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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两大瓶颈约束，资源相对匮乏以及产能相对过剩。在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引领全球增长的“美国世纪”下，中国向美国为首的发达市场出口产品，以此消化产能；同时赚取美元，用以支付资源品的进口。然而如今，美国的过度负债消费模式面临终结，发达经济体未来长期增速趋于下降，美国的世纪即将结束。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呼唤中国式的脱钩，也就是在摆脱美国为首发达经济体低增长束缚的同时，能够解决中国的资源瓶颈，并且消化过剩的产能。我们找到的出路是：形成生产国(中国)与资源国之间的循环即P.R.C.模式(Producer＆Resource SupplierCycle)。
中国增长之困：资源瓶颈，产能过剩
地大物博，这是自小学时代就铭记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词汇。确实，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在全球排列第三；稀土、钒、钛、钽、钨……45种主要矿产有25种位居世界前三。然而，中国同时拥有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因而人均资源储量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人均资源消耗量的提高，中国在越来越多的矿产品上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依靠进口资源满足国内消耗的比重显著上升。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资源瓶颈的约束。这不仅要求自身提高资源
使用的效率，降低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同时，继续大量进口资源将是不可避免的。
从商品供求来看，199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根据商务部对600种主要消费品供求关系的统计，1998年以前，国内存在供不应求的商品，而在1998年以后，供不应求商品基本消失，供过于求商品大量增加，也就是说，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买方市场，出现了产能过剩。
那么，中国又是怎样消化过剩产能的呢?国内商品供求形势的好转发生在2003年以后。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以后世界经济逐渐走出科网泡沫破灭的阴影，增长开始加速；2003年开始，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出现显著提升，由1％上升到超过20％；同时，2003年以后，国内供过于求的商品占比出现下降。可见，2003年以来，外需成为消化国内剩余产能的重要途径。
因此，面对国内庞大的产能，我们不仅需要通过启动内需来加以消化，而且维持一个旺盛的外需环境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也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世纪”下的中国增长：积累美元采购资源，依赖美国消化产能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新一轮的产业转移，逐渐形成“资源国一生产国一消费国”的分工模式。这其中，又以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最为典型。在上述分工模式中，中国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消费市场来扩大出口，以此消化过剩产能；同时，中国通过对消费国的贸易顺差不断积累美元储备，用以支付向上游国家的资源采购。由此，中国面临的资源瓶颈和产能过剩这两大困境，在美国经济引领的全球增长发展模式中，得到了破解。然而，由于美国家庭过度负债模式即将终结，随着负债扩张速度的合理回归，将导致美国消费的长期增速以及经济的长期增速向下移动一个台阶，这势必将威胁到“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详见新财富2008年10月号《过度借债模式终结美国繁荣》)。中国能否与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减速相脱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式脱钩：打造生产国与资源国的循环
在此，我们提出中国式脱钩，就是在生产国(中国)与资源国之间形成供求的循环，即ER.C.模式(图1)。
为了能与发达的传统消费国未来长期低增长趋势脱钩，我们需要寻找这样的国家，它们既能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品，同时也能帮助中国消化过剩的产能。首先，这些国家应该是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并且是资源的净出口国。长期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处于加速推进的阶段，我们依然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进口大量的资源，因此我们需要开拓原材料的供应地。其次，这些国家需要中国生产的商品。我们提供的一种选择思路是，这些资源国本身应当存在城市化建设的巨大需求。由于中国自身经历了城市化的历练，使我们在机械、土建等诸多行业具备了规模优势和出口竞争力，规模化的产能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拉动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消费市场将逐渐启动，从而能帮助消化中国消费品的产能。第三，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口负担比较轻，这样的经济体具备快速增长，特别是投资高增长的潜力。第四，我们要求这些国家拥有一定人口规模，因而开拓这样的市场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
根据上述四个条件，我们初步遴选出23个国家，与中国一起构成1+23的E.R.C.发展模式。这23个国家确实拥有富足的资源禀赋(表1)，而且多数国家人口负担比的最低点预计都将出现在2015年以后。根据联合国的预测，这些国家的人口规模还将不断增长，在全球的占比将从2005年的33.4％提高到2050年的35.8％，因而未来人力供应相对充沛。从城市化角度来看，目前，这23国的城市化率还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80％。然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上述差距将显著缩小(图2)，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将显著快于世界平均水平。
P.R.C.模式：引领未来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中国与这23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也证明了这是一个更具活力的经济团体。2000年以来，1+23国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世界经济增速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速；就不含中国的这23个国家而言，其平均增速也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相比，八年中有七年领先。因而，这一团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
就双边贸易来看，这23国确实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02年以来，中国对上述国家的进口和出口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中国进出口的整体增速，因而上述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然而，目前这一比重仅略微超出10％，这预示着1+23的贸易增长还具有广阔的空间。
1+23的合作模式也将得到来自政治层面的保障和支持。中国一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通过这些首脑级的定期磋商交流机制，为中国与上述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上述23个国家，是根据我们提出的四条标准，特别是城市化的潜力标准，初步挑选出来的。这些具体的标准在未来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因而23国的名单也会出现一定的调整和充实。然而，塑造生产国(中国)与资源国之间的供求循环，即P.R.C.模式，这一根本思路不会改变。这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与发达经济体低增长的脱钩，在缓解自身面临的资源约束和产能过剩的同时，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增长态势的一条可行途径。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呼唤中国式的脱钩，也就是在摆脱美国为首发达经济体低增长束缚的同时，能够解决中国的资源瓶颈，并且消化过剩的产能。我们找到的出路是：形成生产国(中国)与资源国之间的循环即P.R.C.模式(Producer＆Resource SupplierCycle)。
中国增长之困：资源瓶颈，产能过剩
地大物博，这是自小学时代就铭记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词汇。确实，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在全球排列第三；稀土、钒、钛、钽、钨……45种主要矿产有25种位居世界前三。然而，中国同时拥有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因而人均资源储量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人均资源消耗量的提高，中国在越来越多的矿产品上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依靠进口资源满足国内消耗的比重显著上升。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资源瓶颈的约束。这不仅要求自身提高资源
使用的效率，降低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同时，继续大量进口资源将是不可避免的。
从商品供求来看，199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根据商务部对600种主要消费品供求关系的统计，1998年以前，国内存在供不应求的商品，而在1998年以后，供不应求商品基本消失，供过于求商品大量增加，也就是说，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买方市场，出现了产能过剩。
那么，中国又是怎样消化过剩产能的呢?国内商品供求形势的好转发生在2003年以后。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以后世界经济逐渐走出科网泡沫破灭的阴影，增长开始加速；2003年开始，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出现显著提升，由1％上升到超过20％；同时，2003年以后，国内供过于求的商品占比出现下降。可见，2003年以来，外需成为消化国内剩余产能的重要途径。
因此，面对国内庞大的产能，我们不仅需要通过启动内需来加以消化，而且维持一个旺盛的外需环境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也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世纪”下的中国增长：积累美元采购资源，依赖美国消化产能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新一轮的产业转移，逐渐形成“资源国一生产国一消费国”的分工模式。这其中，又以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最为典型。在上述分工模式中，中国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消费市场来扩大出口，以此消化过剩产能；同时，中国通过对消费国的贸易顺差不断积累美元储备，用以支付向上游国家的资源采购。由此，中国面临的资源瓶颈和产能过剩这两大困境，在美国经济引领的全球增长发展模式中，得到了破解。然而，由于美国家庭过度负债模式即将终结，随着负债扩张速度的合理回归，将导致美国消费的长期增速以及经济的长期增速向下移动一个台阶，这势必将威胁到“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详见新财富2008年10月号《过度借债模式终结美国繁荣》)。中国能否与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减速相脱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式脱钩：打造生产国与资源国的循环
在此，我们提出中国式脱钩，就是在生产国(中国)与资源国之间形成供求的循环，即ER.C.模式(图1)。
为了能与发达的传统消费国未来长期低增长趋势脱钩，我们需要寻找这样的国家，它们既能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品，同时也能帮助中国消化过剩的产能。首先，这些国家应该是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并且是资源的净出口国。长期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处于加速推进的阶段，我们依然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进口大量的资源，因此我们需要开拓原材料的供应地。其次，这些国家需要中国生产的商品。我们提供的一种选择思路是，这些资源国本身应当存在城市化建设的巨大需求。由于中国自身经历了城市化的历练，使我们在机械、土建等诸多行业具备了规模优势和出口竞争力，规模化的产能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拉动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消费市场将逐渐启动，从而能帮助消化中国消费品的产能。第三，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口负担比较轻，这样的经济体具备快速增长，特别是投资高增长的潜力。第四，我们要求这些国家拥有一定人口规模，因而开拓这样的市场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
根据上述四个条件，我们初步遴选出23个国家，与中国一起构成1+23的E.R.C.发展模式。这23个国家确实拥有富足的资源禀赋(表1)，而且多数国家人口负担比的最低点预计都将出现在2015年以后。根据联合国的预测，这些国家的人口规模还将不断增长，在全球的占比将从2005年的33.4％提高到2050年的35.8％，因而未来人力供应相对充沛。从城市化角度来看，目前，这23国的城市化率还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80％。然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上述差距将显著缩小(图2)，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将显著快于世界平均水平。
P.R.C.模式：引领未来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中国与这23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也证明了这是一个更具活力的经济团体。2000年以来，1+23国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世界经济增速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速；就不含中国的这23个国家而言，其平均增速也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相比，八年中有七年领先。因而，这一团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
就双边贸易来看，这23国确实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02年以来，中国对上述国家的进口和出口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中国进出口的整体增速，因而上述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然而，目前这一比重仅略微超出10％，这预示着1+23的贸易增长还具有广阔的空间。
1+23的合作模式也将得到来自政治层面的保障和支持。中国一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通过这些首脑级的定期磋商交流机制，为中国与上述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上述23个国家，是根据我们提出的四条标准，特别是城市化的潜力标准，初步挑选出来的。这些具体的标准在未来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因而23国的名单也会出现一定的调整和充实。然而，塑造生产国(中国)与资源国之间的供求循环，即P.R.C.模式，这一根本思路不会改变。这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与发达经济体低增长的脱钩，在缓解自身面临的资源约束和产能过剩的同时，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增长态势的一条可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