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什么也没发生，我仍然害怕得发抖。
　　我始终弄不明白，我怎么会莫名其妙地突然间成了名人。人们请我签名，在大街上认出我，还给我寄来一些稀奇古怪的信件——哪里不给我来信啊！我每天都要收到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事务建议。


　　其中之一是：按照超现实主义精神装饰波鲁伊特·杰列尔商店的橱窗。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我想作一点实验。我用一束红玫瑰来代替模特儿的脑袋，又用银鼠的脚爪来代替玫瑰的刺。在一张小桌上安放带龙虾形话筒的电话，椅子上则挂我那件备受赞扬的刺激性上衣——这是一件插满高脚杯的晚礼服，每个杯子里都装着薄荷酒，还有一根麦秆和一个干瘦的苍蝇。
　　上述刺激上衣在伦敦举办的超现实主义展览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展览期间，我穿着潜水服作了演讲。当贝尔汉斯勋爵通过电话订制潜水服时，厂方问他，达利先生需要潜入什么样的深度。勋爵说：
　　“达利先生想潜入潜意识深处并立即冲出来！”
　　对方平静地回答说：“既然如此，我们将提供一个特殊结构的潜水帽！”我穿上潜水服。专门派来的机械师仔细地拧紧了潜水帽，我万分吃力地一步步迈动穿着铅鞋的脚，像瘫痪病人一样由朋友们扶着走到大厅门口：听众早已在那里恭候了。我用皮带牵着两只非常漂亮的俄罗斯大猎犬。助手安好麦克风。此时我马上明白，谁也休想听什么演讲了。我无力去作演讲：我钻进潜水服顶多不过１０分钟，可我已经憋得疲惫不堪，大汗淋漓，头晕脑涨，气都喘不过来。
　　我用手势叫给我把潜水帽取掉，加拉和埃德瓦尔德·詹姆士马上明白我情况不妙，赶紧去取潜水帽，可怎么也弄不开：机械师把螺丝拧死了，而他本人此时又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埃德瓦尔德抓起一根台球杆，把它插在潜水帽与潜水服之间用力撬，想弄出个透气的缝来，可依然不成功。于是，他们挥起大锤去砸螺丝，每一锤都直对着我的脑袋，我几乎失去了知觉。而听众们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是在看戏，认为演员演得维妙维肖，因而不断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终于被拖了出来，面色苍白，奄奄一息。我对你们讲的这个例子乃是真正的达利悲剧。我的任何事情，包括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内，总少不了这类悲剧。
　　就这样，当我在美国的情况大大好转时，苦闷却又揪住了我。我明白，该回西班牙了。难以忍受的苦闷束缚了我的想像，我长着翅膀的想像！流淌的钢琴，潜水服，虾子形电话，大主教，冲进窗来的燃烧着的柏林，还有鸡尾酒和荣耀，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厌烦了。我需要尽可能快地重新见到里加特港。只有在那儿，在我同加拉费了７年工夫夺得的幽居独处之中，从容不迫，努力不懈，一刻也不离开自己的熔炉，我才能去干主要的事情，让我的天赋像铁锤一样在时代的铁砧上猛击！
　　我们是在１２月的一个傍晚回到里加特港的。天快黑了，这里的美景从不曾如此强烈地令我陶醉。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如此渴望幸福。我觉得生命在重新开始，从这一天。可是我突然感到难以抗拒的愁苦。它猛然向我袭来，再也不放开我。我百般愁苦，越来越忧郁，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天不亮就到海边去。我知道，我以往的生活，巴黎、纽约、伦敦的旋风和漩涡，只不过是已经消散的梦幻与影子；而死死缠住我的、难以言喻的强烈愁苦却揪着我的心。除了我们俩——愁苦的我，无论是巴黎还是美国，都不复存在了。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知道，你在整整７年的漫长岁月中向往着里加特港，你爱它胜过世界上的一切。而你就在这里，加拉同你在一起，而你又爱她。你终于再也用不着为钱发愁了。你可以从容不迫地工作，可以着手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你完全健康。你有那么多构思，既有绘画的，还有戏剧和电影的构思，你就画吧，写吧！为什么闲着双手，无所作为呢？你那焦灼不安、左顾右盼、胆怯畏缩的目光越来越使加拉感到惊恐。你害怕吗？我害怕，我害怕……可是，害怕什么呢？
　　我不知道唉声叹气了多少天，不仅唉声叹气，还对我自己和我的愁苦发火：正是它一下子就毁灭了我的希望并且毒害了海上清新的空气。我甚至仿佛感觉到了它的苦涩味道，不知是胆汁还是眼泪的混合体。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别再烦恼了，该去散散心了！”可是，我越来越清楚：我对于愁苦一筹莫展，它每时每刻都在长大，变得更加强壮。我陷入绝望之中。我木呆呆地站在那里，浑身发抖，虚汗直流。再过一会儿，我就嚎啕大哭，狂吼乱叫！不，不能再这样下去，得中止这种胡闹。加拉为了使我平静下来，给我开了一张海水浴处方。我照办了。海边一个人也没有。海水像冬天一样死气沉沉，像冰一样刺骨。
　　那天早上我脱得一丝不挂，在海边站了许久。太阳几乎像夏天一样热，可我还是不敢让自己接近海水。我感到愁苦正在我身上爬，犹如在石级上步步登高。于是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最害怕的死女人玛丽爱塔的故事：死女人玛丽爱塔从坟里回家来，吓坏了她的丈夫。
　　“喂，喂！”她埋怨似的喊道，“我才爬上第一级哩！”
　　“走吧，玛丽爱塔，我以上帝的名义求你，回到坟墓里去吧！”
　　“我不回去，别求我！喂，我已经爬上第二级了！”
　　“走吧，玛丽爱塔！”
　　“我不走！我已经爬上第三级了！”
　　“玛丽爱塔！”
　　当玛丽爱塔终于爬到门口时，给我讲故事的奶妈露西亚突然抑制住恐怖，不着声了。然后，突然一把抓住我——那么愤怒，那么可怕！模仿着故事里死人的语调，在我耳边轻声说：“这就是我！我进屋来了！”
　　远处传来了加拉的声音，她叫我去吃早餐。而我全身发抖，不断抽搐，感到从我体内冒出一股冷气：它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我好容易回到家里，试图向加拉解释我刚才发生的事情。
　　“什么可怕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是吗？我知道，这就是荣誉，成熟了的柔软的无花果，令人梦寐以求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圣泉！举起你的手去摘取它吧，它那甜蜜的液汁眼看就要流出来了。的确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什么烦恼的原因也不存在，可我却愁苦万端。我是不断增长的愁苦的奴隶，它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要将我拖往何处。它强大得使我感到害怕。问题就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惊恐的原因也不存在，可是我却担惊受怕，恐惧得全身发抖。”
　　（原载《文学故事报》叶新年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