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饮茶的全民性的真正热衷是兴于唐代。唐代是我国饮茶之风大盛时期。唐代经济繁荣，国力昌盛，尤其是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开凿，使茶叶贸易愈加发达。此时东西两都——西安和洛阳及湖北、四川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饮茶，茶烟飞扬，所谓“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茶经》)。《封氏闻见录》则写到：
　　“自邹、齐、沦、棣、浙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民间茶风也有唐代大气宽松之象，小店林立，汤沸火红，自由取饮，清舒中多一分朴拙之韵。
　　唐人饮茶从内容到方式都有重大变革。这个时候饮用茶的品种从形制看已经非常多，陆羽《茶经》中所列出的就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泡饮方式也随之多样起来，其中“末茶法”流行于上层社会，着重于茶味“珍鲜馥烈”；而“点茶法”则更讲究技艺，也更有玩赏的意味。由于在程序上较煎茶法费时少，因此点茶之法在宋代迅速成为时尚。
　　与上述流行的饮茶方式相适应，唐代开始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内容最丰富的茶具系列。唐代茶具囊括了采制和煮饮一应器具。到了宋代才将采茶用具排除在外。明清以后，茶具已是壶、杯、盏等简单的泡饮器具的专称，这是随着采、造茶成为独立物业及社会分工的使然。
　　陆羽在《茶经》的“二之具”和“四之器”中，把茶具按采制和煎饮功用分为造具和煮器，其中属采、制的工具有19种，煮茶和饮茶的用具24种。
　　


　　采、制茶工具按其工序，包括从采、制到贮藏全过程的工具和设备有：赢(即篮，采茶具)、灶、甑(蒸茶具)、杵臼(捣茶具)、规(模)、承(即台)、担(拍茶具)、芘莉(放置成形饼茶的附属工具)、焙、贯(穿茶竹条)、棚(焙茶具)、朴(即鞭，穿茶工具)、育(封茶工具)。
　　陆羽把煎饮茶器具统称为煮器，主要有(一)生火用具：风炉、灰承(炭箱)、炭挝(六角形铁棒用以通炭火)、火筴。(二)煮茶用具：鳆(方耳宽边大口锅，即大口釜)、交床(十字交叉架，放鳆用)。(三)烤、碾、量茶用具，包括夹(烤茶)、纸囊(贮放烤好的茶)、碾(木制碾轮)、拂未(羽毛制)、罗合(罗筛、盒)、则(贝类或铜、铁、竹制成的小箕，量茶用)。(四)水具：水方(木制盛水器)、漉水囊(滤水器)、瓢(舀水器)、熟盂(盛开水用)、竹筴(搅水用)。(五)盐具：鹾簋(瓷制盐罐)、揭(竹制取盐器具)。(六)饮茶用具：碗、札(棕榈皮装柄，像大笔)。(七)洁具：涤方(木制盛水器)、滓方(承茶渣用)、巾(粗绸制，擦拭用)。(八)藏陈用具：畚(白蒲芋编，装碗用)、具列(竹木制，藏放全部茶具)、都篮(竹编容器)。
　　


　　唐代的茶器，除了竹、木、纸、绸制作的难以保藏外，其它以铁、铜、瓷、石等材料制作的研末用具如碾、臼、杵，煮茶用具如风炉、鳆、铛、钵、盂、及饮茶用具碗、盏等在唐代遗址或墓葬中均有发现。
　　碗是唐人最主要的饮茶器具。1953年在湖南长沙市望城县石诸湖兰岸咀唐窑址，采集到一只岳州窑釉下彩书“捥”玉璧底圆口青瓷碗。“荼”为古“茶”字，至唐开元年间(公元713年～公元741年)才将“荼”正名为“茶”字。此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文字可证、有年代可考且早于《茶经》的唐代茶碗标准器，为我国茶具史上一个重大发现。
　　唐代茶碗较饭碗器形略小一些，器身浅，敞口斜壁，瘦底，足的形状像玉璧。而小巧玲珑的茶碗则被称为“瓯”。唐人使用茶碗主要分白釉和青釉两种。出白釉碗的有河北邢窑、四川大邑窑、河南巩县窑、河北曲阳窑(定窑前身)和景德镇梅亭窑；出青釉碗的则有越州、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和湖南长沙、陕西铜川、四川邛崃、广东潮州、浙江温州、江西景德镇及福建的同安、怀安、建阳将口等地窑口。
　　陆羽在《茶经》中，从釉色和茶色相宜与否，比较品评了当时6个生产茶碗的名窑，认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被陆羽推为名窑之首的唐代越州窑，是指以浙江余姚上林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域内所有烧制青瓷窑的总称，范围达数百里(叶吉吉民《中国陶瓷史》)。越窑青瓷胎质呈淡灰色，烧结致密，釉呈失透状，早晚期釉色分呈艾青和湖绿色，典型的越窑青瓷茶具如碗、瓯、壶、盏托等，造型精美，釉色青翠莹润，如脂似玉。有人以为邢州瓷较越瓷好，陆羽则认为“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则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或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说明作为茶具，越瓷无论材质、釉色均无与伦比。唐代对越州所产茶碗、瓯有同好而且推崇备至的还有著名诗人顾况、孟郊、施肩吾、皮日休、徐寅、韩渥、陆龟蒙等，良词丽句因此而脍炙人口——“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徐寅《贡余秘色茶盏诗》)；“越瓯犀液发茶香”(韩渥《横塘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陆龟蒙《秘色越器诗》)……都表达着他们对越窑茶具的宝爱之情。
　　


　　陆羽在《茶经》中描述的末茶法，当茶末投入釜中，水面出现“势若奔腾状的溅沫”时，立即用预先盛在熟盂内(一种敞口直壁碗形器)的熟水止沸，所谓“育华救沸”。考古发现表明，此时一种侈口、短颈、圆肩、平底，颈肩两侧分别按曲柄和管状上伸短流的注水器，称茶瓶(又称汤瓶、注壶)，同样成为点茶时注汤的利器。这一类的茶瓶多数为瓷制，也有金、银、陶制作。
　　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东郊十里铺，唐·王明哲墓中出土茶碗、茶瓶各1件。据墓志看，王明哲，京兆人，官“内侍省内府局丞”，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病逝。此瓶喇叭形口，肩两侧分装圆柱形短流和扁圆形曲柄，瓶身略矮，平底，通器施墨绿色釉。弥足珍贵的是瓶底有墨书“老导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计12字。这是一个有文字题款、有确切年代和用途(茶社专用)的瓷茶瓶，因此，成为唐代茶瓶的标准器。考古发现反映，唐代越窑、定窑、鼎州窑、长沙窑、将口窑等不少瓷窑都烧造此类茶瓶，其中尤以长沙窑的造型、纹饰极富地域特色。
　　1987年4月，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唐僖宗李儇供奉佛祖的数千件珍贵文物，其中有一套银质鎏金茶具，计11种12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宫廷茶具。据地宫出土《衣物帐》记载，这套稀世之珍的茶具包括鎏金天马流云纹银茶碾(由碾槽和碾轮组成)、鎏金仙人驭鹤纹银茶罗(用以盛放筛碾后的茶末)、鎏金飞鸿纹银则(量茶具)、琉璃茶碗拓子(含茶碗、茶托，饮茶具)、鎏金“鸿雁于飞”纹银笼子(贮茶具)、金银结条笼子(贮茶具)、鎏金银龟茶木盍(藏茶未)、鎏金摩羯纹蕾钮银盐台(贮盐器)、鎏金飞鸿纹银匙(舀具)、银火筋等。
　　法门寺地宫唐宫廷茶具的重见天日，不仅揭示了唐代皇家的饮茶习俗和设备、填补了陆羽《茶经》不记宫廷茶具的空白，另一方面也生动反映了唐代精美绝伦的金银工艺的高超水平，为中国茶文化史和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