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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裴度是中唐时期政绩卓著的一代名臣,在政坛上颇有声望。其大和末年分司东都期间,因出众的政绩、人品,成为洛阳诗酒文会、诗歌唱和活动的核心人物,和众多文士一起吟赏园林,诗酒游宴,促进了当时洛阳诗歌创作的繁荣。
关键词:裴度分司东都唱和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裴度是中唐时期一位政绩卓著的政治家,一生主要精力也是放在了政治活动方面,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的中晚唐时局中几度担任宰相,在平定淮西的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成为“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另一方面,在中唐的诗坛上,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和诸多文人交往密切,对他们多有奖掖提携,而且,在其分司东都期间,与白居易、刘禹锡、张籍、李绅等人诗酒游宴,进行频繁的诗歌唱和,形成了洛阳诗歌唱和的高潮。
一
裴度一生曾两次任分司东都之职。第一次任分司之职是在穆宗长庆二年(822)二月,但这一次裴度并未真正来东都任职。因为很快他就被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裴度第二次任分司东都之职在文宗大和八年(834)三月,这次分司东都与受牛党排挤有关。当时,牛李党争渐趋激烈,身为朝廷重臣的他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因此“度自见功高位极,不能无虑,稍诡迹避祸。于是牛僧儒、李宗闵同辅政,度勋业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迹损短之,因度辞位即白帝进兼侍中,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此时朝中宦官专权也愈演愈烈,大和九年,发生了甘露事变,当时宰相王涯、舒元舆等十一家被族灭,千余人被杀,流血成河,朝野骇然。而裴度用世之心逐渐淡薄:
“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翠,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
可见,裴度是怀着对政治的失望、厌倦和避祸全身的心情来到洛阳的,并希望终老于此,所以在开成二年(837)五月朝廷下诏让其出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时,裴度几次上表以年老疾病为由推辞,不愿再掌兵权,可是未获允准。开成三年,他乞还东都养病,再次回到洛阳。
留守东都,使他寻找到了另一种轻松、闲适、超逸的生活。如其诗歌《傍水闲行》中所表现的:“闲馀何处觉身轻,暂脱朝衣傍水行。鸥鸟亦知人意静,故来相近不相惊。”又如《溪居》中的“门径俯清溪,茅檐古木齐。红尘飘不到,时有水禽啼”。在功成名就之后,在经历了政治上的种种纷争之后,他终于拥有了“自由身”。
裴度任东都留守之时,恰好白居易、李德裕、李绅、刘禹锡等人也由于各种原因来此分司。据《旧唐书·文宗纪》记载,大和七年,夏四月,白居易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大和九年又授白居易为同州刺史,白居易没有赴任,因此,又被授为太子少傅分司。大和九年四月,李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大和九年五月,李绅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大和九年十月,刘禹锡由汝州刺史改授同州,赴任途中在洛阳逗留。开成元年九月,刘禹锡迁太子宾客分司洛阳。众多文人在洛阳的相聚为他们的游从欢宴、诗歌唱和活动创造了条件,裴度更是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
二
裴度之所以能对大和末年洛阳的诗歌唱和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裴度本人十分好士,喜延宾客,交结天下贤俊。《旧唐书·裴度传》载:
“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过从,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宾客。及度辅政,以群贼未诛,宜延接奇士,共为筹画,乃请于私居接延宾客,宪宗许之。自是天下贤俊,得以效计议于丞相,接士于私第,由度之请也。”宋人王谠《唐语林》卷三《识鉴》中记:“裴晋公为相,布衣交友,受恩子弟,拔恩奖引不暂忘。”
他对当时许多文士有提携奖掖之功。如他与刘禹锡的关系在其分司东都以前就很密切。元和十年,刘禹锡自武陵被召还,因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一诗,语涉讥刺,使执政者不悦,再次被贬为播州刺史。诏命下达,御史中丞裴度向朝廷上奏:
“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所居,人迹罕至。禹锡曾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
最终刘禹锡被改授连州刺史,比播州情况要好。大和元年,刘禹锡被征召回朝廷,担任主客郎中之职,也主要是由于裴度的荐拔。白居易曾在《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中说:“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对裴度的礼贤下士之风称颂不已。正因为其与文士们有着较深厚的友谊,所以文人们愿意以其为中心,宴饮游赏,进行诗歌唱和活动。
其二,从身份、地位而言,裴度曾是当朝宰辅,又曾建立卓著功勋,在德行与功业两方面都是世人的楷模。在唐代文人中,担任过高官者不乏其人,而像裴度这样在王朝衰微之际,操守坚正,威名远播,能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家却并不多见。古代士人往往并不以文学上的成就为人生最高理想和最大满足,能够经邦济世,出将入相,成就政治上的功业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而裴度,在这方面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因此士人们对他由衷地敬重、推崇,在文中不遗余力地赞颂,如刘禹锡在《郡内书情献裴侍中留守》中便把他看作是建立了不朽功业,而后功成身退、超然高蹈的风流名相。白居易则在《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中称颂:“天上中台正,人间一品高。休明值尧舜,勋业过萧曹。”认为其勋业可与汉代的萧何、曹参相比。在另一诗中还说“维云社稷臣,赫赫文武姿。十授丞相印,五建大将旗。四朝致勋华,一身冠皋夔”。白居易喜将裴度比作西汉喜延宾客、招揽贤才的梁孝王,而将自己和刘禹锡比作邹衍、枚乘、司马相如等文士。
再者,从当时在东都的任职情况来看,裴度任职东都留守。一方面,唐自安史之乱以后,东都留守成为东都百司官署的最高长官,因此,当时来此分司的其他文人白居易、李绅、刘禹锡等均为其下属。这样的身份也便于他成为诗酒活动的召集者和组织者。另一方面,自开元二十四年十月之后,皇帝不再东幸洛阳,安史之乱中,洛阳更遭到了严重破坏,其地位明显下降,东都留守之职逐渐用来安置一些退休大臣,或者由在党争中受排挤而失意者来担任,官职尊贵而闲散。当时东都留守的职责主要是巡视宫殿、拜表、行香等,东都分司官亦没有多少实际事务。所以分司的文人有很多的闲暇时间可以用来诗酒游宴,“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与其进行唱和的除了白居易、刘禹锡,还有杨汝士、崔玄亮、李绅、崔群等。
在当时,诗歌唱和活动是在文人们泛舟闲游之时抑或歌舞筵席上展开的,而裴度所建的集贤里宅园和午桥庄别墅则为文人的宴集唱和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集贤宅园中有平津池、南溪馆、辰光岛、夕阳岭、水心亭、开阖堂、幽泉等景观。这种园林具有日常化、生活化的特点,并非如皇家园苑那样虽富丽堂皇却透着皇家威严,而是与诗人追求自然、恬然自适的情趣融合到一起。如白居易《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二十六韵见赠猬蒙徵和才拙词繁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一诗中所写:
“亲宾次第至,酒乐前后施。解缆始登泛,山游仍水嬉。沿洄无滞碍,向背穷幽奇。瞥过远桥下,飘旋深涧陲。管弦去缥缈,罗绮来霏微。棹风逐舞回,梁尘随歌飞。宴馀日云暮,醉客未放归。高声素彩笺,大笑催金卮。唱和笔走疾,问答杯门迟。一咏清两耳,一酣畅四肢。主客忘贵贱,不知俱是谁。”
可见,集贤里宅园池胜景新,水秀竹森,馆阁壮丽,溪水澄碧,怪石堆叠。八处景观各具特色。文人来此,饮酒赏乐,山游水嬉,十分惬意。午桥庄的景色亦十分优美,具有浓郁的自然情趣,以水为中心,既有竹林、桃花、绿柳,又有两三艘舫停泊于春池之中。当时,文士们时常在集贤里宅园游宴赋诗。白居易《代林园戏赠》一诗题下注说说“裴侍中新修集贤宅成,池馆甚盛,数往游宴”,在《过裴令公宅二绝句》题下注说“裴令公在日,常同听杨柳枝歌,每遇雪天,无非招宴”。可见裴度的园林正是为了满足文人对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精神追求而建立的“隐居”之所,可以使文人在其中诗意的生活,既在红尘世界之中,又享有远离尘世之外的高逸情趣,既避免了山林的冷寂,又可享受林泉情趣,超然世外之致,所以裴度时常邀请诗人聚会、宴饮、赋诗。有时遇有胜景,诸人未能来访,裴度会感到吃惊和遗憾,如他有《雪中讶诸公不相访》一诗:
“忆昨雨多泥又深,犹能携妓远过寻。满空乱雪花相似,何事居然无赏心。”
在这声色娱乐与诗酒游宴之中,宾客们往往个个酩酊大醉,宾主关系十分融洽。在日常生活中,裴度与其他文人之间有着亲密的友谊,如他曾作有《白二十二侍郎有双鹤留在洛下予西园多野水长松可以栖息遂以诗请之》,向白居易乞双鹤,白居易则作有《答裴相公乞鹤》和《送鹤与裴相公临别赠诗》,而白居易也曾向裴度求马,所以裴度有“君若有心求逸足,我还留意在名姝”(《答白居易求马》)的诗句,白居易则又作《酬裴令公赠马相戏》,由此可见裴白之间十分友好的关系。
开成二年三月三日上巳节在洛滨举行祓禊会,当时的发起人是河南尹李珏,而裴度则作为召集者,与其他十四名官员一起参与了这次盛会:
“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
这次宴饮活动已不局限于园林之中,而是于洛水泛舟,遍游洛阳形胜如斗亭、魏王堤、天津桥等景观,这次游宴赋诗活动引起了大批人的围观,“惊动洛城人”,再现了洛阳文人风雅活动之盛。
此外,裴度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学修养的人。他对文学曾提出自己的主张,对李翱、韩愈等人“磔裂章句,隳废声韵”的创作提出过批评,主张创作应该“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从中可看出其对文学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他的诗歌曾得到白居易的称赞:“落笔捧琼瑰,词锋不可摧。”元代方回也说:“凡联句,晋公皆奇绝。”从他现存的诗作来看,有些作品确写得颇有情韵,如《夏日对雨》:“登楼逃盛夏,万象正埃尘。对面雷嗔树,当街雨趁人。檐疏蛛网重,地湿燕泥新。吟罢清风起,荷香满四邻。”诗中对景物的描写细腻而清新,具有一种清幽的意境。
他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联句诗,有些也颇能见出裴度的疏放神态及杯酒间的喧闹情景。如大和九年(835),裴度、刘禹锡、白居易、李绅等人的《喜遇刘二十八偶书两韵联句》,裴度的诗句有“笑语纵横作,杯觞络绎飞”之句。《刘二十八自汝赴左冯,途经洛中相见联句》中有“频年多谑浪,此夕任喧纷”之句。在开成元年与刘禹锡、白居易的联句中有“咏吟君称首,疏放我为魁”之句。这些诗句都形象地写出了当时饮宴赋诗的气氛,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的疏放情态,也展现了裴度自身的诗才。正是因为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所以裴度能在当时的诗酒唱和及联句等活动中有活跃的表现,并且其诗才得到其他文人的认可。其在组织诗酒活动方面也具有较强的号召力。
总之,在分司东都期间,裴度因其卓越的政绩和人品,而对大和末年开成初年洛阳的诗歌唱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和众多文士一起吟赏园林,诗酒游宴,“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远离长安复杂的政治斗争,远离朋党之间的互相倾轧,在另一种闲适、高雅的生活中寻找到了人生真意。
注:本文为洛阳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
[2] 刘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中华书局,1975年。
[3]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4年。
[4] 王谠:《唐语林》(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作者简介:刘艳萍,女,1974—,辽宁海城市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研究,工作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裴度分司东都唱和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裴度是中唐时期一位政绩卓著的政治家,一生主要精力也是放在了政治活动方面,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的中晚唐时局中几度担任宰相,在平定淮西的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成为“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另一方面,在中唐的诗坛上,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和诸多文人交往密切,对他们多有奖掖提携,而且,在其分司东都期间,与白居易、刘禹锡、张籍、李绅等人诗酒游宴,进行频繁的诗歌唱和,形成了洛阳诗歌唱和的高潮。
一
裴度一生曾两次任分司东都之职。第一次任分司之职是在穆宗长庆二年(822)二月,但这一次裴度并未真正来东都任职。因为很快他就被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裴度第二次任分司东都之职在文宗大和八年(834)三月,这次分司东都与受牛党排挤有关。当时,牛李党争渐趋激烈,身为朝廷重臣的他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因此“度自见功高位极,不能无虑,稍诡迹避祸。于是牛僧儒、李宗闵同辅政,度勋业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迹损短之,因度辞位即白帝进兼侍中,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此时朝中宦官专权也愈演愈烈,大和九年,发生了甘露事变,当时宰相王涯、舒元舆等十一家被族灭,千余人被杀,流血成河,朝野骇然。而裴度用世之心逐渐淡薄:
“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翠,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
可见,裴度是怀着对政治的失望、厌倦和避祸全身的心情来到洛阳的,并希望终老于此,所以在开成二年(837)五月朝廷下诏让其出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时,裴度几次上表以年老疾病为由推辞,不愿再掌兵权,可是未获允准。开成三年,他乞还东都养病,再次回到洛阳。
留守东都,使他寻找到了另一种轻松、闲适、超逸的生活。如其诗歌《傍水闲行》中所表现的:“闲馀何处觉身轻,暂脱朝衣傍水行。鸥鸟亦知人意静,故来相近不相惊。”又如《溪居》中的“门径俯清溪,茅檐古木齐。红尘飘不到,时有水禽啼”。在功成名就之后,在经历了政治上的种种纷争之后,他终于拥有了“自由身”。
裴度任东都留守之时,恰好白居易、李德裕、李绅、刘禹锡等人也由于各种原因来此分司。据《旧唐书·文宗纪》记载,大和七年,夏四月,白居易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大和九年又授白居易为同州刺史,白居易没有赴任,因此,又被授为太子少傅分司。大和九年四月,李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大和九年五月,李绅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大和九年十月,刘禹锡由汝州刺史改授同州,赴任途中在洛阳逗留。开成元年九月,刘禹锡迁太子宾客分司洛阳。众多文人在洛阳的相聚为他们的游从欢宴、诗歌唱和活动创造了条件,裴度更是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
二
裴度之所以能对大和末年洛阳的诗歌唱和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裴度本人十分好士,喜延宾客,交结天下贤俊。《旧唐书·裴度传》载:
“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过从,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宾客。及度辅政,以群贼未诛,宜延接奇士,共为筹画,乃请于私居接延宾客,宪宗许之。自是天下贤俊,得以效计议于丞相,接士于私第,由度之请也。”宋人王谠《唐语林》卷三《识鉴》中记:“裴晋公为相,布衣交友,受恩子弟,拔恩奖引不暂忘。”
他对当时许多文士有提携奖掖之功。如他与刘禹锡的关系在其分司东都以前就很密切。元和十年,刘禹锡自武陵被召还,因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一诗,语涉讥刺,使执政者不悦,再次被贬为播州刺史。诏命下达,御史中丞裴度向朝廷上奏:
“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所居,人迹罕至。禹锡曾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
最终刘禹锡被改授连州刺史,比播州情况要好。大和元年,刘禹锡被征召回朝廷,担任主客郎中之职,也主要是由于裴度的荐拔。白居易曾在《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中说:“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对裴度的礼贤下士之风称颂不已。正因为其与文士们有着较深厚的友谊,所以文人们愿意以其为中心,宴饮游赏,进行诗歌唱和活动。
其二,从身份、地位而言,裴度曾是当朝宰辅,又曾建立卓著功勋,在德行与功业两方面都是世人的楷模。在唐代文人中,担任过高官者不乏其人,而像裴度这样在王朝衰微之际,操守坚正,威名远播,能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家却并不多见。古代士人往往并不以文学上的成就为人生最高理想和最大满足,能够经邦济世,出将入相,成就政治上的功业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而裴度,在这方面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因此士人们对他由衷地敬重、推崇,在文中不遗余力地赞颂,如刘禹锡在《郡内书情献裴侍中留守》中便把他看作是建立了不朽功业,而后功成身退、超然高蹈的风流名相。白居易则在《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中称颂:“天上中台正,人间一品高。休明值尧舜,勋业过萧曹。”认为其勋业可与汉代的萧何、曹参相比。在另一诗中还说“维云社稷臣,赫赫文武姿。十授丞相印,五建大将旗。四朝致勋华,一身冠皋夔”。白居易喜将裴度比作西汉喜延宾客、招揽贤才的梁孝王,而将自己和刘禹锡比作邹衍、枚乘、司马相如等文士。
再者,从当时在东都的任职情况来看,裴度任职东都留守。一方面,唐自安史之乱以后,东都留守成为东都百司官署的最高长官,因此,当时来此分司的其他文人白居易、李绅、刘禹锡等均为其下属。这样的身份也便于他成为诗酒活动的召集者和组织者。另一方面,自开元二十四年十月之后,皇帝不再东幸洛阳,安史之乱中,洛阳更遭到了严重破坏,其地位明显下降,东都留守之职逐渐用来安置一些退休大臣,或者由在党争中受排挤而失意者来担任,官职尊贵而闲散。当时东都留守的职责主要是巡视宫殿、拜表、行香等,东都分司官亦没有多少实际事务。所以分司的文人有很多的闲暇时间可以用来诗酒游宴,“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与其进行唱和的除了白居易、刘禹锡,还有杨汝士、崔玄亮、李绅、崔群等。
在当时,诗歌唱和活动是在文人们泛舟闲游之时抑或歌舞筵席上展开的,而裴度所建的集贤里宅园和午桥庄别墅则为文人的宴集唱和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集贤宅园中有平津池、南溪馆、辰光岛、夕阳岭、水心亭、开阖堂、幽泉等景观。这种园林具有日常化、生活化的特点,并非如皇家园苑那样虽富丽堂皇却透着皇家威严,而是与诗人追求自然、恬然自适的情趣融合到一起。如白居易《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二十六韵见赠猬蒙徵和才拙词繁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一诗中所写:
“亲宾次第至,酒乐前后施。解缆始登泛,山游仍水嬉。沿洄无滞碍,向背穷幽奇。瞥过远桥下,飘旋深涧陲。管弦去缥缈,罗绮来霏微。棹风逐舞回,梁尘随歌飞。宴馀日云暮,醉客未放归。高声素彩笺,大笑催金卮。唱和笔走疾,问答杯门迟。一咏清两耳,一酣畅四肢。主客忘贵贱,不知俱是谁。”
可见,集贤里宅园池胜景新,水秀竹森,馆阁壮丽,溪水澄碧,怪石堆叠。八处景观各具特色。文人来此,饮酒赏乐,山游水嬉,十分惬意。午桥庄的景色亦十分优美,具有浓郁的自然情趣,以水为中心,既有竹林、桃花、绿柳,又有两三艘舫停泊于春池之中。当时,文士们时常在集贤里宅园游宴赋诗。白居易《代林园戏赠》一诗题下注说说“裴侍中新修集贤宅成,池馆甚盛,数往游宴”,在《过裴令公宅二绝句》题下注说“裴令公在日,常同听杨柳枝歌,每遇雪天,无非招宴”。可见裴度的园林正是为了满足文人对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精神追求而建立的“隐居”之所,可以使文人在其中诗意的生活,既在红尘世界之中,又享有远离尘世之外的高逸情趣,既避免了山林的冷寂,又可享受林泉情趣,超然世外之致,所以裴度时常邀请诗人聚会、宴饮、赋诗。有时遇有胜景,诸人未能来访,裴度会感到吃惊和遗憾,如他有《雪中讶诸公不相访》一诗:
“忆昨雨多泥又深,犹能携妓远过寻。满空乱雪花相似,何事居然无赏心。”
在这声色娱乐与诗酒游宴之中,宾客们往往个个酩酊大醉,宾主关系十分融洽。在日常生活中,裴度与其他文人之间有着亲密的友谊,如他曾作有《白二十二侍郎有双鹤留在洛下予西园多野水长松可以栖息遂以诗请之》,向白居易乞双鹤,白居易则作有《答裴相公乞鹤》和《送鹤与裴相公临别赠诗》,而白居易也曾向裴度求马,所以裴度有“君若有心求逸足,我还留意在名姝”(《答白居易求马》)的诗句,白居易则又作《酬裴令公赠马相戏》,由此可见裴白之间十分友好的关系。
开成二年三月三日上巳节在洛滨举行祓禊会,当时的发起人是河南尹李珏,而裴度则作为召集者,与其他十四名官员一起参与了这次盛会:
“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
这次宴饮活动已不局限于园林之中,而是于洛水泛舟,遍游洛阳形胜如斗亭、魏王堤、天津桥等景观,这次游宴赋诗活动引起了大批人的围观,“惊动洛城人”,再现了洛阳文人风雅活动之盛。
此外,裴度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学修养的人。他对文学曾提出自己的主张,对李翱、韩愈等人“磔裂章句,隳废声韵”的创作提出过批评,主张创作应该“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从中可看出其对文学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他的诗歌曾得到白居易的称赞:“落笔捧琼瑰,词锋不可摧。”元代方回也说:“凡联句,晋公皆奇绝。”从他现存的诗作来看,有些作品确写得颇有情韵,如《夏日对雨》:“登楼逃盛夏,万象正埃尘。对面雷嗔树,当街雨趁人。檐疏蛛网重,地湿燕泥新。吟罢清风起,荷香满四邻。”诗中对景物的描写细腻而清新,具有一种清幽的意境。
他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联句诗,有些也颇能见出裴度的疏放神态及杯酒间的喧闹情景。如大和九年(835),裴度、刘禹锡、白居易、李绅等人的《喜遇刘二十八偶书两韵联句》,裴度的诗句有“笑语纵横作,杯觞络绎飞”之句。《刘二十八自汝赴左冯,途经洛中相见联句》中有“频年多谑浪,此夕任喧纷”之句。在开成元年与刘禹锡、白居易的联句中有“咏吟君称首,疏放我为魁”之句。这些诗句都形象地写出了当时饮宴赋诗的气氛,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的疏放情态,也展现了裴度自身的诗才。正是因为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所以裴度能在当时的诗酒唱和及联句等活动中有活跃的表现,并且其诗才得到其他文人的认可。其在组织诗酒活动方面也具有较强的号召力。
总之,在分司东都期间,裴度因其卓越的政绩和人品,而对大和末年开成初年洛阳的诗歌唱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和众多文士一起吟赏园林,诗酒游宴,“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远离长安复杂的政治斗争,远离朋党之间的互相倾轧,在另一种闲适、高雅的生活中寻找到了人生真意。
注:本文为洛阳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
[2] 刘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中华书局,1975年。
[3]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4年。
[4] 王谠:《唐语林》(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作者简介:刘艳萍,女,1974—,辽宁海城市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研究,工作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