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非党
　　提起东林，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晚明那波澜起伏的政党之争，以及东林党人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奔走呼号。其实东林非党。
　　“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非政党。孔子曰：“君子党而不群。”实际上，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再具体一点，东林党是明朝后期出现的以中下级官员、中下地主及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对王公贵戚、权臣宦官的政治集团。所谓政治集团，不过是一些有共同理想与利益的人的集合罢了。虽然他们的治学精神一致、政治主张统一，但也不构成一个“党”。天启年间（1621-1627），大太监魏忠贤利用明熹宗朱由校年幼无知独揽大权，那些趋炎附势的官僚纷纷拜倒在魏忠贤的门下，形成明末势力最大的“阉党”。东林派与“阉党”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成激烈的争斗局面。
　　为了打击东林学派，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魏忠贤罗织罪名，指使人将凡是与东林学派有过较为密切来往或被东林派赞扬过的官员士绅，杜撰成三百多人的所谓《东林党人榜》。魏忠贤矫旨将黑榜颁布天下，公开通缉逮捕，实行血腥镇压，致使一大批正直官员惨遭杀戮。高攀龙投水自尽。
　　“阉党”集团把一个思想学术流派，诬陷为有预谋的党派集团并残酷镇压之，用心可谓险恶。“东林党”的正式称谓也即由此而来。其时，东林八君子之首顾宪成早已死去四年了。天启六年四月，东林书院被强行拆毁。
　　东林学风
　　最能代表东林学人风骨的对联是：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学人提倡士大夫应该“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其君；处江湖之远，则事必为“吾民”的“实事”观念。他们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讲学中，东林学人往往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
　　他们强调“实学”“实用”，使社会收到“实益”，因此往往心怀天下苍生，是忧国忧民的学人代表。
　　东林讲学的宗旨，博得不少怀抱道义又不被当政者所接纳而退归林野的士大夫的共鸣，在朝的一部分正直官员亦遥相应和。江南士绅弟子及各地学人仰慕东林学风，闻风响附，联翩来集，皆以东林为归。院内书室多为学人分寓，学舍一度至不能容，成为当时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以东林书院为联系纽带并逐步发展形成了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讲学与议政相结合的思想学术流派——东林学派。
　　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在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同时还从事学术研究。顾宪成、高攀龙在肯定阳明学说对于“桎梏于训诂辞章”的朱门后学有“一时心目俱醒”的同时，也严厉批评“致良知”学说的危害。他们认为王阳明的“心即理”的观点，将人心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必然会导致“率天下而归一，无所事事”，因而反对王学的空谈而提倡“贵实行”。钱一本说：“学不在践履处求，悉空谈也。”在东林学者制定的《东林会约》中，明确规定其学术宗旨为“躬修力践”和“先行后言”。
　　东林精神
　　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
　　1625年（天启五年）八月，熊廷弼被杀头弃市，传首九边。八九月间，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受杨涟等案件牵连，被逮被杀的官僚还有多人。魏大中被逮，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逮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求情留命，击毙堤骑一人，击伤多人。
　　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铜锤击打周顺昌齿，他的牙齿全部脱落。周宗建骂魏忠贤不识一丁，魏忠贤命令用铁钉钉他，又让他穿上棉衣，用沸汤浇他，顷刻赤肉满身，不久毙命。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人也被处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
　　时人张溥作《五人墓碑记》赞其“激于义而死”之气节、“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之担当，而曰：“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时年六十四岁的高攀龙得到消息，自知不免，写下遗表，曰：“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持此报皇上。”
　　东林士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他们在时局动荡之际，能够以道自任，致力于社会道德文化秩序和政治法律秩序的重建，知行合一。作为政治群体，东林士人无疑是富于理想，能坚持原则又颇有牺牲精神的，他们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因而表现出来的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刚毅，为了理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这种价值不但在于弘扬了士人百折不挠的品质气节和民族精神，而且在于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东林人士是君主政治的殉道者，他们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中最有品性与性格的杰出之士，故而青史留名，铸就民族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