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中美两国刚刚正式建交，作为一次带有外交内涵的“社会活动”，当时名声显赫的艾萨克·斯特恩以小提琴大师的身份访华。这次访问不仅举行了盛况空前的音乐会和公开教学，而且这项“社会活动”中的不少镜头还被收入后来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但谁都没有想到，这部纪录片让片中的一个小女孩的梦想加速实现，在后来成为第一位于美国卡内基音乐厅及林肯中心举办音乐会的中国音乐家。
　　被选入纪录片，是偶然，也是必然。当时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徐惟聆就已经受到音乐大师斯特恩、梅纽因以及小泽征尔的高度赞赏。然而，她最应该感谢的却是著名音乐教育家李牧真，没有他，徐惟聆现在很有可能只是上海交响乐团的一个普通的小提琴手。
　　舍近求远大帅乖青
　　印象中搞古典音乐的女子，多是娇娆柔弱之辈，古典韵味十足。然而，在上海交响乐团初次见到徐惟聆的时候，却发现这位小提琴家高挑身材，齐整短发，显得一丝不苟，而让人印象最深的便是她的气场，一种让人敬而生畏的气场。这种气场是其他小提琴家所不具备的，这或许与徐惟聆从小一人在上海、北京和美国生活相关。
　　作为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徐惟聆在1977年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而她真正跨入这个学校的校门，已是1978年。这一年的时间里，徐惟聆一直在纠结是安于现状留在上海，还是为了深造远赴北京。徐惟聆是家里的独生女，而上海人又有只有上海才是最好的地方的思想，所以家里人并不赞成徐惟聆去北京学习。不仅如此，当时上海交响乐团也在招人，况且她已经是在最后候选的名单之内，不出意外她很快就可成为独奏演员。面对家里的反对，面对乐团的青睐，面对北京深造的机会，徐惟聆迷茫、踌躇、不知所措。这时，她的老师李牧真对她说，一个人不能只看眼前，还是应该出去见识见识。老师的话让她下定了决心，奔赴北京。
　　到北京学习的第二年，徐惟聆赶上了斯特恩、梅纽因、小泽征尔几位大师来中国讲学。徐惟聆敬畏大师，又疯狂地喜欢大师，所以她对每一次大师的讲学都是细心聆听和观察，对大师的任何细小动作都极为注意，“我觉得那个时候学到的东西极为可贵。现在看起来虽然是小儿科，但是当初对我的提高来说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经过几位大师的洗礼，徐惟聆对音乐的解读更上一层楼。
　　音乐上突飞猛进的徐惟聆受到了大师的垂青，她被选中参加由斯特恩监制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演出，成为影片中三名为斯特恩伴奏的中国小音乐家之一。“他们在音乐上给我传输了很多新的想法，他们也很喜欢我对音乐的态度。”斯特恩、梅纽因走后，带着对音乐的向往，徐惟聆申请到美国白费留学。而在这时，她又再一次面临着选择，因为申请留学的同时，她也收到了梅纽因的来信，希望她能去瑞士的梅纽因学校就读，并且免费提供一切。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够得到大师的眷顾和邀请是求之不得的事，而这时的徐惟聆最终还是选择了美国，因为是斯特恩让她看到了外面的精彩。
　　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徐惟聆选择了北京；在瑞士和美国之间，她选择了美国。她总是选择更能磨砺意志的地方。她的选择总是让一些人看不懂，不过，正是因为这些非常人所为的选择铸就了她今天的辉煌。
　　感受中两致力于教育
　　1980年徐惟聆去美国深造之后才发现自己跟别人相差甚远，究其根本原因是中美在音乐教育上有差异。“西方会尽可能地启发学生的个性，一段音乐不会明确地告诉你哪个对，哪个错，而要你自己去辨别。但是在国内就不一样，老师说的都是对的，老师没有留给学生自己思考的余地。当时我刚刚出去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傻瓜，因为对于音乐和整体几乎是处于无意识状态，因为艺术修养太差。”
　　徐惟聆在美国一呆就是13年。最让她记忆深刻的是后来在曼哈顿攻读研究生的时光，“我的老师傅朗斯坦，是当时还活着的小提琴祖师爷奥尔的助教，他把所有的曲目都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讲解，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在他的分解中都是有规律的，这听上去有点像是形而上学，但实际上具体得很，你如果严格按照书上的每一个细节的要求拉下去，你的音乐就是有说服力的。在他那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才是其乐无穷。如果读进去，你会爱死它的，而且很有趣。它解析的经典是不变的，但是经过每个人的演奏就是会千差万别，个性鲜明的，我认为这是一本真正的宝书，表面上看起来像数学题。”她认为，艺术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是理性的，理性是音乐的最高表现形式。
　　回顾这一路走来，徐惟聆觉得，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教课后，徐惟聆把自己几十年的琴艺和经验都传授给了学生。“当自己的经验在学生的身上体现的时候，”徐惟聆说，“这种感觉是自己拉琴时永远感受不到的。”如今国内的音乐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条件也好了很多。徐惟聆说当年上学的时候乐谱资料都非常缺乏。
　　在国外学习和生活多年的经历让徐惟聆对中国当今小提琴界的状况有着自己的看法：“中国现在的环境非常好，近年培养了不少人才，也有很多年轻人到国外去学习。东方人在技能上其实占有很大的优势，学习能力也非常强。亚洲人手指的灵敏度到脑子的灵活性和接受能力，这些我们称之为‘技能’的东西，其实都不比西方人弱。但中国学生缺乏一个规范的东西，或者说缺乏一种渗透在血液里的文化。古典音乐的根在西方，所以中国学生需要加强的其实是一种整体的文化修养，需要一种更为规范的对作品尺度的把握。在国外学习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提高多少，只是国外老师的教学可能更为开放，而不像国内的教学有点死板。”
　　“音乐女侠”不容失败
　　理性、自信十足、干脆利索、独立，徐惟聆的性格更像一位驰骋江湖的女侠，而不是一位小提琴家。但是，再坚强的人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徐惟聆也不例外。独自在外打拼、求学，让她不得不收敛和隐藏自己的脆弱和敏感，给自己戴上坚强的面具，独自面对孤独所带来的恐惧。
　　“不过，这似乎也是必需的‘孤独’，让我的心沉浸在艺术里面，没有世俗的打扰，难得一份清静。现在太多的人都是在追求短暂的光辉，但是真正的艺术是需要时间来雕琢的，不是三两天就能成功的事情，不是被媒体报道说如何如何就是如何如何。艺术有它自己的价值取向。”她认为，搞音乐的人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否则即便是靠小聪明做些动作，终究是没有前途的。
　　徐惟聆是一个不能原谅自己也很较真的人，对自己甚是苛求，乃至钻牛角尖。“我会为自己仔细安排很细小的事情，那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自己是很累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对我那些来说，任何事情都必须严肃对待。所以我一直在追求完美，虽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但是我会一直去追求。在美国的头两年，我根本就是三缄其口，我认为，如果开口就表示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
　　徐惟聆永远都对自己的失误耿耿于怀，岁月的流淌和洗刷都无法让它黯淡，反之越来越清晰。徐惟聆称自己无法忘怀1979年参加全国选拔参加1980年西贝柳嘶比赛参赛选手的事情。那时全国选拔四人，这是中国派出选手最早的一次比赛。“1979年6月，林耀基领着我们三个尖子学生到天津音乐学院演出，轮到我上去，拉的是圣·桑的《圆舞练习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特别紧张，一句比一句快，简直像飞一样无法控制，完全收不住了，连滚带爬，钢琴没完我先结束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心情简直就是恨不得一秒钟之内把整个曲子干掉，恨不得钻到地洞里面去，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天津事件之后，我再也不敢去天津演出，这是个让我害怕的地方。”灭津，成了徐惟聆永远的痛。
　　音乐伉俪趣事多多
　　现在提到徐惟聆时，几乎所有媒体都会自然而然地说到她的丈夫——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扦：余隆。他们两人的趣事也为人们津津乐道。
　　1993年，徐惟聆留学后第一次回国，在中国爱乐乐团演出的舞台上，她和余隆不仅擦出了音乐的火花，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1993年至2000年，徐惟聆应邀担任香港管弦乐团第一副团长。在香港工作了7年之后，徐惟聆辞去香港管弦乐团第一副团长职务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她的去向一度引起各种不同的猜测，很多人认为她会追随丈夫余隆加入中国爱乐乐团。然而，一直不走寻常路的徐惟聆再次让大家的猜测落空。自2000年11月起，她受聘为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专心为培育下一代的提琴手而努力。
　　在妻子徐惟聆的眼中，余隆是个标准的工作狂。“他工作中得到的乐趣比生活中得到的乐趣要多得多，工作是他的一切。”为了支持丈夫，徐惟聆将自己的良心逐渐向家庭倾斜，减少演出。徐惟聆说：“我们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组合总要有一个主次，一些妥协和牺牲是难免的。这是我对家庭所要承担的责任，没有人逼我，是我心甘情愿的。有了孩子后这种责任就更大了，这也是母性所必须担负的。对我来说，艺术与生活是不可分离的。”不过，有趣的是，自称为家庭主妇的徐惟聆却从来没有在家做过一顿饭。她说，不是不喜欢做，也不是没有时间做，而是很多时候，不知道做给谁吃。女儿寄宿学校，而爱人余隆则是有名的工作狂，回家的时候就是累得不能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