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政协老干处的领导到他家来，责怪他为什么用公车带领村民去政协上访。杨维骏反驳道，“公车派给我不是为了吃喝玩乐，公车调研也是许可的！”
杨维骏坐在渐渐冷下来的客厅里，穿一双棉拖鞋，裤腿里还露出一截厚厚的毛线裤。他的脸微微泛红，冷了就把双手塞进袖管里。这个迈着细碎步子、动作有些迟缓的88岁老人，除了吃饭和拿报纸，几乎都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个人，很少说话。
十几天前，杨维骏接到云南大学校友陆蔚的电话。陆蔚告诉他，昆明西山福海社区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村民上访多次，至今没有人来管。“整个草海有8.73平方公里，十万多人口，要拆迁的土地面积有一万一千两百多亩。村民的房子土地被征走，赔偿给他们的价格却很低。”
陆蔚的老家在福海社区，是这个原来叫福海乡的地方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村民将上访材料交给他的时候，他想到了杨维骏，“敢说真话，为人正直，跟他父亲一样”。
在云大读历史系时，陆蔚写过一篇关于云南护国运动的论文，文中写到了杨维骏的父亲、滇军名将杨蓁。为了收集杨蓁的史料，陆蔚找到杨维骏。当时，杨维骏已经从省政协副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两人长期保持联系，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杨维骏时常会拿自己的文章给陆蔚看，听取他的意见。除了研究历史、写材料，杨维骏喜欢与人讨论国家大事，跟那些热心肠、好管闲事的老百姓一样。在他交往的人里，很多是改革开放以后认识的专家、学者。
杨维骏挂了电话，决定去现场了解情况。他打电话给省政协老干处，要求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协助录像，准备将材料录下来交给中央巡视组。
之后，他乘坐专车抵达村民反映情况的办事处所在地，带领村民代表到省政协信访处反映情况。办公室里没人。他又带人去震庄找中央巡视组，但是整个巡视组都下乡去了。
当天下午，他独自去国土资源厅反映情况，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回家后他先后打电话给耕地保护处和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很快有人回复他，相关领导知道了非常重视，准备第二天派执法队到下面了解情况。
“如果我不带他们去，他们怎么进得了政协大门？反映情况也要讲策略啊！”老人突然提高了声音。
第二天，政协老干处的领导到他家来，责怪他为什么用公车带领村民去政协上访。杨维骏反驳道，“公车派给我不是为了吃喝玩乐用的，公车调研也是许可的！”
之后几天，不断有人找他。有反映情况的群众，有责怪他的官员，也有记者。“我怎么会疲倦嘛？更多人找我比没有人找我要好，我能管多少是第二位的事情，我至少可以鼓励他们几句，说几句真话。”
有人问他，住这样的房子，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事？“我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要我说出反话来，我知道这些来采访我的人对我都有感情，心里是支持我的。”在大批记者面前，老人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城市化、环保、民生，无所不谈。
几乎是一夜之间，他成了网络上“最可爱的官员”。周围的人通过老伴传话给他，“劝劝你们家老杨，别再提意见了。”
不久，国土资源厅接待了他。杨维骏建议召集各方开一个座谈会，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当晚，他又接到陆蔚的电话。他让陆蔚找村民准备材料。随后，有关方面将和村民坐下来协商。
“农民可以胜利了！”老人从小房间里慢吞吞地踱出来，说了这么一句，像是为了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这是他几天来最高兴的时候。
曾反对呈贡新城方案
抗争、胜利、国家大事，这些词杨维骏经常挂在嘴边，仿佛是从历史教科书里走出来的人物，胸腔里燃烧着一团火，对待真理更有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偏执。
老伴劝过他，“个人力量扭转不了乾坤。”他说，“大家都不管，当年的革命怎么会成功！”家人的劝说，从来没有成功过。每当老伴跟杨维骏提起这件事，老两口不免会起争执。最后女儿打电话来，“妈，你就别管爸了，这是他的信仰。”
这种固执的信仰，让他跟别人总是有点不一样。在位的时候，他不开玩笑，爱较真，工作人员都有点怕他。“到地方考察情况，他提出一个问题来，没人回答，不敢答，也答不上来。”一位工作人员说。
有时，遇到一个直率的工作人员，肯跟他说几句实话，他会像遇到知己一样兴奋：“我就喜欢你这种人，有什么直說，我们可以探讨出一个真理！”
离休后，有人劝他保重身体，开心健康就好，他却要关心国家大事。“我不会隐瞒我的个性，看到不平我就要讲。我不提意见，心里就别扭，提了就心情舒畅。我要发出真的声音，起多大作用是其次，我不发就是我屈服。我不愿意屈服。退让不是我的人生观。”
2003年5月，云南省委决定在距离昆明20公里的呈贡县城建造一座95万人口的新城，将政府机关和大学迁入其中。这个决定遭到了杨维骏和一些专家的反对。省委老干局组织老干部考察，介绍新昆明的规划，听取大家的意见。杨维骏主动发言，是在场惟一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之后，他又响应号召带着两个专家跑到当地考察，回来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向上反映，一直没人理，他就不停地写材料递上去。
改革开放初期，他读到恩格斯的一句话，跑去调研森林覆盖率，回来发表了一篇《救救森林》。“我当时说，不要砍树了，再砍树就不得了了!”他提出自己的想法：第一是停止砍树、剃光头的行为，第二是解决农民的烧柴问题，因地制宜发展沼气。
杨维骏很单纯，他觉得没人来反驳，就是支持他。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一些观点像沉入水底的石子一般，不见踪影。
杨维骏曾跟身边的人说，这么些年，肯定有人又怕他又恨他，想整他又整不到。离休以后，工作人员也少有愿意跟他出去的，还是怕他，一种很复杂的怕。
两年前，老人的眼睛不大好了，“以前还能跳跳舞，后来下个石坎就摔跤”，加上长期的糖尿病和肾小血管炎，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更没人来跟他争论了。曾经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现在都在各自找乐子。
每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小房间里待到12点半才上床睡觉，“又不像你们年轻人，想睡就能睡”。也不知道这么多漫漫长夜，他是怎么度过的。
“完成这个任务比入党更重要”
杨维骏很小就听母亲说不要忘本，这句话他一直念叨到现在。1922年，出生一个月的杨维骏被母亲抱着逃往上海。在他3岁那年，父亲杨蓁死于军阀范石生之手。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下令用一艘兵舰将这位孙中山的代参谋长的遗体运到广州。
母亲向杨维骏隐瞒过一些事。她领着他去钱庄拿家里存下的利息，告诉他钱是向父亲好友借的，长大以后要还人家。“我觉得苦，因为身上有债，是老百姓当中最底层的人。”他发现世界并不公平，特别同情底层人，那些拉黄包车的、卖西瓜的。
年少时杨维骏不太开朗，在兄弟姐妹里是比较内向的一个，却参加了学生运动，还走到了队伍的最前端。
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各个学派的理论，“但还没法辨别，觉得都有道理。”他和同学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创办了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
学生自治会的前身叫“云兴社”，是一个用来联络同学感情的团体，经常组织球类比赛、京戏表演等活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三青团控制着云大的一切社团活动，杨维骏就想到了以这种游山玩水的方式团结同学。渐渐地，中法大学也有同学加入，半年时间，云兴社成员发展到四十多名。1943年，当杨维骏和同学以“互相鼓励、树立良好学风”为宗旨向学校申请成立学生自治会的时候，不但得到了校长熊庆来的批准，还通过了三青团的审核。
在罗隆基的介绍下，杨维骏和几个学生参加了民盟，他们在罗隆基家里宣誓。按照民盟当时的规定，不吸收大学生，所以这次宣誓并不作数。1945年7月，杨维骏大学毕业，当选民盟西南支部支委。
1946年，他染上伤寒，在家休息，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李公朴被杀害了。几天后，闻一多被害。昆明城整个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里，民盟领导人躲进了美国领事馆。
李、闻被害之后，杨维骏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只能到滇西鹤庆教书，之后又跑到上海，被安排做上海民盟学生支部负责人。那一年，他24岁。
在上海，杨维骏经常给学生开会讲形势，讲任务。当时上海交大有一个学生负责跟杨维骏联络。后来，这个同学对他说，“我们让你开会，实际上是党组织在考察你。我们觉得你不错，想发展你为中共党员。”
“入党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原来的工作（策动龙云在西南发动武装起义）？”
对方回答，“不好说，要听从组织安排。”
杨维骏说，“我暂时不入党，完成这个任务比入党更重要。”
解放后，他曾两次申请入党，得到的答复是留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拒绝揭露费孝通，被打成右派
1956年，周恩来派费孝通去云南调查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省委指定时任民盟秘书长的杨维骏协助费孝通的工作。一年后，费孝通被打成民盟章伯钧、罗隆基的黑干将，有人找杨维骏出来揭露费孝通。因为不愿意落井下石，杨维骏也被打成右派，整整20年。
文革期间，杨维骏在西山农场改造。他随身带着马恩文选，一边放牛一边啃书，还做笔记。他一下子找到了精神支柱。大学时期没有得到的答案，突然变得明晰起来。他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
夫人王婉琦也记不起，杨维骏是什么时候变得有些固执。丈夫被打成右派期间，有人跑过来对她说，“你小心点，别发言，别提你爱人。”
杨维骏恢复工作以后，王婉琦发觉丈夫一天到晚谈政治，生活上也渐渐失去了乐趣。“以前下学，我们俩还会找个地方去跳舞，去看电影。有时我跟他说，以前你还拉胡琴，要不我买个胡琴回来拉拉吧。他不吭气。”那几年，杨维骏把时间都花在了写文章上，醉心于政治、经济、历史，写文章成了他最大的乐趣。
“在政治上，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生活上，他就像一个小孩，也不懂人情世故，吃饭也只顾自己吃，连自己有个工资本都不知道。”
王婉琦心里清楚，丈夫的固执让他在官场上不但得罪了一些人，也经历了一些起落。“我就跟他说，我们都过了一辈子，吃了20年的苦，现在就平平安安地过，别再找茬行不？”
杨维骏从来没听过。因为查案子，他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又因为出言不慎，提前从省政协副主席的位子上卸任。
“現在一些官员又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夺过来”
电暖器里的风吹得人昏昏欲睡。这个下午对于杨维骏来说，再普通不过了。他把身子往沙发上一靠，又想说话。
聊着聊着，他有点激动。
“现在一部分官员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不是为自己，是为国家，为人民。现在一些人是为自己，出发点就不同，感情思想都变了。在这个基础上，什么事情都是相反的。
“我不感到孤独，我跟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官场）里面还是有健康力量，我们就共同商量，做得民心的事情，我通过各种途径接近一切有苦恼、不满、找不到出路的人，我跟他们交换意见，让他们变得积极。
“共产主义不产生腐败分子，恰恰是这些人背叛了共产主义。我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对真正的共产党是拥护的。现在是有真有假，群众里是真的多，官员里是假的多。我感到痛心，我就要改变它！
“封建的时候，地主拿了土地，共产党把地主土地拿来给农民，现在一些官员又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夺过来，就是新式的地主。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比以前赤裸裸的封建(主义)还要厉害，厉害得多！
“现在的一些官员是以前的反面，他不是意志不够，他根本就不是革命者了，他是反对革命的人！欺负老百姓的怎么会是革命者，维护老百姓的才是革命者！
“我向来就反对这些，我不怕得罪人，我活在世上，就要对黑暗势力做斗争，这是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如果不做斗争，我就枉自来世上走一遭！
“如果我安享晚年，我过去的激情就是白激情，我原来的革命就白革了，我怎么能安度晚年！我亲眼目睹多少人为理想流血牺牲，我如果现在放弃了，我对不起这些人。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没有经过，我是经过那个过来的。我心里面没有办法忘记，我放弃了我心里不安。我父亲也惨死在军阀手里，我忘本了，我就对不起很多很多人，我的亲人，我爱的国家，我维护的人民，那些战友，我全部对不起，我就变成了背叛。我如果安度晚年不讲话，我就是背叛我的革命，背叛那些人，这个怎么行！”
杨维骏坐在渐渐冷下来的客厅里，穿一双棉拖鞋，裤腿里还露出一截厚厚的毛线裤。他的脸微微泛红，冷了就把双手塞进袖管里。这个迈着细碎步子、动作有些迟缓的88岁老人，除了吃饭和拿报纸，几乎都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个人，很少说话。
十几天前，杨维骏接到云南大学校友陆蔚的电话。陆蔚告诉他，昆明西山福海社区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村民上访多次，至今没有人来管。“整个草海有8.73平方公里，十万多人口，要拆迁的土地面积有一万一千两百多亩。村民的房子土地被征走，赔偿给他们的价格却很低。”
陆蔚的老家在福海社区，是这个原来叫福海乡的地方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村民将上访材料交给他的时候，他想到了杨维骏，“敢说真话，为人正直，跟他父亲一样”。
在云大读历史系时，陆蔚写过一篇关于云南护国运动的论文，文中写到了杨维骏的父亲、滇军名将杨蓁。为了收集杨蓁的史料，陆蔚找到杨维骏。当时，杨维骏已经从省政协副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两人长期保持联系，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杨维骏时常会拿自己的文章给陆蔚看，听取他的意见。除了研究历史、写材料，杨维骏喜欢与人讨论国家大事，跟那些热心肠、好管闲事的老百姓一样。在他交往的人里，很多是改革开放以后认识的专家、学者。
杨维骏挂了电话，决定去现场了解情况。他打电话给省政协老干处，要求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协助录像，准备将材料录下来交给中央巡视组。
之后，他乘坐专车抵达村民反映情况的办事处所在地，带领村民代表到省政协信访处反映情况。办公室里没人。他又带人去震庄找中央巡视组，但是整个巡视组都下乡去了。
当天下午，他独自去国土资源厅反映情况，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回家后他先后打电话给耕地保护处和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很快有人回复他，相关领导知道了非常重视，准备第二天派执法队到下面了解情况。
“如果我不带他们去，他们怎么进得了政协大门？反映情况也要讲策略啊！”老人突然提高了声音。
第二天，政协老干处的领导到他家来，责怪他为什么用公车带领村民去政协上访。杨维骏反驳道，“公车派给我不是为了吃喝玩乐用的，公车调研也是许可的！”
之后几天，不断有人找他。有反映情况的群众，有责怪他的官员，也有记者。“我怎么会疲倦嘛？更多人找我比没有人找我要好，我能管多少是第二位的事情，我至少可以鼓励他们几句，说几句真话。”
有人问他，住这样的房子，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事？“我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要我说出反话来，我知道这些来采访我的人对我都有感情，心里是支持我的。”在大批记者面前，老人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城市化、环保、民生，无所不谈。
几乎是一夜之间，他成了网络上“最可爱的官员”。周围的人通过老伴传话给他，“劝劝你们家老杨，别再提意见了。”
不久，国土资源厅接待了他。杨维骏建议召集各方开一个座谈会，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当晚，他又接到陆蔚的电话。他让陆蔚找村民准备材料。随后，有关方面将和村民坐下来协商。
“农民可以胜利了！”老人从小房间里慢吞吞地踱出来，说了这么一句，像是为了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这是他几天来最高兴的时候。
曾反对呈贡新城方案
抗争、胜利、国家大事，这些词杨维骏经常挂在嘴边，仿佛是从历史教科书里走出来的人物，胸腔里燃烧着一团火，对待真理更有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偏执。
老伴劝过他，“个人力量扭转不了乾坤。”他说，“大家都不管，当年的革命怎么会成功！”家人的劝说，从来没有成功过。每当老伴跟杨维骏提起这件事，老两口不免会起争执。最后女儿打电话来，“妈，你就别管爸了，这是他的信仰。”
这种固执的信仰，让他跟别人总是有点不一样。在位的时候，他不开玩笑，爱较真，工作人员都有点怕他。“到地方考察情况，他提出一个问题来，没人回答，不敢答，也答不上来。”一位工作人员说。
有时，遇到一个直率的工作人员，肯跟他说几句实话，他会像遇到知己一样兴奋：“我就喜欢你这种人，有什么直說，我们可以探讨出一个真理！”
离休后，有人劝他保重身体，开心健康就好，他却要关心国家大事。“我不会隐瞒我的个性，看到不平我就要讲。我不提意见，心里就别扭，提了就心情舒畅。我要发出真的声音，起多大作用是其次，我不发就是我屈服。我不愿意屈服。退让不是我的人生观。”
2003年5月，云南省委决定在距离昆明20公里的呈贡县城建造一座95万人口的新城，将政府机关和大学迁入其中。这个决定遭到了杨维骏和一些专家的反对。省委老干局组织老干部考察，介绍新昆明的规划，听取大家的意见。杨维骏主动发言，是在场惟一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之后，他又响应号召带着两个专家跑到当地考察，回来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向上反映，一直没人理，他就不停地写材料递上去。
改革开放初期，他读到恩格斯的一句话，跑去调研森林覆盖率，回来发表了一篇《救救森林》。“我当时说，不要砍树了，再砍树就不得了了!”他提出自己的想法：第一是停止砍树、剃光头的行为，第二是解决农民的烧柴问题，因地制宜发展沼气。
杨维骏很单纯，他觉得没人来反驳，就是支持他。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一些观点像沉入水底的石子一般，不见踪影。
杨维骏曾跟身边的人说，这么些年，肯定有人又怕他又恨他，想整他又整不到。离休以后，工作人员也少有愿意跟他出去的，还是怕他，一种很复杂的怕。
两年前，老人的眼睛不大好了，“以前还能跳跳舞，后来下个石坎就摔跤”，加上长期的糖尿病和肾小血管炎，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更没人来跟他争论了。曾经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现在都在各自找乐子。
每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小房间里待到12点半才上床睡觉，“又不像你们年轻人，想睡就能睡”。也不知道这么多漫漫长夜，他是怎么度过的。
“完成这个任务比入党更重要”
杨维骏很小就听母亲说不要忘本，这句话他一直念叨到现在。1922年，出生一个月的杨维骏被母亲抱着逃往上海。在他3岁那年，父亲杨蓁死于军阀范石生之手。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下令用一艘兵舰将这位孙中山的代参谋长的遗体运到广州。
母亲向杨维骏隐瞒过一些事。她领着他去钱庄拿家里存下的利息，告诉他钱是向父亲好友借的，长大以后要还人家。“我觉得苦，因为身上有债，是老百姓当中最底层的人。”他发现世界并不公平，特别同情底层人，那些拉黄包车的、卖西瓜的。
年少时杨维骏不太开朗，在兄弟姐妹里是比较内向的一个，却参加了学生运动，还走到了队伍的最前端。
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各个学派的理论，“但还没法辨别，觉得都有道理。”他和同学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创办了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
学生自治会的前身叫“云兴社”，是一个用来联络同学感情的团体，经常组织球类比赛、京戏表演等活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三青团控制着云大的一切社团活动，杨维骏就想到了以这种游山玩水的方式团结同学。渐渐地，中法大学也有同学加入，半年时间，云兴社成员发展到四十多名。1943年，当杨维骏和同学以“互相鼓励、树立良好学风”为宗旨向学校申请成立学生自治会的时候，不但得到了校长熊庆来的批准，还通过了三青团的审核。
在罗隆基的介绍下，杨维骏和几个学生参加了民盟，他们在罗隆基家里宣誓。按照民盟当时的规定，不吸收大学生，所以这次宣誓并不作数。1945年7月，杨维骏大学毕业，当选民盟西南支部支委。
1946年，他染上伤寒，在家休息，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李公朴被杀害了。几天后，闻一多被害。昆明城整个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里，民盟领导人躲进了美国领事馆。
李、闻被害之后，杨维骏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只能到滇西鹤庆教书，之后又跑到上海，被安排做上海民盟学生支部负责人。那一年，他24岁。
在上海，杨维骏经常给学生开会讲形势，讲任务。当时上海交大有一个学生负责跟杨维骏联络。后来，这个同学对他说，“我们让你开会，实际上是党组织在考察你。我们觉得你不错，想发展你为中共党员。”
“入党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原来的工作（策动龙云在西南发动武装起义）？”
对方回答，“不好说，要听从组织安排。”
杨维骏说，“我暂时不入党，完成这个任务比入党更重要。”
解放后，他曾两次申请入党，得到的答复是留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拒绝揭露费孝通，被打成右派
1956年，周恩来派费孝通去云南调查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省委指定时任民盟秘书长的杨维骏协助费孝通的工作。一年后，费孝通被打成民盟章伯钧、罗隆基的黑干将，有人找杨维骏出来揭露费孝通。因为不愿意落井下石，杨维骏也被打成右派，整整20年。
文革期间，杨维骏在西山农场改造。他随身带着马恩文选，一边放牛一边啃书，还做笔记。他一下子找到了精神支柱。大学时期没有得到的答案，突然变得明晰起来。他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
夫人王婉琦也记不起，杨维骏是什么时候变得有些固执。丈夫被打成右派期间，有人跑过来对她说，“你小心点，别发言，别提你爱人。”
杨维骏恢复工作以后，王婉琦发觉丈夫一天到晚谈政治，生活上也渐渐失去了乐趣。“以前下学，我们俩还会找个地方去跳舞，去看电影。有时我跟他说，以前你还拉胡琴，要不我买个胡琴回来拉拉吧。他不吭气。”那几年，杨维骏把时间都花在了写文章上，醉心于政治、经济、历史，写文章成了他最大的乐趣。
“在政治上，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生活上，他就像一个小孩，也不懂人情世故，吃饭也只顾自己吃，连自己有个工资本都不知道。”
王婉琦心里清楚，丈夫的固执让他在官场上不但得罪了一些人，也经历了一些起落。“我就跟他说，我们都过了一辈子，吃了20年的苦，现在就平平安安地过，别再找茬行不？”
杨维骏从来没听过。因为查案子，他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又因为出言不慎，提前从省政协副主席的位子上卸任。
“現在一些官员又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夺过来”
电暖器里的风吹得人昏昏欲睡。这个下午对于杨维骏来说，再普通不过了。他把身子往沙发上一靠，又想说话。
聊着聊着，他有点激动。
“现在一部分官员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不是为自己，是为国家，为人民。现在一些人是为自己，出发点就不同，感情思想都变了。在这个基础上，什么事情都是相反的。
“我不感到孤独，我跟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官场）里面还是有健康力量，我们就共同商量，做得民心的事情，我通过各种途径接近一切有苦恼、不满、找不到出路的人，我跟他们交换意见，让他们变得积极。
“共产主义不产生腐败分子，恰恰是这些人背叛了共产主义。我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对真正的共产党是拥护的。现在是有真有假，群众里是真的多，官员里是假的多。我感到痛心，我就要改变它！
“封建的时候，地主拿了土地，共产党把地主土地拿来给农民，现在一些官员又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夺过来，就是新式的地主。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比以前赤裸裸的封建(主义)还要厉害，厉害得多！
“现在的一些官员是以前的反面，他不是意志不够，他根本就不是革命者了，他是反对革命的人！欺负老百姓的怎么会是革命者，维护老百姓的才是革命者！
“我向来就反对这些，我不怕得罪人，我活在世上，就要对黑暗势力做斗争，这是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如果不做斗争，我就枉自来世上走一遭！
“如果我安享晚年，我过去的激情就是白激情，我原来的革命就白革了，我怎么能安度晚年！我亲眼目睹多少人为理想流血牺牲，我如果现在放弃了，我对不起这些人。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没有经过，我是经过那个过来的。我心里面没有办法忘记，我放弃了我心里不安。我父亲也惨死在军阀手里，我忘本了，我就对不起很多很多人，我的亲人，我爱的国家，我维护的人民，那些战友，我全部对不起，我就变成了背叛。我如果安度晚年不讲话，我就是背叛我的革命，背叛那些人，这个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