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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当代作家中，韩少功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强烈挑战意识和创新意识的作家。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对韩少功小说的原型分析研究就非常欠缺，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运用原型理论对韩少功小说中的追寻原型进行解读，其中的漂泊主题模式和寻父主题模式两个母题可以从上古“夸父逐日”的神话找到源头，揭示出韩少功内心深处的追寻精神，蕴含了他对中国文化及民族精神的追寻和反思。
关键词：韩少功 小说 原型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代作家中，韩少功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强烈挑战意识和创新意识的作家。对于韩少功这样一位独创型又不断开拓文学话题的作家来说，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韩少功小说的原型分析研究更是欠缺，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本文拟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对韩少功的小说进行剖析。
一 原型释义
“原型”一词的内涵界定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并无定论可言。原型这个词出自希腊文，最初指模子或人工制品的最初形式，印刷术发明后指排版用的字模（后来的铅字）。柏拉图将此词运用于哲学，认为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理念世界中的原型创造出来的。这个概念因为荣格的重新阐释而再次获得了生命。荣格认为，原型是反复发生领悟的典型模式，是种族代代相传的基本原型意象。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目前，人们大都采用荣格对“原型”的解释，而把原型理论纳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并进行较好运用的当属弗莱。弗莱认为：“原型即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我用原型来表示那种把一首诗同其他诗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有助于整合统一我们文学经验的象征。”他认为，每个诗人都在自己的诗歌中采用自认为独特的意象，但是，当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地域的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使用相同的意象时，人们发现，这些意象是人类文学整体的“模式程式和原型象征”，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可以交流的玄妙符号。笔者以为，费德莱尔对原型概念所作的界定可以说是对于原型概念的最佳定义。他认为，“原型”是一种复杂神秘的难以用抽象词语言说的模式，“原型”不等于“模式”，但是模式是“原型”借以表达出来的途径，“原型”本身是观念和情感的交织。而后来的“原型”批评实践的发展也证实了费德莱尔对原型的理解和界定要比弗莱等更高明一些。这些原型模式反映了诗人、作家作品中表层意象之下的深层内涵，为分析解读作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开拓了新的领域。
二 原型解读
1 漂泊主题模式
韩少功的作品大都有一个“出走”与“返乡”的情节模式。无论是丙崽娘最后的出走还是仁宝的下山会朋友，其实都是一种“出走”的主题模式，鸡头寨连年歉收并且和鸡尾寨打冤连连失利后，丙崽娘挽着个菜篮子上山去了，她再也没有回来。她去寻死、结束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还是想寻找一个新的生存环境？没有人知道。无论是哪种结果，其实都暗含了丙崽娘对新生活的向往。仁宝是寨子里唯一一个经常下山接触过新鲜事物的“叛逆者”，他恨“这鬼地方，太保守了”，渴望过上像山下千家坪那样的文明生活，渴望在山里挖煤，挖出金子来。在丙崽娘和仁宝身上，展现了大山深处的人们对山外文明的向往，表现了他们不懈追求的精神品格。从这些故事背后，我们可以发现韩少功小说所特有的“漂泊追寻主题”。
早在中国的《诗经》和《楚辞》中就有征夫游子诗和屈原被流放而漂泊他乡这样的作品；在欧洲，早在荷马时代的《奥德赛》中，就有奥德修斯十年的漂泊经历，这些文学作品开启了漂泊文学的先河。韩少功早期作品中，《那晨风，那岸柳》中刻画了银枝这个漂泊者形象，《回声》中的路大为也漂流于城乡之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爸爸爸》《女女女》中，鸡头寨是一个无止境漂泊的部落，么姑是一个流落城市的乡间女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作的《余烬》和《山上的声音》中的“我”是城市流落到乡间的青年。知青正是这个漂泊团体的主角，他们在都市与乡村之间进行着精神流浪，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归属地，他们甚至认为只有回到那片“神奇的土地”，回到“我那遥远的清平湾”，才是灵魂的真正归宿。正如韩少功曾经说过的：“故乡意味着我们的付出——它与出生地不是一回事。只有艰辛劳动过、奉献过的人，才真正拥有故乡。故乡是一个人甩不掉的影子，故乡是一个人最后的精神家园，尤其是在外面落难的时候，他的灵魂会回到故乡，因为故乡是每个人心灵温暖的港湾。正如《鼻血》中的小杨子，从马坪寨走出去的电影艺术家，她不但在上海唱红了，而且还当上了人大代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但这一年，她突然成了“大破鞋”和“大特务”，“开边”来的一些干部和学生贴她的大字贴，揭下她的大照片，她落难了。于是，小杨子的魂灵回到久别的故乡，她以鬼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她并不是为了逃难，似乎是来寻找自己的归宿，追寻自己最后的精神家园。
韩少功的出走和返乡习惯以文化人的身份进行，他带着文化人的理智深入故乡，记录下真实的乡土生活，这一点在《马桥词典》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故乡的方言古语、奇人逸事、民俗文化都让他心动，感到亲切。《归去来》中，“我”即马眼睛，回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我”对自己追寻与确认的过程，在对似乎熟悉的景物和人物的探访中，最终拼凑出一个面目模糊的“我”。虽然“我”的内心一直在否认，但强烈的认同感如影随形；另一方面，“我”返回这仍旧是老样子的故地，追寻曾经的岁月和故事，然而一切似乎又都是陌生的了。马眼睛的返乡具有一种象征性，是一种梦中的返乡。《归去来》的结尾，“我”在不停地追问，但是追问没有结果，我是谁？这是哪？哪里是我家？根据文中语境下对“归去来”这个词重新定义，可解释为：来去皆可。这是一种左右徘徊的中间状态，说明“我”是在不停地追寻与流浪。这也是韩少功这一代人的徘徊和流浪，是他们对自身精神家园的追寻。韩少功是一个喜欢变化和创新的人，这样的人往往不愿意重复自己。这种性格在韩少功身上就表现为一种流浪的心性。走在旅途上，无疑是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每一次的出游和流浪都意味着精神之城的再一次重筑。韩少功的海南之行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凭证，而韩少功又辞去海南省作协主席和《天涯》社长一职，回到了他曾经生活过的汩罗，这又是一个凭证。 “文革”时期“上山下乡”，走向社会底层的知青生活经历造成了韩少功这样知青作家的流浪心性，也造就了他们作品中始终贯之的漂泊主题。这是这一代人寻找自己精神家园和心理寄托的一种心理活动，曾经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伤痕的底层生活经历，又重新成为知青作家所回忆和寻找的，并反过来成为他们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寻根文学的发生并非个别作家“灵感式冲动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一代知青作家中普遍存在的寻根和追寻情绪。这种漂泊追寻情绪和80年代中期以及现在的文化现状有关，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语境中，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文学似乎处于一个两极徘徊的尴尬处境。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全球化语境中保持其独特性？郑义曾指出“我们民族的传统，民族的生命、民族的感受、表达方式与审美方式在我血肉深处激起神秘的回音”。作为寻根意识的坚决倡议者，韩少功一直致力于寻找民族精神之根，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追寻。他在追寻民族文化精神的根基也在追寻最善于表现民族优秀文化的最佳表达方式，不懈追寻着自己的理想。
2 寻父主题模式
纵观韩少功的作品不难发现，韩少功一直在“寻父”，从《爸爸爸》到《鞋癖》，这一意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从丙崽“爸爸”的急切呼唤中，“我”母亲爱鞋成癖的态度里（《鞋癖》），会经常看到其作品中的“失父”“寻父”主题。
《爸爸爸》写了一个处于失父状态下的白痴丙崽形象。丙崽只会说两句话，即“爸爸”“×妈妈”，一是呼唤，一是毒骂。丙崽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失去了父亲没人管教，也许就只剩了原始落后、愚昧蛮荒，因此，这里的村民与丙崽一样，都表现出强烈的思父意识，无论红白喜事他们都唱简，简其实就是本地的一种民谣，在这种歌唱中，他们从父亲、祖父、曾祖父，一直唱到远古的祖先姜凉，传唱的简中追溯了祖先在迁徙中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和伟业，并追溯回忆了祖先艰难曲折的经历。这种对祖先的传唱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思父，另一方面是寻找新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在绵延不绝的传唱中，在对父辈们的怀思中，新的一代又去创业，又去开拓。这种思父意识可以看作是对往古早熟文化的追寻和反思，其样式便体现了中国人之文化追求的集合式生物——龙。从人们对传说中的龙的形象特征分析，把中国早熟的古代文化概括为一种刚健、雄迈、深沉、博大、包容、慈柔、开放、创新的文化是大致不差的。而韩少功在他的小说中找到了另一个更具体的象征替代生命——父亲。所以，韩少功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寻父”“思父”的主题情节就不奇怪了，同时，这种寻父主题模式的出现还和韩少功的个人经历有关。韩少功少年时代，父亲自杀，这在“文革”时期，对一个身上带有“污点”的人来说是一种解脱，而对他的家庭和子女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灾难。韩少功从小就承受了这种灾难，在他深层的意识里，认为假如父亲还在，种种辛酸的生活都不会发生，这或许就是他用“父亲”隐喻中国往古文化的潜意识的原因，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韩少功将这种潜意识心理上升至民族、国家层面。中华古国，自汉唐盛世后，往古文化趋向异化、封闭、守旧，且日益衰落，这种情形仿佛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生活在混乱和动荡之中。因而，其小说中的“父亲”意象上升为一种“文化”的内涵，包含着一种对父亲的向往和追寻，对一种成熟、优秀文化的向往和追寻。这在《鞋癖》中得到了印证，《鞋癖》中的父亲也无故失踪，母亲和孩子们一直寻找父亲，它隐喻在失父状态下孩子与母亲一道“寻找父亲”——寻找一种成熟文化的过程。在文中，“我”看到人海中有个人影像极了父亲的身影，于是快步去追，家里那把父亲常坐的藤椅无端发声；墙上的暗色水渍极像父亲正面的剪影等都很明显地暗示，盼望有一个“父亲”成为“我”下意识的强烈渴望。“我”要寻找到理想父亲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漂泊和寻父两个主题模式积淀着“夸父逐日”这一神话原型，夸父是中国远古时代一位不懈追求的英雄，虽然最后口渴而死，但它这种不懈追寻的精神是我们民族永不衰竭的传统。这两个主题模式都蕴含了韩少功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追寻和反思。他追寻和探究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将自己作品的笔触深深地插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植根于东方大地，不断追求和建构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和艺术格调，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更好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从韩少功的创作中也可见一斑，无论是80年代中期的高举“寻根”大旗，追寻“楚文化的绚丽的色彩”，还是90年代以后对文体形式的不断探索，这都可以看出韩少功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永无止境的追寻精神，这种精神力量鼓舞着韩少功在民族文化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辉煌。
参考文献：
[1]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冯川：《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3] 魏伯·司各特：《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4] 徐亚平：《韩少功回到心灵的故乡》，《中国文化报》，2002年6月12日。
[5] 孙郁：《历史的宿命——王晓明与他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5期。
[6] 潘雁飞：《试论韩少功小说的思父意识》，《零陵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作者简介：
祁卉璇，女，1979—，河北石家庄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大学文化、中国文学，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宣传部。
任靖宇，女，1974—，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大学文化，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宣传部。
李运仓，男，1982—，河北沧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法律、文化，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宣传部。
关键词：韩少功 小说 原型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代作家中，韩少功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强烈挑战意识和创新意识的作家。对于韩少功这样一位独创型又不断开拓文学话题的作家来说，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韩少功小说的原型分析研究更是欠缺，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本文拟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对韩少功的小说进行剖析。
一 原型释义
“原型”一词的内涵界定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并无定论可言。原型这个词出自希腊文，最初指模子或人工制品的最初形式，印刷术发明后指排版用的字模（后来的铅字）。柏拉图将此词运用于哲学，认为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理念世界中的原型创造出来的。这个概念因为荣格的重新阐释而再次获得了生命。荣格认为，原型是反复发生领悟的典型模式，是种族代代相传的基本原型意象。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目前，人们大都采用荣格对“原型”的解释，而把原型理论纳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并进行较好运用的当属弗莱。弗莱认为：“原型即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我用原型来表示那种把一首诗同其他诗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有助于整合统一我们文学经验的象征。”他认为，每个诗人都在自己的诗歌中采用自认为独特的意象，但是，当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地域的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使用相同的意象时，人们发现，这些意象是人类文学整体的“模式程式和原型象征”，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可以交流的玄妙符号。笔者以为，费德莱尔对原型概念所作的界定可以说是对于原型概念的最佳定义。他认为，“原型”是一种复杂神秘的难以用抽象词语言说的模式，“原型”不等于“模式”，但是模式是“原型”借以表达出来的途径，“原型”本身是观念和情感的交织。而后来的“原型”批评实践的发展也证实了费德莱尔对原型的理解和界定要比弗莱等更高明一些。这些原型模式反映了诗人、作家作品中表层意象之下的深层内涵，为分析解读作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开拓了新的领域。
二 原型解读
1 漂泊主题模式
韩少功的作品大都有一个“出走”与“返乡”的情节模式。无论是丙崽娘最后的出走还是仁宝的下山会朋友，其实都是一种“出走”的主题模式，鸡头寨连年歉收并且和鸡尾寨打冤连连失利后，丙崽娘挽着个菜篮子上山去了，她再也没有回来。她去寻死、结束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还是想寻找一个新的生存环境？没有人知道。无论是哪种结果，其实都暗含了丙崽娘对新生活的向往。仁宝是寨子里唯一一个经常下山接触过新鲜事物的“叛逆者”，他恨“这鬼地方，太保守了”，渴望过上像山下千家坪那样的文明生活，渴望在山里挖煤，挖出金子来。在丙崽娘和仁宝身上，展现了大山深处的人们对山外文明的向往，表现了他们不懈追求的精神品格。从这些故事背后，我们可以发现韩少功小说所特有的“漂泊追寻主题”。
早在中国的《诗经》和《楚辞》中就有征夫游子诗和屈原被流放而漂泊他乡这样的作品；在欧洲，早在荷马时代的《奥德赛》中，就有奥德修斯十年的漂泊经历，这些文学作品开启了漂泊文学的先河。韩少功早期作品中，《那晨风，那岸柳》中刻画了银枝这个漂泊者形象，《回声》中的路大为也漂流于城乡之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爸爸爸》《女女女》中，鸡头寨是一个无止境漂泊的部落，么姑是一个流落城市的乡间女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作的《余烬》和《山上的声音》中的“我”是城市流落到乡间的青年。知青正是这个漂泊团体的主角，他们在都市与乡村之间进行着精神流浪，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归属地，他们甚至认为只有回到那片“神奇的土地”，回到“我那遥远的清平湾”，才是灵魂的真正归宿。正如韩少功曾经说过的：“故乡意味着我们的付出——它与出生地不是一回事。只有艰辛劳动过、奉献过的人，才真正拥有故乡。故乡是一个人甩不掉的影子，故乡是一个人最后的精神家园，尤其是在外面落难的时候，他的灵魂会回到故乡，因为故乡是每个人心灵温暖的港湾。正如《鼻血》中的小杨子，从马坪寨走出去的电影艺术家，她不但在上海唱红了，而且还当上了人大代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但这一年，她突然成了“大破鞋”和“大特务”，“开边”来的一些干部和学生贴她的大字贴，揭下她的大照片，她落难了。于是，小杨子的魂灵回到久别的故乡，她以鬼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她并不是为了逃难，似乎是来寻找自己的归宿，追寻自己最后的精神家园。
韩少功的出走和返乡习惯以文化人的身份进行，他带着文化人的理智深入故乡，记录下真实的乡土生活，这一点在《马桥词典》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故乡的方言古语、奇人逸事、民俗文化都让他心动，感到亲切。《归去来》中，“我”即马眼睛，回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我”对自己追寻与确认的过程，在对似乎熟悉的景物和人物的探访中，最终拼凑出一个面目模糊的“我”。虽然“我”的内心一直在否认，但强烈的认同感如影随形；另一方面，“我”返回这仍旧是老样子的故地，追寻曾经的岁月和故事，然而一切似乎又都是陌生的了。马眼睛的返乡具有一种象征性，是一种梦中的返乡。《归去来》的结尾，“我”在不停地追问，但是追问没有结果，我是谁？这是哪？哪里是我家？根据文中语境下对“归去来”这个词重新定义，可解释为：来去皆可。这是一种左右徘徊的中间状态，说明“我”是在不停地追寻与流浪。这也是韩少功这一代人的徘徊和流浪，是他们对自身精神家园的追寻。韩少功是一个喜欢变化和创新的人，这样的人往往不愿意重复自己。这种性格在韩少功身上就表现为一种流浪的心性。走在旅途上，无疑是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每一次的出游和流浪都意味着精神之城的再一次重筑。韩少功的海南之行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凭证，而韩少功又辞去海南省作协主席和《天涯》社长一职，回到了他曾经生活过的汩罗，这又是一个凭证。 “文革”时期“上山下乡”，走向社会底层的知青生活经历造成了韩少功这样知青作家的流浪心性，也造就了他们作品中始终贯之的漂泊主题。这是这一代人寻找自己精神家园和心理寄托的一种心理活动，曾经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伤痕的底层生活经历，又重新成为知青作家所回忆和寻找的，并反过来成为他们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寻根文学的发生并非个别作家“灵感式冲动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一代知青作家中普遍存在的寻根和追寻情绪。这种漂泊追寻情绪和80年代中期以及现在的文化现状有关，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语境中，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文学似乎处于一个两极徘徊的尴尬处境。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全球化语境中保持其独特性？郑义曾指出“我们民族的传统，民族的生命、民族的感受、表达方式与审美方式在我血肉深处激起神秘的回音”。作为寻根意识的坚决倡议者，韩少功一直致力于寻找民族精神之根，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追寻。他在追寻民族文化精神的根基也在追寻最善于表现民族优秀文化的最佳表达方式，不懈追寻着自己的理想。
2 寻父主题模式
纵观韩少功的作品不难发现，韩少功一直在“寻父”，从《爸爸爸》到《鞋癖》，这一意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从丙崽“爸爸”的急切呼唤中，“我”母亲爱鞋成癖的态度里（《鞋癖》），会经常看到其作品中的“失父”“寻父”主题。
《爸爸爸》写了一个处于失父状态下的白痴丙崽形象。丙崽只会说两句话，即“爸爸”“×妈妈”，一是呼唤，一是毒骂。丙崽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失去了父亲没人管教，也许就只剩了原始落后、愚昧蛮荒，因此，这里的村民与丙崽一样，都表现出强烈的思父意识，无论红白喜事他们都唱简，简其实就是本地的一种民谣，在这种歌唱中，他们从父亲、祖父、曾祖父，一直唱到远古的祖先姜凉，传唱的简中追溯了祖先在迁徙中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和伟业，并追溯回忆了祖先艰难曲折的经历。这种对祖先的传唱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思父，另一方面是寻找新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在绵延不绝的传唱中，在对父辈们的怀思中，新的一代又去创业，又去开拓。这种思父意识可以看作是对往古早熟文化的追寻和反思，其样式便体现了中国人之文化追求的集合式生物——龙。从人们对传说中的龙的形象特征分析，把中国早熟的古代文化概括为一种刚健、雄迈、深沉、博大、包容、慈柔、开放、创新的文化是大致不差的。而韩少功在他的小说中找到了另一个更具体的象征替代生命——父亲。所以，韩少功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寻父”“思父”的主题情节就不奇怪了，同时，这种寻父主题模式的出现还和韩少功的个人经历有关。韩少功少年时代，父亲自杀，这在“文革”时期，对一个身上带有“污点”的人来说是一种解脱，而对他的家庭和子女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灾难。韩少功从小就承受了这种灾难，在他深层的意识里，认为假如父亲还在，种种辛酸的生活都不会发生，这或许就是他用“父亲”隐喻中国往古文化的潜意识的原因，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韩少功将这种潜意识心理上升至民族、国家层面。中华古国，自汉唐盛世后，往古文化趋向异化、封闭、守旧，且日益衰落，这种情形仿佛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生活在混乱和动荡之中。因而，其小说中的“父亲”意象上升为一种“文化”的内涵，包含着一种对父亲的向往和追寻，对一种成熟、优秀文化的向往和追寻。这在《鞋癖》中得到了印证，《鞋癖》中的父亲也无故失踪，母亲和孩子们一直寻找父亲，它隐喻在失父状态下孩子与母亲一道“寻找父亲”——寻找一种成熟文化的过程。在文中，“我”看到人海中有个人影像极了父亲的身影，于是快步去追，家里那把父亲常坐的藤椅无端发声；墙上的暗色水渍极像父亲正面的剪影等都很明显地暗示，盼望有一个“父亲”成为“我”下意识的强烈渴望。“我”要寻找到理想父亲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漂泊和寻父两个主题模式积淀着“夸父逐日”这一神话原型，夸父是中国远古时代一位不懈追求的英雄，虽然最后口渴而死，但它这种不懈追寻的精神是我们民族永不衰竭的传统。这两个主题模式都蕴含了韩少功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追寻和反思。他追寻和探究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将自己作品的笔触深深地插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植根于东方大地，不断追求和建构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和艺术格调，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更好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从韩少功的创作中也可见一斑，无论是80年代中期的高举“寻根”大旗，追寻“楚文化的绚丽的色彩”，还是90年代以后对文体形式的不断探索，这都可以看出韩少功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永无止境的追寻精神，这种精神力量鼓舞着韩少功在民族文化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辉煌。
参考文献：
[1]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冯川：《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3] 魏伯·司各特：《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4] 徐亚平：《韩少功回到心灵的故乡》，《中国文化报》，2002年6月12日。
[5] 孙郁：《历史的宿命——王晓明与他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5期。
[6] 潘雁飞：《试论韩少功小说的思父意识》，《零陵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作者简介：
祁卉璇，女，1979—，河北石家庄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大学文化、中国文学，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宣传部。
任靖宇，女，1974—，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大学文化，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宣传部。
李运仓，男，1982—，河北沧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法律、文化，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