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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俩口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春节是到父母家过年还是到岳父母家团聚，着实让他们为难了，但最终3个家庭还是能达成共识：除夕一起到饭店吃年饭，守岁过年。这是计划生育带来的一个小插曲。然而，世界人口爆炸或减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如老龄化、人口结构问题等等，可就没有吃年夜饭那么简单了。
对中国人来说，人太多了，人满为患是共同感受。人们一直认为，人口爆炸对资源有限的地球是威胁。而近年来有人说，如今对地球的威胁不是人太多而是人太少。甚至有人质疑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世界人口真的在减少?人口减少又会怎样影响未来世界?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又将如何?本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
发达国家人口正趋减少
《绿色中国》：一提到人口问题，人们就会想到世界人口太多，尤其是第三世界，如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苏丹的达尔福尔等，人们面临着饥荒、贫困、瘟疫、战争、失业，以及对日益短缺的自然资源的争夺等。联合国曾指出：除非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否则到了2050年，全球50个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口将会增加两倍，达到17亿。
但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生的人数越来越少，生育率自1972年以来已下降了一半，由每位妇女生6个子女下降到2.9个。人口统计学家称生育率还在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还有的人口学家预测，虽然世界人口还会持续增长，从目前的64亿增加到2050年的90亿左右，但之后就会急剧下降。
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世界人口是否真的太多了？您认为人口爆炸问题是否将成为过去？
周孝正：世界人口问题单从数量上来说有两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二是发达国家人口萎缩，现在萎缩最严重的是俄罗斯，其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为58岁。西方国家白种人数量也在下降，如法国，德国等，但由于其境内阿拉伯人的出生率很高，所以总的来说人口下降要缓慢一些。
《绿色中国》：以前的欧洲和目前亚洲的情况显示，财富会减低人们的生育欲望。社会学家瓦腾伯格说：“资本主义是最好的避孕药。”韩国的总生育率从2000年的1.47个下降到2002年的1.17个，新加坡总生育率3k2001年的1.6个下降到2003年的1.3个以下，中国香港的生育率为0.93个，属全球最低水平之列。韩国卫生与社会事务所人口统计学家金先生诡“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失业使年轻人备受打击，他们比以往更晚结婚，也不想生那么多小孩。”您如何分析这种现象？
周孝正：现在中国也呈现这种趋势，很多城市白领不愿意生孩子。其实，想控制生育相对来说比较好办，想让不愿生育的人改变主意则不是很容易的事。如新加坡，政府给予生育补贴，但不少人还认为这是个人的事，政府鼓励生育是侵犯人权。但我不同意“资本主义是最好的避孕药”这种说法，最好的避孕药应是公民意识，即自由、负责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
另外，我认为经济压力对人口基本上没有影响。比如，贫穷地区的人们往往多生，部分原因是他们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也没有人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知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有生育能力的就生，不涉及想不想的问题。而在城市里，人们少生或不生孩子的原因也不仅仅是为了多挣钱、追求更好的生活，因为好的生活不仅仅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情感、生命过程的完整等。借口压力大和经济问题不生孩子根本站不住脚，是一种误导。
人们发展经济是为了幸福，而人的幸福最起码包括3件事。第一是新鲜的空气，这就是《京都议定书》产生的原因；第二是清洁的饮用水；第三是绿色的食品。随着经济的发展，这3件事反而成为不可求的了，如果再加上不养育后代，问题就更加严重。这已引起了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反思。
我国人口现状、趋势及对策
《绿色中国》：2003年，中国人口达到13亿。您如何看待中国人口的现状？
周孝正：对于中国来说，判断事情对错的依据主要是科学发展观的3个要点，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果从这3个方面来衡量，许多人对中国人口的看法都是片面的。一提到中国人口，人们就说太多。其实，他们只看到数量，没看到质量和结构。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合适，但老年人较多，我们就称之为人口老龄化；如果男性多，女性少，我们就称之为男女比例失调；如果数量合适但素质很低，也存在问题。总的来说，人口问题包含3部分：数量、结构和素质；而我国人口在这3个方面部有问题。
从复杂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就是一个世界，世界人口数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都有，那就是城市高素质人口萎缩，乡村低素质人口爆炸。从1980年到1990年，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是2.47，其中农村为2.84，即平均每对夫妇生两个半孩子；城市为1.33，即每对夫妇生育1个孩子，同时负担4位老人。城市人口萎缩、老龄化，农村人口还在增长。所以说，在人口方面，中国是个二元社会。二元即城市一元，农村一元，而且城市和农村的人口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萎缩且素质高，后者是爆炸且素质低。因此，要说人口问题首先要分清这一点。
结构问题则包括年龄和性别两方面，年龄结构失调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则会影响婚配率，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精神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绿色中国》：在亚洲，日本已经或即将进入人口减少期。按联合国预测，今后40年内，日本现有的1.27亿人口将减少四分之一。日本人口老龄化（平均年龄为42.3岁）一直是新闻关注的焦点。联合国资料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从1970年的5.8个子女下降到目前的1.8个。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生育率下降加上人口寿命的不断延长，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在一个世代期间的老龄化程度，就如同欧洲在过去100年经历的那样。预计到2015年，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是44，平均年纪超过美国。2019年或稍后，中国人口将会达到15亿的高峰，然后开始锐减。您如何看待我国人口的增长和下降？
周孝正：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提出，中国人口增长太多、太快。当时刚解放不久，妇女的生育率达到6.25。马寅初提出，每对夫妇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最好是两个。1971年周恩来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也就是说，生育政策基调是两个孩子。实施这项政策后，我国妇女的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4。1980年，周恩来提出的基调被改为一个孩子。但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中国的平均生育率是2.47。许多人都说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控制人口数量问题做出了贡献，一提起计划生育政策总是与1970年的5.81比，少生了3亿，但1980年其实已下降到2.24，再往后又上升了。可见独生子女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作用不大。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人口应控制在12亿。当 时提出这个目标是以1980年的2.24为参考的，也就是说，仍是以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为基准。但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生育率达到2.47，结果到了2000年，我国人口是13亿。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将会造成赡养系数过大，社会就会出问题。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必须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而不能光靠数量控制。
《绿色中国》：在我国，由于受传统观念“多子多福”的影响，尤其在落后农村，贫穷并不影响生育，而是越穷越生。在城市，由于人们面对生活、就业的压力，不愿多生育，甚至出现“丁克”家庭、独身现象，确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这种情况势必影响我国人口结构和素质，我国的生育政策又该如何？
周孝正：提高妇女的文化程度是解决高生育率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目前我国妇女的平均文化程度是小学，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妇女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大专以上，所以靠提高妇女文化程度的方法解决生育问题对我国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然而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在农村人口增长幅度相对较高的同时，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生育数量越少，或者不生，大量城市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学上这是‘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就是说，不是人口素质的‘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
在中国，妇女的学历水平每提高一个档次便少生一个孩子。文盲妇女平均生育5.86个孩子，小学文化为4.80，初中为3.74，高中为2.85，大专以上是2.05。独生子女政策的弊端是控制了高素质人口的增长，应该允许知识分子等综合素质高的人口生两个孩子。对此教训必须实事求是。
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绿色中国》：有人说，现在中国还很贫穷，原因就是人口太多了。中国的水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但如果按人口平均，就可能排倒数第几位了，这难道不是由于中国人口太多吗？如果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人均自然资源就会比现在多一倍，人均GDP也会比现在高一倍。有人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主要是为了解决资源约束和就业这两个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周孝正：中国许多问题其实不是人口问题，和以色列相比就很清楚。后者的人口密度是300人／km2，而中国是140人／km2。而且，以色列在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国际生存环境等方面都面临严峻考验，但经济发展良好，说明人口并非主要影响因素，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才是关键。
从世界各国的人口密度看，我国的人口密度是140人／km2，但都集中在东南部，也就是从云南的腾冲到黑龙江的黑河，这个区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0％，却集中了90％的人口。也就是说，有半个中国的人口密度约为240人／km2。世界上人口密度超过240人／km2的国家不少，如日本是340人／km2，德国和英国都是240人／km2。也就是说，德国和英国全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东南部的人口密度。因此，如果说人口多导致贫穷，这是人口数量决定论的说法，是非常片面的。在人口数量背后掩盖着的是人口的质量和结构，还有政治文明。这也是为什么十六大鲜明地提出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原来我们只是说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没有提政治文明，因为政治文明说到底是制度文明，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所以说，提到一个国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我认为关键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和结构，还有政治文明。这3个问题一起抓，才能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
我们在给全国人大常委的总报告中的题目就是“中国应当养活并养好18亿中国人口”。中国前50年净增8个亿，后50年净增5个亿。按这个增加速度，到2050年，是17到18个亿。那么，中国能不能养活养好这些人口？应该养活，也应当养好。说一个例子：耕地。中国目前有可耕地30亿亩和13亿人口。中国人均耕地为一亩半，日本为7分地，以前日本打世界大战的借口就是面积太小，而现在，日本还是发展得很好。以色列的节水，节地也非常了不起。以色列国土面积的60％是沙漠，年降水量25毫米，结果他们的蔬菜水果还出口。因此，用中国30亿亩可耕地养活18亿人没有问题，还能过上富强、民主、文明的生活。但前提是不能发生战争。
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解决资源约束和就业问题，其实这是片面的。在自然资源方面，如日本、韩国、以色列，英国，包括德国在内的国家，人均自然资源比中国稀缺。在就业问题上，目前的状况是很多人没活干，但也有很多活没人干。
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比较，都能得出人口数量与国家贫富无必然联系的结论。地球上不乏资源丰富，但国家贫穷的例子，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从秦始皇到康熙，大约2000年来，中国人口一直没有达到1亿，直到晚清康熙，乾隆时期才达到这个数量。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土上，人口这么少，到封建王朝灭亡前夕，仍然出现了“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剧。而现在，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以前差不多，城市的发展还占用了不少耕地，人口也增加到13亿，但我们仍然吃饱喝足了，正在为实现小康而奋斗。因此，怎能说越生越穷呢？另外，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大多数发达地区的人口都相当密集，如澳门、香港、东京、以色列等，也说明人口数量多并不必然影响经济发展。
《绿色中国》：专家预测，我国未来10年，包括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将达到千万个，并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独生子女的增多在经济生活、传统道德等方面会带来怎样的问题？
周孝正：我们主张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是“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为什么呢?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感受不到手足之情。现在的科学成果反复证明，家庭中的同龄伙伴对儿童的健康不可或缺。人有七情六欲，其中的亲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手足之情。但是我国城市里的独生子女则无法体验到这种情感，这也是他们一个非常突出的缺点。而且，独生子女不仅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表亲，父母一死，他就是“遗孤”。这种现象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
独生子女政策其实是一个浮躁和浅薄的表现，认为中国一切的难题，如乘车难、读书难、就业难、就医难等等都是由于人多造成的。我国人口政策从毛泽东时期的鼓励生育到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独生子女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其关键都在于把人口数量视为决定性因素，都是错误的。我们还是主张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人口基调。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的调查报告中也说，一对夫妇两个孩子显然是合理的。夫妻两人去世后留下两个孩子，人口不增不减，家庭结构也是2-2-2，较为合理，不像现在是4-2-1。生一个孩子是急刹车，而急刹车的代价极大，限制了素质高的人口。所以，我们现在强调 和谐、全面、可持续发展。而独生子女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它非但没有限制人口数量，还使人口质量下降、男女比例失调、人口老龄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
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最好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最好的选择。如何能够做到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类生殖新技术的问题，能够解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接受了国家自然基金的资助，研究的项目就是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或者说是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基础科学研究。这个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用一套先进的制度文明、技术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人口问题，其中的技术路线就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运用技术促使其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样，全国的老百姓基本上都能真心实意地接受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从而解决人口问题。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我们对中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进行调查，结果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愿意生两个孩子，而且是一个男孩，一个男女孩。
因此，无论从民意或技术上说，这一新战略都是可行的。与其滥用控制胎儿性别的技术造成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不如有组织、有计划、有控制地运用新技术。因为，任何新技术都是双刃剑，比如核子技术和克隆技术，关键在干人们如何加以控制。如果控制好了，大家都能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何乐而不为？当然，如果控制不好，则会造成男女出生比例失调。目前中国男女比例已接近120：100，而适当的比例应是103－106：100，这已经引起了世界震惊。这一比例严重失调的原因是滥用技术。因此，我们认为，当一项技术产生时，禁止使用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是滥用还是有控制地用。
《绿色中国》：人口生育率一旦下降，鼓励生育的努力就很难见效。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极力撮合年轻人约会和结婚的计划，也只不过是减慢了每户出生人数减少的速度而已，汉城的第三个子女哺育补助和免收幼稚园学费的措施的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国是否要来雨绸缪？
周孝正：严格的人口政策给国民年龄结构和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酷的转变。这个时候，提前规划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应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某种微调来优化越来越多的“4－2－1”的脆弱的家庭结构。更重要的是，生育政策开始更多地服务于生育观念的调整和丰富。
在不得不维持控制人口政策的同时，中国正在尽力使其国民相信，生育是一件自然的、私人的事情，当然这很难，但在人口和资源的刀锋上保护平衡本身就是这么困难。
（责编：宋燕波）
对中国人来说，人太多了，人满为患是共同感受。人们一直认为，人口爆炸对资源有限的地球是威胁。而近年来有人说，如今对地球的威胁不是人太多而是人太少。甚至有人质疑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世界人口真的在减少?人口减少又会怎样影响未来世界?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又将如何?本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
发达国家人口正趋减少
《绿色中国》：一提到人口问题，人们就会想到世界人口太多，尤其是第三世界，如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苏丹的达尔福尔等，人们面临着饥荒、贫困、瘟疫、战争、失业，以及对日益短缺的自然资源的争夺等。联合国曾指出：除非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否则到了2050年，全球50个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口将会增加两倍，达到17亿。
但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生的人数越来越少，生育率自1972年以来已下降了一半，由每位妇女生6个子女下降到2.9个。人口统计学家称生育率还在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还有的人口学家预测，虽然世界人口还会持续增长，从目前的64亿增加到2050年的90亿左右，但之后就会急剧下降。
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世界人口是否真的太多了？您认为人口爆炸问题是否将成为过去？
周孝正：世界人口问题单从数量上来说有两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二是发达国家人口萎缩，现在萎缩最严重的是俄罗斯，其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为58岁。西方国家白种人数量也在下降，如法国，德国等，但由于其境内阿拉伯人的出生率很高，所以总的来说人口下降要缓慢一些。
《绿色中国》：以前的欧洲和目前亚洲的情况显示，财富会减低人们的生育欲望。社会学家瓦腾伯格说：“资本主义是最好的避孕药。”韩国的总生育率从2000年的1.47个下降到2002年的1.17个，新加坡总生育率3k2001年的1.6个下降到2003年的1.3个以下，中国香港的生育率为0.93个，属全球最低水平之列。韩国卫生与社会事务所人口统计学家金先生诡“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失业使年轻人备受打击，他们比以往更晚结婚，也不想生那么多小孩。”您如何分析这种现象？
周孝正：现在中国也呈现这种趋势，很多城市白领不愿意生孩子。其实，想控制生育相对来说比较好办，想让不愿生育的人改变主意则不是很容易的事。如新加坡，政府给予生育补贴，但不少人还认为这是个人的事，政府鼓励生育是侵犯人权。但我不同意“资本主义是最好的避孕药”这种说法，最好的避孕药应是公民意识，即自由、负责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
另外，我认为经济压力对人口基本上没有影响。比如，贫穷地区的人们往往多生，部分原因是他们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也没有人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知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有生育能力的就生，不涉及想不想的问题。而在城市里，人们少生或不生孩子的原因也不仅仅是为了多挣钱、追求更好的生活，因为好的生活不仅仅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情感、生命过程的完整等。借口压力大和经济问题不生孩子根本站不住脚，是一种误导。
人们发展经济是为了幸福，而人的幸福最起码包括3件事。第一是新鲜的空气，这就是《京都议定书》产生的原因；第二是清洁的饮用水；第三是绿色的食品。随着经济的发展，这3件事反而成为不可求的了，如果再加上不养育后代，问题就更加严重。这已引起了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反思。
我国人口现状、趋势及对策
《绿色中国》：2003年，中国人口达到13亿。您如何看待中国人口的现状？
周孝正：对于中国来说，判断事情对错的依据主要是科学发展观的3个要点，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果从这3个方面来衡量，许多人对中国人口的看法都是片面的。一提到中国人口，人们就说太多。其实，他们只看到数量，没看到质量和结构。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合适，但老年人较多，我们就称之为人口老龄化；如果男性多，女性少，我们就称之为男女比例失调；如果数量合适但素质很低，也存在问题。总的来说，人口问题包含3部分：数量、结构和素质；而我国人口在这3个方面部有问题。
从复杂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就是一个世界，世界人口数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都有，那就是城市高素质人口萎缩，乡村低素质人口爆炸。从1980年到1990年，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是2.47，其中农村为2.84，即平均每对夫妇生两个半孩子；城市为1.33，即每对夫妇生育1个孩子，同时负担4位老人。城市人口萎缩、老龄化，农村人口还在增长。所以说，在人口方面，中国是个二元社会。二元即城市一元，农村一元，而且城市和农村的人口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萎缩且素质高，后者是爆炸且素质低。因此，要说人口问题首先要分清这一点。
结构问题则包括年龄和性别两方面，年龄结构失调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则会影响婚配率，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精神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绿色中国》：在亚洲，日本已经或即将进入人口减少期。按联合国预测，今后40年内，日本现有的1.27亿人口将减少四分之一。日本人口老龄化（平均年龄为42.3岁）一直是新闻关注的焦点。联合国资料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从1970年的5.8个子女下降到目前的1.8个。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生育率下降加上人口寿命的不断延长，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在一个世代期间的老龄化程度，就如同欧洲在过去100年经历的那样。预计到2015年，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是44，平均年纪超过美国。2019年或稍后，中国人口将会达到15亿的高峰，然后开始锐减。您如何看待我国人口的增长和下降？
周孝正：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提出，中国人口增长太多、太快。当时刚解放不久，妇女的生育率达到6.25。马寅初提出，每对夫妇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最好是两个。1971年周恩来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也就是说，生育政策基调是两个孩子。实施这项政策后，我国妇女的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4。1980年，周恩来提出的基调被改为一个孩子。但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中国的平均生育率是2.47。许多人都说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控制人口数量问题做出了贡献，一提起计划生育政策总是与1970年的5.81比，少生了3亿，但1980年其实已下降到2.24，再往后又上升了。可见独生子女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作用不大。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人口应控制在12亿。当 时提出这个目标是以1980年的2.24为参考的，也就是说，仍是以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为基准。但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生育率达到2.47，结果到了2000年，我国人口是13亿。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将会造成赡养系数过大，社会就会出问题。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必须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而不能光靠数量控制。
《绿色中国》：在我国，由于受传统观念“多子多福”的影响，尤其在落后农村，贫穷并不影响生育，而是越穷越生。在城市，由于人们面对生活、就业的压力，不愿多生育，甚至出现“丁克”家庭、独身现象，确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这种情况势必影响我国人口结构和素质，我国的生育政策又该如何？
周孝正：提高妇女的文化程度是解决高生育率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目前我国妇女的平均文化程度是小学，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妇女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大专以上，所以靠提高妇女文化程度的方法解决生育问题对我国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然而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在农村人口增长幅度相对较高的同时，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生育数量越少，或者不生，大量城市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学上这是‘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就是说，不是人口素质的‘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
在中国，妇女的学历水平每提高一个档次便少生一个孩子。文盲妇女平均生育5.86个孩子，小学文化为4.80，初中为3.74，高中为2.85，大专以上是2.05。独生子女政策的弊端是控制了高素质人口的增长，应该允许知识分子等综合素质高的人口生两个孩子。对此教训必须实事求是。
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绿色中国》：有人说，现在中国还很贫穷，原因就是人口太多了。中国的水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但如果按人口平均，就可能排倒数第几位了，这难道不是由于中国人口太多吗？如果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人均自然资源就会比现在多一倍，人均GDP也会比现在高一倍。有人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主要是为了解决资源约束和就业这两个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周孝正：中国许多问题其实不是人口问题，和以色列相比就很清楚。后者的人口密度是300人／km2，而中国是140人／km2。而且，以色列在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国际生存环境等方面都面临严峻考验，但经济发展良好，说明人口并非主要影响因素，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才是关键。
从世界各国的人口密度看，我国的人口密度是140人／km2，但都集中在东南部，也就是从云南的腾冲到黑龙江的黑河，这个区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0％，却集中了90％的人口。也就是说，有半个中国的人口密度约为240人／km2。世界上人口密度超过240人／km2的国家不少，如日本是340人／km2，德国和英国都是240人／km2。也就是说，德国和英国全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东南部的人口密度。因此，如果说人口多导致贫穷，这是人口数量决定论的说法，是非常片面的。在人口数量背后掩盖着的是人口的质量和结构，还有政治文明。这也是为什么十六大鲜明地提出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原来我们只是说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没有提政治文明，因为政治文明说到底是制度文明，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所以说，提到一个国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我认为关键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和结构，还有政治文明。这3个问题一起抓，才能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
我们在给全国人大常委的总报告中的题目就是“中国应当养活并养好18亿中国人口”。中国前50年净增8个亿，后50年净增5个亿。按这个增加速度，到2050年，是17到18个亿。那么，中国能不能养活养好这些人口？应该养活，也应当养好。说一个例子：耕地。中国目前有可耕地30亿亩和13亿人口。中国人均耕地为一亩半，日本为7分地，以前日本打世界大战的借口就是面积太小，而现在，日本还是发展得很好。以色列的节水，节地也非常了不起。以色列国土面积的60％是沙漠，年降水量25毫米，结果他们的蔬菜水果还出口。因此，用中国30亿亩可耕地养活18亿人没有问题，还能过上富强、民主、文明的生活。但前提是不能发生战争。
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解决资源约束和就业问题，其实这是片面的。在自然资源方面，如日本、韩国、以色列，英国，包括德国在内的国家，人均自然资源比中国稀缺。在就业问题上，目前的状况是很多人没活干，但也有很多活没人干。
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比较，都能得出人口数量与国家贫富无必然联系的结论。地球上不乏资源丰富，但国家贫穷的例子，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从秦始皇到康熙，大约2000年来，中国人口一直没有达到1亿，直到晚清康熙，乾隆时期才达到这个数量。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土上，人口这么少，到封建王朝灭亡前夕，仍然出现了“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剧。而现在，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以前差不多，城市的发展还占用了不少耕地，人口也增加到13亿，但我们仍然吃饱喝足了，正在为实现小康而奋斗。因此，怎能说越生越穷呢？另外，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大多数发达地区的人口都相当密集，如澳门、香港、东京、以色列等，也说明人口数量多并不必然影响经济发展。
《绿色中国》：专家预测，我国未来10年，包括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将达到千万个，并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独生子女的增多在经济生活、传统道德等方面会带来怎样的问题？
周孝正：我们主张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是“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为什么呢?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感受不到手足之情。现在的科学成果反复证明，家庭中的同龄伙伴对儿童的健康不可或缺。人有七情六欲，其中的亲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手足之情。但是我国城市里的独生子女则无法体验到这种情感，这也是他们一个非常突出的缺点。而且，独生子女不仅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表亲，父母一死，他就是“遗孤”。这种现象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
独生子女政策其实是一个浮躁和浅薄的表现，认为中国一切的难题，如乘车难、读书难、就业难、就医难等等都是由于人多造成的。我国人口政策从毛泽东时期的鼓励生育到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独生子女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其关键都在于把人口数量视为决定性因素，都是错误的。我们还是主张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人口基调。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的调查报告中也说，一对夫妇两个孩子显然是合理的。夫妻两人去世后留下两个孩子，人口不增不减，家庭结构也是2-2-2，较为合理，不像现在是4-2-1。生一个孩子是急刹车，而急刹车的代价极大，限制了素质高的人口。所以，我们现在强调 和谐、全面、可持续发展。而独生子女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它非但没有限制人口数量，还使人口质量下降、男女比例失调、人口老龄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
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最好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最好的选择。如何能够做到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类生殖新技术的问题，能够解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接受了国家自然基金的资助，研究的项目就是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或者说是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基础科学研究。这个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用一套先进的制度文明、技术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人口问题，其中的技术路线就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运用技术促使其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样，全国的老百姓基本上都能真心实意地接受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从而解决人口问题。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我们对中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进行调查，结果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愿意生两个孩子，而且是一个男孩，一个男女孩。
因此，无论从民意或技术上说，这一新战略都是可行的。与其滥用控制胎儿性别的技术造成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不如有组织、有计划、有控制地运用新技术。因为，任何新技术都是双刃剑，比如核子技术和克隆技术，关键在干人们如何加以控制。如果控制好了，大家都能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何乐而不为？当然，如果控制不好，则会造成男女出生比例失调。目前中国男女比例已接近120：100，而适当的比例应是103－106：100，这已经引起了世界震惊。这一比例严重失调的原因是滥用技术。因此，我们认为，当一项技术产生时，禁止使用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是滥用还是有控制地用。
《绿色中国》：人口生育率一旦下降，鼓励生育的努力就很难见效。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极力撮合年轻人约会和结婚的计划，也只不过是减慢了每户出生人数减少的速度而已，汉城的第三个子女哺育补助和免收幼稚园学费的措施的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国是否要来雨绸缪？
周孝正：严格的人口政策给国民年龄结构和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酷的转变。这个时候，提前规划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应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某种微调来优化越来越多的“4－2－1”的脆弱的家庭结构。更重要的是，生育政策开始更多地服务于生育观念的调整和丰富。
在不得不维持控制人口政策的同时，中国正在尽力使其国民相信，生育是一件自然的、私人的事情，当然这很难，但在人口和资源的刀锋上保护平衡本身就是这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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