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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邮报》（Denver Post）的摄影记者克雷格·F·沃克尔（Craig F. Walker） 拍摄的一组图片故事《欢迎回家，斯科特·奥斯特罗姆的故事》（Welcome Home， The Story of Scott Ostrom）让他第二次捧起普利策新闻奖特写摄影奖杯。这组故事的拍摄对象是从战场上回来，深受“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折磨的退伍军人斯科特。而这组图片故事也让观者更深刻地理解到，战争所带来的国家问题。
在项目自述中，克雷格这么写道：
过往的十年间，有超过200万美国人先后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大多数人平安回家。但是在每5个退伍军人中，就可能有1个人罹患抑郁症或者PTSD。斯科特很不幸，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在经历过4年海外战争生涯，两次被派往伊拉克之后，27岁的他退伍回到美国。回家之后，他患上了PTSD症。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都已经被毁了。感觉希望非常渺茫。我做什么都不如以前。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平和。”斯科特说。他认为自己得PTSD的原因是第二次被派往伊拉克，当时他在伊拉克费卢杰的第二侦察营执行任务超过7个月，“这是我生命中经历过的最野蛮残忍的时期。”斯科特说，“我当时每天生活在其中，并没有意识到。但这段时光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退伍后的生活，斯科特过得很艰难。他需要工作，需要正常的社交。但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得和那些在伊拉克发生的、残暴且阴魂不散的记忆做斗争。回家5年后，斯科特依然非常抵触战争。尽管他也为自己的军旅生涯感到自豪，非常缅怀自己的战友，但也对自己曾经在战场上做过的事情，以及没有坚定地反对战争而深深感到内疚。
约翰·卡普兰对话克雷格·F·沃克尔
得过两次普利策奖的摄影师很少，你现在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你对自己第二次获奖感到意外吗？
克雷格：当然，这让我很惊喜。我曾经开玩笑说，光线不会两次照在同一个地方。看来，我很幸运。这组关于斯科特的故事非常重要，因为这让很多人头一次知道了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TSD）。
我也获得过普利策新闻摄影奖，我觉得你的这个项目拍摄得很成功，但由于获奖让我内心痛苦。当斯科特回家后，并遭受战争带来的精神折磨时，你是否感到有一些愧疚？你因此得到名声和奖金，而斯科特还在面临艰难时刻。
克雷格：可能有一点，但基本不会。在我得奖的时候，斯科特的状况好了很多。在这个项目中，因为他真诚和坦率地分享了受PTSD折磨的经历，受到很多关注。某种程度上，他比我要更受关注。人们会帮助他，向有同样心理问题的退伍军人伸出援手时，也会询问他的意见。
很多年轻摄影师都希望能得到普利策奖。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尤其对那些希望报道有影响力、有社会意义题材的摄影师。
克雷格：他们不应该为了赢得普利策奖而创作。对他们来说，找到一个社会议题后，最重要的是去研究个案，并讲述他们的故事。有一点很重要，你的拍摄对象必须百分之百知道，你希望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所以，我认为拍摄对象对一组照片的贡献和摄影师一样多。
你总能捕捉到那些私密而有张力的瞬间，为什么很擅长这个？
克雷格：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要找到合适的拍摄对象——他能够完全理解你。然后在拍摄开始前，诚实地对他交代一切，在拍摄过程中也要知道什么时候保持安静。你要一直提醒自己，你拍摄的图片故事只是一部作品，和你自己是谁无关。
你是怎样捕捉到斯科特和他的女朋友分手，并搬出公寓那一瞬间？
克雷格：我那天按计划去看望斯科特，在公寓里时，他的女朋友气势汹汹地来了。她先是盯着斯科特大约十五分钟，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在场。随后，她发现了我，冲我大喊让我别拍了，滚出去。我告诉她，是斯科特邀请我来的，我也打算留在这里。我往后站了一点，她便开始和斯科特争吵起来。
我了解到那一年斯科特减重45磅（约20.4公斤）。你认为摄影师有责任介入或者干预拍摄对象的生活吗，比如说当斯科特面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时？
克雷格：我不认为他体重减轻是当时生活造成的。实际上，自从离开军队，他一直在变瘦。我面临更严峻的问题是他曾经自杀。他说自己要不杀了别人，要不自杀。最后，我很庆幸他知道应该怎么求救——让朋友把自己送去了医院。在去医院的途中，他给我打了电话，然后我也去了。医院对他进行了72小时的监护。
现在距这个项目结束已经有4年了，你还和他有联系吗？他回归到正常生活了吗？你觉得斯科特能理解他成为普利策获奖作品主角的意义吗？
克雷格：我们依然保持联系，大约每月会通话一次。我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朋友。也许每个人都有对于“正常”的定义，斯科特现在生活得还不错，在一个滑雪队工作，这个滑雪队专门帮助其他四肢残疾或者受到PTSD困扰的退伍军人。他现在虽然也时常感到痛苦，但已经有更好的办法来处理这种情绪。
就像我刚才说的，斯科特得到很多关注，很多人向他伸出援手。他愿意分享私人经历，这对世界、对社会非常重要。
你使用什么拍摄器材？
克雷格：在这组图片故事中，我使用尼康 D3S，99%的照片都是用24-70mm F2.8镜头拍摄的。不过，我最近来到《波士顿环球报》工作，并用他们提供的佳能相机。我最常使用的是24-70mm焦段和70-200mm焦段的镜头。
约翰·卡普兰对话斯科特·奥斯特罗姆：
斯科特，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在你度过艰难的战争生活回家后，愿意跟克雷格分享你痛苦的经历，这更是一个勇敢的行为。当克雷格表示想要拍摄你的故事时，你对要把私密生活或艰难时光分享出来这件事，有没有感到忧虑？
斯科特：见过克雷格之后，我并没有感到忧虑。克雷格给我的印象很诚恳，他明确告诉我，他只想拍摄这段故事，没有任何不良居心。克雷格直接问过我：我想把你的故事讲出来，你愿意把它分享出去吗？我同意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斯科特：比以前好多了。我现在有了医疗保险，这给了我很大帮助。而且在克雷格的作品得奖后，我有了可以帮助其他退伍军人的机会，这让我在情绪上有了很好的宣泄出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都要与摄影师共处，你会不会有时忘了他在拍照？
斯科特：会的，而且经常这样。克雷格很会与人相处，并且善于抓住拍摄时机，知道哪些内容会对讲述故事有帮助。对他来讲，成为一个“隐形的”观察者非常重要，先融入环境，再后退一步抓取重要的瞬间。克雷格很善于讲故事，他知道如何找到与拍摄对象间“太近”和“太远”中间的那道合适的线。
在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之后，你成功度过了那些艰难日
子。这会不会帮助到与你有相似经历的人？
斯科特：一些退伍军人，以及退伍军人的妻子、母亲或父亲联系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们。我有时会向他们提供一些适用于年轻退伍军人治疗PTSD的方法，帮助他们让生活回归正轨。
你之前了解普利策奖吗？你是怎么知道克雷格的照片获奖了？
斯科特：关于普利策奖，我只在上学的时候听说过，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有一天《丹佛邮报》的老板给我打电话说：“我是克雷格·沃克尔的老板，请问你有没有空来一趟《丹佛邮报》？别告诉克雷格。”
我花了大概30分钟坐车到那儿。克雷格走进办公室的一瞬间，整个屋子都爆发出欢呼声，大家激动地开香槟庆祝。克雷格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并没有兴奋地上蹿下跳，不过能看出来他很激动。
当你的故事赢得普利策奖之后，随之而来的大量关注有没有对你生活产生影响？
斯科特：当然有。普利策奖获奖结果公布的第二天，退伍军人事务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对‘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申请的索赔获批。”有时人们能认出我，而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非常感谢你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在项目自述中，克雷格这么写道：
过往的十年间，有超过200万美国人先后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大多数人平安回家。但是在每5个退伍军人中，就可能有1个人罹患抑郁症或者PTSD。斯科特很不幸，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在经历过4年海外战争生涯，两次被派往伊拉克之后，27岁的他退伍回到美国。回家之后，他患上了PTSD症。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都已经被毁了。感觉希望非常渺茫。我做什么都不如以前。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平和。”斯科特说。他认为自己得PTSD的原因是第二次被派往伊拉克，当时他在伊拉克费卢杰的第二侦察营执行任务超过7个月，“这是我生命中经历过的最野蛮残忍的时期。”斯科特说，“我当时每天生活在其中，并没有意识到。但这段时光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退伍后的生活，斯科特过得很艰难。他需要工作，需要正常的社交。但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得和那些在伊拉克发生的、残暴且阴魂不散的记忆做斗争。回家5年后，斯科特依然非常抵触战争。尽管他也为自己的军旅生涯感到自豪，非常缅怀自己的战友，但也对自己曾经在战场上做过的事情，以及没有坚定地反对战争而深深感到内疚。
约翰·卡普兰对话克雷格·F·沃克尔
得过两次普利策奖的摄影师很少，你现在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你对自己第二次获奖感到意外吗？
克雷格：当然，这让我很惊喜。我曾经开玩笑说，光线不会两次照在同一个地方。看来，我很幸运。这组关于斯科特的故事非常重要，因为这让很多人头一次知道了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TSD）。
我也获得过普利策新闻摄影奖，我觉得你的这个项目拍摄得很成功，但由于获奖让我内心痛苦。当斯科特回家后，并遭受战争带来的精神折磨时，你是否感到有一些愧疚？你因此得到名声和奖金，而斯科特还在面临艰难时刻。
克雷格：可能有一点，但基本不会。在我得奖的时候，斯科特的状况好了很多。在这个项目中，因为他真诚和坦率地分享了受PTSD折磨的经历，受到很多关注。某种程度上，他比我要更受关注。人们会帮助他，向有同样心理问题的退伍军人伸出援手时，也会询问他的意见。
很多年轻摄影师都希望能得到普利策奖。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尤其对那些希望报道有影响力、有社会意义题材的摄影师。
克雷格：他们不应该为了赢得普利策奖而创作。对他们来说，找到一个社会议题后，最重要的是去研究个案，并讲述他们的故事。有一点很重要，你的拍摄对象必须百分之百知道，你希望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所以，我认为拍摄对象对一组照片的贡献和摄影师一样多。
你总能捕捉到那些私密而有张力的瞬间，为什么很擅长这个？
克雷格：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要找到合适的拍摄对象——他能够完全理解你。然后在拍摄开始前，诚实地对他交代一切，在拍摄过程中也要知道什么时候保持安静。你要一直提醒自己，你拍摄的图片故事只是一部作品，和你自己是谁无关。
你是怎样捕捉到斯科特和他的女朋友分手，并搬出公寓那一瞬间？
克雷格：我那天按计划去看望斯科特，在公寓里时，他的女朋友气势汹汹地来了。她先是盯着斯科特大约十五分钟，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在场。随后，她发现了我，冲我大喊让我别拍了，滚出去。我告诉她，是斯科特邀请我来的，我也打算留在这里。我往后站了一点，她便开始和斯科特争吵起来。
我了解到那一年斯科特减重45磅（约20.4公斤）。你认为摄影师有责任介入或者干预拍摄对象的生活吗，比如说当斯科特面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时？
克雷格：我不认为他体重减轻是当时生活造成的。实际上，自从离开军队，他一直在变瘦。我面临更严峻的问题是他曾经自杀。他说自己要不杀了别人，要不自杀。最后，我很庆幸他知道应该怎么求救——让朋友把自己送去了医院。在去医院的途中，他给我打了电话，然后我也去了。医院对他进行了72小时的监护。
现在距这个项目结束已经有4年了，你还和他有联系吗？他回归到正常生活了吗？你觉得斯科特能理解他成为普利策获奖作品主角的意义吗？
克雷格：我们依然保持联系，大约每月会通话一次。我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朋友。也许每个人都有对于“正常”的定义，斯科特现在生活得还不错，在一个滑雪队工作，这个滑雪队专门帮助其他四肢残疾或者受到PTSD困扰的退伍军人。他现在虽然也时常感到痛苦，但已经有更好的办法来处理这种情绪。
就像我刚才说的，斯科特得到很多关注，很多人向他伸出援手。他愿意分享私人经历，这对世界、对社会非常重要。
你使用什么拍摄器材？
克雷格：在这组图片故事中，我使用尼康 D3S，99%的照片都是用24-70mm F2.8镜头拍摄的。不过，我最近来到《波士顿环球报》工作，并用他们提供的佳能相机。我最常使用的是24-70mm焦段和70-200mm焦段的镜头。
约翰·卡普兰对话斯科特·奥斯特罗姆：
斯科特，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在你度过艰难的战争生活回家后，愿意跟克雷格分享你痛苦的经历，这更是一个勇敢的行为。当克雷格表示想要拍摄你的故事时，你对要把私密生活或艰难时光分享出来这件事，有没有感到忧虑？
斯科特：见过克雷格之后，我并没有感到忧虑。克雷格给我的印象很诚恳，他明确告诉我，他只想拍摄这段故事，没有任何不良居心。克雷格直接问过我：我想把你的故事讲出来，你愿意把它分享出去吗？我同意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斯科特：比以前好多了。我现在有了医疗保险，这给了我很大帮助。而且在克雷格的作品得奖后，我有了可以帮助其他退伍军人的机会，这让我在情绪上有了很好的宣泄出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都要与摄影师共处，你会不会有时忘了他在拍照？
斯科特：会的，而且经常这样。克雷格很会与人相处，并且善于抓住拍摄时机，知道哪些内容会对讲述故事有帮助。对他来讲，成为一个“隐形的”观察者非常重要，先融入环境，再后退一步抓取重要的瞬间。克雷格很善于讲故事，他知道如何找到与拍摄对象间“太近”和“太远”中间的那道合适的线。
在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之后，你成功度过了那些艰难日
子。这会不会帮助到与你有相似经历的人？
斯科特：一些退伍军人，以及退伍军人的妻子、母亲或父亲联系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们。我有时会向他们提供一些适用于年轻退伍军人治疗PTSD的方法，帮助他们让生活回归正轨。
你之前了解普利策奖吗？你是怎么知道克雷格的照片获奖了？
斯科特：关于普利策奖，我只在上学的时候听说过，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有一天《丹佛邮报》的老板给我打电话说：“我是克雷格·沃克尔的老板，请问你有没有空来一趟《丹佛邮报》？别告诉克雷格。”
我花了大概30分钟坐车到那儿。克雷格走进办公室的一瞬间，整个屋子都爆发出欢呼声，大家激动地开香槟庆祝。克雷格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并没有兴奋地上蹿下跳，不过能看出来他很激动。
当你的故事赢得普利策奖之后，随之而来的大量关注有没有对你生活产生影响？
斯科特：当然有。普利策奖获奖结果公布的第二天，退伍军人事务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对‘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申请的索赔获批。”有时人们能认出我，而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非常感谢你分享了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