玉昆一派的说唱书词。两种说唱本《龙图公案》之间有较大的差别，需要加以辨析”。后者“鼓词”自然和后来的小说《三侠五义》关系不大，而石派书的《三侠五义》虽然也不是石玉昆的说唱记录本，而是其弟子或其他艺人的说唱记录本，但确是小说《三侠五义》的蓝本。
　　从说唱本《龙图公案》到章回体《龙图耳录》（一百二十回），是《三侠五义》小说形成的重要一环。其成书过程，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认为：
　　余藏抄本第十二回末有抄书人自记一行云：“此书于此毕矣。惜乎后文未能听记。”知此书乃听《龙图公案》时笔受之本。听而录之，故曰《龙图耳录》。刊本《忠烈侠义传》（按，即《三侠五义》的原书名）即从此本出。《忠烈侠义传》题石玉昆述，盖此本所录即石玉昆所说之辞矣。……玉昆说唱《龙图公案》，今犹有传抄足本，唱词甚多。此耳录全书尽是白文，无唱词，盖记录时略之。
　　而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说得更加详细，甚至点到了其中的两个记录者：
　　因此书（按，即《龙图耳录》）无底本，当年故旧数友（小字注：有祥乐亭、文冶庵二公在内），每日听评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其中人物，各有赞语（小字注：今本无）。多趣语，谐而雅。
　　祥乐亭已不详何人，而文冶庵即文良，是《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的兄弟行，京城著名的藏书家。这些记录者对说唱本《龙图公案》的加工，主要是删除了原唱本中的累赘废话、唱词、部分赞语（只保留了人物赞语，但后来在传抄中又被删去了），还包括一些“异端邪说之事”（见《龙图耳录》卷首），但保留了原唱本中的“趣语”，使得小说既诙谐有趣，又不失文雅。至于原唱本中的情节故事，据李家瑞先生对比，“可知道《龙图耳录》于石氏唱本所有事迹之事，毫无增添，不过把许多废话，斟酌删除就是了”（《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从一点上来说，《龙图耳录》署名“石玉昆述”是应该的。但是，那几个抄录者包括后来的整理者所做的文字增删润色工作和编辑工作是功不可没的，毕竟《龙图耳录》是一本有统一的结构、情节、批注及对仗工整的回目的完整的长篇小说。
　　从《龙图耳录》到最后的《三侠五义》定型，最大的功臣应该就是该书前三篇《序》的作者问竹主人、入迷道人和退思主人。三人皆为好友。从三篇序中，我们大致能梳理出《三侠五义》的修改编订及刊印的过程：
　　首先是问竹主人，他认为《龙图公案》（按，事实上《忠烈侠义传》是在光绪七年抄本《龙图耳录》的基础上编订的）“虽是传奇志异，难免怪力乱神”，因此“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士。且其中烈妇、烈女、义仆、义鬟，以及吏役、平民、僧俗人等，好侠尚义者不可枚举，故取传名曰‘忠烈侠义’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也就是说，《三侠五义》最初的书名是《忠烈侠义传》。随后入迷道人于“辛未（按，即同治十年，1871）春，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而卒读之，爱不释手”，“是以草录一部而珍藏之。乙亥（按，即光绪元年，1875）司榷淮安，公余时从新校阅，另录成编，订为四函，年余始获告成”。而退思主人“素性喜闻说鬼，雅爱搜神，每遇志异各卷，莫不快心而浏览焉。戊寅（按，即光绪四年，1878）冬，于友人入迷道人处得是书之写本，知为友人问竹主人互相参合删定，汇而成卷。携归卒读，爱不释手。缘商两友，就付聚珍板，以供同好”。也就是说，问竹主人、入迷道人是主要的修订者和编校者，而退思主人则是鼓动两位好友，将编订好的《忠烈侠义传》于光绪五年（1879）交由北京聚珍堂书坊以活字本刊印出版。而后来的翻印者自光绪八年（1882）起改名《三侠五义》，估计是书商觉得《三侠五义》比起《忠烈侠义传》来更有辨识度和新鲜感。 　　相比《龙图耳录》对《龙图公案》的修订，《忠烈侠义传》的修订工作量要小不少：“改书名为《忠烈侠义传》;将《龙图耳录》卷首的说明扩充单列为序，又增加了两篇新序;撰写书后《小五义》的内容预告;删去原书中的注解文字，对原书进行增删润饰。”（苗怀明《〈三侠五义〉成书新考》）“同《龙图耳录》相比，《三侠五义》约减少了十几万字，但全书情节更紧凑，语言更精练，因此也更具可读性。”（同上）无论从文字的修订上来看，还是从日后书的销量和影响力来看，小说《三侠五义》都是非常成功的。
　　二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俞樾这里。
　　已经翻阅过不少通俗小说的俞樾意外地被《三侠五义》所吸引，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并深感老友潘祖荫所言不虚：
　　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乃叹郑庵尚书欣赏之不虚也。（《重编七侠五义序》）
　　然而，赞叹之余，可能许久未写考据文章了，身为朴学大师的俞樾不禁一时技痒，对小说的第一回做起了考证，发现“惟其第一回叙‘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认为是“白家老妪之谈未足入黄车使者之录”。大师的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于是俞樾对《三侠五义》进行了“三大一小”的改订。
　　第一大改动是书名：
　　又其书每回题“侠义传卷几”，而首叶大书“三侠五义”四字，遂共呼此书为《三侠五义》。余不知所谓“三侠”者何人。书中所载南侠、北侠、丁氏双侠、小侠艾虎，则已得五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两人非侠而何？即将柳青、陆彬、鲁英等概置不数，而已得七侠矣，因改题《七侠五义》，以副其实。（《重编七侠五义序》）
　　这就是现在的书名《七侠五义》的由来。
　　第二大改动是重写小说的第一回。因为觉得第一回“殊涉不经”，俞樾“因为别撰第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头换面，耳目一新”（《重编七侠五义序》）。这种做法，看似是出于朴学大师的一种本能，然而细究下来，对于第一回的改动，并非俞樾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蓄谋已久”。俞樾之前一直特别留心宋史及笔记野史中包公的事迹，并多有考证文章，散见于他的笔记中。如第一回中关于李宸妃的考证，见《小浮梅闲话》;而关于八大王的叙述，几乎就是《茶香室丛钞》卷二“八大王”条的改写。另外，《茶香室丛钞》中卷三“包顺”条、卷四“包孝肃公子妇崔氏”条，《茶香室三钞》中卷二十三“张清风”条，《茶香室四钞》中卷二十“包孝肃为东岳速报司”条等，都是与包公的事迹有关。正是由于俞樾“有备而来”，才出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空前绝后地由一位知名大儒改写通俗小说一整回的壮举。而对于在当时地位还十分低下的通俗小说来说，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无尚的荣耀”。
　　不过，通俗小说本来就和正史不是一路，甚至连野史都算不上，涉及怪力乱神是再正常不过了。所以俞樾的“改头换面”固然是让人“耳目一新”，但多多少少透着老学究的执念。因而对于这样的改写，后人也是褒贬不一。如鲁迅就颇不以为然，认为俞樾“既爱臆造之谈，又不忘考据之习”（《小说史大略》），以为“此老实在可谓多此一举”（见《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并建议胡适：如果以后重印《三侠五义》，须用原本，而将俞樾改写的首回附在后面。
　　第三大改动是将小说的主人公之一颜查散改名为颜昚敏，理由是“以‘查散’二字为名，殊不可解。此人在后半部竟是包孝肃替人，非如牛驴子、苦头儿、麦先生、米先生诸人呼牛呼马，无关轻重也。余疑‘查散’二字乃‘昚敏’之讹。昚，为古文‘慎’字，以‘昚敏’为名，取慎言敏行之义”（《重编七侠五义序》）。这也是典型的经学家的做法。
　　至于“小”改订，就是对原小说字句的修改。在这一方面，俞樾并不十分用力，他认为“惟其中方言俚字连篇累牍，颇多疑误，无可考正，则姑听之，读者自能意会耳”，因此只对《三侠五义》（以下引文以活字本《忠烈侠义传》为底本）中个别不当的字词和不通顺或前后文意矛盾的句子作了修改。例如：
　　……才将家伙找着厨房送去。（《三侠五义》第三回）
　　俞樾改为：“……才将厨房找着，家伙送去。”
　　用手抽签，分付打责了十板，以戒下次。两傍不容分说，将张老打了十板。（《三侠五义》第五回）
　　俞樾改为：“用手抽签，分付将他重责十板，以戒下次。两傍不容分说，将张老打了十板。”从上下文的语义来说，修改后更为通顺。
　　包公并不谢恩，跪奏道：“臣无权柄，不能服众，难以奉诏。”因此又赏了御札三道。包公谢恩，领旨出朝。（《三侠五义》第九回）
　　俞樾改為：“包公并不谢恩，跪奏道：‘臣无权柄，不能服众，难以奉诏。’圣上道：‘再赏卿御札三道，谁敢不服！’包公谢恩，领旨出朝。”加入了对话，使得情节更为生动。
　　他用笔画成三把铡刀，故意的以“札”字做“铡”字，看包公有何话说。（《三侠五义》第九回）
　　俞樾改为：“他用笔画成三把铡刀，故意的以‘札’字做‘铡’字，‘三道’做‘三刀’，看包公有何话说。”加入了“‘三道’做‘三刀’”一句，将关键情节交代得更加缜密。
　　又见面前之人披发，满面血痕，惟闻得乐声细气，已知是寇宫人显魂。（《三侠五义》第十九回）
　　“惟闻得乐声细气”（按，“乐”当是“柔”字之讹）一句，俞樾可能觉得不合逻辑，故直接删去了。
　　那个便将驴子按在地上，用刀一晃，道：“我且问你，棺木内死的是谁？”驴子道：“是我家小姐，可是吊死的？”（《三侠五义》第三十七回）
　　从上下文来看，驴子知道小姐是吊死的，他不可能问：“可是吊死的？”所以俞樾改为：“是我家小姐，昨日吊死的。”
　　至于大段的改写，除了第一回以外，全书似乎只有第二十二回一处。
　　既然是大家出手，书商自然闻风而动，俞樾改订版的《七侠五义》很快于光绪十五年（1889）由上海广百宋斋以铅排石印的形式出版，题名《绣像七侠五义》，署“旧题石玉昆述曲园居士重编”（见每卷卷首），罕见地署以实名。如此一来，凭借俞樾的赫赫大名，《七侠五义》很快先在南方流行开来，完全替代了《三侠五义》，并日渐占据北方的小说市场，以致胡适在1925年为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本《三侠五义》所作的序中，不无担忧地说道：“《七侠五义》本盛行于南方，近年来《三侠五义》旧排本已不易得，南方改本的《七侠五义》已渐渐侵入京、津的书坊，将来怕连北方的人也会不知道《三侠五义》这部书了。”而有趣的是，这本标点本《三侠五义》的标点整理者，正是俞樾的曾孙——俞平伯。
　　曲园先生改订的《七侠五义》与《三侠五义》孰优孰劣，前人后人可谓见仁见智，故无需盖棺定论。但是，作为一代朴学大师，积极参与一本通俗小说的改写和修订，这样的行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一种壮举，也是一段佳话。正如胡适序中所言：“曲园先生在学术史上自有位置，正不必靠此序传后，然而他以一代经学大师的资格来这样赞赏一部平话小说，总算是很可钦佩的了。”
　　（作者单位：上海书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