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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宁，江西上犹人。在《星火》《滇池》等处发表过作品，江西省第五届青年作家改稿班学员。
余 嬷
余嬷出现的时候，安徽正遭水灾，许多安徽人从赣北经遂川过来，肩背大小行囊，腰里别着口缸，一拨拨从村边经过。姐姐说，他们专门拐骗小孩，挖出心肺去钓金鱼。我们吓得都不敢到大路上去，远远看见有人成群结队沿路过来，立刻躲进路边浓密的菜地里。
余嬷就是这个时候频频出现在老屋，关于余嬷的种种很快就把我们从掏挖心肺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在老屋人的描述中，余嬷弯腰驼背，嘴角歪斜并常常抽动，瘸着一条右腿，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她的一只眼睛不好，看人的时候翻出大片眼白。不是做多了恶事，哪会断子绝孙？不断子绝孙，会住进敬老院？老屋人这样说。我是在很多年后才听出老屋人话中饱含的恶意。我们不知道余嬷为什么频频出现在老屋，毫无疑问的是，余嬷的每一次出现都在老屋引发程度不一的骚动。
我看见余嬷其实只一次，是在老屋门口。那时刚下完一场雨，天很蓝，有一点风，沿河的一带竹林传出水鸭的嘎嘎叫喊。余嬷就是那时来的。她来问老屋的一个老姐妹借钱。我们赶到的时候，余嬷已经借钱到手，正站在屋檐下骂人，骂我二哥那伙杂种，婊子养的，短命种。你们会有好死？你们有爹生没娘养就会欺负我一个孤老婆子，我咒你们个个不得好死。她骂得口吐白沫，边骂边退到老屋门口的一棵枣树下。枣树过去是一片稻田，正是夏天，田里的禾苗正青，风一吹一排排绿浪翻滚。
枣树下面是条小路。
在我当年的记忆中，余嬷借钱到手骂完我二哥们的爷娘祖宗，就一摇一摆从枣树下那条小路回去了。余嬷是敬老院的人。敬老院在东边一片肥沃的山里，四无人烟。很多年后我进山砍柴路過那里，我放下柴担进去，院里很暗，黑漆漆地摆着一些破旧家具，没有人。几间屋子都木门紧闭，门上的铁锁锈迹斑斑。我走进东侧一间厢房，发现里面的一座破灶早已荒弃，灶上一口锅，锅底积着一洼锈水。灶下两只母鸡正在翻啄一捆湿稻草。我没看见余嬷。
余嬷已经死了。
然而我又听说，余嬷当年走后，二哥他们尾随上去，继续他们对余嬷兴趣盎然的调戏。他们斗鸡似地伸长脖子，哄笑着从枣树下的小路涌到马路上。每个人都在学余嬷走路的姿势，这让他们看起来像一群瘸子挨挨挤挤集体出行。余嬷且骂且走，走到进山的路口，余嬷骂着突然回头，老眼圆睁向二哥们冲去。二哥们大惊，转身就跑。余嬷盯住其中一个紧追不放。全村顿时万人空巷，人们都涌向村口。人们看着余嬷遥遥追着我的某个堂哥，堂哥先是沿马路奔跑，然后折向通向勺子山的小路。堂哥上了勺子山，余嬷也弓着腰一摇一摆上了山，他们沿着勺子山被称为勺把的那部分山脊一个跑一个追，直到山顶。
勺子山是座黄泥岗，雨后的黄泥岗泥泞无比。傍晚堂哥回来，把鞋子脱下，鞋子沾满了黄泥。
许多年后，我独自一人在勺子山上行走。我当然看不见余嬷。余嬷已经死了。山脊两侧的松树已经十分高大，剪出山脊上方狭窄的一线天空。山上松毛厚厚地积了一地，静悄悄的没有人声。有偶尔飞逝的鸟。
我不知道余嬷是怎么死的，病死还是饿死，答案已经无从知晓。死是一件令人忧伤恐惧的事情，那时和死有关的一切，尸体、棺材、葬礼、坟墓，都令我们恐惧万分。老屋正厅的房梁上就摆满了黑漆漆的棺材，它们每天都在房梁上静悄悄蹲伏等候，已经等了很多年。我们每次穿过正厅都要忍住恐惧并加快脚步，把眼睛投向老屋门口，投向老屋门口那方更加安全的灰蓝色天空。有一天，我们看见其中一具棺材被人从房梁上搬下来，把北厢的九伯装了进去。九伯两腿瘫痪，一年四季都坐在北厢门口的一张矮椅上，看门口广阔的稻田和天空。九伯看见我们总是眯眯笑，说狗崽子们过来，九伯给你们吃荸荠。死去的九伯没有埋在勺子山边那片密密麻麻的坟堆里，而是埋在老屋对门的山上。墓门漆黑，像只巨大的独眼。这只独眼白天黑夜都默默凝视老屋，凝视山下油石河中的缓缓流水。我们有时候一抬头，目光就和这只独眼碰在一起。我们就是这样每天都和死亡混居在一起，这真是一件让人无可奈何的事。
我不知道余嬷是怎么死的，余嬷是敬老院的人，会不会得麻风死了呢？北面紫阳乡有座敬老院，就专收麻风病人。余嬷当年骂我二哥他们短命种，肯定也顺口咒出“你们发麻风进紫阳去呵”这句咒语。现在我回去，依然可以听到乡人对骂时这句熟悉咒语在耳边一闪。
长 袍
把时间向前推三十年，我站在村口向北方张望，会看见通往遂川的那条公路像一条笔直的带子。这条带子直通天边，天尽头是一棵巨大的樟树，樟树枝叶繁茂，像一团凝固的挂在天边的云。圩日的黄昏时分，长袍会摇摇摆摆出现在塘角桥。塘角桥是座石拱桥，桥上是石做的栏杆。长袍照例喝得醉醺醺，俯在石栏上大声呕吐，点点滴滴的食物残渣就飘飘荡荡吐进河里，臭满一条河。
长袍是南边冷水径人，瘦高，戴一顶斗形遮耳风帽，眼窝深陷，长年穿一身蓝色厚棉长袍;长袍下摆穿孔的地方，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每逢圩日，长袍就从冷水径那边过来，从老屋边上经过去往油石圩，傍晚时分才回来。每当这个时候，从遂川过来的马路上就只有长袍一个人摇晃的影子。
在我当年的记忆里，那时候的马路常常空无一人，只有满路明晃晃的沙子。马路的两边是树，树后面是辽阔静寂的油菜花地和稻田。老屋就坐落在稻田和东边的群山之间。老屋是一片厢房连着厢房的百年老宅，门户相通，巷道纵横。每当黄昏一到，夜幕开始降临，那些遍布南方的传说就开始弥散在这座阴郁深幽的百年老宅里。
长袍频频出现的时候，老屋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长袍叫了谁的名字，或者摸过谁的头，又或者看了谁一眼，这个人的魂魄立刻就会被吸进他厚厚的袖筒里，再也出不来。姐姐告诉我，长袍身上藏着一把剪刀，时刻准备剪小孩的头发，谁要是被长袍剪下身上的某样东西，魂魄就没了;老屋有个女人，只是被长袍看了一眼就疯了，天天披头散发，站在老屋门口的石磨上梳头唱歌。老屋门口的确有个女人，天天站在石磨上，唱一首关于女儿的歌;她用一把梳子把自己的头发梳来梳去，梳了一年又一年。姐姐告诉我，要是遇到长袍，只要立刻撒泡尿在地上，魂魄就算被吸走，也会马上重新回到身体里。我们不能随时准备好一泡尿，因此远远看见长袍过来，就钻进老屋的深巷里，躲起来，直到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在村庄的黄昏里四处响起，我们才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贼一样溜回家。 我想起一天傍晚，母亲吩咐我到村口的杂货店买豆豉。那时店里一群大人正在打牌赌钱，我买好豆豉在一边观看，直到他们一局终了闹哄哄数钱，才抬起头准备离开。忽然间，大人们像一群被人拎起脖子的鸡，全都伸长脖子看向门口。我转过身，只见一个巨大的身影站在门口，头上的风帽和身上的长袍几乎挡住了整个店门。
是长袍！一瞬间，我想起姐姐的警告，想掏出小鸡鸡朝地上撒尿。但我尿不出来。我僵直地站在那里，看着长袍歪着头，半眯着眼睛，脸上浮出一丝笑纹。长袍的眼睛绕着大人们转了一圈，然后从我脸上一点点扫过。长袍不说话，风帽遮住的头点了一点，转过身，接着消失在门外的暮色里。
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回到家里。母亲像是问起过豆豉，又像是什么都没问。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一定注意到了我目光呆滞的样子，放下筷子摸了摸我的头。不烫，母亲说，没生病。姐姐说，是不是丢了魂？弟弟回来之前，我看见长袍向冷水径那边走。我看着姐姐，嘴里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很多年过去，这声漫长的尖叫还时时在我耳边回响。
长袍是冷水径彭屋人，这我后来才知道。那时我在县城读书，经过彭屋，姐姐告诉我，长袍生前就住在这里。我抬眼看过去，只见路边一排错落的老房子，房子前面的坪地上是一排低矮的猪圈，一条青石板小路弯弯曲曲直通里面。石板路尽头的一扇角门里，一个女人腰系围裙端一只脸盆出来，见我在路边张望，看了我一眼，猛地把一盆水泼在地上。
谭 婆
谭婆是谭公的老婆。
谭公是冷水径养路班的人，精瘦，每天早上，人们都能看见谭公扛着长长的推把从冷水径那边过来，身后跟着圆滚滚的谭婆。谭公的推把上总是挂着一只包袱，谭公一路走来，包袱就在推把杆上左右晃荡。他们穿过塘角桥去往北边的公路，把散在路段上的沙子推到路中央，直到傍晚我们放学时分才回来。
那时我已经在塘角小学上学，经过塘角桥，如果时间还早，我们通常会骑到桥的栏杆上坐上一会儿，看辽阔的稻田，看河里的鸭子，听女人在桥下捶打衣服发出邦邦巨响;又或者什么都不干，只是让咸湿的河风往脸上吹。谭公到了塘角桥，把头探出栏杆，俯身看桥下的女人。女人们看见谭公，桥下立刻喧腾起来。
“谭公，昨日和谭婆又搞了一夜？路都走不稳，要歇一歇？”女人们一边捶打衣服，一边仰头高声问。
“不要说起，说起就恼火，昨夜这贼婆两条腿夹得好紧，掰都掰不开，怎么搞？”谭公说。
“老贼，是你那根东西软塌塌不中用，还怪别人？”谭婆靠在栏杆上，看自己的手指。
“我呸！前日我硬起来，你照样不罅开腿！”
“硬起来又怎样，你能硬几久？我是懒得跟你摆样子！”
“谭公谭婆，你们要不要在这里打一架……”
“我看呢，你们还是回养路班关上门钻到被子底下去打呵……”女人们在桥下爆出一团疯笑，将一群顺水而下的鸭子惊出嘎嘎嘎东张西望地叫喊。
我們完全不知道女人们和谭公谭婆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桥下的女人笑什么。很好笑吗？打架为什么要钻进被子里？我们打架从来就不会钻进被子里。我们立刻就不理会把水花撩得四溅的女人了，我们拍打着栏杆上的柱头，把它们想象成一匹匹高头大马，而我们是一群威风凛凛的将军，正骑着快马去学堂。远远听见学堂里传来当当当敲钟的声音，我们从栏杆上一跃而下，抓紧身后的书包飞奔起来。
谭公谭婆每天上下，老屋的男人女人看见他们，都笑，谭公谭婆也笑。“谭公，你日日带老婆上班，推完沙子推老婆，蛮方便。”男人们这样说。“就是呢，不推老婆，日子怎么过？”谭公笑嘻嘻地回答。“谭婆日日跟紧谭公，怕是谭公在哪个庄里养了姘头，不放心？”女人们说。“你格是他姘头嗄？”谭婆眯着眼睛问。男人女人们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同样不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有时放学遇到谭公谭婆，就跟在他们后面起哄，看谭婆扭动两瓣屁股走路。谭婆有一座肥大的屁股，走起路来左右扭动。谭公看见我们，抡起推把向我们冲过来，我们迅速散开躲进路边的油菜花地里，大声唱大人们教我们的顺口溜：“细公肥婆，秤不压砣！细公肥婆，秤不压砣！……”谭公像不像秤杆不好说，但圆滚滚的谭婆和秤砣就真是太像啦。
我记得谭公出事那天，我们上完下午最后一节课一路小跑回家，跑到村口的时候，看见老屋门口的枣树下聚着一群人。我们跑上前，从人缝里钻进人群，只见谭公像只剥了壳的虾，精赤条条躺在地上，鼻眼青肿，一层细薄的皮贴在胸前的两排骨头上，身下的一摊血已经凝固，两条大腿之间血肉模糊。一片血迹中，谭公肚子下面一丛黑色的须毛看起来十分显眼。
大人发现了我们，揪住我们的衣领，拎鸡一样把我们拎出人群。“细伢子不准看！”大人们这么说。真好笑，全身精赤的人蛮有看头？我们根本不稀罕。我们自己下河游泳，哪个不是全身脱得精光？“要剁就剁干净咧！老贼每日每夜在我身上爬上爬下，烦都被他烦死。剁干净，省我今后几多事！”我们听见谭婆的声音从人群里传出来，“东西没用，还到这里来丢人现世！哪位阿叔好心，帮我把他弄到乡里卫生院去，不要死在这里搞脏了地方呵。”人群哄笑着散开。有人推来一辆板车，人们七手八脚把谭公搬上板车，盖上衣物。我似乎听见谭公哎哟一声叫唤，但这声音立刻就被周围更嘈杂的声音淹没。两个老屋人推起板车从枣树下的小路上到大路，板车的吱扭声滚落一地;谭婆扭动屁股跟在板车后面。我们挤站在老屋门口的石磨上，看着一行人绕过一座竹林，过了塘角桥，被一排桃树挡住，再也看不见了，才蹦跳着四散回家。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谭公肚子下面的黑色须毛不断在眼前出现，一根根突兀的样子。大人肚子下面都有这样吓人的须毛吗？难怪他们下河游泳时总要穿上裤衩，一副遮遮掩掩的样子。我们就没有这样要遮掩的毛，因此我们想光屁股就光屁股，想撒尿就撒尿。可是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身上会不会也长出这样难看的黑色须毛呢？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忧心忡忡，更加睡不着了，身子转来转去，把身下的床板压得吱吱响。父亲起身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掌，我才终于蒙眬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像往常一样从枣树下经过去上学，发现地上的血迹已经被一层沙土覆盖，完全没有了昨天的痕迹;几块石头散落在一边。一件衣服不知被谁遗落，悬挂在枣树上，在晨风里轻轻飘摆。我站在衣服下面看了一会儿，听见老屋的某个地方响起一只碗碎裂的声音和几声狗叫。 我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用力扔了出去，石头在空中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掉进前方宽阔静谧的水田里。我们常这样扔石头比赛，看谁扔得更远更准，谁扔中了目标，比如扔中了一根竹竿或一只破盆，我们就会兴奋地鼓掌欢呼起来。
久 生
我家住在老屋南厢的东南角，和新屋隔着一小块晒坪。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我都要把一张小板凳搬到晒坪做上一段时间的作业。直到暮色首先从瓦面降临，屋角的芭蕉叶面渐渐暗淡，母亲挑着粪桶从菜地回来，咣当一声把粪桶放到屋檐下，女人呼唤孩子的声音在村庄四处响起，暗黄的灯盏开始在老屋和新屋逐渐点亮，我才把板凳搬回屋里。
“阿丰好用功哩，将来考大学，去县里单位上做公家人呵！”对面李家的女人看见母亲，常常这样说。“哪有这么好命，”母亲这样回复李家女人，脸上却笑纹舒展，“识得几个字，将来能算数有碗饭吃就好咧，考大学就莫去想。”我对母亲的回答很生气，把小板凳朝向另一个方向，赌气不看她们。“啊呀呀，你屋里阿丰和那屋里的久生不一样，明眼人一看就晓得哦，他才是没那个命咧，考了七八年，年年打赤脚，脑门上都长出抬头纹了，还以为自己十八。”李家女人“嘁”了一声。母亲没有搭腔，抱起码在屋檐下的一捆柴火進了厨房。等到母亲的炊烟在老屋的屋顶上升起，天就彻底暗了下来。
我对李家女人说的话不是很明白，大人们总是把一些简单的话说得很难懂。比如李家女人说的“打赤脚”，我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昨天上学的时候都还看见久生，脚上穿一双干净的布鞋，根本不是李家女人说的“打赤脚”。久生每天都把自己穿得整整齐齐，他如果打赤脚会是什么样子？至于李家女人说的抬头纹，我没怎么注意。也许有，也许没有，不过这又有什么要紧？每到周末或假期，我们遇到不会做的题，照样去找久生。
久生住在老屋南厢靠厢房门口的地方，门前长年摆放着一排盆罐，上面种一些五颜六色的花。每年七八月份，这些花就在南厢开出触目的嫣红或深黄。久生奶奶每天给这些花浇水，久生在家的时候也给这些花浇水。“这是‘步步高’咧，是要讨吉利的，细伢子只准看，不准摸，摸了要打手。”久生奶奶说。我们根本不怕打手，常常趁久生奶奶不注意伸手去摸花。久生奶奶发现我们摸花，就用一根下端开裂的竹子做的响篙敲打地面，撵鸡一样驱赶我们。
久生在圩上的中学读书，读了一年又一年。他每天一早上学，晚上很晚才回来，因此很少被人看见，渐渐成为南厢若有若无的一个影子。有时晚上我已经上床睡觉了，听见马路上传来一阵喧哗的人声，这是上晚课的人在夜里归家，然后就有一串脚步穿过我家旁边巷子，一扇门吱呀一声关闭。这声吱呀响过，老屋的夜才彻底安静下来。
我们还住在老屋的时候，老屋渐渐流传起关于久生的种种传说。一种说法是，久生第一年考学，久生奶奶为了让他养足精神，怕他房里的座钟滴滴答答太吵，就把座钟搬走，让他比平时多睡了一个钟头，直到钟敲八点才把他叫醒。等久生匆忙赶到考场，考场已经关了门。李家女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家就靠着鸡窝，鸡叫声聋子都能吵醒，还用人叫？考了七八年，未必每年都睡过头？没这个命就是没这个命，你以为公家人哪个都能做？”李家女人这样说。李家女人胸脯巨大，男人们盯着她的胸脯，点头同意她的看法。另一种说法是，某一年过年打扫灰尘，一只满身通红的蜈蚣被久生奶奶从墙洞里扫出来，蜈蚣满屋游走，在久生奶奶面前绕出一圈又一圈红线，正在久生奶奶惊疑不定的时候，久生进门，一脚就把门槛下的蜈蚣踩到了鞋底。得罪了神明，哪么能考上大学？母亲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警告我们从此在家里看见异样的蛇虫，都只能赶，不能杀灭。
我们不知道久生奶奶是否听到这些传闻。她的眼睛不太好，每天都坐在南厢的门槛上，眯着眼睛在一只簸箕上剥花生剥豆子，旁边放着那根撵鸡的响篙，听见有鸡的动静就挥动响篙，嘴里嘘嘘嘘地撵鸡。“你们莫来烦久生喽，久生要考学，考上了，久生就要去县里，就是公家人喽……”久生奶奶听见我们在敲久生的房门，就眯着眼睛朝这边看过来。这句话好像被久生奶奶说了很久，说了一年又一年。
久生彻底从南厢消失是在那一年的七月。这一年，一场大雨袭击了整个南方，雨下了几天几夜，河水暴涨。浑黄的河水从堤岸漫过来，老屋门前的水田全都淹没在茫茫黄汤里。我们站在塘角桥上，看滚滚河水带着木头、肚子鼓胀的牲畜和各种箱柜瓢盆倾泻直下，大人们手持钉耙从河里打捞各种东西。有时一头巨大的死牛顺水漂过来，桥上的人们就发出一阵阵惊呼。在混乱的人群里，我看见久生也站在桥上，眼睛盯着河水。
傍晚有人从塘角桥经过，看见栏杆边上摆着一双布鞋。
老屋人从此再也没见过久生。我有时路过久生家门口，看见那排盆罐里的“步步高”依旧嫣红或深黄，常常怀疑自己看错了，以至多年以后，一栋百年老宅的深院鲜花触目这样的意象还时时浮现在眼前。南厢突然就寂静下来，李家女人看见我在晒坪做作业也不再夸我，令我十分失落且不满，对她的大胸脯更加看不顺眼了。“久生，你好回来啊，奶奶做米果你吃哩……”老屋的夜晚响起久生奶奶长久的呼唤，“久生莫去考学了，好回来啊，考学有什么用喽，你回来，奶奶给你娶亲……”深夜里，我躺在床上细听，听见无数鼾声此起彼伏，一些床板吱吱轻响;再细听，老屋的某条深巷像是响起若有若无的脚步声，有某扇门吱呀一声关闭。
观 音
久生家旁边的巷子再过去就是老屋的廊房。廊房在老屋正厅两边，是两排天井连着天井的幽深庭院。我有时候端着一碗饭穿过巷子，绕过两座天井，经过堆满柴火的老屋正厅，就到了北边的廊房。那里每天都有一群女人在纺麻绳，纳鞋底，在鞋垫上绣花，说东家长西家短，纺绳的吱吱声和女人们细碎说话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我端着饭从她们中间穿过，远远地坐到廊房的门槛上，一边吃一边听观音在老屋门口的石磨上吹笛子。
观音就住在北边廊房的天井边上，我们还住在老屋南厢的时候，每天白天或夜里，都能听见观音的笛声在某个时刻忽然响起。我们都喜欢听观音吹笛子。夏天的夜里，母亲不准我去老屋门口，只允许我在南厢边上的晒坪里乘凉。“哪里都不准去！到处黑灯瞎火，哪里不是一样偷凉？”母亲说。我气呼呼地躺在竹床上，听见观音吹笛子的声音从老屋门口那边传过来，分明觉得夏夜里的凉风、月光和蛙声都被笛声吸引到老屋门口去了。“吹吹吹，就知道吹，除了吹，还会干什么？上不得山下不得田，一身软塌塌，像个先生，又没先生的命！你要是学他的样，我打断你的腿！”母亲见我气鼓鼓的样子，警告我说。姐姐对我眨眨眼睛，说：“老屋门口怕是有很多细伢子吧？他们怕是围在观音边上听他吹笛子吧？就算不听吹笛子，也怕是在捉亮屁虫吧？”我恼怒地把竹床踢得嘣嘣响。 我只好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到老屋门口去听观音吹笛子。有时候母亲循声过来，见我一边听吹笛子一边漫不经心吃饭的样子，随手从屋檐下抽出一根篾条就抽打过来。我立刻拔腿就跑。但无论我跑到哪里，笛声就像一根绳子拴在我的脚后跟，我跑到哪里，笛声就追到哪里。我拖着这根绳子在老屋的曲巷里绕来绕去，直到母亲的骂声在身后渐渐消失。
我依旧常常到北边的廊房去。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穿过久生家旁边的巷子，刚到老屋大厅，就听见一声尖利的叫骂声从北边廊房响起。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向声音传来的地方赶过去。只见北边廊房的女人们这时都停下手里的活计，正在看观音和他的母亲撕扯在一起。观音母亲一手握住笛子的一头，另外一只手像拍蚊子一样不断抽打观音紧握笛子的手背。“叫你挑担水，你腰痛;叫你生個火，你手痛;叫你下田，你脚痛;叫你吃饭，你何事不说你嘴痛？何事不说你手痛？通屋的人都在看笑话，我养你有卵用？我烧了它，看你还吹……”撕扯中观音母亲突然松开抢笛子的手，坐到一张矮凳上尖声哭起来。“观音娘，莫生气喽，老大没指望，你还有老二哩，老二几能干……”一个女人这样说。“观音娘，他喜欢这个，也是他的命，改不了哩，你要放宽心，气倒自己，就不值当咧……”另一个女人这样说。我看见观音站在天井边，手里握着笛子，眼睛看着老屋低矮的屋梁。我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只见屋梁上的燕窝里两只燕子正在探头探脑，忽然唧啾一声双双从燕窝飞到门口，转眼消失在门外的空白里。观音母亲哭着突然站起身，指着观音说：“今日起你自己去寻饭吃，我的米养猪养鸡养狗，就是不养吃闲饭的人！你有本事，今后日子过得再好，我也不要你一分钱;没本事，没本事你就去死！”周围突然就安静下来，女人们都惊愕地看着观音母亲。我看见观音的眼光从门外移到他母亲的脸上，又转向周围其他地方。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观音的眼睛里没有眼珠，是两眼黑乎乎的幽幽深洞。然后我就看见观音踢翻地上的一只簸箕，快步走到门口，轻身一跃跳过门槛，白色的衬衣一闪，也消失在门外的空白里。
有人说观音拎着笛子沿马路往冷水径那边去了，也有人说观音进了东面的塘角坑，那里有他读书时认识的一个姓刘的同学，总之，观音和他的笛声从此就从老屋消失，再也没有回来。许多年后，有人给观音母亲带来一个消息，说观音去了南康一带，跟了一个做法事的和尚道士班子，他负责吹笛子，后来在南康十八塘那边娶了亲，育有一儿一女。那时我们全家已经从老屋搬离，搬到距离老屋两三里外的勺子山下的新居，我在县城读书，老屋的人和事都已经渐渐被我遗忘。母亲转述的观音的消息让我再次想起老屋那些寂静无聊的白天与夜晚。没有了观音的笛声的老屋迅速变得昏暗与破败，野草在墙缝里生长，蜘蛛丝爬满房梁，蝙蝠在夜里悄无声息地飞进飞出。某一年一场大雨，老屋正厅的一角在夜里轰然倒塌，露出搁置在房梁上的黑色棺材。人们开始渐渐搬出老屋，父亲就是在那时带领全家人搬迁到勺子山下。离开老屋的时候，我把一根笛子塞进老屋的一只墙洞，用纸团塞住洞口。将来的某一天，我再次回到老屋，找到当年的墙洞，拔出纸团的那一刻，那些过去的时光会不会从墙洞里喷涌而出？
没有这样的时刻。
重回老屋已经是数十年之后。我在一个城市慵懒的午后被电话吵醒，二哥在电话里告诉我，老家正在大举拆除空心房，无人居住的老旧房屋一律拆除，已经倒塌的房屋和要拆除的空心房一样，全部推平重新规划。二哥叫我回去一趟。老屋还有人住？我问二哥。破破烂烂，哪里还有人住？所以才要拆，拆了好，二哥说。老屋要拆，爸妈什么意思？我问二哥。他们能有什么意思？有意思也轮不到他们。老东西不拆，难道还供起来？二哥挂了电话。
我回到老屋，看见满天灰尘里，几台推土机正在一片断墙碎瓦上来回奔走，巨大的铲斗上下挥舞，几名村干部手持喇叭在一边高声指挥。老屋人围聚在一边，有些人面目依稀可辨，大多数已经是完全陌生的新面孔。我远远站在一边，辨认哪里是老屋的北廊，哪里是老屋门口，哪里有过一道门槛，我曾经坐在那里一边吃饭，一边听一个人在吹一支笛子。笛声飘忽邈远，早消散在过去的时光与尘埃里。我惊奇地发现，原来曲巷纵横的幽深迷宫、雕龙刻凤的廊柱花窗，竟然也只是一堆堆丑陋的黄土和一块块朽木。之前没有的东西，最后也终将化为乌有？我不能回答。当老屋最后一堵土墙被推土机推倒，我像一个溺水的人试图抓住某样东西。可是我什么都抓不住，只能任由一些当年的人和事在眼前哗啦啦呼啸而过。
余 嬷
余嬷出现的时候，安徽正遭水灾，许多安徽人从赣北经遂川过来，肩背大小行囊，腰里别着口缸，一拨拨从村边经过。姐姐说，他们专门拐骗小孩，挖出心肺去钓金鱼。我们吓得都不敢到大路上去，远远看见有人成群结队沿路过来，立刻躲进路边浓密的菜地里。
余嬷就是这个时候频频出现在老屋，关于余嬷的种种很快就把我们从掏挖心肺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在老屋人的描述中，余嬷弯腰驼背，嘴角歪斜并常常抽动，瘸着一条右腿，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她的一只眼睛不好，看人的时候翻出大片眼白。不是做多了恶事，哪会断子绝孙？不断子绝孙，会住进敬老院？老屋人这样说。我是在很多年后才听出老屋人话中饱含的恶意。我们不知道余嬷为什么频频出现在老屋，毫无疑问的是，余嬷的每一次出现都在老屋引发程度不一的骚动。
我看见余嬷其实只一次，是在老屋门口。那时刚下完一场雨，天很蓝，有一点风，沿河的一带竹林传出水鸭的嘎嘎叫喊。余嬷就是那时来的。她来问老屋的一个老姐妹借钱。我们赶到的时候，余嬷已经借钱到手，正站在屋檐下骂人，骂我二哥那伙杂种，婊子养的，短命种。你们会有好死？你们有爹生没娘养就会欺负我一个孤老婆子，我咒你们个个不得好死。她骂得口吐白沫，边骂边退到老屋门口的一棵枣树下。枣树过去是一片稻田，正是夏天，田里的禾苗正青，风一吹一排排绿浪翻滚。
枣树下面是条小路。
在我当年的记忆中，余嬷借钱到手骂完我二哥们的爷娘祖宗，就一摇一摆从枣树下那条小路回去了。余嬷是敬老院的人。敬老院在东边一片肥沃的山里，四无人烟。很多年后我进山砍柴路過那里，我放下柴担进去，院里很暗，黑漆漆地摆着一些破旧家具，没有人。几间屋子都木门紧闭，门上的铁锁锈迹斑斑。我走进东侧一间厢房，发现里面的一座破灶早已荒弃，灶上一口锅，锅底积着一洼锈水。灶下两只母鸡正在翻啄一捆湿稻草。我没看见余嬷。
余嬷已经死了。
然而我又听说，余嬷当年走后，二哥他们尾随上去，继续他们对余嬷兴趣盎然的调戏。他们斗鸡似地伸长脖子，哄笑着从枣树下的小路涌到马路上。每个人都在学余嬷走路的姿势，这让他们看起来像一群瘸子挨挨挤挤集体出行。余嬷且骂且走，走到进山的路口，余嬷骂着突然回头，老眼圆睁向二哥们冲去。二哥们大惊，转身就跑。余嬷盯住其中一个紧追不放。全村顿时万人空巷，人们都涌向村口。人们看着余嬷遥遥追着我的某个堂哥，堂哥先是沿马路奔跑，然后折向通向勺子山的小路。堂哥上了勺子山，余嬷也弓着腰一摇一摆上了山，他们沿着勺子山被称为勺把的那部分山脊一个跑一个追，直到山顶。
勺子山是座黄泥岗，雨后的黄泥岗泥泞无比。傍晚堂哥回来，把鞋子脱下，鞋子沾满了黄泥。
许多年后，我独自一人在勺子山上行走。我当然看不见余嬷。余嬷已经死了。山脊两侧的松树已经十分高大，剪出山脊上方狭窄的一线天空。山上松毛厚厚地积了一地，静悄悄的没有人声。有偶尔飞逝的鸟。
我不知道余嬷是怎么死的，病死还是饿死，答案已经无从知晓。死是一件令人忧伤恐惧的事情，那时和死有关的一切，尸体、棺材、葬礼、坟墓，都令我们恐惧万分。老屋正厅的房梁上就摆满了黑漆漆的棺材，它们每天都在房梁上静悄悄蹲伏等候，已经等了很多年。我们每次穿过正厅都要忍住恐惧并加快脚步，把眼睛投向老屋门口，投向老屋门口那方更加安全的灰蓝色天空。有一天，我们看见其中一具棺材被人从房梁上搬下来，把北厢的九伯装了进去。九伯两腿瘫痪，一年四季都坐在北厢门口的一张矮椅上，看门口广阔的稻田和天空。九伯看见我们总是眯眯笑，说狗崽子们过来，九伯给你们吃荸荠。死去的九伯没有埋在勺子山边那片密密麻麻的坟堆里，而是埋在老屋对门的山上。墓门漆黑，像只巨大的独眼。这只独眼白天黑夜都默默凝视老屋，凝视山下油石河中的缓缓流水。我们有时候一抬头，目光就和这只独眼碰在一起。我们就是这样每天都和死亡混居在一起，这真是一件让人无可奈何的事。
我不知道余嬷是怎么死的，余嬷是敬老院的人，会不会得麻风死了呢？北面紫阳乡有座敬老院，就专收麻风病人。余嬷当年骂我二哥他们短命种，肯定也顺口咒出“你们发麻风进紫阳去呵”这句咒语。现在我回去，依然可以听到乡人对骂时这句熟悉咒语在耳边一闪。
长 袍
把时间向前推三十年，我站在村口向北方张望，会看见通往遂川的那条公路像一条笔直的带子。这条带子直通天边，天尽头是一棵巨大的樟树，樟树枝叶繁茂，像一团凝固的挂在天边的云。圩日的黄昏时分，长袍会摇摇摆摆出现在塘角桥。塘角桥是座石拱桥，桥上是石做的栏杆。长袍照例喝得醉醺醺，俯在石栏上大声呕吐，点点滴滴的食物残渣就飘飘荡荡吐进河里，臭满一条河。
长袍是南边冷水径人，瘦高，戴一顶斗形遮耳风帽，眼窝深陷，长年穿一身蓝色厚棉长袍;长袍下摆穿孔的地方，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每逢圩日，长袍就从冷水径那边过来，从老屋边上经过去往油石圩，傍晚时分才回来。每当这个时候，从遂川过来的马路上就只有长袍一个人摇晃的影子。
在我当年的记忆里，那时候的马路常常空无一人，只有满路明晃晃的沙子。马路的两边是树，树后面是辽阔静寂的油菜花地和稻田。老屋就坐落在稻田和东边的群山之间。老屋是一片厢房连着厢房的百年老宅，门户相通，巷道纵横。每当黄昏一到，夜幕开始降临，那些遍布南方的传说就开始弥散在这座阴郁深幽的百年老宅里。
长袍频频出现的时候，老屋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长袍叫了谁的名字，或者摸过谁的头，又或者看了谁一眼，这个人的魂魄立刻就会被吸进他厚厚的袖筒里，再也出不来。姐姐告诉我，长袍身上藏着一把剪刀，时刻准备剪小孩的头发，谁要是被长袍剪下身上的某样东西，魂魄就没了;老屋有个女人，只是被长袍看了一眼就疯了，天天披头散发，站在老屋门口的石磨上梳头唱歌。老屋门口的确有个女人，天天站在石磨上，唱一首关于女儿的歌;她用一把梳子把自己的头发梳来梳去，梳了一年又一年。姐姐告诉我，要是遇到长袍，只要立刻撒泡尿在地上，魂魄就算被吸走，也会马上重新回到身体里。我们不能随时准备好一泡尿，因此远远看见长袍过来，就钻进老屋的深巷里，躲起来，直到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在村庄的黄昏里四处响起，我们才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贼一样溜回家。 我想起一天傍晚，母亲吩咐我到村口的杂货店买豆豉。那时店里一群大人正在打牌赌钱，我买好豆豉在一边观看，直到他们一局终了闹哄哄数钱，才抬起头准备离开。忽然间，大人们像一群被人拎起脖子的鸡，全都伸长脖子看向门口。我转过身，只见一个巨大的身影站在门口，头上的风帽和身上的长袍几乎挡住了整个店门。
是长袍！一瞬间，我想起姐姐的警告，想掏出小鸡鸡朝地上撒尿。但我尿不出来。我僵直地站在那里，看着长袍歪着头，半眯着眼睛，脸上浮出一丝笑纹。长袍的眼睛绕着大人们转了一圈，然后从我脸上一点点扫过。长袍不说话，风帽遮住的头点了一点，转过身，接着消失在门外的暮色里。
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回到家里。母亲像是问起过豆豉，又像是什么都没问。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一定注意到了我目光呆滞的样子，放下筷子摸了摸我的头。不烫，母亲说，没生病。姐姐说，是不是丢了魂？弟弟回来之前，我看见长袍向冷水径那边走。我看着姐姐，嘴里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很多年过去，这声漫长的尖叫还时时在我耳边回响。
长袍是冷水径彭屋人，这我后来才知道。那时我在县城读书，经过彭屋，姐姐告诉我，长袍生前就住在这里。我抬眼看过去，只见路边一排错落的老房子，房子前面的坪地上是一排低矮的猪圈，一条青石板小路弯弯曲曲直通里面。石板路尽头的一扇角门里，一个女人腰系围裙端一只脸盆出来，见我在路边张望，看了我一眼，猛地把一盆水泼在地上。
谭 婆
谭婆是谭公的老婆。
谭公是冷水径养路班的人，精瘦，每天早上，人们都能看见谭公扛着长长的推把从冷水径那边过来，身后跟着圆滚滚的谭婆。谭公的推把上总是挂着一只包袱，谭公一路走来，包袱就在推把杆上左右晃荡。他们穿过塘角桥去往北边的公路，把散在路段上的沙子推到路中央，直到傍晚我们放学时分才回来。
那时我已经在塘角小学上学，经过塘角桥，如果时间还早，我们通常会骑到桥的栏杆上坐上一会儿，看辽阔的稻田，看河里的鸭子，听女人在桥下捶打衣服发出邦邦巨响;又或者什么都不干，只是让咸湿的河风往脸上吹。谭公到了塘角桥，把头探出栏杆，俯身看桥下的女人。女人们看见谭公，桥下立刻喧腾起来。
“谭公，昨日和谭婆又搞了一夜？路都走不稳，要歇一歇？”女人们一边捶打衣服，一边仰头高声问。
“不要说起，说起就恼火，昨夜这贼婆两条腿夹得好紧，掰都掰不开，怎么搞？”谭公说。
“老贼，是你那根东西软塌塌不中用，还怪别人？”谭婆靠在栏杆上，看自己的手指。
“我呸！前日我硬起来，你照样不罅开腿！”
“硬起来又怎样，你能硬几久？我是懒得跟你摆样子！”
“谭公谭婆，你们要不要在这里打一架……”
“我看呢，你们还是回养路班关上门钻到被子底下去打呵……”女人们在桥下爆出一团疯笑，将一群顺水而下的鸭子惊出嘎嘎嘎东张西望地叫喊。
我們完全不知道女人们和谭公谭婆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桥下的女人笑什么。很好笑吗？打架为什么要钻进被子里？我们打架从来就不会钻进被子里。我们立刻就不理会把水花撩得四溅的女人了，我们拍打着栏杆上的柱头，把它们想象成一匹匹高头大马，而我们是一群威风凛凛的将军，正骑着快马去学堂。远远听见学堂里传来当当当敲钟的声音，我们从栏杆上一跃而下，抓紧身后的书包飞奔起来。
谭公谭婆每天上下，老屋的男人女人看见他们，都笑，谭公谭婆也笑。“谭公，你日日带老婆上班，推完沙子推老婆，蛮方便。”男人们这样说。“就是呢，不推老婆，日子怎么过？”谭公笑嘻嘻地回答。“谭婆日日跟紧谭公，怕是谭公在哪个庄里养了姘头，不放心？”女人们说。“你格是他姘头嗄？”谭婆眯着眼睛问。男人女人们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同样不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有时放学遇到谭公谭婆，就跟在他们后面起哄，看谭婆扭动两瓣屁股走路。谭婆有一座肥大的屁股，走起路来左右扭动。谭公看见我们，抡起推把向我们冲过来，我们迅速散开躲进路边的油菜花地里，大声唱大人们教我们的顺口溜：“细公肥婆，秤不压砣！细公肥婆，秤不压砣！……”谭公像不像秤杆不好说，但圆滚滚的谭婆和秤砣就真是太像啦。
我记得谭公出事那天，我们上完下午最后一节课一路小跑回家，跑到村口的时候，看见老屋门口的枣树下聚着一群人。我们跑上前，从人缝里钻进人群，只见谭公像只剥了壳的虾，精赤条条躺在地上，鼻眼青肿，一层细薄的皮贴在胸前的两排骨头上，身下的一摊血已经凝固，两条大腿之间血肉模糊。一片血迹中，谭公肚子下面一丛黑色的须毛看起来十分显眼。
大人发现了我们，揪住我们的衣领，拎鸡一样把我们拎出人群。“细伢子不准看！”大人们这么说。真好笑，全身精赤的人蛮有看头？我们根本不稀罕。我们自己下河游泳，哪个不是全身脱得精光？“要剁就剁干净咧！老贼每日每夜在我身上爬上爬下，烦都被他烦死。剁干净，省我今后几多事！”我们听见谭婆的声音从人群里传出来，“东西没用，还到这里来丢人现世！哪位阿叔好心，帮我把他弄到乡里卫生院去，不要死在这里搞脏了地方呵。”人群哄笑着散开。有人推来一辆板车，人们七手八脚把谭公搬上板车，盖上衣物。我似乎听见谭公哎哟一声叫唤，但这声音立刻就被周围更嘈杂的声音淹没。两个老屋人推起板车从枣树下的小路上到大路，板车的吱扭声滚落一地;谭婆扭动屁股跟在板车后面。我们挤站在老屋门口的石磨上，看着一行人绕过一座竹林，过了塘角桥，被一排桃树挡住，再也看不见了，才蹦跳着四散回家。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谭公肚子下面的黑色须毛不断在眼前出现，一根根突兀的样子。大人肚子下面都有这样吓人的须毛吗？难怪他们下河游泳时总要穿上裤衩，一副遮遮掩掩的样子。我们就没有这样要遮掩的毛，因此我们想光屁股就光屁股，想撒尿就撒尿。可是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身上会不会也长出这样难看的黑色须毛呢？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忧心忡忡，更加睡不着了，身子转来转去，把身下的床板压得吱吱响。父亲起身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掌，我才终于蒙眬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像往常一样从枣树下经过去上学，发现地上的血迹已经被一层沙土覆盖，完全没有了昨天的痕迹;几块石头散落在一边。一件衣服不知被谁遗落，悬挂在枣树上，在晨风里轻轻飘摆。我站在衣服下面看了一会儿，听见老屋的某个地方响起一只碗碎裂的声音和几声狗叫。 我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用力扔了出去，石头在空中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掉进前方宽阔静谧的水田里。我们常这样扔石头比赛，看谁扔得更远更准，谁扔中了目标，比如扔中了一根竹竿或一只破盆，我们就会兴奋地鼓掌欢呼起来。
久 生
我家住在老屋南厢的东南角，和新屋隔着一小块晒坪。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我都要把一张小板凳搬到晒坪做上一段时间的作业。直到暮色首先从瓦面降临，屋角的芭蕉叶面渐渐暗淡，母亲挑着粪桶从菜地回来，咣当一声把粪桶放到屋檐下，女人呼唤孩子的声音在村庄四处响起，暗黄的灯盏开始在老屋和新屋逐渐点亮，我才把板凳搬回屋里。
“阿丰好用功哩，将来考大学，去县里单位上做公家人呵！”对面李家的女人看见母亲，常常这样说。“哪有这么好命，”母亲这样回复李家女人，脸上却笑纹舒展，“识得几个字，将来能算数有碗饭吃就好咧，考大学就莫去想。”我对母亲的回答很生气，把小板凳朝向另一个方向，赌气不看她们。“啊呀呀，你屋里阿丰和那屋里的久生不一样，明眼人一看就晓得哦，他才是没那个命咧，考了七八年，年年打赤脚，脑门上都长出抬头纹了，还以为自己十八。”李家女人“嘁”了一声。母亲没有搭腔，抱起码在屋檐下的一捆柴火進了厨房。等到母亲的炊烟在老屋的屋顶上升起，天就彻底暗了下来。
我对李家女人说的话不是很明白，大人们总是把一些简单的话说得很难懂。比如李家女人说的“打赤脚”，我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昨天上学的时候都还看见久生，脚上穿一双干净的布鞋，根本不是李家女人说的“打赤脚”。久生每天都把自己穿得整整齐齐，他如果打赤脚会是什么样子？至于李家女人说的抬头纹，我没怎么注意。也许有，也许没有，不过这又有什么要紧？每到周末或假期，我们遇到不会做的题，照样去找久生。
久生住在老屋南厢靠厢房门口的地方，门前长年摆放着一排盆罐，上面种一些五颜六色的花。每年七八月份，这些花就在南厢开出触目的嫣红或深黄。久生奶奶每天给这些花浇水，久生在家的时候也给这些花浇水。“这是‘步步高’咧，是要讨吉利的，细伢子只准看，不准摸，摸了要打手。”久生奶奶说。我们根本不怕打手，常常趁久生奶奶不注意伸手去摸花。久生奶奶发现我们摸花，就用一根下端开裂的竹子做的响篙敲打地面，撵鸡一样驱赶我们。
久生在圩上的中学读书，读了一年又一年。他每天一早上学，晚上很晚才回来，因此很少被人看见，渐渐成为南厢若有若无的一个影子。有时晚上我已经上床睡觉了，听见马路上传来一阵喧哗的人声，这是上晚课的人在夜里归家，然后就有一串脚步穿过我家旁边巷子，一扇门吱呀一声关闭。这声吱呀响过，老屋的夜才彻底安静下来。
我们还住在老屋的时候，老屋渐渐流传起关于久生的种种传说。一种说法是，久生第一年考学，久生奶奶为了让他养足精神，怕他房里的座钟滴滴答答太吵，就把座钟搬走，让他比平时多睡了一个钟头，直到钟敲八点才把他叫醒。等久生匆忙赶到考场，考场已经关了门。李家女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家就靠着鸡窝，鸡叫声聋子都能吵醒，还用人叫？考了七八年，未必每年都睡过头？没这个命就是没这个命，你以为公家人哪个都能做？”李家女人这样说。李家女人胸脯巨大，男人们盯着她的胸脯，点头同意她的看法。另一种说法是，某一年过年打扫灰尘，一只满身通红的蜈蚣被久生奶奶从墙洞里扫出来，蜈蚣满屋游走，在久生奶奶面前绕出一圈又一圈红线，正在久生奶奶惊疑不定的时候，久生进门，一脚就把门槛下的蜈蚣踩到了鞋底。得罪了神明，哪么能考上大学？母亲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警告我们从此在家里看见异样的蛇虫，都只能赶，不能杀灭。
我们不知道久生奶奶是否听到这些传闻。她的眼睛不太好，每天都坐在南厢的门槛上，眯着眼睛在一只簸箕上剥花生剥豆子，旁边放着那根撵鸡的响篙，听见有鸡的动静就挥动响篙，嘴里嘘嘘嘘地撵鸡。“你们莫来烦久生喽，久生要考学，考上了，久生就要去县里，就是公家人喽……”久生奶奶听见我们在敲久生的房门，就眯着眼睛朝这边看过来。这句话好像被久生奶奶说了很久，说了一年又一年。
久生彻底从南厢消失是在那一年的七月。这一年，一场大雨袭击了整个南方，雨下了几天几夜，河水暴涨。浑黄的河水从堤岸漫过来，老屋门前的水田全都淹没在茫茫黄汤里。我们站在塘角桥上，看滚滚河水带着木头、肚子鼓胀的牲畜和各种箱柜瓢盆倾泻直下，大人们手持钉耙从河里打捞各种东西。有时一头巨大的死牛顺水漂过来，桥上的人们就发出一阵阵惊呼。在混乱的人群里，我看见久生也站在桥上，眼睛盯着河水。
傍晚有人从塘角桥经过，看见栏杆边上摆着一双布鞋。
老屋人从此再也没见过久生。我有时路过久生家门口，看见那排盆罐里的“步步高”依旧嫣红或深黄，常常怀疑自己看错了，以至多年以后，一栋百年老宅的深院鲜花触目这样的意象还时时浮现在眼前。南厢突然就寂静下来，李家女人看见我在晒坪做作业也不再夸我，令我十分失落且不满，对她的大胸脯更加看不顺眼了。“久生，你好回来啊，奶奶做米果你吃哩……”老屋的夜晚响起久生奶奶长久的呼唤，“久生莫去考学了，好回来啊，考学有什么用喽，你回来，奶奶给你娶亲……”深夜里，我躺在床上细听，听见无数鼾声此起彼伏，一些床板吱吱轻响;再细听，老屋的某条深巷像是响起若有若无的脚步声，有某扇门吱呀一声关闭。
观 音
久生家旁边的巷子再过去就是老屋的廊房。廊房在老屋正厅两边，是两排天井连着天井的幽深庭院。我有时候端着一碗饭穿过巷子，绕过两座天井，经过堆满柴火的老屋正厅，就到了北边的廊房。那里每天都有一群女人在纺麻绳，纳鞋底，在鞋垫上绣花，说东家长西家短，纺绳的吱吱声和女人们细碎说话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我端着饭从她们中间穿过，远远地坐到廊房的门槛上，一边吃一边听观音在老屋门口的石磨上吹笛子。
观音就住在北边廊房的天井边上，我们还住在老屋南厢的时候，每天白天或夜里，都能听见观音的笛声在某个时刻忽然响起。我们都喜欢听观音吹笛子。夏天的夜里，母亲不准我去老屋门口，只允许我在南厢边上的晒坪里乘凉。“哪里都不准去！到处黑灯瞎火，哪里不是一样偷凉？”母亲说。我气呼呼地躺在竹床上，听见观音吹笛子的声音从老屋门口那边传过来，分明觉得夏夜里的凉风、月光和蛙声都被笛声吸引到老屋门口去了。“吹吹吹，就知道吹，除了吹，还会干什么？上不得山下不得田，一身软塌塌，像个先生，又没先生的命！你要是学他的样，我打断你的腿！”母亲见我气鼓鼓的样子，警告我说。姐姐对我眨眨眼睛，说：“老屋门口怕是有很多细伢子吧？他们怕是围在观音边上听他吹笛子吧？就算不听吹笛子，也怕是在捉亮屁虫吧？”我恼怒地把竹床踢得嘣嘣响。 我只好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到老屋门口去听观音吹笛子。有时候母亲循声过来，见我一边听吹笛子一边漫不经心吃饭的样子，随手从屋檐下抽出一根篾条就抽打过来。我立刻拔腿就跑。但无论我跑到哪里，笛声就像一根绳子拴在我的脚后跟，我跑到哪里，笛声就追到哪里。我拖着这根绳子在老屋的曲巷里绕来绕去，直到母亲的骂声在身后渐渐消失。
我依旧常常到北边的廊房去。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穿过久生家旁边的巷子，刚到老屋大厅，就听见一声尖利的叫骂声从北边廊房响起。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向声音传来的地方赶过去。只见北边廊房的女人们这时都停下手里的活计，正在看观音和他的母亲撕扯在一起。观音母亲一手握住笛子的一头，另外一只手像拍蚊子一样不断抽打观音紧握笛子的手背。“叫你挑担水，你腰痛;叫你生個火，你手痛;叫你下田，你脚痛;叫你吃饭，你何事不说你嘴痛？何事不说你手痛？通屋的人都在看笑话，我养你有卵用？我烧了它，看你还吹……”撕扯中观音母亲突然松开抢笛子的手，坐到一张矮凳上尖声哭起来。“观音娘，莫生气喽，老大没指望，你还有老二哩，老二几能干……”一个女人这样说。“观音娘，他喜欢这个，也是他的命，改不了哩，你要放宽心，气倒自己，就不值当咧……”另一个女人这样说。我看见观音站在天井边，手里握着笛子，眼睛看着老屋低矮的屋梁。我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只见屋梁上的燕窝里两只燕子正在探头探脑，忽然唧啾一声双双从燕窝飞到门口，转眼消失在门外的空白里。观音母亲哭着突然站起身，指着观音说：“今日起你自己去寻饭吃，我的米养猪养鸡养狗，就是不养吃闲饭的人！你有本事，今后日子过得再好，我也不要你一分钱;没本事，没本事你就去死！”周围突然就安静下来，女人们都惊愕地看着观音母亲。我看见观音的眼光从门外移到他母亲的脸上，又转向周围其他地方。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观音的眼睛里没有眼珠，是两眼黑乎乎的幽幽深洞。然后我就看见观音踢翻地上的一只簸箕，快步走到门口，轻身一跃跳过门槛，白色的衬衣一闪，也消失在门外的空白里。
有人说观音拎着笛子沿马路往冷水径那边去了，也有人说观音进了东面的塘角坑，那里有他读书时认识的一个姓刘的同学，总之，观音和他的笛声从此就从老屋消失，再也没有回来。许多年后，有人给观音母亲带来一个消息，说观音去了南康一带，跟了一个做法事的和尚道士班子，他负责吹笛子，后来在南康十八塘那边娶了亲，育有一儿一女。那时我们全家已经从老屋搬离，搬到距离老屋两三里外的勺子山下的新居，我在县城读书，老屋的人和事都已经渐渐被我遗忘。母亲转述的观音的消息让我再次想起老屋那些寂静无聊的白天与夜晚。没有了观音的笛声的老屋迅速变得昏暗与破败，野草在墙缝里生长，蜘蛛丝爬满房梁，蝙蝠在夜里悄无声息地飞进飞出。某一年一场大雨，老屋正厅的一角在夜里轰然倒塌，露出搁置在房梁上的黑色棺材。人们开始渐渐搬出老屋，父亲就是在那时带领全家人搬迁到勺子山下。离开老屋的时候，我把一根笛子塞进老屋的一只墙洞，用纸团塞住洞口。将来的某一天，我再次回到老屋，找到当年的墙洞，拔出纸团的那一刻，那些过去的时光会不会从墙洞里喷涌而出？
没有这样的时刻。
重回老屋已经是数十年之后。我在一个城市慵懒的午后被电话吵醒，二哥在电话里告诉我，老家正在大举拆除空心房，无人居住的老旧房屋一律拆除，已经倒塌的房屋和要拆除的空心房一样，全部推平重新规划。二哥叫我回去一趟。老屋还有人住？我问二哥。破破烂烂，哪里还有人住？所以才要拆，拆了好，二哥说。老屋要拆，爸妈什么意思？我问二哥。他们能有什么意思？有意思也轮不到他们。老东西不拆，难道还供起来？二哥挂了电话。
我回到老屋，看见满天灰尘里，几台推土机正在一片断墙碎瓦上来回奔走，巨大的铲斗上下挥舞，几名村干部手持喇叭在一边高声指挥。老屋人围聚在一边，有些人面目依稀可辨，大多数已经是完全陌生的新面孔。我远远站在一边，辨认哪里是老屋的北廊，哪里是老屋门口，哪里有过一道门槛，我曾经坐在那里一边吃饭，一边听一个人在吹一支笛子。笛声飘忽邈远，早消散在过去的时光与尘埃里。我惊奇地发现，原来曲巷纵横的幽深迷宫、雕龙刻凤的廊柱花窗，竟然也只是一堆堆丑陋的黄土和一块块朽木。之前没有的东西，最后也终将化为乌有？我不能回答。当老屋最后一堵土墙被推土机推倒，我像一个溺水的人试图抓住某样东西。可是我什么都抓不住，只能任由一些当年的人和事在眼前哗啦啦呼啸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