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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自我认同和自尊的相互关系，本研究采用民族认同问卷、青少年认同危机量表、自尊问卷三个问卷对贵州省300名在校苗族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1）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中的“确认”和“肯定”两个子维度的得分均高于“探索”子维度的得分，高年级的民族认同感得分高于低年级的得分，理科生的民族认同感得分也要高于文科生的得分;（2）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能显著预测个体的自尊水平，自我认同感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在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自尊水平的实务工作中可以考虑从提升民族认同和自我认同的角度入手。
关键词 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自我认同;自尊
分类号 B848.8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5.004
1 问题提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文化（体现在语言、民俗、节日等方面），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等等。我国也一直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例如，我国根据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划分不同的少数民族自治省、自治州等等。大量民族传承千年，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血缘联结，更是因为他们共享一样的文化、认同自己的民族。McCowan和Alston（1998）指出，民族认同就是个体对本民族的态度、信念以及身份的承认。Phinney（1990）认为，民族认同感包括对民族的归属感与承诺、积极评价以及对其活动的行为卷入，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民族认同是以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础的。
高永久（2005）指出， 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和感情依附。
张诗亚（2005）认为民族认同具备一定的情感功能， 会给个体带来自豪感、 安全感、 价值感和尊严。Tajfel（1978）还进一步指出个体可能同时存在“个人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它们都融入到自我概念中，当激活个体的社会身份认同感时，人们不再认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而是群体的一员。Le Bon（1995）指出：群体中的个体似乎丧失了部分自我意识和个性;个体行为被“强大力量主宰”，表现出“无控制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群体思迷——群体做决策往往比个体独自做决策要更加极端”。民族认同就是对本民族这一群体身份的认同，民族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民族认同感会对个体决策、情绪、自尊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
自我认同，是指我们自身对我们周围世界关系的独特感觉的自我发展过程（Gladdens， 1984）。简单的说，自我认同就是对自身的了解，并且认可自身的状态，认可自身的价值。自我认同感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影响，李晓红等人（2016）研究发现，大学生较高的自我认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宿舍人际关系，方鸿志等人（2013）的研究则发现了大学生自我认同感会提升其抗挫折能力。不少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水平越高， 其自我认同水平越高（安洁， 2012; 高一丁， 张进辅， 龚勋， 吴钰， 2012; 赵云龙， 2014），因此，民族认同能够促进个体的自我认同。Phinney等人（1997）对美国三个不同少数民族群体的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对本民族认同都与自尊呈显著的正相关，其民族认同感水平越高，自尊水平越高。Umaa-Taylor（2004）也对民族认同与自尊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对本民族的高认同可能会伴随着较高的自尊，积极的民族认同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自尊，甚至能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叶景山（2003）研究发现，大学生自我认同对个体的自尊水平有直接的预测作用，自我认同感越高，其自尊水平越高。综上所述，个体的民族认同感、自我认同感、和自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而民族认同又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民族认同感和自我认同感又都对自尊有积极的提高作用，基于以上文献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民族认同对自尊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我认同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即民族认同感通过提高自我认同感来提高自尊。
民族认同感和自尊对个体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当前对民族认同的研究还不多，尤其是民族认同与自尊的关系研究。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苗族属于贵州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因此，本研究结合贵州省的地域情况，旨在了解贵州省苗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情况，影响民族认同的因素有哪些，同时探讨民族认同、自我认同与自尊之间的关系，这对了解如何提高民族认同感和自尊水平，对进一步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民族之间的团结，均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贵州某大学300名在校苗族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回收有效问卷300份，有效率为100%。其中男生168人，女生132人;大一75人，大二73人，大三82人，大四70人;城镇生源77人，农村生源223人;文科生126人，理科生174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民族認同感测量
采用民族认同问卷，由安洁（2012）编制，共计15个项目， 采用4点计分，分为三个维度， 即探索维度、肯定维度、确认维度，每个维度5个项目，探索指的是个体积极参与那些能够使他们了解本民族的活动; 肯定指的是个体对民族身份积极感受和评价的程度; 确认指的是个体感知到民族身份的意义以及其带来的使命感。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8，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2。
2.2.2 自我认同感测量
参照安洁（2012）的研究，采用青少年认同危机量表测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感，该量表由江南发（1991）编制， 张青方和郑日昌（2002）引进和修订，量表共计28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分为七个维度，即时间观念、自我确信、角色尝试、职业意愿、性别分化、主从分际、价值取向七个维度，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6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 2.2.3 自尊测量
采用自尊问卷，由Rosenberg（1965）编制，问卷共计10个项目，只有一个维度，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7，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
3 结果
3.1 样本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是对同一批被试施测三个调查问卷且采用自陈式作答方法，因此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所以选择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周浩， 龙立荣，2004），对三个问卷的所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KMO=0.75， Bartlett=4360.45， df=1378， p<0.001，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数为16，第一个公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12.69%，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的现状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总分为（M=41.77，SD=4.67）;探索子维度得分为（M=13.64，SD=2.30）;肯定子维度得分为（M=14.15，SD=1.79）;确认子维度得分为（M=13.99，SD=2.27）。对“探索、肯定、确认”三个子维度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三个子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F=6.47，df=2， p<0.01，η2p=0.02），进一步做事后检验发现，探索子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肯定子维度的得分（p<0.01），探索子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确认子维度的得分（p<0.05），肯定子维度与确认子维度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综上所述，苗族大学生对自身民族身份的确认与认同水平相对而言较高，而其对自身民族的探索活动较低。
进一步对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及各维度得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见表1），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在性别和生源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专业层面上，文科生的民族认同感总分显著低于理科生（t=-2.03， p<0.05），在肯定维度上，文科生的得分也显著低于理科生（t=-2.97， p<0.01），总体上看，文科生的民族认同感水平要比理科生低。在年级层面上，苗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总分存在着显著差异（F=2.72，df=3， p<0.05），事后检验发现，大四的民族认同感总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三（p<0.05），大一、大二和大三之间的民族认同感总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总的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的民族认同感水平增加;在探索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年级差异（F=10.43，df=3， p<0.001），事后检验发现，大四的探索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和大三（p<0.01），大二的探索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大一（p<0.05），大二和大三之间的探索维度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大一和大三之间的探索维度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总体上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越来越渴望去探索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肯定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年级差异（F=4.30，df=3， p<0.01），事后检验发现，大一和大二的肯定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大三（p<0.01），大四和其他三个年级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大一和大二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总体上看，年龄越低，其对自我民族的肯定越强;在确认维度上，各年级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F=0.18，df=3， p>0.05），说明大学阶段，学生都能比较清楚的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及意义。
3.3 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自我认同与自尊的相关分析
根据表2可知，从总体上来看，苗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自我认同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自尊三者之间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两两相关，其中民族认同总分与自我认同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31，p<0.01），民族认同总分与自尊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21，p<0.01），自我认同总分与自尊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44，p<0.01），说明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和自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进一步做中介效应分析如表3。
3.4 苗族大学生自我认同在民族认同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自尊作为因变量与自变量民族认同、中介变量自我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因此依照温忠麟等人（2005）提出的中介模型检验程序，采用Hayes（2013）编制的
SPSS宏程序（PROCESS Model 4）对自我认同在民族认同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其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以民族认同为自变量，自尊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民族认同对自尊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方程1）：民族认同能显著正向预测自尊（β=0.19，p<0.001，95%CI=[0.09，0.30]）。
由方程2和方程3可知，民族认同通过自我认同对自尊产生影响的中介效应为0.64×0.19=0.12，民族認同对自尊产生的直接效应为0.07，因此总效应为0.1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3.16%。由于民族认同到自我认同，以及自我认同到自尊这两条路径的回归系数都显著，因此，中介效应显著;而民族认同到自尊这条路径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自我认同在民族认同与自尊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图见图1）。
4 讨论
4.1 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的现状
本研究中，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中的确认和肯定两个子维度的得分均高于探索子维度的得分，安洁（2012）关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表明苗族大学生普遍能认可自己的苗族身份，并对自己的民族表现出肯定与喜爱;而在对本民族的文化探索上相对而言程度较低，将来学校可以考虑多开设一些和民族学有关的公选课程，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去探索、传承、宣扬民族文化。 贵州省苗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在专业和年级这两个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高年级的民族认同得分高于低年级的得分，理科生的民族认同得分也要高于文科生的得分，这可能是由于高年级和理科生的思维相对更加成熟、深入、理性（冯建新，戴雅玲，2002; 吕佳萍， 孙向荣， 2016; 张凌峰， 2010），使得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体验也更加深刻，因此其民族认同感更高。将来要针对不同专业和年龄段的大学生开展不同的民族文化宣传教育，做到因材施教，更有效地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水平。
4.2 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自尊的关系
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自尊三个问卷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两两相关，尤其是三个问卷的总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说明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和自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进一步做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民族认同对自尊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自我认同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人类社会是一个群居社会，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对我们影响深远，中国人一直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Markus等人提出的自我建构（self-construal）理论就指出，相对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人，处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的个体是典型的依存型自我建构类型（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即中国人会把身边的熟人、朋友纳入到自我概念中去，成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管延华， 迟毓凯， 2006;
刘艳， 邹泓， 2007; 杨红升， 黄希庭， 2009; Markus & Kitayama， 1991; Zhu， Zhang， Fan， & Han， 2007）。Brewer和Gardner（199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重自我建构理论，提出自我由三部分构成：个体自我（从自身的独特性来理解和定义自我），关系自我（从自身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来理解和定义自我），以及集体自我（从团队成员身份来理解和定义自我），即集体、国家、民族都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另见，Tajfei， 1972; Yang， Liao， & Huang， 2008）。集体自我的形成不仅仅靠出生（生于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徐科朋等人（20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社会身份的认同感是形成集体自我的关键，因此民族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对本民族的认同就是对自我的认同，本研究的数据也发现了这一结果，即民族认同水平越高，个体的自我认同水平越高。
民族认同除了影响自我认同外，还对心理健康水平和自尊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高承海， 安洁， 万明钢，2011;万明钢， 高承海， 吕超， 侯玲，2012; 赵燕， 韦磐石，2012），本研究的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即苗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水平越高，其自尊水平越高。同时也发现了自我认同水平对自尊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也与张妍等人（2006）的研究相一致。民族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势必会提升对本民族的自豪感，对自我的信心，从而影响个体的自尊水平，本研究对他们三者的中介效应检验也发现了这一结果，即苗族大学生自我认同在民族认同和个体自尊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我们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对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多开展一些民族类特色活动，鼓励大学生去探索自己民族的文化，去思考自己在本民族的角色，了解到自身与民族的关系，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个体对自己民族的信心、荣誉感和使命感，进而提升自我认同和自尊水平。
同时，一些关于民族认同感的研究常会将对自己本民族的认同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结合起来研究（柏贵喜，2011; 秦向荣，2005），高承海等人（2011）研究就发现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与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因为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由56个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而成，因此，我们在对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过程中，除了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外，还应加强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提升民族文化教育的高度，提升大学生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本研究探索了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的现状及其与自我认同和自尊的关系，但民族文化的教育要从小抓起，要根据各地区幼儿园、中小学的特点，开展相关的民族类活动，结合地方特色，开发民族类校本课程。而且，本研究选取的都是“民族类”高校苗族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相对于“非民族类”高校，这类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多，少数民族文化氛围可能更浓，将来的研究可以对比分析民族类高校与非民族类高校的苗族大学生在民族认同感上是否存在差别。同时，本研究仅仅研究了贵州省苗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将来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地区和民族，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对人们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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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自我认同;自尊
分类号 B848.8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5.004
1 问题提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文化（体现在语言、民俗、节日等方面），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等等。我国也一直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例如，我国根据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划分不同的少数民族自治省、自治州等等。大量民族传承千年，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血缘联结，更是因为他们共享一样的文化、认同自己的民族。McCowan和Alston（1998）指出，民族认同就是个体对本民族的态度、信念以及身份的承认。Phinney（1990）认为，民族认同感包括对民族的归属感与承诺、积极评价以及对其活动的行为卷入，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民族认同是以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础的。
高永久（2005）指出， 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和感情依附。
张诗亚（2005）认为民族认同具备一定的情感功能， 会给个体带来自豪感、 安全感、 价值感和尊严。Tajfel（1978）还进一步指出个体可能同时存在“个人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它们都融入到自我概念中，当激活个体的社会身份认同感时，人们不再认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而是群体的一员。Le Bon（1995）指出：群体中的个体似乎丧失了部分自我意识和个性;个体行为被“强大力量主宰”，表现出“无控制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群体思迷——群体做决策往往比个体独自做决策要更加极端”。民族认同就是对本民族这一群体身份的认同，民族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民族认同感会对个体决策、情绪、自尊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
自我认同，是指我们自身对我们周围世界关系的独特感觉的自我发展过程（Gladdens， 1984）。简单的说，自我认同就是对自身的了解，并且认可自身的状态，认可自身的价值。自我认同感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影响，李晓红等人（2016）研究发现，大学生较高的自我认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宿舍人际关系，方鸿志等人（2013）的研究则发现了大学生自我认同感会提升其抗挫折能力。不少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水平越高， 其自我认同水平越高（安洁， 2012; 高一丁， 张进辅， 龚勋， 吴钰， 2012; 赵云龙， 2014），因此，民族认同能够促进个体的自我认同。Phinney等人（1997）对美国三个不同少数民族群体的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对本民族认同都与自尊呈显著的正相关，其民族认同感水平越高，自尊水平越高。Umaa-Taylor（2004）也对民族认同与自尊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对本民族的高认同可能会伴随着较高的自尊，积极的民族认同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自尊，甚至能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叶景山（2003）研究发现，大学生自我认同对个体的自尊水平有直接的预测作用，自我认同感越高，其自尊水平越高。综上所述，个体的民族认同感、自我认同感、和自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而民族认同又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民族认同感和自我认同感又都对自尊有积极的提高作用，基于以上文献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民族认同对自尊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我认同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即民族认同感通过提高自我认同感来提高自尊。
民族认同感和自尊对个体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当前对民族认同的研究还不多，尤其是民族认同与自尊的关系研究。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苗族属于贵州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因此，本研究结合贵州省的地域情况，旨在了解贵州省苗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情况，影响民族认同的因素有哪些，同时探讨民族认同、自我认同与自尊之间的关系，这对了解如何提高民族认同感和自尊水平，对进一步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民族之间的团结，均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贵州某大学300名在校苗族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回收有效问卷300份，有效率为100%。其中男生168人，女生132人;大一75人，大二73人，大三82人，大四70人;城镇生源77人，农村生源223人;文科生126人，理科生174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民族認同感测量
采用民族认同问卷，由安洁（2012）编制，共计15个项目， 采用4点计分，分为三个维度， 即探索维度、肯定维度、确认维度，每个维度5个项目，探索指的是个体积极参与那些能够使他们了解本民族的活动; 肯定指的是个体对民族身份积极感受和评价的程度; 确认指的是个体感知到民族身份的意义以及其带来的使命感。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8，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2。
2.2.2 自我认同感测量
参照安洁（2012）的研究，采用青少年认同危机量表测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感，该量表由江南发（1991）编制， 张青方和郑日昌（2002）引进和修订，量表共计28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分为七个维度，即时间观念、自我确信、角色尝试、职业意愿、性别分化、主从分际、价值取向七个维度，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6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 2.2.3 自尊测量
采用自尊问卷，由Rosenberg（1965）编制，问卷共计10个项目，只有一个维度，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7，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
3 结果
3.1 样本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是对同一批被试施测三个调查问卷且采用自陈式作答方法，因此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所以选择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周浩， 龙立荣，2004），对三个问卷的所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KMO=0.75， Bartlett=4360.45， df=1378， p<0.001，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数为16，第一个公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12.69%，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的现状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总分为（M=41.77，SD=4.67）;探索子维度得分为（M=13.64，SD=2.30）;肯定子维度得分为（M=14.15，SD=1.79）;确认子维度得分为（M=13.99，SD=2.27）。对“探索、肯定、确认”三个子维度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三个子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F=6.47，df=2， p<0.01，η2p=0.02），进一步做事后检验发现，探索子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肯定子维度的得分（p<0.01），探索子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确认子维度的得分（p<0.05），肯定子维度与确认子维度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综上所述，苗族大学生对自身民族身份的确认与认同水平相对而言较高，而其对自身民族的探索活动较低。
进一步对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及各维度得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见表1），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在性别和生源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专业层面上，文科生的民族认同感总分显著低于理科生（t=-2.03， p<0.05），在肯定维度上，文科生的得分也显著低于理科生（t=-2.97， p<0.01），总体上看，文科生的民族认同感水平要比理科生低。在年级层面上，苗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总分存在着显著差异（F=2.72，df=3， p<0.05），事后检验发现，大四的民族认同感总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三（p<0.05），大一、大二和大三之间的民族认同感总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总的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的民族认同感水平增加;在探索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年级差异（F=10.43，df=3， p<0.001），事后检验发现，大四的探索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和大三（p<0.01），大二的探索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大一（p<0.05），大二和大三之间的探索维度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大一和大三之间的探索维度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总体上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越来越渴望去探索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肯定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年级差异（F=4.30，df=3， p<0.01），事后检验发现，大一和大二的肯定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大三（p<0.01），大四和其他三个年级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大一和大二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总体上看，年龄越低，其对自我民族的肯定越强;在确认维度上，各年级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F=0.18，df=3， p>0.05），说明大学阶段，学生都能比较清楚的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及意义。
3.3 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自我认同与自尊的相关分析
根据表2可知，从总体上来看，苗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自我认同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自尊三者之间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两两相关，其中民族认同总分与自我认同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31，p<0.01），民族认同总分与自尊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21，p<0.01），自我认同总分与自尊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44，p<0.01），说明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和自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进一步做中介效应分析如表3。
3.4 苗族大学生自我认同在民族认同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自尊作为因变量与自变量民族认同、中介变量自我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因此依照温忠麟等人（2005）提出的中介模型检验程序，采用Hayes（2013）编制的
SPSS宏程序（PROCESS Model 4）对自我认同在民族认同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其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以民族认同为自变量，自尊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民族认同对自尊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方程1）：民族认同能显著正向预测自尊（β=0.19，p<0.001，95%CI=[0.09，0.30]）。
由方程2和方程3可知，民族认同通过自我认同对自尊产生影响的中介效应为0.64×0.19=0.12，民族認同对自尊产生的直接效应为0.07，因此总效应为0.1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3.16%。由于民族认同到自我认同，以及自我认同到自尊这两条路径的回归系数都显著，因此，中介效应显著;而民族认同到自尊这条路径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自我认同在民族认同与自尊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图见图1）。
4 讨论
4.1 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的现状
本研究中，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中的确认和肯定两个子维度的得分均高于探索子维度的得分，安洁（2012）关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表明苗族大学生普遍能认可自己的苗族身份，并对自己的民族表现出肯定与喜爱;而在对本民族的文化探索上相对而言程度较低，将来学校可以考虑多开设一些和民族学有关的公选课程，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去探索、传承、宣扬民族文化。 贵州省苗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在专业和年级这两个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高年级的民族认同得分高于低年级的得分，理科生的民族认同得分也要高于文科生的得分，这可能是由于高年级和理科生的思维相对更加成熟、深入、理性（冯建新，戴雅玲，2002; 吕佳萍， 孙向荣， 2016; 张凌峰， 2010），使得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体验也更加深刻，因此其民族认同感更高。将来要针对不同专业和年龄段的大学生开展不同的民族文化宣传教育，做到因材施教，更有效地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水平。
4.2 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自尊的关系
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自尊三个问卷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两两相关，尤其是三个问卷的总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说明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和自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进一步做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民族认同对自尊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自我认同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人类社会是一个群居社会，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对我们影响深远，中国人一直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Markus等人提出的自我建构（self-construal）理论就指出，相对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人，处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的个体是典型的依存型自我建构类型（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即中国人会把身边的熟人、朋友纳入到自我概念中去，成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管延华， 迟毓凯， 2006;
刘艳， 邹泓， 2007; 杨红升， 黄希庭， 2009; Markus & Kitayama， 1991; Zhu， Zhang， Fan， & Han， 2007）。Brewer和Gardner（199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重自我建构理论，提出自我由三部分构成：个体自我（从自身的独特性来理解和定义自我），关系自我（从自身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来理解和定义自我），以及集体自我（从团队成员身份来理解和定义自我），即集体、国家、民族都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另见，Tajfei， 1972; Yang， Liao， & Huang， 2008）。集体自我的形成不仅仅靠出生（生于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徐科朋等人（20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社会身份的认同感是形成集体自我的关键，因此民族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对本民族的认同就是对自我的认同，本研究的数据也发现了这一结果，即民族认同水平越高，个体的自我认同水平越高。
民族认同除了影响自我认同外，还对心理健康水平和自尊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高承海， 安洁， 万明钢，2011;万明钢， 高承海， 吕超， 侯玲，2012; 赵燕， 韦磐石，2012），本研究的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即苗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水平越高，其自尊水平越高。同时也发现了自我认同水平对自尊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也与张妍等人（2006）的研究相一致。民族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势必会提升对本民族的自豪感，对自我的信心，从而影响个体的自尊水平，本研究对他们三者的中介效应检验也发现了这一结果，即苗族大学生自我认同在民族认同和个体自尊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我们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对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多开展一些民族类特色活动，鼓励大学生去探索自己民族的文化，去思考自己在本民族的角色，了解到自身与民族的关系，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个体对自己民族的信心、荣誉感和使命感，进而提升自我认同和自尊水平。
同时，一些关于民族认同感的研究常会将对自己本民族的认同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结合起来研究（柏贵喜，2011; 秦向荣，2005），高承海等人（2011）研究就发现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与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因为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由56个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而成，因此，我们在对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过程中，除了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外，还应加强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提升民族文化教育的高度，提升大学生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本研究探索了贵州省苗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的现状及其与自我认同和自尊的关系，但民族文化的教育要从小抓起，要根据各地区幼儿园、中小学的特点，开展相关的民族类活动，结合地方特色，开发民族类校本课程。而且，本研究选取的都是“民族类”高校苗族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相对于“非民族类”高校，这类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多，少数民族文化氛围可能更浓，将来的研究可以对比分析民族类高校与非民族类高校的苗族大学生在民族认同感上是否存在差别。同时，本研究仅仅研究了贵州省苗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将来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地区和民族，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对人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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