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在全国属较边远且落后的一个内陆省份。因其地理和历史的特殊原因，在我国近代金融货币史上留下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奇闻，也成就了一些令今天钱币界的藏家们追捧倍至的钱币珍品。诞生于民国政府在大陆倒台前夕的“贵州竹枝银元”及半分铜元，便是其中的典型。
　　1949年初，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谷正伦竭尽全力地支撑着风雨飘摇中的政权统治。为了另立金融货币体系，维护地方政府行政开支和军队给养，一面大开鸦片烟禁，征收“特税”，向商民收取“反共自卫特捐”，巧取豪夺，开辟财源；一面批示省财政厅长潘锡元，迅速筹组贵州省造币厂，铸造一元银元(即竹枝银元)和作为辅币的廿分银元及当半分铜元，指望取代渐成废纸的“金元券”和“银元券”，以达稳定地方金融，挽救即将覆灭命运的目的。
　　
　　竹枝银元
　　
　　竹枝银元(国外称BAMBOODOLLOR，国内称“贵州竹枝银元”或“甲秀楼银元”)于1949年10月中旬由贵州造币厂铸造。所用机器设备除沿用周西城时期遗留的部分外，大部由贵州物产公司经理朱迈仓在广州购办。所购设备及在穗招聘技工于当年7月“日到达贵阳，于10月中旬开始试铸。从经过批准正式生产，至11月11日造币厂大部分人员因闻人民解放军已进入贵州天柱县而撤离贵阳止，开工生产不足一月。
　　“贵州竹枝银币”正面内芯主图为贵阳市的甲秀楼，外圈上边缘铸“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下边缘铸“贵州省造”字样，均为楷书；背面为金竹三株图案(贵阳市在宋代即称“金竹府”，1942年建市时首任市长何辑五还以金竹为市徽)，左右两边铸大写楷书“壹圆”二字，每枚毛重85．43072市分，含银88％，直径3．85厘米，标重26．20克。其规格、重量及成色均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原规定的标准，与“帆船银元”完全一致。
　　此币铸量至今已经无法考证，但据贵州造币厂曾参与向解放军军管会移交的技工回忆，该厂原计划日平均产量为500枚。据此推算，铸量应在一万枚左右。该币曾由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官员于贵州解放前夕，在贵阳至云南溃逃途中，用以搭发部分薪饷和“资遣费”、“应变费”，流通时间不足一月。发行后绝大部分在贵州、云南沿滇黔公路的部分地区沉淀于民间，也有少部分被国民党官员携往香港、台湾及国外。
　　
　　“贵州竹枝银元”除以“金竹”表现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外，其版式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币面甲秀楼图案的正门中，铸有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姓氏的“谷”字暗记。这种做法与之前贵州地方军阀周西城主政时发行的“贵州汽车银币”铸有“西城”二字暗记一样，实为其他地方政府铸造的金属铸币中所罕见，这—特征充分反映了当时的银元设计者极其浓郁的个人崇拜思想，也暴露了旧官僚们土皇帝式的封建专制思想和作风是何等的严重，从而也客观地见证了我国货币文化中深刻的社会内涵。
　　
　　半分铜元
　　
　　1949年6月，贵州省银行奉“贵州省政府”(38)财字第4053号训令，招商筹铸半分铜币。经与贵州青山矿业药品工厂签约，由青山矿业药品厂自备原料，筹铸当银元半分铜币100万枚(俗称：“半分铜币”)。同年7月7日，上述当半分铜币业已陆续铸成。7月8日经贵州省银行董监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提请备案，半分铜币始在省内发行。
　　该半分铜元正面内芯主图铸有楷书“铜元”二字，直读，外圈上边缘铸“贵州省造”，下边缘铸“当银元半分”字样；背面内芯为篆体“黔”字，外圈上边缘铸“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下边缘铸禾稻图样。币质为黄铜，直径3．6厘米，重16．72克。贵州半分铜元的出笼，时值国民政府行将倒台之时，投放市场不久，由于物价上涨，铜价高昂，已大大超过了货币规定的币面价值，故商民纷纷收藏不再使用，或经回炉熔化，铸作它物。至今，半分铜元的存世量亦是较稀少的。
　　
　　贵州半分铜元，型制上具有非同寻常的个体特征。其记值方式与图文均不同于清代末年及民国时期我国其他省份铸造的铜元。后者如当十文、当廿文、当五十文、当一百文等，而半分铜元则是记值上直接与银元挂勾，规定每二百枚铜元兑换银元一元。铜元的图案设计也与其他铜元不同，相形之下，半分铜元，略显其“华贵”。而从铸造的时间上看，当半分铜元发行流通之时，已是全国各省停止铸造铜元二三十年以后的事了。故此，它的区域文化特征是十分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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