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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前，我在华沙工作期间，见证了一个永难忘却的历史瞬间，这就是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跪拜请罪。这一跪，化解了波德两个民族之间的血海深仇，赢得了受害国人民的谅解和信任，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这一跪，也为二战战败国如日本的某些政要，在如何承担侵略战争的罪责，承认和遵守历史的判决，正确地面对历史问题树立了榜样。
纳粹占领 血雨腥风
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坐落在以英雄莫·阿涅莱维奇命名的街边。阿涅莱维奇是1943年4月19日华沙犹太人起义的领导者。当德国纳粹血腥镇压起义占领了起义指挥中心的时候，阿涅莱维奇及其同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表现出一个民族不可侮辱和不可欺凌的高贵的尊严。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就是用这种高贵的民族尊严，用数以万计的牺牲者的热泪和鲜血铸造的。它从1948年4月19日华沙犹太人起义5周年落成之日始，就高高地耸立在华沙犹太区的废墟上，记载着民族的苦难和悲愤。
如今犹太区的废墟早已不见踪影，但人们不会忘记德国侵略者占领时期的残暴和屠杀。德国纳粹曾在这里修建起3米高的围墙，将45万犹太人集中在一片狭小的街区，称之为犹太区，实行其种族灭绝政策。他们日复一日地从这里将犹太人用火车押送到奥斯威辛等地的集中营，不分男女老幼，实施集体屠杀。他们杀人手段之凶残，远远超出人们的一切想象。仅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焚尸炉，一日之内即可焚烧尸体近万具。
在波兰的土地上，有多少个大大小小的奥斯威辛！在一个当时只有3000万人口的国度里，纳粹德国的杀人机器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 全波兰死亡人数600万，首都华沙死亡80万。可以说波兰家家户户，都有殉国者和死难者，无一幸免。这是德国纳粹以其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在波德之间制造的仇恨，挖掘的鸿沟。
边界争端 新仇旧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正义战胜了邪恶，历史做出了结论。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安排，跻身战胜国行列的波兰的疆域西移了，战前德国奥得-尼斯河以东的10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给波兰，奥得-尼斯河成为波兰和德国之间的边界线。这片土地约占现今波兰领土的三分之一，构成波兰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由于历史上曾属于波兰皮亚斯特王朝，所以波兰称它为“收复地区”。
1949年在德国的土地上诞生了两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个德意志国家对奥得 — 尼斯河边界问题持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即同波兰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承认奥得-尼斯河是波兰的西部边界，是两国间的“友好的边界”，“和平的边界”。
与民主德国相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奥得-尼斯河边界持有异议。他们援引波茨坦议定书中的有关规定和提法 （即波德边界的“最后划定应由对德和约解决”，战前属于德国的东部领土只是交由“波兰管辖”），不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是波德之间的最终边界，不承认波兰对收复地区的主权，不同意将战前德国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波兰，也不承认1950年民主德国和波兰签订的边界条约具有合法性。
随着边界和领土变化而来的是波德两国居民的大迁徙。根据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制定的迁徙计划，奥德 — 尼斯河以东地区的350万德国人西迁至德国英占区和苏占区。与此同时， 475万波兰人则从原属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从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地迁回收复地区定居。这种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大迁徙，为战后波德关系带来了新的冲突和紧张。一些德国人对失去了的家园恋恋不舍，一些波兰人虽然回到了收复的土地，但心怀疑虑和恐惧，担心有朝一日会得而复失。波德之间围绕边界、领土和人口迁徙等问题，从二战结束之日起，就争吵不休。
波兰认为，在联邦德国存在一股企图修改边界的势力，这股势力始终没有放弃恢复1939年德国版图的愿望与活动，直接威胁着波兰的边界安全和领土完整。波兰强调，波兰和联邦德国之间 “只有和平问题，没有边界问题”，联邦德国是否承认波兰西部边界线，是检验联邦德国走和解之路还是走复仇之路的试金石。
俗话说“冤家易结不易解”。 从1945年战争结束，到1970年波兰和联邦德国 “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 的签订，奥得-尼斯河边界问题一直成为波德双方争执的核心和关系紧张的根源。在边界问题上的长期争吵，无异是在充满仇恨的波德关系的伤口上不断地撒上了一些盐巴。
25年来，旧恨新仇困扰着两个国家、两个民族。走和解之路，谈何容易！
碑前一跪 化解千仇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 勃兰特在联邦德国开始执政，提出了“新东方政策”。他试图通过同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修好，重塑德国的国际形象，争取为联邦德国在欧洲和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打开新的局面。对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波兰也采取了迎合的态度。双方开始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变对抗为对话，并就签订《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达成协议。
勃兰特终于敲开了波兰的国门。1970年12月7日，二战后联邦德国总理首次访问波兰。在华沙，他做了两件载入史册的大事。
一是他同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签署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该条约确认了波兰的西部边界及其不可侵犯性，并彼此保证无条件地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现在和将来都不向对方提出任何领土要求。条约的签订，开辟了联邦德国和波兰关系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两国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两国国家关系随之走向正常化。二是他在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跪拜请罪。如果说这第一件事，从政治和法律层面上开始解决了两国间历史遗留的边界和领土纠纷，它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那末这第二件事，则从道义和感情的层面上开始抚平了波兰人心底的历史伤痕，它震撼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灵。
碑前一跪泯千仇。当回忆起这一历史瞬间时，谁人不称赞这位德国总理的胆识和勇气，谁人不认为正是这位德国总理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中为世界留下了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 1970年12月7日。 这一天，寒风凛冽，勃兰特按访问日程安排，前往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当他缓步登上石阶时，映入眼帘的是栩栩如生的起义者的群像，是45万华沙犹太人的血和泪，绝望和反抗，仇恨和怒吼。他肃立在纪念碑前，低下了头颅。四周一片寂静，时间似乎凝固了。突然间他弯下身驱， 双膝跪在冰冷冷的大理石上，向受害者忏悔，请罪。一位来自不共戴天的敌国的领导人跪下了。这并非礼宾手册中注明的举动，使他的随行人员惊呆了，使波方的陪同人员惊呆了，也使围观的人们惊呆了。从惊呆中猛醒过来的摄影记者，急忙地用相机固定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瞬间。
这一瞬间，勃兰特重塑了德国的形象。世人真切地看到了联邦德国的 “另一种德国人”，他们不是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屠夫，他们承认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和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不仅如此，他们还真心诚意地为纳粹德国的滔天罪行向受害者跪拜请罪，以表明他们愿同受害国重修于好，不再做伤害受害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的事。
勃兰特跪下了。他有罪吗？
没有，他没有罪。谁人不知，他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1933年，他年仅20岁，就因为从事反对德国纳粹的活动而受到迫害。他背井离乡，更名改姓，流亡挪威，逃难瑞典。直至二战结束始返回祖国，恢复德国国籍，并跻身于德国政坛。1969年他出任政府总理。他曾说，他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战犯去承担。但他感到，德国人不能阻止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也 “有连带的责任”，更“有替纳粹时代认罪和赎罪的社会责任”。正因为如此，他献完花圈后就情不自禁地跪下了。他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跪在纪念碑前，跪在受害国人民面前，为德国的不光彩的历史请罪。
一瞬间扫除波兰人心头阴霾
勃兰特跪下了。 “常常有人问，这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举动？”
“我告诉他们——勃兰特在回忆文章中说：不是。事先没这样的计划。我面对德国人的历史灾难，面对千百万受害的生灵，只是做了当语言已经苍白无力时人们所能做的事。” 他还说： “一位记者报道说， ‘他跪下了，他本不必为那些应该下跪而未下跪的人跪下了，因为那些人没有这样的勇气，不会有或不想有这样的勇气。’ 20年过后，我仍然难于找到比这更好的表述。”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瞬间拉近了波兰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和人民的距离，扫荡了压在波兰人心头的阴霾。第二天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在机场送别勃兰特时，他握着勃兰特的手， 激动地说： “你昨天的举动，打动了波兰许多人的心，我夫人打电话到维也纳告诉她的朋友，她们俩在电话中都情不自禁地哭泣了。” 事实上哭泣的何止是波兰总理夫人和她的朋友，谁能准确地统计出在电视银屏前有多少波兰人眼中噙满了泪水！
勃兰特跪碑请罪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波兰和各国人民的记忆中，传为民族和解和世界和平的佳话，誉为千年欧洲最强烈的认罪表现。1971年勃兰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可以说这既是表彰这位为缓和欧洲紧张局势做出贡献的德国总理，也是肯定敢于直面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德国人民。人们称赞这位德国总理，正是他，以其智慧和勇气，语言和行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一些政要树立了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榜样。但人们又不能不看到，在国家之间要和平、民族之间要和解、国际社会要和谐的当今世界，仍有人逆潮流而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日本甲级战犯的亡灵顶礼膜拜，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他们的这种行径，同勃兰特跪碑请罪相比，两者之间何止是天壤之别！
纳粹占领 血雨腥风
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坐落在以英雄莫·阿涅莱维奇命名的街边。阿涅莱维奇是1943年4月19日华沙犹太人起义的领导者。当德国纳粹血腥镇压起义占领了起义指挥中心的时候，阿涅莱维奇及其同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表现出一个民族不可侮辱和不可欺凌的高贵的尊严。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就是用这种高贵的民族尊严，用数以万计的牺牲者的热泪和鲜血铸造的。它从1948年4月19日华沙犹太人起义5周年落成之日始，就高高地耸立在华沙犹太区的废墟上，记载着民族的苦难和悲愤。
如今犹太区的废墟早已不见踪影，但人们不会忘记德国侵略者占领时期的残暴和屠杀。德国纳粹曾在这里修建起3米高的围墙，将45万犹太人集中在一片狭小的街区，称之为犹太区，实行其种族灭绝政策。他们日复一日地从这里将犹太人用火车押送到奥斯威辛等地的集中营，不分男女老幼，实施集体屠杀。他们杀人手段之凶残，远远超出人们的一切想象。仅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焚尸炉，一日之内即可焚烧尸体近万具。
在波兰的土地上，有多少个大大小小的奥斯威辛！在一个当时只有3000万人口的国度里，纳粹德国的杀人机器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 全波兰死亡人数600万，首都华沙死亡80万。可以说波兰家家户户，都有殉国者和死难者，无一幸免。这是德国纳粹以其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在波德之间制造的仇恨，挖掘的鸿沟。
边界争端 新仇旧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正义战胜了邪恶，历史做出了结论。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安排，跻身战胜国行列的波兰的疆域西移了，战前德国奥得-尼斯河以东的10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给波兰，奥得-尼斯河成为波兰和德国之间的边界线。这片土地约占现今波兰领土的三分之一，构成波兰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由于历史上曾属于波兰皮亚斯特王朝，所以波兰称它为“收复地区”。
1949年在德国的土地上诞生了两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个德意志国家对奥得 — 尼斯河边界问题持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即同波兰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承认奥得-尼斯河是波兰的西部边界，是两国间的“友好的边界”，“和平的边界”。
与民主德国相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奥得-尼斯河边界持有异议。他们援引波茨坦议定书中的有关规定和提法 （即波德边界的“最后划定应由对德和约解决”，战前属于德国的东部领土只是交由“波兰管辖”），不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是波德之间的最终边界，不承认波兰对收复地区的主权，不同意将战前德国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波兰，也不承认1950年民主德国和波兰签订的边界条约具有合法性。
随着边界和领土变化而来的是波德两国居民的大迁徙。根据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制定的迁徙计划，奥德 — 尼斯河以东地区的350万德国人西迁至德国英占区和苏占区。与此同时， 475万波兰人则从原属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从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地迁回收复地区定居。这种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大迁徙，为战后波德关系带来了新的冲突和紧张。一些德国人对失去了的家园恋恋不舍，一些波兰人虽然回到了收复的土地，但心怀疑虑和恐惧，担心有朝一日会得而复失。波德之间围绕边界、领土和人口迁徙等问题，从二战结束之日起，就争吵不休。
波兰认为，在联邦德国存在一股企图修改边界的势力，这股势力始终没有放弃恢复1939年德国版图的愿望与活动，直接威胁着波兰的边界安全和领土完整。波兰强调，波兰和联邦德国之间 “只有和平问题，没有边界问题”，联邦德国是否承认波兰西部边界线，是检验联邦德国走和解之路还是走复仇之路的试金石。
俗话说“冤家易结不易解”。 从1945年战争结束，到1970年波兰和联邦德国 “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 的签订，奥得-尼斯河边界问题一直成为波德双方争执的核心和关系紧张的根源。在边界问题上的长期争吵，无异是在充满仇恨的波德关系的伤口上不断地撒上了一些盐巴。
25年来，旧恨新仇困扰着两个国家、两个民族。走和解之路，谈何容易！
碑前一跪 化解千仇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 勃兰特在联邦德国开始执政，提出了“新东方政策”。他试图通过同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修好，重塑德国的国际形象，争取为联邦德国在欧洲和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打开新的局面。对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波兰也采取了迎合的态度。双方开始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变对抗为对话，并就签订《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达成协议。
勃兰特终于敲开了波兰的国门。1970年12月7日，二战后联邦德国总理首次访问波兰。在华沙，他做了两件载入史册的大事。
一是他同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签署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该条约确认了波兰的西部边界及其不可侵犯性，并彼此保证无条件地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现在和将来都不向对方提出任何领土要求。条约的签订，开辟了联邦德国和波兰关系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两国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两国国家关系随之走向正常化。二是他在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跪拜请罪。如果说这第一件事，从政治和法律层面上开始解决了两国间历史遗留的边界和领土纠纷，它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那末这第二件事，则从道义和感情的层面上开始抚平了波兰人心底的历史伤痕，它震撼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灵。
碑前一跪泯千仇。当回忆起这一历史瞬间时，谁人不称赞这位德国总理的胆识和勇气，谁人不认为正是这位德国总理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中为世界留下了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 1970年12月7日。 这一天，寒风凛冽，勃兰特按访问日程安排，前往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当他缓步登上石阶时，映入眼帘的是栩栩如生的起义者的群像，是45万华沙犹太人的血和泪，绝望和反抗，仇恨和怒吼。他肃立在纪念碑前，低下了头颅。四周一片寂静，时间似乎凝固了。突然间他弯下身驱， 双膝跪在冰冷冷的大理石上，向受害者忏悔，请罪。一位来自不共戴天的敌国的领导人跪下了。这并非礼宾手册中注明的举动，使他的随行人员惊呆了，使波方的陪同人员惊呆了，也使围观的人们惊呆了。从惊呆中猛醒过来的摄影记者，急忙地用相机固定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瞬间。
这一瞬间，勃兰特重塑了德国的形象。世人真切地看到了联邦德国的 “另一种德国人”，他们不是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屠夫，他们承认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和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不仅如此，他们还真心诚意地为纳粹德国的滔天罪行向受害者跪拜请罪，以表明他们愿同受害国重修于好，不再做伤害受害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的事。
勃兰特跪下了。他有罪吗？
没有，他没有罪。谁人不知，他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1933年，他年仅20岁，就因为从事反对德国纳粹的活动而受到迫害。他背井离乡，更名改姓，流亡挪威，逃难瑞典。直至二战结束始返回祖国，恢复德国国籍，并跻身于德国政坛。1969年他出任政府总理。他曾说，他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战犯去承担。但他感到，德国人不能阻止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也 “有连带的责任”，更“有替纳粹时代认罪和赎罪的社会责任”。正因为如此，他献完花圈后就情不自禁地跪下了。他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跪在纪念碑前，跪在受害国人民面前，为德国的不光彩的历史请罪。
一瞬间扫除波兰人心头阴霾
勃兰特跪下了。 “常常有人问，这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举动？”
“我告诉他们——勃兰特在回忆文章中说：不是。事先没这样的计划。我面对德国人的历史灾难，面对千百万受害的生灵，只是做了当语言已经苍白无力时人们所能做的事。” 他还说： “一位记者报道说， ‘他跪下了，他本不必为那些应该下跪而未下跪的人跪下了，因为那些人没有这样的勇气，不会有或不想有这样的勇气。’ 20年过后，我仍然难于找到比这更好的表述。”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瞬间拉近了波兰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和人民的距离，扫荡了压在波兰人心头的阴霾。第二天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在机场送别勃兰特时，他握着勃兰特的手， 激动地说： “你昨天的举动，打动了波兰许多人的心，我夫人打电话到维也纳告诉她的朋友，她们俩在电话中都情不自禁地哭泣了。” 事实上哭泣的何止是波兰总理夫人和她的朋友，谁能准确地统计出在电视银屏前有多少波兰人眼中噙满了泪水！
勃兰特跪碑请罪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波兰和各国人民的记忆中，传为民族和解和世界和平的佳话，誉为千年欧洲最强烈的认罪表现。1971年勃兰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可以说这既是表彰这位为缓和欧洲紧张局势做出贡献的德国总理，也是肯定敢于直面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德国人民。人们称赞这位德国总理，正是他，以其智慧和勇气，语言和行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一些政要树立了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榜样。但人们又不能不看到，在国家之间要和平、民族之间要和解、国际社会要和谐的当今世界，仍有人逆潮流而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日本甲级战犯的亡灵顶礼膜拜，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他们的这种行径，同勃兰特跪碑请罪相比，两者之间何止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