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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年来，对外新闻传播在原来非常薄弱的基础上高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全面开展期
(1949年10月-1966年5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对外新闻传播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开展期。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对外报道工作。1949年10月，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了新闻总署，统一管理对外新闻传播工作。后经过机构调整，新闻总署撤销，对外报道业务划归新华社。196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中国外文局的成立有效指导了对外书刊的规划、出版、发行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大批对外报刊。到1965年底，专门对外新闻传播的印刷媒体已经有40多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期刊的形式、发行周期和语言种类都很丰富，如《中国画报》当时拥有14种语言版本。截至1965年，中国外文局系统的外文期刊共发行1427万册，与1951年相比增加了20倍。
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广播事业也全面发展。1950年4月10日成立了国际广播编辑部，专门负责对国外广播稿的编辑、翻译和播音工作。这一时期，我国对外广播的语种、节目和覆盖范围都得以增加和扩大。对台广播节目也诞生并发展起来。对外广播投入的增加也为对外广播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到了1966年上半年，中国对外广播的语言种类已达32种，广播方向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全天播音时间超过100小时，总发射电力达到1万千瓦。当时国际舆论公认，中国对外广播，按语种、规模、时效三方面综合评定，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苏、美两强)。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通讯社加大了对外报道的力度。经过17年的发展，新华社在新闻写作、技术建设、增加人员配备，发展海外分社，增加发稿语言，扩大发稿范围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到1966年，新华社已经初步成为中国对内对外的消息总汇。与此同时，中国新闻社也在这一时期创立和发展起来，为对外(尤其是对华侨)新闻传播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影视开始起步并发展壮大。我国成立了新闻记录片的专门制作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并颁布了用以指导新闻电影对外传播工作的决定。此外，随着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中国电视事业诞生并立即加入了对外新闻传播的合唱，取得了初步成绩。截至1966年底，北京电视台已经同世界上33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机构建立了购买或交换电视节目的关系。
徘徊期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对外新闻传播事业遭遇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从全面发展转向徘徊不前，由“四人帮”把持的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在国际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些行之有效的对外新闻报道方针、原则和策略被林彪、江青破坏；对外新闻传播的任务、受众范围、传播内容和地域等都被硬性改变；题材和手法变得空洞单一。这一系列“左”的方针和政策打乱了原来正常的工作秩序，对外传播的特点被抹煞，充斥着浓重的政治说教色彩。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重视，在批评矫正后，对外新闻传播事业在某些局部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发展。但是，“左”的宣传方针仍在继续。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对外新闻传播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迅速发展期
(1976年10月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直接指导下，外宣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工作顺利开展，对外新闻传播在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传播策略等方面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外新闻传播事业逐步摆脱了“左”的影响，开始走向正轨，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为了加强对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和管理协调整个对外宣传工作，并通过一系列文件明确和改进了对外新闻传播工作。1988年1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因中央机构调整被撤销，1990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得以恢复，并成为独立的外宣实体。
对外新闻报道业务得到恢复和发展，一批新的对外新闻传播机构纷纷创建，多门类、多渠道、多层次的对外新闻报道体系逐渐形成。一些停办的外文刊物陆续复刊；一些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刊物，有的增办海外地区版，有的进行大幅度的改版；同时，还有一批新的对外报刊创办，如《中国日报》(英文)等。
电子媒体方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多方面都加快了发展步伐，迅速跻身世界对外广播三强之列。中央电视台陆续开播了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中文国际频道)、第九套节目(英文国际频道)，以及西班牙语频道和法语频道，并通过卫星等通讯技术的发展，提高节目质量和时间，扩大覆盖范围。
以新华社和中新社为主的各通讯社对外新闻传播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使中国通讯社大步地走向世界。新华社对外发稿语种、发稿数量和传播效果都不断提升，海外用户遍布全球，稿件落地率不断提高，被海外媒体采用率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中新社也逐渐恢复了原有的机构和业务，并在报道内容，供稿面和发稿数量及手段上快速提高。
卫星的广泛使用无疑是这一时期对外新闻传播事业迅速发展的加速器。从1991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租借“亚洲1号”卫星开始，中国对外电视依靠卫星迅速扩大覆盖率，成长为对外传播的主力。卫星在通讯社上的采用，使发稿效率、稿件质量大幅提高，也使我国通讯社的影响力大大加强。
这一时期，互联网的发展引人瞩目。《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的颁布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新闻管理局的成立，实现了互联网登载新闻业务和网上新闻宣传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总数已经达3.38亿，居全球第一。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载体，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影响巨大的舆论工具之一，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对外新闻传播的教育和理论研究的繁荣，也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新闻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对外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日益得到加强，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和对外传播学期刊，活跃了对外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研究。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新闻发布形式的日趋多样，被外国记者看作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中国政务公开和观念更新的表现。
全面开展期
(1949年10月-1966年5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对外新闻传播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开展期。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对外报道工作。1949年10月，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了新闻总署，统一管理对外新闻传播工作。后经过机构调整，新闻总署撤销，对外报道业务划归新华社。196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中国外文局的成立有效指导了对外书刊的规划、出版、发行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大批对外报刊。到1965年底，专门对外新闻传播的印刷媒体已经有40多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期刊的形式、发行周期和语言种类都很丰富，如《中国画报》当时拥有14种语言版本。截至1965年，中国外文局系统的外文期刊共发行1427万册，与1951年相比增加了20倍。
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广播事业也全面发展。1950年4月10日成立了国际广播编辑部，专门负责对国外广播稿的编辑、翻译和播音工作。这一时期，我国对外广播的语种、节目和覆盖范围都得以增加和扩大。对台广播节目也诞生并发展起来。对外广播投入的增加也为对外广播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到了1966年上半年，中国对外广播的语言种类已达32种，广播方向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全天播音时间超过100小时，总发射电力达到1万千瓦。当时国际舆论公认，中国对外广播，按语种、规模、时效三方面综合评定，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苏、美两强)。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通讯社加大了对外报道的力度。经过17年的发展，新华社在新闻写作、技术建设、增加人员配备，发展海外分社，增加发稿语言，扩大发稿范围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到1966年，新华社已经初步成为中国对内对外的消息总汇。与此同时，中国新闻社也在这一时期创立和发展起来，为对外(尤其是对华侨)新闻传播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影视开始起步并发展壮大。我国成立了新闻记录片的专门制作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并颁布了用以指导新闻电影对外传播工作的决定。此外，随着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中国电视事业诞生并立即加入了对外新闻传播的合唱，取得了初步成绩。截至1966年底，北京电视台已经同世界上33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机构建立了购买或交换电视节目的关系。
徘徊期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对外新闻传播事业遭遇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从全面发展转向徘徊不前，由“四人帮”把持的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在国际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些行之有效的对外新闻报道方针、原则和策略被林彪、江青破坏；对外新闻传播的任务、受众范围、传播内容和地域等都被硬性改变；题材和手法变得空洞单一。这一系列“左”的方针和政策打乱了原来正常的工作秩序，对外传播的特点被抹煞，充斥着浓重的政治说教色彩。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重视，在批评矫正后，对外新闻传播事业在某些局部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发展。但是，“左”的宣传方针仍在继续。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对外新闻传播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迅速发展期
(1976年10月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直接指导下，外宣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工作顺利开展，对外新闻传播在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传播策略等方面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外新闻传播事业逐步摆脱了“左”的影响，开始走向正轨，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为了加强对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和管理协调整个对外宣传工作，并通过一系列文件明确和改进了对外新闻传播工作。1988年1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因中央机构调整被撤销，1990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得以恢复，并成为独立的外宣实体。
对外新闻报道业务得到恢复和发展，一批新的对外新闻传播机构纷纷创建，多门类、多渠道、多层次的对外新闻报道体系逐渐形成。一些停办的外文刊物陆续复刊；一些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刊物，有的增办海外地区版，有的进行大幅度的改版；同时，还有一批新的对外报刊创办，如《中国日报》(英文)等。
电子媒体方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多方面都加快了发展步伐，迅速跻身世界对外广播三强之列。中央电视台陆续开播了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中文国际频道)、第九套节目(英文国际频道)，以及西班牙语频道和法语频道，并通过卫星等通讯技术的发展，提高节目质量和时间，扩大覆盖范围。
以新华社和中新社为主的各通讯社对外新闻传播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使中国通讯社大步地走向世界。新华社对外发稿语种、发稿数量和传播效果都不断提升，海外用户遍布全球，稿件落地率不断提高，被海外媒体采用率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中新社也逐渐恢复了原有的机构和业务，并在报道内容，供稿面和发稿数量及手段上快速提高。
卫星的广泛使用无疑是这一时期对外新闻传播事业迅速发展的加速器。从1991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租借“亚洲1号”卫星开始，中国对外电视依靠卫星迅速扩大覆盖率，成长为对外传播的主力。卫星在通讯社上的采用，使发稿效率、稿件质量大幅提高，也使我国通讯社的影响力大大加强。
这一时期，互联网的发展引人瞩目。《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的颁布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新闻管理局的成立，实现了互联网登载新闻业务和网上新闻宣传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总数已经达3.38亿，居全球第一。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载体，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影响巨大的舆论工具之一，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对外新闻传播的教育和理论研究的繁荣，也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新闻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对外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日益得到加强，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和对外传播学期刊，活跃了对外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研究。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新闻发布形式的日趋多样，被外国记者看作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中国政务公开和观念更新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