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之父陆费逵其人

　　中华书局主要创始人陆费逵（1886-1941年），复姓陆费，字伯鸿，生于陕西汉中，其祖上曾在清朝乾隆年间以翰林院编修任《四库全书》总校官，是位编辑大家。其父长年幕游，少时恒受母训。母亲开放的教育思想，让陆费逵得以自由学习。1898年，13岁的他就开始阅读当时著名的维新派报纸，汲取新思想，不免与父亲有思想冲突，却仍得母亲支持，“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来居然自学算学，并读格致书了”。
　　陆费逵可谓自学成才的典型。当时南昌有一个阅读报社开办，他隔日去一次，朝九晚五，以大饼馒头为午餐，时间久了，便与管理员相熟，可自由出入，三年间阅书无数。1902年，17岁的陆费逵与朋友捐集经费自办小学，后来随日文老师吕星如去武昌，由陆费逵为吕星如的三个弟弟教授国文、算学，吕星如则执教日文，彼此互不出学费。
　　三年后，陆费逵与朋友在武昌自办书店，初涉书业，不畏艰辛。从他自己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店屋朝西，夏天热得身上出油。店后一小间，半间作经理室，办事睡眠都在这里，半间作厨房，煤灰和油气弄不清楚。店内没有厕所，日间到隔壁客栈便溺，夜间要走半里路转三个弯上街厕。但是我一切都忍耐着，从不说一句苦。”
　　在武昌，陆费逵与革命党人往来较多，他也是当时日知会的干部之一，起草了会章。故而他的书店，大卖《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这样的书籍。逢同志入狱，陆费逵都会仗义解囊，接济费用。
　　1905年，陆费逵作文抨击时局，触怒当局被通缉，故逃往上海。彼时上海为文化大都，对于陆费逵而言，立足不易，但海阔天空。几番辗转后，陆费逵受聘商务印书馆，因其干事之能，次年即任出版部主任，并出任商务创办的《教育杂志》主编，主张教育救国，鼓吹教育改革，认为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胜。
　　1910年，中国教育会成立，陆费逵起草章程，提倡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并重。颇得当时教育大家蔡元培赏识，故相与为友。之后蔡元培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陆费逵的很多建议被纳入国家的教育策划中。

顺时而创，竞成大业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清朝黄龙旗被民国的五色旗所取代。同一天，中华书局成立，“中华”二字是为纪念古老中国转型后的新生。由陆费逵起草的宣言声明其使命，培养共和国国民，取人道主义，重世纪教育，融合国粹、欧化，“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橘黄灿烂”。
　　说起中华书局的创办，颇有一番故事可讲。1911年，推翻清朝的革命潮流，奔腾澎湃，不可遏止。当时商务印书馆当局对于发行下学期的教科书大为踌躇。他们觉得，如果仍旧印那些“龙旗向日飘，皇帝万万岁”的课文，深恐革命成功，数量很多的封建陈腐的教科书，就将成为废纸，这不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吗？但又觉得，要是编印革命教科书，却又不能公开，万一革命不成功，那就要触犯清廷，如何得了。考虑再三，均无妥善之计。
　　商务印书馆负责人想到了被称为“智多星”的陆费逵，便找他来商量办法，而此时的陆费逵却有着自己的盘算，于是他故意很肯定地说：“清室有200多年的基业，那些督抚疆吏都是能员，侦缉革命党，何等严密，且政府拥有相当兵力，虽不能抵抗外敌，但处理内乱却是绰绰有余，所以革命绝非短时期所能成功。下学期的教科书，还是一仍其旧，毋需更动。”
　　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决定印行旧本了。实际上，陆费逵所说的话，不是由衷之言，他是有他的打算的。他自以为“蛟龙终非池中物”，这正是另谋发展的大好时机。他目光锐利，看到清政府的朝政日非，民情激昂，革命党人抱着牺牲精神，仆一赴百，再接再厉，革命成功，即在眼前。所以他一方面若无其事的敷衍商务印书馆，一方面秘密地邀请了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同事，如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等，每晚集合在宝山路宝兴西里他的家中，商讨编撰新教科书事宜。但编成了不能公开付印，因为一方面不能给商务当局知道，一方面又需避清政府的耳目。
　　普通印刷所也不敢承印这种所谓“大逆不道”的革命书册。不得已，托鸭绿江路日本人所经营的作新印刷所，付诸铅印，大都为二号字，图为木刻。陆费逵的三弟亲往校对，进行迅速，到武昌起义时，书已十成八九。这时，陆费逵立辞去商务印书馆职务，商务仍是愿月酬400元挽留他，陆费逵以别有组织，和戴克敦、沈知方等毅然不顾，而自创基业，资本25000元，发行所设于福州路，为二层楼房，于民国元年元旦开幕，命名为中华书局，陆费逵为总经理，戴克敦为编辑长。

　　一套合于新時代的新课本定名为为《中华教科书》，赶印齐全，春季开学，各校都采用《中华教科书》，销数很好。商务印书馆的许多内容陈旧的春季课本，顿时成为废纸，欲另编新本，已措手不及了。二十年后，陆费逵回忆中华书局创立之时，有这样一段话：“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指南，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立于是。”就这样中华书局很快在出版界打响了名声，站稳了脚跟。
　　掘到第一桶金后，陆费逵便寻求扩张之道。1913年，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大增，三年后即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出版公司。在这中间，为增加自己的势力，中华书局不惜重金购买印刷设备，同时合并一些小的出版社，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局，以地方书店为依托，任职经理者皆为一方贤达。 　　以中国第一部近代教科书《蒙学教科书》闻名于世的文明书局，于1915年并入中华书局，可谓如虎添翼。文明书局的发展之道，对中华书局有极大的示范意义。
　　中华书局合并的另一个书局杭州聚珍仿宋印书局，同样让中华受益不浅，为之后中华书局在古籍出版上增添有力臂翼。

借风行船，竞争飙进

　　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自立门户。有人曾戏言，中华书局的创建，源于一次背叛。如再幽默点，可也以说中华书局的发展，源于对商务印书馆的复制与超越，移花接木，借风行船。
　　比如商务办有《教育杂志》，中华就有《中华教育界》；商务有《英文杂志》，中华就有《中华英文周报》；商务编《新字典》《学生字典》，中华就编《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
　　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盈利产品，都是教科书，教科书在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激烈竞争中迅速换代，堪比现在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
　　根据书局编辑钱炳寰在《中华书局史事丛钞》中的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书局共出版17套中小学教科书。
　　陆费逵曾一度寻求与商务合并，但未达成。他去世之后，商务印书馆当家人王云五著文悼念，“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与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现实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

匡时济世，取利有道

　　由于当时没有严格的出版审核，几个志同道合者就可以办报开书局。而在出版界报界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既有文人式的匡时济世之情怀，又有商人式的持筹握算的精明。鲁迅曾尝试书业，以失败告终，缺的正是后者。陆费逵则二者兼具。
　　1915年，中华书局推出《大中华》杂志，主任撰述者为梁启超。杂志发刊宣言书由陆费逵执笔，称杂志的目的在于养成国民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格，研究事理真相以为超验上下之指南针。陆费逵在向股东大会报告中说：“期于杂志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无穷也。”
　　陆费逵在书局内部宣扬“奉作者读者为衣食父母”的理念，自己也身体力行。一日，陆费逵看到有顾客在书画柜台买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扎之际，他上前介绍新出书画，并逐一详解。顾客乐而购得心喜之物，欣然归去。次日，书局一位董事对陆费逵说：“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人才。”陆费逵答曰：“是即鄙人也！”
　　为体谅作者昏夜握管，斗室彷徨，中华书局在报酬方面竭力从丰，对无名作家，亦是如此。因为稿酬低，“足以灰壮士之气，戕杀天才，阻碍文化发展”。其对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据，好作品，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率都定得较高。

守正不易，出新待发

　　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改造”之潮下，中华书局也面临转型，方向一度转向农经类。
　　1949年7月，中华书局参加了新政府组织的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出版社，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1952年，10月，教育部、出版总署统一成立专门的教科书出版委员会，中华书局失去了其主营业务，在建国初几乎年年亏损巨大，不得不靠变卖剩余物料、房产和地基维持周转，中华书局原办的杂志也被陆续停刊。
　　1950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三联书店发行组织合并，成立公私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其扮演的是国营新华书店助手的角色，三年之后并入新华书店，之后便进入书籍国内发行工作一元化的时代，全国只有一家叫作新华书店的书店。
　　姓“公”的新华书店不自觉地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如中华书局这样的私营出版机构，认为发行它们的出版物是助长资本主义行为，中华书局的书很难出现在书店书架显眼处。
　　1950年，国家出版工作会议初步商定，中华书局以医药卫生及农业书的出版为主要专业方向，而当时中华书局编辑所没有熟悉医疗卫生、农业的人员，不切实际的调整在中华书局造成动荡，很多高级编审萌生离意。1952年政府又将中华书局专业调整为农业、经济、外国语文、中苏友好协会委托编印的书刊，其次是中国文史旧书。8年之后才调整为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社。

　　惟一不变的是中华书局出书之精。据俞筱尧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华书局》，1955年有读者写信给出版社：“你们出版的书籍，对我们农业生产有很大贡献，我从《水稻病虫害防治法》和《怎样使用农药》两本书得到不少知识……出版的同志，你们出版这样好的书给我们学习，使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丰收，你们是值得我钦敬的。”
　　中华书局的“回归本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对文史的爱好，在他的影响下，中华书局定位被调整为古籍出版社。
　　1958年，毛泽东指示要点校二十四史，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工程。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相应成立，中华书局为其办事处，公司迁址北京。书局的专业终于尘埃落定，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及相关学术著作，承担国家级古籍整理基本项目。
　　二十四史的点校，实为庞大工程，需投入大量人力。而1957年，反右风起，学界人士噤若寒蝉。当时书局主事者金灿然揽才有道，使得那些被划为右派的学者如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等，进入中华书局。
　　由于之前出版的《资治通鉴》过厚，毛泽东抱怨在床上看书如练举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便以单本薄册的形式出版。国家意志参与出版，给书局带来的好处是，可避免彼时激烈的政治风暴，成为清幽之地。
　　金灿然曾对同事说：“我们党对宣传出版工作历来是很重视的，对政治书籍的出版工作尤其抓得紧……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搞的是古籍而疏忽大意。搞不好，同样会犯错误。”

老店新途，创新生活

　　市场经济时代，中华书局面临再次转型，经过艰难摸索，逐渐找到感觉，但一些非议也随之而来。
　　1991年第五期的《中国出版》有一篇采访当时中华书局李侃的专题报道，文章以清点中华书局在1985—1990年间的出版成果开始，作者感叹中华书局五年间出版6大类900多种书籍，全国规划项目占500多种，赞其硕果累累。
　　然后又加了更高的抒情“按国家规划出版的古籍整理，基本上都是赔本的，甚至赔大本的。但是为了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为国家、人民、子孙后代多出好书，它殚精竭虑，努力拼搏、挣脱沉重的经济压力，顶住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襲，终于完成了出版任务。”
　　现实没有抒情那么美好。中华书局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跌入低谷，负债经营，举步维艰，主要靠银行贷款。1997年，中华书局曾做过时尚、旅游、教辅等书籍，但均告失败。1996年开始的6年间，有近半数的员工选择了离开。
　　至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华书局不得不立志改革，直面市场。机会奇临，中华书局宋志军，偶然在电视上看到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讲座，联系后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首印五千，之后以上万册的印量连续加印，在市场上获得极大成功，接着做了一系列正说历史书系。
　　2004年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将国学热推向了一个高潮。
　　2011年，央视主持人倪萍的《姥姥语录》在中华书局出版，也颇有争议，有声音质疑中华书局对自身的定位在下移。而总经理李岩则认为《姥姥语录》写的是中国民间的智慧，写得很朴实，感情也很真挚，并非是为迎合市场，而是一种选题扩展，朴实的民间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