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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岛，作为中国当代诗歌最鼎盛岁月里的佼佼者，以其特有的睿智批判、富有张力的理性视角以及对自由公正的热情追求，使得他成为了八十年代最有号召力的诗人。本文以北岛提出的“古老的敌意”这一诗歌观念为切入点，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读和作家成长背景的分析，以此探寻北岛诗歌创作的精神内核。通过梳理，笔者认为“古老的敌意”源自人的本能敌意意识，并由此衍生出强烈的质疑观念和焦虑意识，随之强化而成批判、否定和抗争意识，在表征上形成一种文本的紧张。这一观念还存在着一个集体认可和传承的过程，它是一种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的作用对象通常具有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即对外在世界的揭露与批判和对自我的剖析与反思，责任意识是这种集体意识的核心组成部分。
关键词：北岛 古老的敌意 精神内核
引 言
当一个怀着诗意的青年写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正是这样的诗句将会影响他的一生，并在文学史上打下一个深深的烙印——北岛。北岛，原名赵振开，是一个北京干部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与共和国同岁，见证和经历了共和国的成长历程。他曾疯狂地追随那个狂热的时代风暴。但在目睹不断加剧的社会失序所引起的残酷现实之后，他开始了怀疑，“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1）就这样，北岛开始以怀疑和反叛的姿态走向了时代的对立面，而诗歌是他最好的武器。历史往往具有复杂性，北岛走向反叛的个中原因，不能完全无视他自身的功利性，受“出身论”的排挤，他所追随的信仰抛弃了他，缘于此的“报复”心理一直羁绊着他早期的诗歌。同时，北岛又是一个不甘沉寂的人，他享受运动带给他的“主宰”感，这是为什么我们能感受到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存在着一个呼喊着的“英雄”形象。这也难怪北岛在后期接受采访时会否定这些经典之作。“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2）
“诗人代表不了一个时代。他们不过是些吞噬阴影的‘寄生虫’罢了，是些叫做诗人的动物而已。他们一直都在收集阴影。他们在黑夜写作，他们在收集阴影的过程中也顺带把自己变成了阴影的一部分。”（3）北岛的诗歌创作也可以用“收集阴影”来概括，他始终以一种对抗的姿态在写作诗歌。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他将自己诗意的笔锋对准现实的阴暗面，“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的掠夺”（《结局或开始》），并毫不客气的对自己大加鞑伐，“我的影子站在岸边/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界线》），同时他也关注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焦虑，“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我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触电》）。当然他的诗歌主题与他的内心一样，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复杂的，同时也是变化着的，早期的主要以对抗现实阴暗为主题到中期解剖自己为主题再到后期出国后的思考母语、写作、个体生存等为主题，总体呈现出由单一到复杂的趋势。这也是北岛诗歌“常与变”的一个方面。北岛的诗歌往往具有极强的理性批判意识与历史责任感，他在诗歌中多用象征、隐喻、瞬间感受、蒙太奇等西方现代技巧，这些连同他所关注的主题，共同形成了他的深沉、冷峻、凝重的诗歌风貌。
“从艺术发轫之初一直延续至现代集权国家，始终存在着大量对艺术直接的社会控制。”（4）政治与文学关系复杂，是困扰诸多作家和批评家的“历史难题”。我国古代的“文以载道”之辩，西方的“纯诗”运动，文学史上几乎每一次大的转变，这一关系问题都会被反复论及，成了文学永远也逾越不了的鸿沟。北岛的诗歌创作也未能摆脱这种关系的束缚，不仅成了批评家所诟病的把柄，也成了他自己因声名而累的主要原因。他的诗人身份被过多的政治符号所侵占，他的诗歌也因此被以“消费式”的方式所阅读，“西方读者阅读北岛带有显而易见的消费成分，他们需要通过对北岛诗作的政治性阅读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中国幻象’消费掉。”（5）不仅如此，诗人自己也在为摆脱政治的身份而苦苦经营着自己的诗歌，试图通过写作来达到一种“零度以上的风景”的审美状态，以此证明自我的“纯诗性”和“非政治性”，然而这又产生了另外的问题，出于摆脱而进行的摆脱写作，势必带上某种现实功利性，这是与“纯诗”相悖的，也会使诗歌更加生硬，甚至失去诗意。北岛后期的许多诗歌作品中均有此问题。当然，北岛不是孤独的，与他同为“朦胧诗”阵营的诸如舒婷、多多、芒克、顾城、梁晓斌等人，也均被视为“政治诗人”。“朦胧诗”这原本出于诗歌艺术风貌所得名的诗派，俨然成了文学与政治最佳“联姻”的代名词，这也难怪北岛会对这一称呼表示极大的反感，他更愿意别人将他们称为“《今天》派”。当然，这里同样涉及到了北岛的“反叛”意识，他不愿被“赋予”正统的定义。论及“朦胧诗”派的政治性，让我们不得不回拨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场在政治风暴中兴起的诗潮，与世纪初的那场启蒙运动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同样都具有“个体”启蒙的特征，所倡导的内容均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都采用的是文学渐进式的启蒙方式，它们所对抗的对象虽有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有某种同属，围绕它们所展开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讨论也是那么的相似，“为艺术而艺术”的选择结果显然被北岛辈作为艺术宗旨所承续，但其诗歌实际的价值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面，“为人生而艺术”，这其中包含着太多的内外因素，这也是“朦胧诗”派复杂的原因所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朦胧诗”派所进行的启蒙，是对世纪初启蒙运动的接续，“特别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做舜尧，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6）“朦胧诗”派从一开始，便卷入时代的潮流，它逃脱不了时代的束缚，它的诞生就是这场启蒙使命所造就的。也因而，北岛作为其中的一员，更无法摆脱出身的政治性，这是一个事实，也是成就北岛的时代因素。 “崇高和庄严必须用非崇高和非庄严来否定——‘反英雄’和‘反意象’就成为后崛起诗群的两大标志”（7）显然，在朦胧诗潮中通过对抗“崇高”和“庄严”而重新建立起新的“崇高”和“庄严”的北岛等人成了第三代诗人“打倒”和“pass”的对象。对权威有种天然排斥的北岛，他的诗意目标是要打碎权威，重获“人”的自由，“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这显然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诉求。但也正是这种诉求，让他又走上了另一个崇高的“峰巅”，他实际上成了新的“贵族”，这是人文主义的特质所决定的。在九十年代初掀起的那场“人文精神”的探讨中，“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得到了较好的界定：“哲学作为爱智之学追求的是人生的智慧，作为形而上之学又必然要有深切的终极关怀，这种智慧与终极关怀构成了哲学真理的主要特征和内涵，体现的则是所谓人文精神。”（8）要达到终极关怀的目的，“人文主义”者必须通过经典化来确立神圣的崇高地位，这是使人信服的必要手段。北岛早期诗歌中的“英雄”形象，显然带有终极关怀的人文心胸，他是一个担当者形象，“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回答》），“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结局或开始》），他深怀忧患意识，“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彗星》），他又是一位精神的探索者，“沿着鸽子的哨音/我寻找着你”（《界线》）。这也无怪乎北岛会被选为第三代诗人最大的“攻击”对象。以个人姿态和平民化的旗帜进入诗歌界的第三代诗人，他们在诗歌中提倡“世俗精神”，诸如消解价值意义，提倡“零度写作”，反意象，使用更加口语化的语言，这些都与北岛等知识精英的“人文精神”针锋相对。二者的疏离，体现在更普遍的维度上就是文学最基本的艺术价值判断标准的“二元对立”，也即雅俗之辩。这是一个无法用简单争辩就能解决的问题，“盘峰诗会”的对垒，更像一场闹剧。对于争论和质疑，北岛无疑也在诗歌中做着改变，甚至可以说他逐步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他反思自己和那个时代，认识到了自身的“同谋”性质和“梦游者”身份，原来被送葬的是他自己，“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被送葬的是你”（《回声》），这是一种自我的“祛魅”，甚至是到了九十年代末他还在感叹“只退了一步/不，整整十年/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岗位》）。北岛在其后期诗歌写作中努力追求一种“零度以上的风景”的写作效果，这显然与韩东等人早期的提法如出一辙，或许可以说是他自己追随罗兰·巴尔特而去了。我们无法从他后期的诗歌中准确地概括某一特定的形象，他试图将自我和价值意义隐去，实现“零度体验”的效果。然而，人文主义的诱惑始终存在，他抗拒不了，所以我们仍能读到这样的句子，“风掀起夜的一角/老式台灯下/我想到重建星空的可能”（《重建星空》）。北岛，建构了自己，又在用余下的时间挣扎地来解构自己。
对于北岛的认识，或许我们可以超越一般的偏见，从多维度的视角、更普遍的文学规律来观照北岛的诗歌创作，从中厘清传统与当下、东方与西方在当代诗歌中的关系，进而更好地认识当代的诗歌创作。笔者选择以“古老的敌意”这样一个视角来进入北岛的诗歌创作，一方面是希望更好地把握北岛诗歌中的精神内核，梳理出一种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对北岛这一个案分析来更好地认识当代诗歌。
一 厘清：“古老的敌意”之概念分析
（一）何谓“古老的敌意”
“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
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这是北岛喜爱的诗人里尔克《安魂曲》里面的诗句，北岛在其散文《时间的玫瑰》中对其有这样的阐述：“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困难的是如何保持生活与艺术的距离。”（9）由此，北岛进一步生发，他在2011年香港书展上以“古老的敌意”为主题做了更加深入的阐释：
“所谓古老的敌意，从字面上看，古老即指原初的、带有传统意味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字与写作的源头。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其实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和悖论。”（10）
在北岛看来，一位伟大的作家是不可能拥有财富和所谓的美好生活的，诸如里尔克、卡夫卡、保罗·策兰、华莱士·斯蒂文、歌德等人的写作成功都是缘于他们保持了一份与生活之间的“古老的敌意”。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这种古老的敌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系的紧张，即：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紧张关系、作家和他母语的紧张关系、作家和他本人写作的紧张关系。对于作家与时代的紧张，他认为作家在时代的背景下不仅是一门手艺人，还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必须因此承担责任。对于作家和母语的紧张问题上，他认为语言总处在“危机”中，需要作家不断的对抗和创造。在作家与本人的关系上，他认为“作家必须对自己的写作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反省精神”（11），他必须不断的突破自己，拒绝外界的诱惑。
我们可以发现“古老的敌意”的核心还是在于“敌意”，许慎《说文解字》：“敌，仇也。从支，帝声。”在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里面也有相似的解释：“敌意，仇视的心理；敌对的情感。”在中文中敌意的同义词是仇恨。敌意是一种基于求生本能而产生的心理意识，小拉什·多兹尔在其《仇恨的本质》一书中这样谈论仇恨：“仇恨源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人类求生本能。这种本能与强烈的反感、生气、成见以及‘我们-他们’的区分（us-versus-them distinction）结合在一起。”（12）在人格心理学中也有相似的解释：“如果父母不能满足孩子们安全和满意的需要，孩子对父母会产生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感。”（13）敌意往往与焦虑感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孩子们很少公开以愤怒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敌意，相反，他们压抑了对父母的敌意，好像它们在意识中根本就不存在。然而，被压抑的敌意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一种说不清的忧惧感。这种状态就是所谓的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14）在心理学中，敌意或仇恨只是一种初级情感，它的强化与外化，往往表现为对抗或逃避，也即多兹尔所说的“战斗-逃遁”反应（15）。 北岛所言的“古老的敌意”有两个“原初的”，既有个体本能心理的结果意识，同时还带有一种传统意识，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集体认可和传承的过程。这样，“古老的敌意”成了一部分人的集体意识。当然，这种集体意识有别于心理学分析中的初级情感意识。这种集体意识由本能的敌意出发，衍生出强烈的质疑观念和焦虑意识，随之强化而成批判、否定和抗争意识，在表征上形成一种紧张和悖论现象。这种集体意识的作用对象通常具有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即对外在世界的揭露与批判和对自我的剖析与反思，责任意识也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另类的承担者：文学中的“古老的敌意”
文学是人类历史的最佳解释方式之一，文学中的“古老敌意”传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文学在人类历史中本身就是一种“古老敌意”传统，它的批判眼光和内在自省意识，最充分地凝聚了人类这种精神特质。而作为建构文学这一人类精神样式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当然是这一传统最主要的承载者。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中这样论及这一群体：“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16）
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往往不与大众为伍，坚持着自己的独立品格，甚至站立在大众的对立面，与大众为“敌”。在神权统治下的中世纪，普通大众不论是内在的精神上还是外在的言行上都屈从于封建基督教会所构造的文化专制制度，但丁却作为一个“异己者”而存在，“他迎着历史的风暴，站在勃然兴起的市民阶级一边，进行着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政治斗争；同时，他又用他的笔，描绘出新旧交替时期的现实生活和政治斗争。”（17）他所创作的《神曲》处处透露着对中世纪的批驳和否定，他也因此成了基督教会的审判对象，他最终在流亡中结束了生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对待权力有种天然的蔑视，他们敢于在权力编织的威严下说真话，甚至是对抗，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具有另类的、更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事实上能对权势说真话”（18）。19世纪是沙俄专制统治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但此时的俄国文学却是异彩斑斓，权力对于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科夫等人来说成了矛头的对象，在批判现实的意识下，他们身体力行地与专制权力对抗，并将最尖锐的“手术刀”朝向现实，成就了一部部经典的作品。现实中充满着种种物质和荣誉的魅惑，然而这些对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来说是绝缘的，他们不愿落入世俗的俗套，他们正如孔子称赞的“贤哉，回也！一担食一瓢饮”的颜回一样，甘于清贫。我们很难找到坐拥金钱与权力的知识分子，但却能举出诸如莫里哀、华兹华斯、契科夫、波德莱尔、萨特……中国传统文学中也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人物，杜甫一生潦倒，却心忧天下，苏轼屡遭贬谪，颠沛流离。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了他们最普遍的生活常态。由于他们不愿与主流合作，甚至是对抗，往往容易成为最易“流放”的对象，翻开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文学大家都有流放的经历，西方的如但丁、普希金、泰勒……我国的屈原、贾谊、苏轼等人。知识分子，不止于对外界阴暗的批判，他们也将“敌意”的匕首对准自我，他们敢于自省和反思，卢梭毫不避讳地将真实的自我内心世界展露，坦诚自我因人性扭曲而产生的诸多丑行，受其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中一大批作家，诸如郁达夫等人，也大胆袒露内心的阴暗，无情地解剖着自我。
文学中“古老的敌意”这一传统意识，最突出和集中的表现，还在于知识分子精神集中展现的文学作品中。现实的黑暗和反动，就有相应揭露和批判主题的文学作品而生，但丁的《神曲》诞生在那个宗教专制的中世纪，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专制的反动，而19世纪的俄国文学作品的揭露与批判倾向最为明显，《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罪与罚》等作品将沙俄专制下的俄国社会的诸多不合理都展现了出来。鲁迅的两个集子《彷徨》与《呐喊》也是对那个仍未走出封建专制社会的无情批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作家倾注心力而成的，在很多时候，他们也突出的将“古老的敌意”这一传统表现了出来。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个近乎癫狂的堂吉诃德，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我们从他的身上未尝不能发现对现实的焦虑与对抗、强烈的现实责任感。鲁迅笔下的那个“狂人”也是如此，他妄想自己被他人吃掉，有一种极度的“敌意”感和焦虑感，他对现实的吃人现状是不满和反叛的，他所呼喊的“为了孩子”则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郁达夫笔下的“他”则有种种的阴暗心理，然而，这种自剖式的心理却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 细读：“古老的敌意”之文本呈现
（一）站在时代的对立面：诗人与时代的紧张
时代是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抛离的对象，作家往往诞生于一个时代，但又通过与时代的对抗而又试图跳出一个时代，他们的眼光是犀利的，或用冷酷的理性揭露一个时代的伤疤，或用温暖的笔端再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在时代的光明与阴影面前，大多数的作家会选择抒写和记录后者，他们往往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这正如敬文东所言的“时代的阴影才是一个时代中人最容易忘记和最难捉摸的东西——光明的大时代（显在时代）肯定会有阴影，除非它没有光明；而记录它、陈述它、把它摆在一贯具有健忘癖的人们面前，无疑是诗人的天职之一”（19）。北岛所成长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切的阴影都是那么的现实和直接，甚至是黑白颠倒，善恶不分。在前期诗歌中，他用客观的理性大胆地记录着这样的时代阴影：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回答》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在公开地掠夺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滑进瞳孔里的一盏盏路灯
滚出来，并不是晨星
——《红帆船》
在诗人的笔下，时代无疑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没有公平正义可言，主宰那个时代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而且都带有伪饰性，卑鄙者用卑鄙主宰着这个世界，高尚者却无法生存，最令人恐惧的还不至于此，残酷丑恶的现实世界用无数生命的牺牲来换取它的正当性和美好外表的假象，“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在诗人看来，这个时代是充满阻挠前进的“冰凌”的，存在着无意义和残酷的权力竞争的“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时代是阴郁的，人们被卷入到疯狂的运动中，身心俱疲，感受不到温暖，一切都是那么的让人压抑，“悲哀的雾/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这个时代已是“残垣断壁”，没有光明和希望可言，“滚出来，并不是晨星”，它让人迷惘不知所措，“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诗人的眼光无疑是敏锐和深刻的，但时代往往具有粉饰性，这让北岛也曾一度迷恋那个疯狂的时代，我们从一些回忆的文字中可以窥见一个反叛前的诗人形象：“那时节，躲在家中看书、装半导体的谓之‘逍遥派’，赵振开（北岛）还在顽强追求革命理想，他和我们班几个同学以‘红卫兵六五一四部队’的名义半夜三更在西单路贴标语‘炮轰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并穿越武斗的枪林弹雨，到白洋淀搞教育革命调查。”（20）北岛对时代的理性认识，以至到决绝和彻底的反抗，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谁也不会相信曾经如此沉溺于时代运动的北岛会在睡过一觉之后大呼“我不相信”。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和迷惘的。“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21）自我意识在觉醒，他需要思考自我的出路，国家的出路。
时代的黑暗与阴霾，个人成长的迷惘与焦虑，加剧了他本能敌意的生发，他对时代开始表现出极度的怀疑和否定意识：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回答》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
前一首诗是呼告式的直白否定，“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是一种掷地有声的宣告，是直接的、宏大的。而后一首的怀疑更加具体可感，诗人对一切，不管是命运、交往、爱情、往事、希望、信仰，甚至是死亡都充满着深深的怀疑，而这一切又是这个时代的基本内容，怀疑和否定这些内容，就是对时代的极度怀疑和否定。“一切”不是上个时代的，也不是下个时代的，而是当时的那个时代的。在怀疑与否定之后，诗人的情绪走向更加反叛的状态，对时代采取主动对抗的姿态：
纵使你的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回答》
把手伸给我
让我那肩头挡住的世界
不再打扰你
——《无题》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宣告——献给遇罗克》
奚密在其《现代汉诗》中这样谈到：“在李白和屈原的身上，我们可以辨认出悲剧英雄的某些特质：面对强大的外在集体力量（如社会体制）时，个人如何有意识的，纵使是痛苦的，选择与之抗衡。”（22）从北岛的前期诗歌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些特质。诗人将时代设定为自己的反抗对象，因为它在剥夺诗人所维护和向往的事物“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他在反抗的过程中，站在了时代的对立面，从上面的诗句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站立着一位对抗者，而且也能看到一位具有担当者的悲剧英雄形象，“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作为诗人的北岛，他给自己赋予了诗歌创作以外的使命和责任。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他这样谈到：“我常想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序言中写道：‘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依我看，爱伦堡说的是外在的命运，其实还有一种内在命运，即我们常说的使命。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往往相生相克。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要多少受苦的，必然要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23）
时代是残酷与黑暗的，诗人的反抗显出殉道者的悲剧，但他并不是绝望的，对于未来，他仍充满着希望。这是北岛前期诗歌的一大特点，这种乐观的诗歌景象支撑着他在黑暗时代笼罩下的精神世界：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回答》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雨夜》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宣告——献给遇罗克》
这些诗句，让我们仿佛读到了“朦胧诗派”的始作俑者——食指的诗，这与其“朋友，坚定的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相信未来》）这样的乐观诗风有颇多的相似。当我们读到北岛试图追寻自我诗歌创作源头的一些文字时便会发现某些端倪，“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24）北岛前期的诗歌创作深受食指诗歌的影响，大体追寻其冷酷的剖析现实、乐观的对抗现实，但是显得更为的悲壮和决绝。北岛与时代的紧张，带着他走出时代过程的迷惘与痛苦，但更多的是他的坚定质疑与否定，是他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责任与担当，其中也不乏他的乐观反抗。
（二）将手术刀对准自己：诗人与自我的紧张
卢梭在其《忏悔录》中高声宣布：“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25）北岛亦如卢梭的大胆自剖，坦率地将那个复杂的自我记录了下来。经过诗歌运动，北岛成功地以反叛者的姿态成了时代的代言人和公众心目中的文化英雄。然而，怀疑至上者的北岛并没有被蜂拥而来的荣誉与花环所迷惑，他在走向更加理性的自我审视与时代反思中。我们知道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朦胧诗就已经开始走向了落幕，文坛新生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掀起了“Pass 北岛”和“打倒北岛”的文艺浪潮，这是对刚刚从文学复兴运动中建构起来的北岛的解构。北岛没有固步自封，他在外界否定和攻击的现实下，进行着艰难的自我反思和痛定思痛的自我解构。清醒的理性自我认识和大胆的自我否定，让北岛在走向时代对立面的同时，也走向了自我的对立面，这是“古老敌意”在自我身上的一次突出展现。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里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到理想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表达真理的
惟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了
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
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
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
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
我们安然平分了
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
一夜之间，我赌输了
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
点着无声的烟卷
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
眺望
——《履历》
这首诗是诗人对那个曾经追逐狂热时代潮流的自己的一次自我否定和反思。无疑，这是一次痛苦和艰难的自我否定。曾经的“我”是一个受蒙蔽和欺骗的对象。“正步”暗含着“我”的思想是麻痹的、机械的。“剃光脑袋”可能既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暗示，这场运动不需要你有思想，只需要你跟随向前。“我”的蒙昧是“为了更好的寻找太阳”，为了完成既定的理想和信念。经过革命的风暴，“我”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我”见到的不是“太阳”，而是“隔着栅栏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但“我”仍然坚信“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惟一方式”，“我”是被欺骗得如此之深。随后，诗人在“万岁”声中渐渐觉悟，这种生存状态与已逝的“无数个世纪”的人们没有什么区别，“我”长出的“胡子”与无数世纪的衰朽的胡子有共同的出处。诗人的这种反思仍有对时代的理性认识，但他并没有将批判与否定止于时代对自我的蒙蔽，他走入更深的自我批驳，他认识到个体在那个时代也在用“作战”“刀子”等暴力的方式与偶像们“结成亲眷”，并“安然平分了/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的事实。诗人敢于将历史语境中所涉及的时代和个人的真相展现出来，并理性的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亲眷”关系，与此同时，还揭示出“文革”的非人性和非理性对一代人戕害的残酷现实。在无法摆脱的精神阴影下，他看到的是一个被倒挂在“一颗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的自己，这无疑是在否定时代的同时否定自己的双重自我否定。这一点，我们从他同时期的另外一首诗中也能确认：
我们不是无辜的
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
同谋，等待那一天
在火山岩浆里沉淀下来
化作一股冷泉
重见黑暗
——《同谋》
在进入自我反思的过程中，诗人也存在着深深的苦闷和焦虑，因为他曾信誓旦旦地宣告与那个时代的告别，以极端对抗者的心态自居。然而，此时的他又需要重新审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甚至要将自我重新划入那个时代，这无疑会让其感到焦虑和不安，“我的影子站在岸边/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界限》）。走入自我的反思，也意味着告别与时代对抗的那种英雄身份，这是痛苦的过程，也是由喧嚣走向孤独所必须经受的体验，“像囚犯一样从街上走过/狠狠踩着自己的影子”（《走向冬天》）。焦虑与迷惘，将诗人紧紧包裹，他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够走出这种精神困境：
我要到对岸去
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
也涂改着我
我在流动
我的影子站在岸边 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
我要到对岸去
对岸的树丛中
惊起一只孤独的野鸽
向我飞来
——《界限》
“对岸”是诗人所期望的一个处所，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个“对岸”是一幅什么样的光景，但我们从诗中可以发现“我”的状态。在诗中，诗人将人与本体之间的关系转换，本来是“我”站在岸边，影子倒影在河里，但诗人却写成“我在流动/我的影子站在岸边”。这种关系的转换，带有诗人对自我现状的焦灼，他看到了“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的影子与自我关系的密切不可分，影子如巨大的阴影覆盖着他。他急需“到对岸去”，摆脱影子的束缚。然而，他也清楚对岸将是孤独的，“对岸的树丛中/惊起一只孤独的野鸽/向我飞来”。这是他做好了因此孤独的心理准备的自白。诗人在这种焦灼的挣扎后，开始了他对自我的解剖与反思，他意识到自我与之前那个时代的“同谋”，也意识到自我走不出的原因之所在，“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被送葬的是你”（《回声》），他以自讽式的语言认识到自我只是“八月的梦游者”（《八月的梦游者》）。当然，北岛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并不只是限于自我与时代的“同谋”性这一点上，他将对自我的认识延伸到更加哲理化的思考：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我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他们的手被烫伤
留下烙印
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
总是把手藏在背后
可当我祈祷
上苍，双手合十
一声惨叫
在我的内心深处
留下了烙印
——《触电》
这首诗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的哲理思考，我们细细品读便可发现这首诗与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有着某种诗意的契合。“他人就是地狱”有以下三层意思：“一、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他人，那么他人便是你的地狱；二、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他人对你的判断，那么他人的判断就是你的地狱；三、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那么你也是自己的地狱。”（26）此诗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诗人以“触电”作为整体隐喻与象征，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身的彼此紧张关系做了确认，尖锐而准确地反思和命名了一个异化的时代。不管是“无形的人”还是“有形的人”，他们都是之于“此在”之外的“他人”存在，诗人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握手”，结果是彼此被“烫伤”，这种在异化时代下的“握手”即是一种不能正确对待他人的表现。而“可当我祈祷/上苍，双手合十/一声惨叫/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烙印”则是明显的自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反映。诗人在反思的过程中，并不只是看到了“他人”对自我的异化，他带着更加自审和忏悔的意识，看到了自我对“他人”异化的事实，这是诗人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也是“古老敌意”在自我突破上的集中体现。
陈超曾这样评价北岛：“诗人成为炼狱中的诗歌的西西弗，一生都在推动着这块双重反思、批判的苦难的巨石。”（27）北岛对于自我的反思与批驳，并未止于时代潮流的转向和自我生存环境的变化，他将自审的“古老敌意”随身携带，随他“流亡”世界。这也无怪乎我们在他出国后的访谈录中可以读到他对被时代“赋魅”下的诗歌的理性反思：“它（《回答》）属于我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比较幼稚比较简单化的阶段。由于这首诗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于传播。说到底，它源自我们上一代的革命诗歌，立场不同，但方式方法语调修辞是基本一致的。”（28）当然，在其诗歌中也有大量的自审诗句：
他变成了逃亡的刺猬
带上几个费解的字
——《画——给田田五岁生日》
我伪装成不幸
遮挡母语的太阳
——《毒药》
我的影子很危险
这受雇于太阳的艺人
带来的最后的知识
是空的
——《关键词》
（三）与母语的既亲又疏：诗人与母语的紧张
李陀在北岛《蓝房子》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岛的怀疑，如同金斯堡的愤怒，曾经震动了千百万的中国人。我相信，怀疑是北岛的影子，会终生终世跟着他，无论他漂泊到哪里。”（29）由于外在的原因，北岛被迫出国，虽然时代和环境都变化了，但北岛仍未改变他怀疑与对抗的心态，他仍用诗歌的方式将其骨子里的“古老敌意”源源不断地记录了下来。出国后的北岛，辗转颠沛，居无定所，据他自己回忆：“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得承认，这行为几乎疯狂，我差点儿没搬出国家以外。”（30）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也多次搬家，并多次奔赴世界各地参加诗歌会，直到新世纪初他回到香港定居为止，可以说“在路上”成了他出国后的一种生活常态，“我调整时差/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在路上》）。北岛出国后的诗歌创作，不论是在诗歌主题，还是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发生了某些变化。陈超在其《北岛论》一文中较好地归纳了北岛出国后的三重母题：“带有身世感的怀乡——还乡，人的宿命及反抗，语言（写作）的困境及新的可能性。”（31）在笔者看来，其实这三重母题全都在围绕着一个事实在展开，即“漂泊——流亡”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下这三者都共同指向了一个对象——“母语”，北岛在接受访谈时这样谈论过：“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惟一的现实。”（32）北岛诗歌中的“母语”不只是浅层的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它更包含了内容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上的内涵。对于一直坚持用中文这一“母语”写作的北岛而言，“母语”代表了他的写作本身；同时，对于漂泊海外而一直试图回归故乡的北岛而言，“母语”代表了故土原乡；对于用文字来反抗宿命的作家身份的北岛而言，“母语”代表的又是一种宿命承载，或更确切的说是对生命与存在的思考。北岛出国后的诗歌创作主要就是围绕着“母语”这一对象在展开，在诗人笔下，“母语”成了既亲又疏的对象，他受制于“母语”，同时又试图对抗和远离母语，形成了一种诗意上的紧张关系。 一平在评论北岛的诗歌时这样谈论到：“人对归属的渴望超乎现实和理性，也不在道德和价值，因为它来自生命之底的孤单，是人性深底之源，因为其来源宇宙的无限黑暗冷寂和空虚。”（33）这对于被迫长时间漂泊海外的北岛而言无疑是恰切的和准确的，海外的北岛不管他身处何时何地，对于故土原乡的眷念和渴盼，来得是那么的直接和现实，我们细读北岛海外的诗歌作品，便会发现存在着大量类似“祖国”、“母语”、“家”、“故乡”、“回家”、“乡音”、“乡愁”、“北京”等意象。当然，与之相对的便是诗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在其诗歌中，诸如“逃亡的刺猬”、“流亡者”、“辞退的人”、“东方旅行者”、“游客”、“漂流”、“异乡人”等词语，俯拾即是。故乡，对于北岛来说，是一个精神归属的场所。他如此地眷念和依赖这个故乡：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乡音》
在母语的防线上
奇异的乡愁
垂死的玫瑰
——《无题》
若风是乡愁
道路就是其言说
——《远景》
临近遗忘临近
田野的旁白
临近祖国这个词
所拥有的绝望
——《不》
诗人“对着镜子说中文”，是其用“母语”对抗孤独的形象再现。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北岛非常认同策兰的说法：“只有用母语一个人才能说出自己的真理。住在外语领地，意味着我比以前更有意识地跟母语打交道。”（34）在《乡音》一诗中，浓重的怀乡之情思和对“中文”的眷恋与坚守同时到来。诗人想冲淡或转移自己的忧伤而“放上音乐煮着咖啡”，但无济于事。他的忧伤日益严重，他自嘲到“苍蝇不懂什么是祖国”，这低等的昆虫让人轻视，可它不用受故土乡音的眷念之苦。诗人甚至将“乡愁”视为“垂死的玫瑰”（《无题》），既是诱人的，也导致人有垂死般的痛苦。在诗人那里，“乡愁”如风一般不可触摸，“若风是乡愁”（《远景》），“祖国”让人感到“绝望”，“临近祖国这个词/所拥有的绝望”（《不》），这是对一个远离故土的诗人最大的折磨。对“母语”的眷念与坚守，让他在异域的环境中，格格不入。
我笨拙地鼓着掌
像一只登陆的企鹅
——《巴赫音乐会》
他变成了逃亡的刺猬
带上几个费解的字
——《画——给田田五岁生日》
我从事故出发
刚抵达另一个国家
颠倒字母
使每餐必有意义
——《据我所知》
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诗人用唯一与“母语”文化所联系的“中文”痛苦地做着坚守，他无法割舍陪伴了他迷茫、巅峰与流亡的文化背景。然而，对于一个坚持怀疑与反抗的诗人来说，“母语”所代表的故土家园虽然给了他孤独时的精神安慰，但他仍对“母语”及其背后的文化充满着“敌意”：
我从童年的方向
看到的永远是你的背影
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
你放牧乌云和羊群
……
标语隐藏在墙上
这世界并没多少改变：
女人转身融入夜晚
从早晨走出男人
——《给父亲》
我伪装成不幸
遮挡母语的太阳
——《毒药》
乡愁如亡国之君
寻找的是永远的迷失
——《过冬》
在前一首《给父亲》一诗中，诗人将“母语”背后所潜藏的“父权”文化揭示了出来，“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你放牧乌云和羊群”，在诗的最后“这标语隐藏在墙上/这世界并没多少改变”，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那个父权斗争的“标语时代”，在诗人眼中，现实的权力争斗是不会停止的，伴随而生的丑恶现象也将继续出现，这是诗人对现实理性深刻认识后的结果。虽然诗人意识到“母语”能够像太阳给他带来温暖，但他却不自觉地“伪装成不幸/遮挡母语的太阳”，这是他本能的“敌意”观念在支配着他。与此同时，他更加理性地意识到“乡愁如亡国之君/寻找的是永远的迷失”，他已经不可能再找到一个真正的故土，一切都变了，而他自己也变了，正如他在《背景》中意识到“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然而，“修改背景”这是何等的困难，而且这不是由他所能主宰的，他必将成为永远的“词语的流亡者”。
写作，对于北岛而言，无疑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在多次的访谈中，北岛一直都在强调写作之于他的重要性，“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我是通过写作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35）。北岛甚至赋予了诗歌创作审美价值以外的精神设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36）。他一直没有放弃这样的尝试，即使流亡国外，他仍在诗句中表达这样的想法，“风掀起夜的一角/老式台灯下/我想到重建星空的可能”（《重建星空》），“是爱的光线醒来/照亮零度以上的风景”（《零度以上的风景》）。然而，现实的写作让他意识到这是一种艰难的尝试，“时间撼动了某些字/起飞，又落下/没透露任何消息”（《背景》），“我小心翼翼/每个字下都是深渊”（《据我所知》），“教我呼吸和意义的老师/在我写作的阴影咳血”（《不对称》）。在写作寻找方向与“重建星空”的尝试中，诗人更多的体会是一种焦虑：
写作与战争同时进行 中间建造了房子
人们坐在里面
像谣言，准备出发
——《练习曲》
写作与桌子
有敌意的对角线
星期五在冒烟
有人沿着梯子爬出
观众的视野
——《变形》
在前一首《练习曲》中，诗人将“写作”、“战争”、“房子”放置于同一空间中，而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坐在“房子”里的“人们”，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在这几者中是唯一支配动力，也就是说不管是写作，还是战争，还是建造房子，都是由“人们”来完成的。“人们坐在里面/像谣言，准备出发”，由于“人们”这一主体被修饰为“谣言”，具有欺骗性和虚幻性。那么，由人们所从事的写作、战争也将是虚幻的，具有欺骗性的。这是诗人对写作所投射出的虚无性的某种焦虑，也是一种质疑和否定。《变形》中的诗句“写作与桌子/有敌意的对角线”则将这种焦虑更加突出的体现了出来，“桌子”是写作的场所，是空白的，需要“写作”去填满，这对于长期写作的诗人来说，本应该是一件极其平常的工作，然而诗人却在此过程中有浓厚的“敌意”，这是一种对空白的恐惧和焦虑，是“想写”与“难写”意识作用下的纠葛心态体现。
在“母语”的写作中，诗人并没有将“此在”之外的世界置之度外，他既在思考个体存在的问题，也在思考普遍人类存在的问题。一平在《北岛论》一文中认为北岛的诗歌存在着对人的终极关怀，“一方面是对人的绝对肯定和要求，一方面是人的绝对不幸，二者展开极端的对立和冲突，这构成了北岛的诗界”。（37）作为一个力图要构建“人性世界”的诗人来说，对人的肯定是他诗意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歌手与盲人/用双重光辉激荡夜空”（《在路上》），“我们的心/会比恨走得更远”（《蜡》）。然而，在对人存在的思考中，诗人更多感受到的是人存在的艰难，“生命只是个诺言/别为它悲伤”（《安魂曲——给珊珊》），“休息吧，疲惫的旅行者/受伤的耳朵/暴露了你的尊严”（《在天涯》）。诗人看到了生活和人生的荒谬，到处充满着死亡，“一只狗向雾狂吠/船在短波中航行”，“电梯下降，却没有地狱”（《创造》），“当完整的罪恶进行时/钟表才会准时/火车才会开动”（《完整》），“带暴力的孩子们/黑烟一样升起”（《钟声》）。荒谬的现实世界和残酷的生存，让这位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处处碰壁，这也激发了他心中的“古老敌意”向外延伸，他需要通过怀疑和否定来对抗世界的荒诞和人生的不幸：
道路追问天空
一只轮子
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
——《蓝墙》
哦陈酒
因表达而变色
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
火不能为火作证
——《无题》
琥珀里完整的火焰
战争的客人们
围着它取暖
——《完整》
一只麋鹿走向陷阱
权力，枞树说，斗争
——《岗位》
是父亲确认了黑暗
是黑暗通向经典的闪电
——《零度以上的风景》
《蓝墙》中的“道路”本来是方向的代表，它可以自己寻找出路，然而在诗人笔下，它却要“追问天空”，这是一种嘲讽，是对自我不能自证的无情揭露，是诗人对本体论怀疑的体现。接下来的诗句更加印证了这点，“一只轮子/寻找一只轮子作证”，这是何其可笑，轮子本来就是轮子，但需要同样的轮子为其作证，这种互相佐证但无法自证的现象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中轮番上演，这正如诗人自己在解读这句诗所言的：“这个世界难道还不够荒谬吗？美国大学的那些大多数学术论文，就是互相寻找作证的轮子。进一步而言，这世界得以运转的整个逻辑体系在我看来都有问题。”（38）诗人对于本体论深表怀疑，《无题》中的“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火不能为火作证”则从正面表明了这一立场。除了从本体论这一角度确认和否定这个世界的荒谬，诗人还将“敌意”的态度对准导致这个世界荒谬的外在权力体系，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未曾改变的立场——对权力的天然抗拒和否定。“琥珀”是需要历史沉淀而成的，其中的“火焰”则是代表着被禁锢、冷硬的，甚至是死的火焰，它没有肉体也没有精神，然而“战争的客人们/围着它取暖”，这是对权力斗争的无情嘲讽，也将历史中权力倾轧的本质揭示了出来。“一只麋鹿走向陷阱/权力，枞树说，斗争”，这是对权力“陷阱”式特质的再次确认。在诗人眼中，“父亲”一直是权力的象征，“是父亲确认了黑暗”（《零度以上的风景》），在《给父亲》一诗中诗人也有相似的提法，“我从童年的方向/看到的永远是你的背影/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你放牧乌云和羊群”。现实生活中的父亲也确实让北岛感到不满，在回忆性散文《父亲》中，北岛将其父亲写成正统权力的维护者与家庭的施暴者，因而北岛与其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直到他的父亲去世。在诗中，北岛进一步将这种父权放大，它代表的是一种权力体系，而诗人所要做的就是要反叛和对抗这种这种权力，“是笔在绝望中开花/是花反抗着必然的旅程”（《零度以上的风景》）。诗人对于权力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就如他在接受采访时给自己的定义是“我依然很愤怒——老愤青一个”。
三 溯源：“古老的敌意”之成因
（一）双重危机中的突围
与共和国同岁的诗人北岛，有着自我独特的成长经历，同时他的成长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独特的诗歌风格与创作个性，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独特的成长经历诱发并加速了他的诗歌精神内核的形成。成长经历是他诗歌精神内核的最初“发源地”，是其“敌意”观念中初级情感意识的直接来源。在其成长经历中，时代与个人情感这两个因素对这种初级情感意识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两个因素在北岛的成长经历中往往以一种对立的姿态出现。巨大的时代阴霾，让本来疯狂追随革命风暴的北岛陷入了信仰的危机之中，他迷惘与苦痛。亲情，本来是北岛在摆脱信仰缺失苦闷的一个安慰，但是父亲对社会的屈从与对家庭的淫威，以及挚爱妹妹的死和失恋的打击，都让他得不到信仰危机后的有效情感抚慰，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时代的不满和质疑。北岛曾在一篇访谈录中这样谈到：“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39）北岛就是在信仰与情感双重迷失的危机中，执起质疑与对抗的利剑寻找着精神的突围。 1.时代的阴霾与个人觉醒
时代，对于北岛一代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诞生在一个政权刚刚成立的时代，他们虽未亲身接受过战火的洗礼，但是他们却成了革命战争中凝练出来的革命理想主义直接的被灌输者，他们无法自由地选择思想的维度，因为在他们诞生之前，他们的父辈们便为他们设计好了理想、信仰，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跟随，抑或是承续。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幸福来之不易，是无数的先辈们用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必须沿着先辈们的足迹继续来完成伟大的事业。就是在这样的集体意识中，他们被灌输进重大的时代责任感，这也成了他们这一辈人一生所伴随的个性禀赋，这诚如学者苏桂宁所评论的：“承担责任已经成为这一代人自觉的情结，终极关怀也已经成为这一代人根本的价值追求。”（40）以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岛的诗歌中会有如此之深的时代责任感，“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集体的革命理想主义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北岛也曾一度陷入这种理想的追求中。他从小接受这种主流思想意识的熏陶，也可以算得上“根儿红苗正”，他曾是少年先锋队的“小队副”，帮助过拉煤的推车，并送“驴肉火烧”。时代风暴来临的初期，他还一度疯狂地陷入其中，他曾带领同学去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他在学校可以三天两晚不睡觉来抄写大字报，他自制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装上“毛选”与同学冒着枪林弹雨去河北搞“大串联”（41）。他忘我地投入其中，追寻着从小被灌输的信仰。
然而，还未等他意识过来，时代却有意地抛弃了他。一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将他拒之革命门外，而随着革命风暴的继续进行，他越来越意识到这场革命发生的不合理性：“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蟑螂就是海米；也悟出要造反，内心必须强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后果才行。”（42）而真正让他远离，甚至是质疑和反抗这场革命风暴的则是他所目睹的现实中无数残酷和血腥的事实。在他回忆性的散文《城门开》中，痛苦地揭开了那段令他触目惊心的经历：身边的同学露出狰狞的面目，批斗昔日的老师和同学，甚至对他们拳脚相加，剪所谓的阴阳头，极尽羞辱之行……社会其他各地各个阶层也陷入疯狂的批斗运动中，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被无情地破坏和扼杀，师生反目，父子成仇。而在这样失序的社会中最为残酷的现实是个体连最基本的生命都无法得到保障，身边老师的自杀、武斗中横尸街头的场面，让他震惊，甚至是惶恐。越发残酷的现实，正逐步地击碎他之前所有的理想与信念。他开始了茫然：“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43）他开始了信仰的危机，等待着他的将是苦苦的探索和重塑信仰。
然而，重塑信仰是痛苦和艰难的。他们那一代人曾那样狂热地为建立某种理想而奋斗，如今这信仰却抛弃了他们。在理想毁灭的焦土上，他无法抵抗失去精神依托的焦虑，他需要寻找新的理想，新的目标，新的依托，以安慰日益焦虑的灵魂。而时代赋予他身上的责任感，也在隐隐作痛，诱发着他开始不断的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44） 在时代的阴霾下，作为个性反叛青年的北岛在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出路，这就必然会导致他质疑与否定先前所尊奉的一切。这是他觉醒之后的必然选择，也是他在寻找信仰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他要突出信仰危机的重围，就必须拿起质疑与否定的利剑，对准造就他们一代而后又抛弃他们一代的信仰和时代，开始他的“敌意”之路“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45）
2.情感的危机与理想重构
情感，是一个人信仰之外最为重要的精神粮食。良好的情感体验，能够愉悦一个人的身心，增加他美好的生活感受，甚至可以对抗外界给他的痛苦与失望。而相反，不愉快的情感体验，不但不能让一个人减轻生活的压力与痛苦，反而会让一个人更加的消沉，增加他的负面情绪，甚至产生极端的厌世情绪。在心理学中，16-24岁之间的青少年，是情感的旺盛期，同时也是自我意识萌发，确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时期。革命浪潮中的北岛，也正处于这种情感与信仰双需求的时期。在遭遇信仰危机后，情感本可以成为他的避风港，本可以抚慰他的精神苦闷，给他些许的安慰。但是，在失序的社会现实中，个体之间的情感早已被集体的狂热所侵蚀和毁坏，留给人们的只有彼此之间紧张的情感关系。对于北岛而言，即使残存的那点亲情，也被自然无情地剥夺了。
父亲，在北岛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也曾是一位慈父，给过北岛关爱和呵护，让北岛也有过父爱的体验。然而，紧张的时代关系下，却让这位父亲开始了“父权”式的霸道，在家庭中对妻子和儿女施加暴力，这让北岛不可思议：“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一个人。”（46）在亲眼目睹父亲对母亲的施暴后，他开始对父亲产生极大的反感和仇视：“作为唯一的目击者，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47）父亲，在北岛的成长过程中，不仅是一位封建霸权式的家长，同时也是北岛树为标靶所对抗的权力代表。在北岛的诗歌思想中，一直保持着对权力的敏感和警惕，这与他早年与父亲的相处体验不无关系。父亲与权力的关系在北岛很多的诗句中都有所体现：“战争对他还太远/父亲又太近”（《据我所知》）、“是父亲确认了黑暗/是黑暗通向经典的闪电”（《零度以上的风景》）。北岛从父亲那里获得的更多的不是关爱，而是权力的淫威体验，这让他在对父亲的反抗中加深了对权力的敌视。在北岛的眼中，父亲又是一位屈服权威，安分甚至是保守的父亲。他极力反对北岛的“出格”行为，将彭刚送给北岛的抽象画撕毁，责令北岛将自己的新诗烧掉。对于信仰迷失后热切追寻新理想的北岛而言，父亲的这些行为无疑会激起他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与父亲的相处，增强了他身上的反抗个性。 如果说父亲在北岛的成长中扮演着“敌对者”形象的话，那么他的妹妹珊珊在他的成长中起着情感安慰的作用。北岛与妹妹的感情深厚，他曾回忆的写到一次妹妹连发高烧他一回到家烧就退了，妹妹二十岁生日的时候，北岛抑制不住对珊珊的兄长之情，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为了你，小木房打开一扇窗/长眠的哥哥醒来了/睁开眼睛向外望。/为了你，小窗漏出一束光/他蘸着心中的红墨水/写下歪歪斜斜的字行。”句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兄长对妹妹的呵护与温柔是真挚与令人心颤的。然而，命运再一次捉弄了北岛，正当他处于信仰缺失的迷茫时期，妹妹却意外的溺水身亡。这对于此时的北岛，无疑是巨大的情感打击。他绝望，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在极度失望与悲观的情绪下，他对于唐山大地震的到来产生的不是恐惧，而是“一丝快意”，在从湖北回家的路上，他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48）。他曾致信给好友史保嘉：“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的。”（49）处于苦闷迷茫中的北岛，所面对的现实是残酷、黑暗的，他极度需要从个体的情感中获得安慰，需要用温暖的亲情抚慰自我的创伤，从妹妹那里他体验到的是个体情感的自由与宽慰，这是他所追求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的现实目标。妹妹，对于北岛而言不仅是情感的寄托，更有自我精神诉求的愿望。以此我们不难理解青年的北岛会用血书写下这样纪念妹妹的话语：“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50）从妹妹那里，北岛不仅在极度的绝望中加深了自己的否定与反抗的意志，同时他也坚定了对人文主义自由理想的信念，这让他对时代的质疑与反抗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念支撑。
（二）外界的共鸣与强化
在目睹时代的黑暗，经历个人信仰与情感的双重迷失中，北岛个体中本能的质疑与否定意识到了一个极点，这是来自他自己最直接的生活经验。然而，自我内心中单打独斗的反叛与质疑，必定是孤独与无助的，他需要从外界的声音那里找到共鸣，将自我心中的那股不平发泄出去，并从外界中获取有益的成分来构建他新的理想与信仰。在这个过程中，与他志同道合的同辈人，甚至是忘年交，成了他强化“敌意”观念的学习对象。外来思想的影响，让他在觉悟中进一步确认和认可了这种“敌意”观念。
1.志同道合：同代人的影响
人既是个体的人，也是集体的人。一个个体不可能脱离群体而独自生活，这对于渴求在精神上得到支撑的北岛而言尤为如此。而相同的心路历程和共同的价值追求，以及生性反叛的个性，让北岛与诸如赵京兴、彭刚等同代人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一起，他们如同黑夜里的同伴，互相为对方照亮前进的道路。
在北岛的回忆性散文中，他提到了多位曾与他相处过的友人，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些人的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敢于质疑和反叛。在学校中，一批志趣相投的青年同伴敢于言说时政，提出质疑与否定。在《城门开》一书中，北岛对此有过确认“他（张育海，笔者注）所在的高二二与我们高一五两班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属‘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斋外，主要还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51）北京四中的张育海，是北岛一位非常激进和反叛的同学，他与同学主办报纸《只把春来报》，带头去抢工厂的模具，被隔离审查，自赴缅甸参加缅共人民军，甚至对政治戏谑评论“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52）除了张育海，牟志京与赵京兴也是北岛同学中比较激进与反叛的代表。前者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强烈不满，并与具有理性政治眼光的遇罗克交往甚笃，将其《出身论》发表在自己创办的《中学文革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舆论导向。后者赵京兴公然反对“上山下乡运动”，敢于将自我对时政的不满表达出来，甚至有一些过激的行为。先锋派作家彭刚与北岛关系亲密，虽小北岛六七岁，但有过两次被关押的经历，他言论激进，在日记上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我要有颗原子弹，一定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他甚至在自杀中冷静的记录下：“血渗出来，从白花花的伤口，并不太疼……”（53）在与这些个性反叛，敢于否定黑暗现实的同学与友人那里，北岛不免加深了自我对残酷现实的认识与否定，特别是他们身上的那种批判精神与反抗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熏染着北岛：“在工地政治学习，谈论各种时局：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54）
如果说彭刚等人让迷茫中的北岛在疯狂激进式的反叛中产生过共鸣的话，那么食指、蔡其矫等人却给了北岛更多精神层面的感悟与觉醒。食指较北岛年龄略大，他可以算得上“朦胧诗派”的始作俑者，影响了当时的一代人，北岛也不例外，他在第一次听到食指诗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感受：“郭路生的诗如亲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55）。北岛此后的诗歌创作受食指的影响深刻，特别是他早期的诗歌中，那种宣告式的语言，自由光明的意象，对现实的理性认识，乐观的诗歌景象都深深的影响了北岛，我们读着北岛《回答》中的句子，“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尤如在读食指的《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的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在与北岛相处的友人中，有一位忘年交不得不提，他就是著名的诗人蔡其矫，他是一位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他身上独具魅力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北岛影响深远。在北岛的散文《青灯》中，他特意写下一节来纪念蔡其矫，文中详细记录了自己与蔡老的交往，并写下了自己与他交往所得到的收获：“他对任何形式的权力结构保持警惕，毫不妥协，从而跨越一个个历史陷阱：在金钱万能的印尼，离家出走；在革命走向胜利时，弃官从文；在歌舞升平时代，他书写民众疾苦……”“他是一面光芒涌动的镜子，与黑暗对立，却并非为了折射黑暗。它似乎提醒我们一个阴郁时刻的到来：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男盗女娼、画地为牢——这一切正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56）蔡其矫身上的人文主义思想，诸如自由、平等、个人通过自我的言行让北岛得以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使得他在追求精神信念的时候有了可供参考的对象甚至是引路人，而在北岛的诗歌中也始终贯穿着一股浓郁的人文主义关怀。 2.暗涌的潜流：外来思想的影响
七八十年代，受国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文学界乃至于整个文化界仍处于极“左”思潮中，不管是在思想传播与接受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显得极其的单一和乏味。尤其是对于外来的思想文化，主流话语显示出极强的排斥态度。处于思想文化接受末端的普通大众，对于外来思想文化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正可能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其一旦有机会进入国内，便以极快的速度在文化界蔓延开来，尤其是对于思想开放的青年人而言，这种传播与影响更是巨大的。北岛所具有的“敌意”观念与这些如泉水般暗涌的外来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在当时的北京，北岛他们有一个地下文化圈，互相交换着从各个地方弄来的文化书籍，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外国作品，诸如《厌恶及其他》、《局外人》、《战争与和平》、《罗亭》、《人·岁月·生活》、《娘子谷及其他》等等。在阅读的过程中，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给诗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其好友宋海泉的回忆中就提到过北岛曾给他背诵过叶的诗作《娘子谷》的片段。叶甫图申科是苏联六十年代最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的创作涉及面极广，最有影响的是他的政治抒情诗。同样的关切政治，用呼告式的抒情方式来表达自我对政治的理解。敢于反叛与质疑一切，这与北岛早年接触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也密不可分。尼采思想中的超人哲学与权力意志以及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势必造成他自我精神上的孤独，这一点我们在北岛的诗歌中也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那种悲剧英雄式的姿态，与尼采的“超人”有某种共性，而他在艺术选择时也多选择诸如雨夜、闪电、倒影、绳索……这样更符合其悲剧英雄人物的诗歌意象。北岛身上那种尼采式的彻底否定与反叛的姿态，使得他加深了对时代的不满与否定，也让他真正从思想的层面获得了某种共鸣与确认，尼采的思想无疑成了北岛最佳的信念建构材料。但是，尼采思想中的孤高成分，也造成了北岛难以实现自我真正想“成为一个人”的价值追求。
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好转，文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一些外国优秀的作品被译介到了国内，甚至很多国内外的作家开始了互相的交流访问。由于北岛在刚开始的诗歌浪潮中异常突出，被很多国外的作家所知晓，北岛前后有过两次出国访问交流的机会，北岛也从他们身上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理论。卢梭大胆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否定的精神意志对北岛影响深刻，在中期诗歌创作中，他的主要矛头指向了自我，在诗中他对自我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和否定“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履历》）“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等待那一天”（《同谋》）。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滥觞也被此时的北岛所吸收，以个人解构整体崇高的后解构主义理论，让北岛走向了“逆崇高”的道路，他对权力的解构有了全新的武器，在他中后期的诗中我们比较难以找到二元对立的意象、宏大的叙事和非黑即白的思想，反之，我们更多的是发现他在诗歌语言运用上对罗兰·巴特尔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的“零度写作”的尝试，他开始在语言本体上进行着诗歌的革新。北岛的质疑与否定意识，不断的促使着他在诗歌创作中的革新与变化，反过来，诗歌理论中不断的尝新也强化着他的“敌意”意识，就如他自己所言的“作家一定要对自我的创作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反省精神，他必须不断的突破自己，拒绝外界的诱惑。”
结 语
作为“朦胧诗”的主将，北岛的诗歌价值是不容抹杀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诗歌救赎了一代人的灵魂，也不仅是其诗歌在文学史上产生的感召力，而且也包括其诗歌在艺术上较高的旨趣和取得的突破。可以说，北岛的诗歌尤其是其早中期的很多优秀诗篇将发轫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新诗的艺术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诗歌在艺术上既扬弃了新诗早期的粗糙与浅显，也较好的吸收了中西诗歌中的有益部分，尤其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的借鉴，采用更加凝练严谨的诗句，甚至比较注意诗歌的节奏韵律，他的成名作《回答》中，韵律整齐，整首诗押“in/ing”韵，以四、五节拍为主，采用复沓的手法，这些手法在其《走吧——给L》、《日子》、《一束》等诗歌中也都有明显的体现。此外，北岛的诗歌融入现代主义的元素，在其后期诗歌中还包含后现代主义，这一点陈超有较好的归纳：“概括地说，其话语修辞型式属于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系谱；其诗歌意蕴，则始终围绕着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境遇，人的宿命，人对有限生命的超越。”（57）总之，北岛的诗歌既对传统的诗歌有所借鉴，也在现代艺术上有所开拓，其艺术价值是值得分析的。
当然，北岛的诗歌也是存在极大的局限的。就其早中期诗歌而言，他的诗歌主题始终跳不出时代的樊篱，他的所思所想所感均受制于时代的束缚，他所对抗的是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所造就的自己，缺乏一种更为普适性的价值，这就导致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读者很难产生共鸣的情感。此外，他的诗歌中的理性成分太重，以至于冲淡了本应有的诗歌情调，使得他的诗歌呈现出冷峻的风貌，导致某些作品“缺乏充分的肌质感和艺术感染力”58。这一点，是北岛诗歌一直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他在出国后的一些诗作中，这种理性显得近乎无情，“心，好像用于照明/更多的盲人/往返于昼夜间”（《转移》），在读他后期的诗歌中，我们有时很难确切的感受他的情感倾向，这是他在有意隐藏自我的情感，他将写诗只是作为一种“趣味化”的写作，他自己对此有过确认“趣味化往往是大脑的游戏，是诗歌的迷途或死胡同。我自己就有这类失败的教训。防止趣味化，就应该把诗写得更朴实些，而不是把诗写得不像诗。当然反诗的试验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诗歌的疆界。”（59）
北岛在其后期诗歌中，在艺术上做过许多尝试，他一度陷入“零度写作”（60）的“纯诗”创作追求中。以致于造成他的诗歌形成拒绝与他人对话的姿态，让读者很难进入其诗歌。他的后期诗作显得更加的生硬晦涩，一首诗歌中的诗节之间往往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诗节跳跃性极大，过于密集的使用意象，而且意象的所指和能指往往非常的模糊和难以判别，意象之间的组合也显得生硬，如“梅花暴动中敌意的露水/守护正午之剑所刻下的黑暗”（《读史》），“梅花”、“露水”、“正午之剑”、“黑暗”这几个意向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加之其没有诗意的铺垫，让人读起来很难理解其旨意，对于意向的密集使用也成了很多批评者所诟病的把柄：“意象过于密集等毛病暴露无疑，而所有这些毛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灵魂过于苍白。”（61）他后期的诗歌表现出现代诗歌的那种随心所欲的诉说特点，缺少对话，缺少早期诗歌的激情，缺少明确的内容，缺少意境的营造，多用白描的手法，加入一些旨意不明的生涩诗句，如“激情，正如轮子/因闲置而完美”（《为了》）。这也可能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岛的才思枯竭，诗意灵感消散的现状。也是北岛大呼“写诗难啊”的具体体现。 如果说要对北岛的后期诗歌创作做一个大致的概括的话，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什么是世界诗歌？》中的总结可能比较贴切：“北岛的诗就常像漂浮在空中的云：在瞬间之内变幻莫测，至为繁复优美，然后渐渐稀释，仅仅成为淡薄的云气。”北岛，或许需要离大地更近一些，在建造自我“空中楼阁”的同时，也需要俯看人间，走向更加朴实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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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注释：
（1）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5.
（2） 北岛.热爱自由与平静[J].中国诗人，2003（2）.
（3） 敬文东.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8.
（4） 阿多诺.艺术与社会.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67.
（5）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9.
（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3.
（7） 徐敬亚.历史将收割一切，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M].天津：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67.
（8） 张汝伦.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人文精神寻思之一[J].读书，1994（3）.
（9） 北岛.时间的玫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76. （10） 转引自网络“诗人北岛-古老的敌意”香港书展2011系列讲座，http：//blog.sina.com.2013-5-5.
（11） 转引自网络“诗人北岛-古老的敌意”香港书展2011系列讲座，http：//blog.sina.com.2013-5-5.
（12） [美]小拉什·多兹尔.仇恨的本质[M].王江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5.
（13） 杰斯·费斯特，格雷格·费斯特.人格理论[M].李茹主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142.
（14） 杰斯·费斯特，格雷格·费斯特.人格理论[M].李茹主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142.
（15） [美]小拉什·多兹尔.仇恨的本质[M].王江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5.
（16） 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5.
（17） 郑克鲁.外国文学简明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5.
（18） 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2.
（19） 敬文东.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6.
（20） 北岛，曹一凡，维一.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14.
（21）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5.
（22） [美]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M].宋炳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32.
（23） 北岛.时间的玫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219.
（24）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2.
（25） [法]让-雅克·卢梭.忏悔录[M].范希衡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3.
（26） 参见郑克鲁.外国文学简明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2001.346.
（27） 陈超.北岛论[J].文艺争鸣，2007（8）.
（28） 北岛.<今天>的故事[N].南方都市报，2008-6-19.
（29） 李陀.蓝房子·序：一颗温润明亮的珍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8.
（30） 北岛.蓝房子[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51.
（31） 陈超.北岛论[J].文艺争鸣，2007（8）.
（32） 北岛，唐晓渡.“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J].诗探索，2003（3-4）.
（33） 一平.孤立之境——读北岛的诗[J].文艺争鸣，2007（8）.
（34） 北岛.时间的玫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34.
（35） 唐晓渡.与沉默对刺——当代诗歌对话访谈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2.
（36）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4.
（37） 一平.孤立之境——读北岛的诗[J].文艺争鸣，2007（8）.
（38） 北岛，唐晓渡.“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J].诗探索，2003（3-4）.
（39） 北岛，唐晓渡.“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J].诗探索，2003（3-4）.
（40） 苏桂宁.紧贴着大地的一代——论50年代出生作家的精神背景[J].文艺争鸣，1998（3）.
（41） 参见北岛.城门开.北京四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35-146.
（42） 北岛.城门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30.
（43） 北岛.城门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38.
（44）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5.
（45）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5.
（46） 北岛.城门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75.
（47） 北岛.城门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76.
（48）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3.
（49） 刘禾.持灯的使者[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1.
（50） 参见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5.
（51） 北岛.城门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46.
（52） 北岛.城门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46.
（53） 参见北岛，曹一凡，维一.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97.
（54）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3.
（55）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2.
（56）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75.
（57） 陈超.北岛论[J].文艺争鸣，2007（8）.
（58） 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68.
（59） 北岛，唐晓渡.“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J].诗探索，2003（3-4）.
（60） “零度写作”，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文论概念，由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尔提出。“零度”，本来是语音学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没有特定所指的能指。巴特尔借用这一概念来说明一种中性的、非价值评判的、非感情化的后现代先锋派写作境界。转引自陈超.北岛论[J].文艺争鸣，2007（8）.
（61） 岑浪.十诗人批判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67.
（王正印，东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
关键词：北岛 古老的敌意 精神内核
引 言
当一个怀着诗意的青年写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正是这样的诗句将会影响他的一生，并在文学史上打下一个深深的烙印——北岛。北岛，原名赵振开，是一个北京干部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与共和国同岁，见证和经历了共和国的成长历程。他曾疯狂地追随那个狂热的时代风暴。但在目睹不断加剧的社会失序所引起的残酷现实之后，他开始了怀疑，“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1）就这样，北岛开始以怀疑和反叛的姿态走向了时代的对立面，而诗歌是他最好的武器。历史往往具有复杂性，北岛走向反叛的个中原因，不能完全无视他自身的功利性，受“出身论”的排挤，他所追随的信仰抛弃了他，缘于此的“报复”心理一直羁绊着他早期的诗歌。同时，北岛又是一个不甘沉寂的人，他享受运动带给他的“主宰”感，这是为什么我们能感受到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存在着一个呼喊着的“英雄”形象。这也难怪北岛在后期接受采访时会否定这些经典之作。“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2）
“诗人代表不了一个时代。他们不过是些吞噬阴影的‘寄生虫’罢了，是些叫做诗人的动物而已。他们一直都在收集阴影。他们在黑夜写作，他们在收集阴影的过程中也顺带把自己变成了阴影的一部分。”（3）北岛的诗歌创作也可以用“收集阴影”来概括，他始终以一种对抗的姿态在写作诗歌。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他将自己诗意的笔锋对准现实的阴暗面，“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的掠夺”（《结局或开始》），并毫不客气的对自己大加鞑伐，“我的影子站在岸边/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界线》），同时他也关注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焦虑，“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我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触电》）。当然他的诗歌主题与他的内心一样，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复杂的，同时也是变化着的，早期的主要以对抗现实阴暗为主题到中期解剖自己为主题再到后期出国后的思考母语、写作、个体生存等为主题，总体呈现出由单一到复杂的趋势。这也是北岛诗歌“常与变”的一个方面。北岛的诗歌往往具有极强的理性批判意识与历史责任感，他在诗歌中多用象征、隐喻、瞬间感受、蒙太奇等西方现代技巧，这些连同他所关注的主题，共同形成了他的深沉、冷峻、凝重的诗歌风貌。
“从艺术发轫之初一直延续至现代集权国家，始终存在着大量对艺术直接的社会控制。”（4）政治与文学关系复杂，是困扰诸多作家和批评家的“历史难题”。我国古代的“文以载道”之辩，西方的“纯诗”运动，文学史上几乎每一次大的转变，这一关系问题都会被反复论及，成了文学永远也逾越不了的鸿沟。北岛的诗歌创作也未能摆脱这种关系的束缚，不仅成了批评家所诟病的把柄，也成了他自己因声名而累的主要原因。他的诗人身份被过多的政治符号所侵占，他的诗歌也因此被以“消费式”的方式所阅读，“西方读者阅读北岛带有显而易见的消费成分，他们需要通过对北岛诗作的政治性阅读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中国幻象’消费掉。”（5）不仅如此，诗人自己也在为摆脱政治的身份而苦苦经营着自己的诗歌，试图通过写作来达到一种“零度以上的风景”的审美状态，以此证明自我的“纯诗性”和“非政治性”，然而这又产生了另外的问题，出于摆脱而进行的摆脱写作，势必带上某种现实功利性，这是与“纯诗”相悖的，也会使诗歌更加生硬，甚至失去诗意。北岛后期的许多诗歌作品中均有此问题。当然，北岛不是孤独的，与他同为“朦胧诗”阵营的诸如舒婷、多多、芒克、顾城、梁晓斌等人，也均被视为“政治诗人”。“朦胧诗”这原本出于诗歌艺术风貌所得名的诗派，俨然成了文学与政治最佳“联姻”的代名词，这也难怪北岛会对这一称呼表示极大的反感，他更愿意别人将他们称为“《今天》派”。当然，这里同样涉及到了北岛的“反叛”意识，他不愿被“赋予”正统的定义。论及“朦胧诗”派的政治性，让我们不得不回拨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场在政治风暴中兴起的诗潮，与世纪初的那场启蒙运动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同样都具有“个体”启蒙的特征，所倡导的内容均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都采用的是文学渐进式的启蒙方式，它们所对抗的对象虽有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有某种同属，围绕它们所展开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讨论也是那么的相似，“为艺术而艺术”的选择结果显然被北岛辈作为艺术宗旨所承续，但其诗歌实际的价值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面，“为人生而艺术”，这其中包含着太多的内外因素，这也是“朦胧诗”派复杂的原因所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朦胧诗”派所进行的启蒙，是对世纪初启蒙运动的接续，“特别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做舜尧，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6）“朦胧诗”派从一开始，便卷入时代的潮流，它逃脱不了时代的束缚，它的诞生就是这场启蒙使命所造就的。也因而，北岛作为其中的一员，更无法摆脱出身的政治性，这是一个事实，也是成就北岛的时代因素。 “崇高和庄严必须用非崇高和非庄严来否定——‘反英雄’和‘反意象’就成为后崛起诗群的两大标志”（7）显然，在朦胧诗潮中通过对抗“崇高”和“庄严”而重新建立起新的“崇高”和“庄严”的北岛等人成了第三代诗人“打倒”和“pass”的对象。对权威有种天然排斥的北岛，他的诗意目标是要打碎权威，重获“人”的自由，“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这显然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诉求。但也正是这种诉求，让他又走上了另一个崇高的“峰巅”，他实际上成了新的“贵族”，这是人文主义的特质所决定的。在九十年代初掀起的那场“人文精神”的探讨中，“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得到了较好的界定：“哲学作为爱智之学追求的是人生的智慧，作为形而上之学又必然要有深切的终极关怀，这种智慧与终极关怀构成了哲学真理的主要特征和内涵，体现的则是所谓人文精神。”（8）要达到终极关怀的目的，“人文主义”者必须通过经典化来确立神圣的崇高地位，这是使人信服的必要手段。北岛早期诗歌中的“英雄”形象，显然带有终极关怀的人文心胸，他是一个担当者形象，“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回答》），“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结局或开始》），他深怀忧患意识，“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彗星》），他又是一位精神的探索者，“沿着鸽子的哨音/我寻找着你”（《界线》）。这也无怪乎北岛会被选为第三代诗人最大的“攻击”对象。以个人姿态和平民化的旗帜进入诗歌界的第三代诗人，他们在诗歌中提倡“世俗精神”，诸如消解价值意义，提倡“零度写作”，反意象，使用更加口语化的语言，这些都与北岛等知识精英的“人文精神”针锋相对。二者的疏离，体现在更普遍的维度上就是文学最基本的艺术价值判断标准的“二元对立”，也即雅俗之辩。这是一个无法用简单争辩就能解决的问题，“盘峰诗会”的对垒，更像一场闹剧。对于争论和质疑，北岛无疑也在诗歌中做着改变，甚至可以说他逐步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他反思自己和那个时代，认识到了自身的“同谋”性质和“梦游者”身份，原来被送葬的是他自己，“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被送葬的是你”（《回声》），这是一种自我的“祛魅”，甚至是到了九十年代末他还在感叹“只退了一步/不，整整十年/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岗位》）。北岛在其后期诗歌写作中努力追求一种“零度以上的风景”的写作效果，这显然与韩东等人早期的提法如出一辙，或许可以说是他自己追随罗兰·巴尔特而去了。我们无法从他后期的诗歌中准确地概括某一特定的形象，他试图将自我和价值意义隐去，实现“零度体验”的效果。然而，人文主义的诱惑始终存在，他抗拒不了，所以我们仍能读到这样的句子，“风掀起夜的一角/老式台灯下/我想到重建星空的可能”（《重建星空》）。北岛，建构了自己，又在用余下的时间挣扎地来解构自己。
对于北岛的认识，或许我们可以超越一般的偏见，从多维度的视角、更普遍的文学规律来观照北岛的诗歌创作，从中厘清传统与当下、东方与西方在当代诗歌中的关系，进而更好地认识当代的诗歌创作。笔者选择以“古老的敌意”这样一个视角来进入北岛的诗歌创作，一方面是希望更好地把握北岛诗歌中的精神内核，梳理出一种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对北岛这一个案分析来更好地认识当代诗歌。
一 厘清：“古老的敌意”之概念分析
（一）何谓“古老的敌意”
“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
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这是北岛喜爱的诗人里尔克《安魂曲》里面的诗句，北岛在其散文《时间的玫瑰》中对其有这样的阐述：“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困难的是如何保持生活与艺术的距离。”（9）由此，北岛进一步生发，他在2011年香港书展上以“古老的敌意”为主题做了更加深入的阐释：
“所谓古老的敌意，从字面上看，古老即指原初的、带有传统意味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字与写作的源头。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其实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和悖论。”（10）
在北岛看来，一位伟大的作家是不可能拥有财富和所谓的美好生活的，诸如里尔克、卡夫卡、保罗·策兰、华莱士·斯蒂文、歌德等人的写作成功都是缘于他们保持了一份与生活之间的“古老的敌意”。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这种古老的敌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系的紧张，即：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紧张关系、作家和他母语的紧张关系、作家和他本人写作的紧张关系。对于作家与时代的紧张，他认为作家在时代的背景下不仅是一门手艺人，还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必须因此承担责任。对于作家和母语的紧张问题上，他认为语言总处在“危机”中，需要作家不断的对抗和创造。在作家与本人的关系上，他认为“作家必须对自己的写作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反省精神”（11），他必须不断的突破自己，拒绝外界的诱惑。
我们可以发现“古老的敌意”的核心还是在于“敌意”，许慎《说文解字》：“敌，仇也。从支，帝声。”在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里面也有相似的解释：“敌意，仇视的心理；敌对的情感。”在中文中敌意的同义词是仇恨。敌意是一种基于求生本能而产生的心理意识，小拉什·多兹尔在其《仇恨的本质》一书中这样谈论仇恨：“仇恨源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人类求生本能。这种本能与强烈的反感、生气、成见以及‘我们-他们’的区分（us-versus-them distinction）结合在一起。”（12）在人格心理学中也有相似的解释：“如果父母不能满足孩子们安全和满意的需要，孩子对父母会产生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感。”（13）敌意往往与焦虑感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孩子们很少公开以愤怒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敌意，相反，他们压抑了对父母的敌意，好像它们在意识中根本就不存在。然而，被压抑的敌意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一种说不清的忧惧感。这种状态就是所谓的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14）在心理学中，敌意或仇恨只是一种初级情感，它的强化与外化，往往表现为对抗或逃避，也即多兹尔所说的“战斗-逃遁”反应（15）。 北岛所言的“古老的敌意”有两个“原初的”，既有个体本能心理的结果意识，同时还带有一种传统意识，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集体认可和传承的过程。这样，“古老的敌意”成了一部分人的集体意识。当然，这种集体意识有别于心理学分析中的初级情感意识。这种集体意识由本能的敌意出发，衍生出强烈的质疑观念和焦虑意识，随之强化而成批判、否定和抗争意识，在表征上形成一种紧张和悖论现象。这种集体意识的作用对象通常具有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即对外在世界的揭露与批判和对自我的剖析与反思，责任意识也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另类的承担者：文学中的“古老的敌意”
文学是人类历史的最佳解释方式之一，文学中的“古老敌意”传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文学在人类历史中本身就是一种“古老敌意”传统，它的批判眼光和内在自省意识，最充分地凝聚了人类这种精神特质。而作为建构文学这一人类精神样式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当然是这一传统最主要的承载者。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中这样论及这一群体：“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16）
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往往不与大众为伍，坚持着自己的独立品格，甚至站立在大众的对立面，与大众为“敌”。在神权统治下的中世纪，普通大众不论是内在的精神上还是外在的言行上都屈从于封建基督教会所构造的文化专制制度，但丁却作为一个“异己者”而存在，“他迎着历史的风暴，站在勃然兴起的市民阶级一边，进行着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政治斗争；同时，他又用他的笔，描绘出新旧交替时期的现实生活和政治斗争。”（17）他所创作的《神曲》处处透露着对中世纪的批驳和否定，他也因此成了基督教会的审判对象，他最终在流亡中结束了生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对待权力有种天然的蔑视，他们敢于在权力编织的威严下说真话，甚至是对抗，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具有另类的、更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事实上能对权势说真话”（18）。19世纪是沙俄专制统治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但此时的俄国文学却是异彩斑斓，权力对于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科夫等人来说成了矛头的对象，在批判现实的意识下，他们身体力行地与专制权力对抗，并将最尖锐的“手术刀”朝向现实，成就了一部部经典的作品。现实中充满着种种物质和荣誉的魅惑，然而这些对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来说是绝缘的，他们不愿落入世俗的俗套，他们正如孔子称赞的“贤哉，回也！一担食一瓢饮”的颜回一样，甘于清贫。我们很难找到坐拥金钱与权力的知识分子，但却能举出诸如莫里哀、华兹华斯、契科夫、波德莱尔、萨特……中国传统文学中也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人物，杜甫一生潦倒，却心忧天下，苏轼屡遭贬谪，颠沛流离。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了他们最普遍的生活常态。由于他们不愿与主流合作，甚至是对抗，往往容易成为最易“流放”的对象，翻开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文学大家都有流放的经历，西方的如但丁、普希金、泰勒……我国的屈原、贾谊、苏轼等人。知识分子，不止于对外界阴暗的批判，他们也将“敌意”的匕首对准自我，他们敢于自省和反思，卢梭毫不避讳地将真实的自我内心世界展露，坦诚自我因人性扭曲而产生的诸多丑行，受其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中一大批作家，诸如郁达夫等人，也大胆袒露内心的阴暗，无情地解剖着自我。
文学中“古老的敌意”这一传统意识，最突出和集中的表现，还在于知识分子精神集中展现的文学作品中。现实的黑暗和反动，就有相应揭露和批判主题的文学作品而生，但丁的《神曲》诞生在那个宗教专制的中世纪，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专制的反动，而19世纪的俄国文学作品的揭露与批判倾向最为明显，《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罪与罚》等作品将沙俄专制下的俄国社会的诸多不合理都展现了出来。鲁迅的两个集子《彷徨》与《呐喊》也是对那个仍未走出封建专制社会的无情批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作家倾注心力而成的，在很多时候，他们也突出的将“古老的敌意”这一传统表现了出来。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个近乎癫狂的堂吉诃德，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我们从他的身上未尝不能发现对现实的焦虑与对抗、强烈的现实责任感。鲁迅笔下的那个“狂人”也是如此，他妄想自己被他人吃掉，有一种极度的“敌意”感和焦虑感，他对现实的吃人现状是不满和反叛的，他所呼喊的“为了孩子”则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郁达夫笔下的“他”则有种种的阴暗心理，然而，这种自剖式的心理却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 细读：“古老的敌意”之文本呈现
（一）站在时代的对立面：诗人与时代的紧张
时代是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抛离的对象，作家往往诞生于一个时代，但又通过与时代的对抗而又试图跳出一个时代，他们的眼光是犀利的，或用冷酷的理性揭露一个时代的伤疤，或用温暖的笔端再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在时代的光明与阴影面前，大多数的作家会选择抒写和记录后者，他们往往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这正如敬文东所言的“时代的阴影才是一个时代中人最容易忘记和最难捉摸的东西——光明的大时代（显在时代）肯定会有阴影，除非它没有光明；而记录它、陈述它、把它摆在一贯具有健忘癖的人们面前，无疑是诗人的天职之一”（19）。北岛所成长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切的阴影都是那么的现实和直接，甚至是黑白颠倒，善恶不分。在前期诗歌中，他用客观的理性大胆地记录着这样的时代阴影：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回答》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在公开地掠夺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滑进瞳孔里的一盏盏路灯
滚出来，并不是晨星
——《红帆船》
在诗人的笔下，时代无疑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没有公平正义可言，主宰那个时代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而且都带有伪饰性，卑鄙者用卑鄙主宰着这个世界，高尚者却无法生存，最令人恐惧的还不至于此，残酷丑恶的现实世界用无数生命的牺牲来换取它的正当性和美好外表的假象，“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在诗人看来，这个时代是充满阻挠前进的“冰凌”的，存在着无意义和残酷的权力竞争的“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时代是阴郁的，人们被卷入到疯狂的运动中，身心俱疲，感受不到温暖，一切都是那么的让人压抑，“悲哀的雾/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这个时代已是“残垣断壁”，没有光明和希望可言，“滚出来，并不是晨星”，它让人迷惘不知所措，“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诗人的眼光无疑是敏锐和深刻的，但时代往往具有粉饰性，这让北岛也曾一度迷恋那个疯狂的时代，我们从一些回忆的文字中可以窥见一个反叛前的诗人形象：“那时节，躲在家中看书、装半导体的谓之‘逍遥派’，赵振开（北岛）还在顽强追求革命理想，他和我们班几个同学以‘红卫兵六五一四部队’的名义半夜三更在西单路贴标语‘炮轰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并穿越武斗的枪林弹雨，到白洋淀搞教育革命调查。”（20）北岛对时代的理性认识，以至到决绝和彻底的反抗，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谁也不会相信曾经如此沉溺于时代运动的北岛会在睡过一觉之后大呼“我不相信”。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和迷惘的。“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21）自我意识在觉醒，他需要思考自我的出路，国家的出路。
时代的黑暗与阴霾，个人成长的迷惘与焦虑，加剧了他本能敌意的生发，他对时代开始表现出极度的怀疑和否定意识：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回答》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
前一首诗是呼告式的直白否定，“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是一种掷地有声的宣告，是直接的、宏大的。而后一首的怀疑更加具体可感，诗人对一切，不管是命运、交往、爱情、往事、希望、信仰，甚至是死亡都充满着深深的怀疑，而这一切又是这个时代的基本内容，怀疑和否定这些内容，就是对时代的极度怀疑和否定。“一切”不是上个时代的，也不是下个时代的，而是当时的那个时代的。在怀疑与否定之后，诗人的情绪走向更加反叛的状态，对时代采取主动对抗的姿态：
纵使你的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回答》
把手伸给我
让我那肩头挡住的世界
不再打扰你
——《无题》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宣告——献给遇罗克》
奚密在其《现代汉诗》中这样谈到：“在李白和屈原的身上，我们可以辨认出悲剧英雄的某些特质：面对强大的外在集体力量（如社会体制）时，个人如何有意识的，纵使是痛苦的，选择与之抗衡。”（22）从北岛的前期诗歌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些特质。诗人将时代设定为自己的反抗对象，因为它在剥夺诗人所维护和向往的事物“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他在反抗的过程中，站在了时代的对立面，从上面的诗句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站立着一位对抗者，而且也能看到一位具有担当者的悲剧英雄形象，“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作为诗人的北岛，他给自己赋予了诗歌创作以外的使命和责任。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他这样谈到：“我常想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序言中写道：‘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依我看，爱伦堡说的是外在的命运，其实还有一种内在命运，即我们常说的使命。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往往相生相克。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要多少受苦的，必然要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23）
时代是残酷与黑暗的，诗人的反抗显出殉道者的悲剧，但他并不是绝望的，对于未来，他仍充满着希望。这是北岛前期诗歌的一大特点，这种乐观的诗歌景象支撑着他在黑暗时代笼罩下的精神世界：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回答》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雨夜》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宣告——献给遇罗克》
这些诗句，让我们仿佛读到了“朦胧诗派”的始作俑者——食指的诗，这与其“朋友，坚定的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相信未来》）这样的乐观诗风有颇多的相似。当我们读到北岛试图追寻自我诗歌创作源头的一些文字时便会发现某些端倪，“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24）北岛前期的诗歌创作深受食指诗歌的影响，大体追寻其冷酷的剖析现实、乐观的对抗现实，但是显得更为的悲壮和决绝。北岛与时代的紧张，带着他走出时代过程的迷惘与痛苦，但更多的是他的坚定质疑与否定，是他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责任与担当，其中也不乏他的乐观反抗。
（二）将手术刀对准自己：诗人与自我的紧张
卢梭在其《忏悔录》中高声宣布：“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25）北岛亦如卢梭的大胆自剖，坦率地将那个复杂的自我记录了下来。经过诗歌运动，北岛成功地以反叛者的姿态成了时代的代言人和公众心目中的文化英雄。然而，怀疑至上者的北岛并没有被蜂拥而来的荣誉与花环所迷惑，他在走向更加理性的自我审视与时代反思中。我们知道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朦胧诗就已经开始走向了落幕，文坛新生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掀起了“Pass 北岛”和“打倒北岛”的文艺浪潮，这是对刚刚从文学复兴运动中建构起来的北岛的解构。北岛没有固步自封，他在外界否定和攻击的现实下，进行着艰难的自我反思和痛定思痛的自我解构。清醒的理性自我认识和大胆的自我否定，让北岛在走向时代对立面的同时，也走向了自我的对立面，这是“古老敌意”在自我身上的一次突出展现。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里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到理想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表达真理的
惟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了
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
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
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
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
我们安然平分了
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
一夜之间，我赌输了
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
点着无声的烟卷
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
眺望
——《履历》
这首诗是诗人对那个曾经追逐狂热时代潮流的自己的一次自我否定和反思。无疑，这是一次痛苦和艰难的自我否定。曾经的“我”是一个受蒙蔽和欺骗的对象。“正步”暗含着“我”的思想是麻痹的、机械的。“剃光脑袋”可能既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暗示，这场运动不需要你有思想，只需要你跟随向前。“我”的蒙昧是“为了更好的寻找太阳”，为了完成既定的理想和信念。经过革命的风暴，“我”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我”见到的不是“太阳”，而是“隔着栅栏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但“我”仍然坚信“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惟一方式”，“我”是被欺骗得如此之深。随后，诗人在“万岁”声中渐渐觉悟，这种生存状态与已逝的“无数个世纪”的人们没有什么区别，“我”长出的“胡子”与无数世纪的衰朽的胡子有共同的出处。诗人的这种反思仍有对时代的理性认识，但他并没有将批判与否定止于时代对自我的蒙蔽，他走入更深的自我批驳，他认识到个体在那个时代也在用“作战”“刀子”等暴力的方式与偶像们“结成亲眷”，并“安然平分了/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的事实。诗人敢于将历史语境中所涉及的时代和个人的真相展现出来，并理性的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亲眷”关系，与此同时，还揭示出“文革”的非人性和非理性对一代人戕害的残酷现实。在无法摆脱的精神阴影下，他看到的是一个被倒挂在“一颗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的自己，这无疑是在否定时代的同时否定自己的双重自我否定。这一点，我们从他同时期的另外一首诗中也能确认：
我们不是无辜的
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
同谋，等待那一天
在火山岩浆里沉淀下来
化作一股冷泉
重见黑暗
——《同谋》
在进入自我反思的过程中，诗人也存在着深深的苦闷和焦虑，因为他曾信誓旦旦地宣告与那个时代的告别，以极端对抗者的心态自居。然而，此时的他又需要重新审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甚至要将自我重新划入那个时代，这无疑会让其感到焦虑和不安，“我的影子站在岸边/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界限》）。走入自我的反思，也意味着告别与时代对抗的那种英雄身份，这是痛苦的过程，也是由喧嚣走向孤独所必须经受的体验，“像囚犯一样从街上走过/狠狠踩着自己的影子”（《走向冬天》）。焦虑与迷惘，将诗人紧紧包裹，他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够走出这种精神困境：
我要到对岸去
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
也涂改着我
我在流动
我的影子站在岸边 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
我要到对岸去
对岸的树丛中
惊起一只孤独的野鸽
向我飞来
——《界限》
“对岸”是诗人所期望的一个处所，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个“对岸”是一幅什么样的光景，但我们从诗中可以发现“我”的状态。在诗中，诗人将人与本体之间的关系转换，本来是“我”站在岸边，影子倒影在河里，但诗人却写成“我在流动/我的影子站在岸边”。这种关系的转换，带有诗人对自我现状的焦灼，他看到了“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的影子与自我关系的密切不可分，影子如巨大的阴影覆盖着他。他急需“到对岸去”，摆脱影子的束缚。然而，他也清楚对岸将是孤独的，“对岸的树丛中/惊起一只孤独的野鸽/向我飞来”。这是他做好了因此孤独的心理准备的自白。诗人在这种焦灼的挣扎后，开始了他对自我的解剖与反思，他意识到自我与之前那个时代的“同谋”，也意识到自我走不出的原因之所在，“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被送葬的是你”（《回声》），他以自讽式的语言认识到自我只是“八月的梦游者”（《八月的梦游者》）。当然，北岛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并不只是限于自我与时代的“同谋”性这一点上，他将对自我的认识延伸到更加哲理化的思考：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我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他们的手被烫伤
留下烙印
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
总是把手藏在背后
可当我祈祷
上苍，双手合十
一声惨叫
在我的内心深处
留下了烙印
——《触电》
这首诗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的哲理思考，我们细细品读便可发现这首诗与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有着某种诗意的契合。“他人就是地狱”有以下三层意思：“一、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他人，那么他人便是你的地狱；二、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他人对你的判断，那么他人的判断就是你的地狱；三、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那么你也是自己的地狱。”（26）此诗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诗人以“触电”作为整体隐喻与象征，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身的彼此紧张关系做了确认，尖锐而准确地反思和命名了一个异化的时代。不管是“无形的人”还是“有形的人”，他们都是之于“此在”之外的“他人”存在，诗人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握手”，结果是彼此被“烫伤”，这种在异化时代下的“握手”即是一种不能正确对待他人的表现。而“可当我祈祷/上苍，双手合十/一声惨叫/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烙印”则是明显的自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反映。诗人在反思的过程中，并不只是看到了“他人”对自我的异化，他带着更加自审和忏悔的意识，看到了自我对“他人”异化的事实，这是诗人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也是“古老敌意”在自我突破上的集中体现。
陈超曾这样评价北岛：“诗人成为炼狱中的诗歌的西西弗，一生都在推动着这块双重反思、批判的苦难的巨石。”（27）北岛对于自我的反思与批驳，并未止于时代潮流的转向和自我生存环境的变化，他将自审的“古老敌意”随身携带，随他“流亡”世界。这也无怪乎我们在他出国后的访谈录中可以读到他对被时代“赋魅”下的诗歌的理性反思：“它（《回答》）属于我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比较幼稚比较简单化的阶段。由于这首诗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于传播。说到底，它源自我们上一代的革命诗歌，立场不同，但方式方法语调修辞是基本一致的。”（28）当然，在其诗歌中也有大量的自审诗句：
他变成了逃亡的刺猬
带上几个费解的字
——《画——给田田五岁生日》
我伪装成不幸
遮挡母语的太阳
——《毒药》
我的影子很危险
这受雇于太阳的艺人
带来的最后的知识
是空的
——《关键词》
（三）与母语的既亲又疏：诗人与母语的紧张
李陀在北岛《蓝房子》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岛的怀疑，如同金斯堡的愤怒，曾经震动了千百万的中国人。我相信，怀疑是北岛的影子，会终生终世跟着他，无论他漂泊到哪里。”（29）由于外在的原因，北岛被迫出国，虽然时代和环境都变化了，但北岛仍未改变他怀疑与对抗的心态，他仍用诗歌的方式将其骨子里的“古老敌意”源源不断地记录了下来。出国后的北岛，辗转颠沛，居无定所，据他自己回忆：“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得承认，这行为几乎疯狂，我差点儿没搬出国家以外。”（30）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也多次搬家，并多次奔赴世界各地参加诗歌会，直到新世纪初他回到香港定居为止，可以说“在路上”成了他出国后的一种生活常态，“我调整时差/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在路上》）。北岛出国后的诗歌创作，不论是在诗歌主题，还是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发生了某些变化。陈超在其《北岛论》一文中较好地归纳了北岛出国后的三重母题：“带有身世感的怀乡——还乡，人的宿命及反抗，语言（写作）的困境及新的可能性。”（31）在笔者看来，其实这三重母题全都在围绕着一个事实在展开，即“漂泊——流亡”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下这三者都共同指向了一个对象——“母语”，北岛在接受访谈时这样谈论过：“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惟一的现实。”（32）北岛诗歌中的“母语”不只是浅层的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它更包含了内容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上的内涵。对于一直坚持用中文这一“母语”写作的北岛而言，“母语”代表了他的写作本身；同时，对于漂泊海外而一直试图回归故乡的北岛而言，“母语”代表了故土原乡；对于用文字来反抗宿命的作家身份的北岛而言，“母语”代表的又是一种宿命承载，或更确切的说是对生命与存在的思考。北岛出国后的诗歌创作主要就是围绕着“母语”这一对象在展开，在诗人笔下，“母语”成了既亲又疏的对象，他受制于“母语”，同时又试图对抗和远离母语，形成了一种诗意上的紧张关系。 一平在评论北岛的诗歌时这样谈论到：“人对归属的渴望超乎现实和理性，也不在道德和价值，因为它来自生命之底的孤单，是人性深底之源，因为其来源宇宙的无限黑暗冷寂和空虚。”（33）这对于被迫长时间漂泊海外的北岛而言无疑是恰切的和准确的，海外的北岛不管他身处何时何地，对于故土原乡的眷念和渴盼，来得是那么的直接和现实，我们细读北岛海外的诗歌作品，便会发现存在着大量类似“祖国”、“母语”、“家”、“故乡”、“回家”、“乡音”、“乡愁”、“北京”等意象。当然，与之相对的便是诗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在其诗歌中，诸如“逃亡的刺猬”、“流亡者”、“辞退的人”、“东方旅行者”、“游客”、“漂流”、“异乡人”等词语，俯拾即是。故乡，对于北岛来说，是一个精神归属的场所。他如此地眷念和依赖这个故乡：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乡音》
在母语的防线上
奇异的乡愁
垂死的玫瑰
——《无题》
若风是乡愁
道路就是其言说
——《远景》
临近遗忘临近
田野的旁白
临近祖国这个词
所拥有的绝望
——《不》
诗人“对着镜子说中文”，是其用“母语”对抗孤独的形象再现。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北岛非常认同策兰的说法：“只有用母语一个人才能说出自己的真理。住在外语领地，意味着我比以前更有意识地跟母语打交道。”（34）在《乡音》一诗中，浓重的怀乡之情思和对“中文”的眷恋与坚守同时到来。诗人想冲淡或转移自己的忧伤而“放上音乐煮着咖啡”，但无济于事。他的忧伤日益严重，他自嘲到“苍蝇不懂什么是祖国”，这低等的昆虫让人轻视，可它不用受故土乡音的眷念之苦。诗人甚至将“乡愁”视为“垂死的玫瑰”（《无题》），既是诱人的，也导致人有垂死般的痛苦。在诗人那里，“乡愁”如风一般不可触摸，“若风是乡愁”（《远景》），“祖国”让人感到“绝望”，“临近祖国这个词/所拥有的绝望”（《不》），这是对一个远离故土的诗人最大的折磨。对“母语”的眷念与坚守，让他在异域的环境中，格格不入。
我笨拙地鼓着掌
像一只登陆的企鹅
——《巴赫音乐会》
他变成了逃亡的刺猬
带上几个费解的字
——《画——给田田五岁生日》
我从事故出发
刚抵达另一个国家
颠倒字母
使每餐必有意义
——《据我所知》
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诗人用唯一与“母语”文化所联系的“中文”痛苦地做着坚守，他无法割舍陪伴了他迷茫、巅峰与流亡的文化背景。然而，对于一个坚持怀疑与反抗的诗人来说，“母语”所代表的故土家园虽然给了他孤独时的精神安慰，但他仍对“母语”及其背后的文化充满着“敌意”：
我从童年的方向
看到的永远是你的背影
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
你放牧乌云和羊群
……
标语隐藏在墙上
这世界并没多少改变：
女人转身融入夜晚
从早晨走出男人
——《给父亲》
我伪装成不幸
遮挡母语的太阳
——《毒药》
乡愁如亡国之君
寻找的是永远的迷失
——《过冬》
在前一首《给父亲》一诗中，诗人将“母语”背后所潜藏的“父权”文化揭示了出来，“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你放牧乌云和羊群”，在诗的最后“这标语隐藏在墙上/这世界并没多少改变”，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那个父权斗争的“标语时代”，在诗人眼中，现实的权力争斗是不会停止的，伴随而生的丑恶现象也将继续出现，这是诗人对现实理性深刻认识后的结果。虽然诗人意识到“母语”能够像太阳给他带来温暖，但他却不自觉地“伪装成不幸/遮挡母语的太阳”，这是他本能的“敌意”观念在支配着他。与此同时，他更加理性地意识到“乡愁如亡国之君/寻找的是永远的迷失”，他已经不可能再找到一个真正的故土，一切都变了，而他自己也变了，正如他在《背景》中意识到“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然而，“修改背景”这是何等的困难，而且这不是由他所能主宰的，他必将成为永远的“词语的流亡者”。
写作，对于北岛而言，无疑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在多次的访谈中，北岛一直都在强调写作之于他的重要性，“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我是通过写作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35）。北岛甚至赋予了诗歌创作审美价值以外的精神设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36）。他一直没有放弃这样的尝试，即使流亡国外，他仍在诗句中表达这样的想法，“风掀起夜的一角/老式台灯下/我想到重建星空的可能”（《重建星空》），“是爱的光线醒来/照亮零度以上的风景”（《零度以上的风景》）。然而，现实的写作让他意识到这是一种艰难的尝试，“时间撼动了某些字/起飞，又落下/没透露任何消息”（《背景》），“我小心翼翼/每个字下都是深渊”（《据我所知》），“教我呼吸和意义的老师/在我写作的阴影咳血”（《不对称》）。在写作寻找方向与“重建星空”的尝试中，诗人更多的体会是一种焦虑：
写作与战争同时进行 中间建造了房子
人们坐在里面
像谣言，准备出发
——《练习曲》
写作与桌子
有敌意的对角线
星期五在冒烟
有人沿着梯子爬出
观众的视野
——《变形》
在前一首《练习曲》中，诗人将“写作”、“战争”、“房子”放置于同一空间中，而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坐在“房子”里的“人们”，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在这几者中是唯一支配动力，也就是说不管是写作，还是战争，还是建造房子，都是由“人们”来完成的。“人们坐在里面/像谣言，准备出发”，由于“人们”这一主体被修饰为“谣言”，具有欺骗性和虚幻性。那么，由人们所从事的写作、战争也将是虚幻的，具有欺骗性的。这是诗人对写作所投射出的虚无性的某种焦虑，也是一种质疑和否定。《变形》中的诗句“写作与桌子/有敌意的对角线”则将这种焦虑更加突出的体现了出来，“桌子”是写作的场所，是空白的，需要“写作”去填满，这对于长期写作的诗人来说，本应该是一件极其平常的工作，然而诗人却在此过程中有浓厚的“敌意”，这是一种对空白的恐惧和焦虑，是“想写”与“难写”意识作用下的纠葛心态体现。
在“母语”的写作中，诗人并没有将“此在”之外的世界置之度外，他既在思考个体存在的问题，也在思考普遍人类存在的问题。一平在《北岛论》一文中认为北岛的诗歌存在着对人的终极关怀，“一方面是对人的绝对肯定和要求，一方面是人的绝对不幸，二者展开极端的对立和冲突，这构成了北岛的诗界”。（37）作为一个力图要构建“人性世界”的诗人来说，对人的肯定是他诗意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歌手与盲人/用双重光辉激荡夜空”（《在路上》），“我们的心/会比恨走得更远”（《蜡》）。然而，在对人存在的思考中，诗人更多感受到的是人存在的艰难，“生命只是个诺言/别为它悲伤”（《安魂曲——给珊珊》），“休息吧，疲惫的旅行者/受伤的耳朵/暴露了你的尊严”（《在天涯》）。诗人看到了生活和人生的荒谬，到处充满着死亡，“一只狗向雾狂吠/船在短波中航行”，“电梯下降，却没有地狱”（《创造》），“当完整的罪恶进行时/钟表才会准时/火车才会开动”（《完整》），“带暴力的孩子们/黑烟一样升起”（《钟声》）。荒谬的现实世界和残酷的生存，让这位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处处碰壁，这也激发了他心中的“古老敌意”向外延伸，他需要通过怀疑和否定来对抗世界的荒诞和人生的不幸：
道路追问天空
一只轮子
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
——《蓝墙》
哦陈酒
因表达而变色
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
火不能为火作证
——《无题》
琥珀里完整的火焰
战争的客人们
围着它取暖
——《完整》
一只麋鹿走向陷阱
权力，枞树说，斗争
——《岗位》
是父亲确认了黑暗
是黑暗通向经典的闪电
——《零度以上的风景》
《蓝墙》中的“道路”本来是方向的代表，它可以自己寻找出路，然而在诗人笔下，它却要“追问天空”，这是一种嘲讽，是对自我不能自证的无情揭露，是诗人对本体论怀疑的体现。接下来的诗句更加印证了这点，“一只轮子/寻找一只轮子作证”，这是何其可笑，轮子本来就是轮子，但需要同样的轮子为其作证，这种互相佐证但无法自证的现象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中轮番上演，这正如诗人自己在解读这句诗所言的：“这个世界难道还不够荒谬吗？美国大学的那些大多数学术论文，就是互相寻找作证的轮子。进一步而言，这世界得以运转的整个逻辑体系在我看来都有问题。”（38）诗人对于本体论深表怀疑，《无题》中的“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火不能为火作证”则从正面表明了这一立场。除了从本体论这一角度确认和否定这个世界的荒谬，诗人还将“敌意”的态度对准导致这个世界荒谬的外在权力体系，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未曾改变的立场——对权力的天然抗拒和否定。“琥珀”是需要历史沉淀而成的，其中的“火焰”则是代表着被禁锢、冷硬的，甚至是死的火焰，它没有肉体也没有精神，然而“战争的客人们/围着它取暖”，这是对权力斗争的无情嘲讽，也将历史中权力倾轧的本质揭示了出来。“一只麋鹿走向陷阱/权力，枞树说，斗争”，这是对权力“陷阱”式特质的再次确认。在诗人眼中，“父亲”一直是权力的象征，“是父亲确认了黑暗”（《零度以上的风景》），在《给父亲》一诗中诗人也有相似的提法，“我从童年的方向/看到的永远是你的背影/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你放牧乌云和羊群”。现实生活中的父亲也确实让北岛感到不满，在回忆性散文《父亲》中，北岛将其父亲写成正统权力的维护者与家庭的施暴者，因而北岛与其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直到他的父亲去世。在诗中，北岛进一步将这种父权放大，它代表的是一种权力体系，而诗人所要做的就是要反叛和对抗这种这种权力，“是笔在绝望中开花/是花反抗着必然的旅程”（《零度以上的风景》）。诗人对于权力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就如他在接受采访时给自己的定义是“我依然很愤怒——老愤青一个”。
三 溯源：“古老的敌意”之成因
（一）双重危机中的突围
与共和国同岁的诗人北岛，有着自我独特的成长经历，同时他的成长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独特的诗歌风格与创作个性，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独特的成长经历诱发并加速了他的诗歌精神内核的形成。成长经历是他诗歌精神内核的最初“发源地”，是其“敌意”观念中初级情感意识的直接来源。在其成长经历中，时代与个人情感这两个因素对这种初级情感意识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两个因素在北岛的成长经历中往往以一种对立的姿态出现。巨大的时代阴霾，让本来疯狂追随革命风暴的北岛陷入了信仰的危机之中，他迷惘与苦痛。亲情，本来是北岛在摆脱信仰缺失苦闷的一个安慰，但是父亲对社会的屈从与对家庭的淫威，以及挚爱妹妹的死和失恋的打击，都让他得不到信仰危机后的有效情感抚慰，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时代的不满和质疑。北岛曾在一篇访谈录中这样谈到：“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39）北岛就是在信仰与情感双重迷失的危机中，执起质疑与对抗的利剑寻找着精神的突围。 1.时代的阴霾与个人觉醒
时代，对于北岛一代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诞生在一个政权刚刚成立的时代，他们虽未亲身接受过战火的洗礼，但是他们却成了革命战争中凝练出来的革命理想主义直接的被灌输者，他们无法自由地选择思想的维度，因为在他们诞生之前，他们的父辈们便为他们设计好了理想、信仰，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跟随，抑或是承续。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幸福来之不易，是无数的先辈们用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必须沿着先辈们的足迹继续来完成伟大的事业。就是在这样的集体意识中，他们被灌输进重大的时代责任感，这也成了他们这一辈人一生所伴随的个性禀赋，这诚如学者苏桂宁所评论的：“承担责任已经成为这一代人自觉的情结，终极关怀也已经成为这一代人根本的价值追求。”（40）以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岛的诗歌中会有如此之深的时代责任感，“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集体的革命理想主义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北岛也曾一度陷入这种理想的追求中。他从小接受这种主流思想意识的熏陶，也可以算得上“根儿红苗正”，他曾是少年先锋队的“小队副”，帮助过拉煤的推车，并送“驴肉火烧”。时代风暴来临的初期，他还一度疯狂地陷入其中，他曾带领同学去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他在学校可以三天两晚不睡觉来抄写大字报，他自制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装上“毛选”与同学冒着枪林弹雨去河北搞“大串联”（41）。他忘我地投入其中，追寻着从小被灌输的信仰。
然而，还未等他意识过来，时代却有意地抛弃了他。一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将他拒之革命门外，而随着革命风暴的继续进行，他越来越意识到这场革命发生的不合理性：“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蟑螂就是海米；也悟出要造反，内心必须强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后果才行。”（42）而真正让他远离，甚至是质疑和反抗这场革命风暴的则是他所目睹的现实中无数残酷和血腥的事实。在他回忆性的散文《城门开》中，痛苦地揭开了那段令他触目惊心的经历：身边的同学露出狰狞的面目，批斗昔日的老师和同学，甚至对他们拳脚相加，剪所谓的阴阳头，极尽羞辱之行……社会其他各地各个阶层也陷入疯狂的批斗运动中，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被无情地破坏和扼杀，师生反目，父子成仇。而在这样失序的社会中最为残酷的现实是个体连最基本的生命都无法得到保障，身边老师的自杀、武斗中横尸街头的场面，让他震惊，甚至是惶恐。越发残酷的现实，正逐步地击碎他之前所有的理想与信念。他开始了茫然：“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43）他开始了信仰的危机，等待着他的将是苦苦的探索和重塑信仰。
然而，重塑信仰是痛苦和艰难的。他们那一代人曾那样狂热地为建立某种理想而奋斗，如今这信仰却抛弃了他们。在理想毁灭的焦土上，他无法抵抗失去精神依托的焦虑，他需要寻找新的理想，新的目标，新的依托，以安慰日益焦虑的灵魂。而时代赋予他身上的责任感，也在隐隐作痛，诱发着他开始不断的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44） 在时代的阴霾下，作为个性反叛青年的北岛在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出路，这就必然会导致他质疑与否定先前所尊奉的一切。这是他觉醒之后的必然选择，也是他在寻找信仰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他要突出信仰危机的重围，就必须拿起质疑与否定的利剑，对准造就他们一代而后又抛弃他们一代的信仰和时代，开始他的“敌意”之路“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45）
2.情感的危机与理想重构
情感，是一个人信仰之外最为重要的精神粮食。良好的情感体验，能够愉悦一个人的身心，增加他美好的生活感受，甚至可以对抗外界给他的痛苦与失望。而相反，不愉快的情感体验，不但不能让一个人减轻生活的压力与痛苦，反而会让一个人更加的消沉，增加他的负面情绪，甚至产生极端的厌世情绪。在心理学中，16-24岁之间的青少年，是情感的旺盛期，同时也是自我意识萌发，确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时期。革命浪潮中的北岛，也正处于这种情感与信仰双需求的时期。在遭遇信仰危机后，情感本可以成为他的避风港，本可以抚慰他的精神苦闷，给他些许的安慰。但是，在失序的社会现实中，个体之间的情感早已被集体的狂热所侵蚀和毁坏，留给人们的只有彼此之间紧张的情感关系。对于北岛而言，即使残存的那点亲情，也被自然无情地剥夺了。
父亲，在北岛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也曾是一位慈父，给过北岛关爱和呵护，让北岛也有过父爱的体验。然而，紧张的时代关系下，却让这位父亲开始了“父权”式的霸道，在家庭中对妻子和儿女施加暴力，这让北岛不可思议：“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一个人。”（46）在亲眼目睹父亲对母亲的施暴后，他开始对父亲产生极大的反感和仇视：“作为唯一的目击者，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47）父亲，在北岛的成长过程中，不仅是一位封建霸权式的家长，同时也是北岛树为标靶所对抗的权力代表。在北岛的诗歌思想中，一直保持着对权力的敏感和警惕，这与他早年与父亲的相处体验不无关系。父亲与权力的关系在北岛很多的诗句中都有所体现：“战争对他还太远/父亲又太近”（《据我所知》）、“是父亲确认了黑暗/是黑暗通向经典的闪电”（《零度以上的风景》）。北岛从父亲那里获得的更多的不是关爱，而是权力的淫威体验，这让他在对父亲的反抗中加深了对权力的敌视。在北岛的眼中，父亲又是一位屈服权威，安分甚至是保守的父亲。他极力反对北岛的“出格”行为，将彭刚送给北岛的抽象画撕毁，责令北岛将自己的新诗烧掉。对于信仰迷失后热切追寻新理想的北岛而言，父亲的这些行为无疑会激起他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与父亲的相处，增强了他身上的反抗个性。 如果说父亲在北岛的成长中扮演着“敌对者”形象的话，那么他的妹妹珊珊在他的成长中起着情感安慰的作用。北岛与妹妹的感情深厚，他曾回忆的写到一次妹妹连发高烧他一回到家烧就退了，妹妹二十岁生日的时候，北岛抑制不住对珊珊的兄长之情，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为了你，小木房打开一扇窗/长眠的哥哥醒来了/睁开眼睛向外望。/为了你，小窗漏出一束光/他蘸着心中的红墨水/写下歪歪斜斜的字行。”句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兄长对妹妹的呵护与温柔是真挚与令人心颤的。然而，命运再一次捉弄了北岛，正当他处于信仰缺失的迷茫时期，妹妹却意外的溺水身亡。这对于此时的北岛，无疑是巨大的情感打击。他绝望，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在极度失望与悲观的情绪下，他对于唐山大地震的到来产生的不是恐惧，而是“一丝快意”，在从湖北回家的路上，他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48）。他曾致信给好友史保嘉：“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的。”（49）处于苦闷迷茫中的北岛，所面对的现实是残酷、黑暗的，他极度需要从个体的情感中获得安慰，需要用温暖的亲情抚慰自我的创伤，从妹妹那里他体验到的是个体情感的自由与宽慰，这是他所追求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的现实目标。妹妹，对于北岛而言不仅是情感的寄托，更有自我精神诉求的愿望。以此我们不难理解青年的北岛会用血书写下这样纪念妹妹的话语：“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50）从妹妹那里，北岛不仅在极度的绝望中加深了自己的否定与反抗的意志，同时他也坚定了对人文主义自由理想的信念，这让他对时代的质疑与反抗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念支撑。
（二）外界的共鸣与强化
在目睹时代的黑暗，经历个人信仰与情感的双重迷失中，北岛个体中本能的质疑与否定意识到了一个极点，这是来自他自己最直接的生活经验。然而，自我内心中单打独斗的反叛与质疑，必定是孤独与无助的，他需要从外界的声音那里找到共鸣，将自我心中的那股不平发泄出去，并从外界中获取有益的成分来构建他新的理想与信仰。在这个过程中，与他志同道合的同辈人，甚至是忘年交，成了他强化“敌意”观念的学习对象。外来思想的影响，让他在觉悟中进一步确认和认可了这种“敌意”观念。
1.志同道合：同代人的影响
人既是个体的人，也是集体的人。一个个体不可能脱离群体而独自生活，这对于渴求在精神上得到支撑的北岛而言尤为如此。而相同的心路历程和共同的价值追求，以及生性反叛的个性，让北岛与诸如赵京兴、彭刚等同代人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一起，他们如同黑夜里的同伴，互相为对方照亮前进的道路。
在北岛的回忆性散文中，他提到了多位曾与他相处过的友人，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些人的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敢于质疑和反叛。在学校中，一批志趣相投的青年同伴敢于言说时政，提出质疑与否定。在《城门开》一书中，北岛对此有过确认“他（张育海，笔者注）所在的高二二与我们高一五两班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属‘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斋外，主要还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51）北京四中的张育海，是北岛一位非常激进和反叛的同学，他与同学主办报纸《只把春来报》，带头去抢工厂的模具，被隔离审查，自赴缅甸参加缅共人民军，甚至对政治戏谑评论“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52）除了张育海，牟志京与赵京兴也是北岛同学中比较激进与反叛的代表。前者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强烈不满，并与具有理性政治眼光的遇罗克交往甚笃，将其《出身论》发表在自己创办的《中学文革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舆论导向。后者赵京兴公然反对“上山下乡运动”，敢于将自我对时政的不满表达出来，甚至有一些过激的行为。先锋派作家彭刚与北岛关系亲密，虽小北岛六七岁，但有过两次被关押的经历，他言论激进，在日记上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我要有颗原子弹，一定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他甚至在自杀中冷静的记录下：“血渗出来，从白花花的伤口，并不太疼……”（53）在与这些个性反叛，敢于否定黑暗现实的同学与友人那里，北岛不免加深了自我对残酷现实的认识与否定，特别是他们身上的那种批判精神与反抗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熏染着北岛：“在工地政治学习，谈论各种时局：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54）
如果说彭刚等人让迷茫中的北岛在疯狂激进式的反叛中产生过共鸣的话，那么食指、蔡其矫等人却给了北岛更多精神层面的感悟与觉醒。食指较北岛年龄略大，他可以算得上“朦胧诗派”的始作俑者，影响了当时的一代人，北岛也不例外，他在第一次听到食指诗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感受：“郭路生的诗如亲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55）。北岛此后的诗歌创作受食指的影响深刻，特别是他早期的诗歌中，那种宣告式的语言，自由光明的意象，对现实的理性认识，乐观的诗歌景象都深深的影响了北岛，我们读着北岛《回答》中的句子，“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尤如在读食指的《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的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在与北岛相处的友人中，有一位忘年交不得不提，他就是著名的诗人蔡其矫，他是一位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他身上独具魅力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北岛影响深远。在北岛的散文《青灯》中，他特意写下一节来纪念蔡其矫，文中详细记录了自己与蔡老的交往，并写下了自己与他交往所得到的收获：“他对任何形式的权力结构保持警惕，毫不妥协，从而跨越一个个历史陷阱：在金钱万能的印尼，离家出走；在革命走向胜利时，弃官从文；在歌舞升平时代，他书写民众疾苦……”“他是一面光芒涌动的镜子，与黑暗对立，却并非为了折射黑暗。它似乎提醒我们一个阴郁时刻的到来：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男盗女娼、画地为牢——这一切正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56）蔡其矫身上的人文主义思想，诸如自由、平等、个人通过自我的言行让北岛得以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使得他在追求精神信念的时候有了可供参考的对象甚至是引路人，而在北岛的诗歌中也始终贯穿着一股浓郁的人文主义关怀。 2.暗涌的潜流：外来思想的影响
七八十年代，受国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文学界乃至于整个文化界仍处于极“左”思潮中，不管是在思想传播与接受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显得极其的单一和乏味。尤其是对于外来的思想文化，主流话语显示出极强的排斥态度。处于思想文化接受末端的普通大众，对于外来思想文化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正可能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其一旦有机会进入国内，便以极快的速度在文化界蔓延开来，尤其是对于思想开放的青年人而言，这种传播与影响更是巨大的。北岛所具有的“敌意”观念与这些如泉水般暗涌的外来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在当时的北京，北岛他们有一个地下文化圈，互相交换着从各个地方弄来的文化书籍，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外国作品，诸如《厌恶及其他》、《局外人》、《战争与和平》、《罗亭》、《人·岁月·生活》、《娘子谷及其他》等等。在阅读的过程中，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给诗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其好友宋海泉的回忆中就提到过北岛曾给他背诵过叶的诗作《娘子谷》的片段。叶甫图申科是苏联六十年代最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的创作涉及面极广，最有影响的是他的政治抒情诗。同样的关切政治，用呼告式的抒情方式来表达自我对政治的理解。敢于反叛与质疑一切，这与北岛早年接触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也密不可分。尼采思想中的超人哲学与权力意志以及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势必造成他自我精神上的孤独，这一点我们在北岛的诗歌中也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那种悲剧英雄式的姿态，与尼采的“超人”有某种共性，而他在艺术选择时也多选择诸如雨夜、闪电、倒影、绳索……这样更符合其悲剧英雄人物的诗歌意象。北岛身上那种尼采式的彻底否定与反叛的姿态，使得他加深了对时代的不满与否定，也让他真正从思想的层面获得了某种共鸣与确认，尼采的思想无疑成了北岛最佳的信念建构材料。但是，尼采思想中的孤高成分，也造成了北岛难以实现自我真正想“成为一个人”的价值追求。
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好转，文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一些外国优秀的作品被译介到了国内，甚至很多国内外的作家开始了互相的交流访问。由于北岛在刚开始的诗歌浪潮中异常突出，被很多国外的作家所知晓，北岛前后有过两次出国访问交流的机会，北岛也从他们身上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理论。卢梭大胆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否定的精神意志对北岛影响深刻，在中期诗歌创作中，他的主要矛头指向了自我，在诗中他对自我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和否定“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履历》）“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等待那一天”（《同谋》）。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滥觞也被此时的北岛所吸收，以个人解构整体崇高的后解构主义理论，让北岛走向了“逆崇高”的道路，他对权力的解构有了全新的武器，在他中后期的诗中我们比较难以找到二元对立的意象、宏大的叙事和非黑即白的思想，反之，我们更多的是发现他在诗歌语言运用上对罗兰·巴特尔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的“零度写作”的尝试，他开始在语言本体上进行着诗歌的革新。北岛的质疑与否定意识，不断的促使着他在诗歌创作中的革新与变化，反过来，诗歌理论中不断的尝新也强化着他的“敌意”意识，就如他自己所言的“作家一定要对自我的创作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反省精神，他必须不断的突破自己，拒绝外界的诱惑。”
结 语
作为“朦胧诗”的主将，北岛的诗歌价值是不容抹杀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诗歌救赎了一代人的灵魂，也不仅是其诗歌在文学史上产生的感召力，而且也包括其诗歌在艺术上较高的旨趣和取得的突破。可以说，北岛的诗歌尤其是其早中期的很多优秀诗篇将发轫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新诗的艺术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诗歌在艺术上既扬弃了新诗早期的粗糙与浅显，也较好的吸收了中西诗歌中的有益部分，尤其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的借鉴，采用更加凝练严谨的诗句，甚至比较注意诗歌的节奏韵律，他的成名作《回答》中，韵律整齐，整首诗押“in/ing”韵，以四、五节拍为主，采用复沓的手法，这些手法在其《走吧——给L》、《日子》、《一束》等诗歌中也都有明显的体现。此外，北岛的诗歌融入现代主义的元素，在其后期诗歌中还包含后现代主义，这一点陈超有较好的归纳：“概括地说，其话语修辞型式属于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系谱；其诗歌意蕴，则始终围绕着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境遇，人的宿命，人对有限生命的超越。”（57）总之，北岛的诗歌既对传统的诗歌有所借鉴，也在现代艺术上有所开拓，其艺术价值是值得分析的。
当然，北岛的诗歌也是存在极大的局限的。就其早中期诗歌而言，他的诗歌主题始终跳不出时代的樊篱，他的所思所想所感均受制于时代的束缚，他所对抗的是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所造就的自己，缺乏一种更为普适性的价值，这就导致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读者很难产生共鸣的情感。此外，他的诗歌中的理性成分太重，以至于冲淡了本应有的诗歌情调，使得他的诗歌呈现出冷峻的风貌，导致某些作品“缺乏充分的肌质感和艺术感染力”58。这一点，是北岛诗歌一直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他在出国后的一些诗作中，这种理性显得近乎无情，“心，好像用于照明/更多的盲人/往返于昼夜间”（《转移》），在读他后期的诗歌中，我们有时很难确切的感受他的情感倾向，这是他在有意隐藏自我的情感，他将写诗只是作为一种“趣味化”的写作，他自己对此有过确认“趣味化往往是大脑的游戏，是诗歌的迷途或死胡同。我自己就有这类失败的教训。防止趣味化，就应该把诗写得更朴实些，而不是把诗写得不像诗。当然反诗的试验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诗歌的疆界。”（59）
北岛在其后期诗歌中，在艺术上做过许多尝试，他一度陷入“零度写作”（60）的“纯诗”创作追求中。以致于造成他的诗歌形成拒绝与他人对话的姿态，让读者很难进入其诗歌。他的后期诗作显得更加的生硬晦涩，一首诗歌中的诗节之间往往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诗节跳跃性极大，过于密集的使用意象，而且意象的所指和能指往往非常的模糊和难以判别，意象之间的组合也显得生硬，如“梅花暴动中敌意的露水/守护正午之剑所刻下的黑暗”（《读史》），“梅花”、“露水”、“正午之剑”、“黑暗”这几个意向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加之其没有诗意的铺垫，让人读起来很难理解其旨意，对于意向的密集使用也成了很多批评者所诟病的把柄：“意象过于密集等毛病暴露无疑，而所有这些毛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灵魂过于苍白。”（61）他后期的诗歌表现出现代诗歌的那种随心所欲的诉说特点，缺少对话，缺少早期诗歌的激情，缺少明确的内容，缺少意境的营造，多用白描的手法，加入一些旨意不明的生涩诗句，如“激情，正如轮子/因闲置而完美”（《为了》）。这也可能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岛的才思枯竭，诗意灵感消散的现状。也是北岛大呼“写诗难啊”的具体体现。 如果说要对北岛的后期诗歌创作做一个大致的概括的话，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什么是世界诗歌？》中的总结可能比较贴切：“北岛的诗就常像漂浮在空中的云：在瞬间之内变幻莫测，至为繁复优美，然后渐渐稀释，仅仅成为淡薄的云气。”北岛，或许需要离大地更近一些，在建造自我“空中楼阁”的同时，也需要俯看人间，走向更加朴实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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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注释：
（1）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5.
（2） 北岛.热爱自由与平静[J].中国诗人，2003（2）.
（3） 敬文东.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8.
（4） 阿多诺.艺术与社会.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67.
（5）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9.
（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3.
（7） 徐敬亚.历史将收割一切，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M].天津：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67.
（8） 张汝伦.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人文精神寻思之一[J].读书，1994（3）.
（9） 北岛.时间的玫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76. （10） 转引自网络“诗人北岛-古老的敌意”香港书展2011系列讲座，http：//blog.sina.com.2013-5-5.
（11） 转引自网络“诗人北岛-古老的敌意”香港书展2011系列讲座，http：//blog.sina.com.2013-5-5.
（12） [美]小拉什·多兹尔.仇恨的本质[M].王江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5.
（13） 杰斯·费斯特，格雷格·费斯特.人格理论[M].李茹主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142.
（14） 杰斯·费斯特，格雷格·费斯特.人格理论[M].李茹主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142.
（15） [美]小拉什·多兹尔.仇恨的本质[M].王江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5.
（16） 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5.
（17） 郑克鲁.外国文学简明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5.
（18） 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2.
（19） 敬文东.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6.
（20） 北岛，曹一凡，维一.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14.
（21）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5.
（22） [美]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M].宋炳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32.
（23） 北岛.时间的玫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219.
（24）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2.
（25） [法]让-雅克·卢梭.忏悔录[M].范希衡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3.
（26） 参见郑克鲁.外国文学简明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2001.346.
（27） 陈超.北岛论[J].文艺争鸣，2007（8）.
（28） 北岛.<今天>的故事[N].南方都市报，2008-6-19.
（29） 李陀.蓝房子·序：一颗温润明亮的珍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8.
（30） 北岛.蓝房子[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51.
（31） 陈超.北岛论[J].文艺争鸣，2007（8）.
（32） 北岛，唐晓渡.“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J].诗探索，2003（3-4）.
（33） 一平.孤立之境——读北岛的诗[J].文艺争鸣，2007（8）.
（34） 北岛.时间的玫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34.
（35） 唐晓渡.与沉默对刺——当代诗歌对话访谈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2.
（36）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4.
（37） 一平.孤立之境——读北岛的诗[J].文艺争鸣，2007（8）.
（38） 北岛，唐晓渡.“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J].诗探索，2003（3-4）.
（39） 北岛，唐晓渡.“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J].诗探索，2003（3-4）.
（40） 苏桂宁.紧贴着大地的一代——论50年代出生作家的精神背景[J].文艺争鸣，1998（3）.
（41） 参见北岛.城门开.北京四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35-146.
（42） 北岛.城门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30.
（43） 北岛.城门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38.
（44）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5.
（45）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5.
（46） 北岛.城门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75.
（47） 北岛.城门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76.
（48）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3.
（49） 刘禾.持灯的使者[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1.
（50） 参见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5.
（51） 北岛.城门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46.
（52） 北岛.城门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46.
（53） 参见北岛，曹一凡，维一.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97.
（54）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3.
（55）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2.
（56） 北岛.七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75.
（57） 陈超.北岛论[J].文艺争鸣，2007（8）.
（58） 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68.
（59） 北岛，唐晓渡.“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J].诗探索，2003（3-4）.
（60） “零度写作”，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文论概念，由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尔提出。“零度”，本来是语音学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没有特定所指的能指。巴特尔借用这一概念来说明一种中性的、非价值评判的、非感情化的后现代先锋派写作境界。转引自陈超.北岛论[J].文艺争鸣，2007（8）.
（61） 岑浪.十诗人批判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67.
（王正印，东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