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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对他的影响极大，在少年时期通过阅读典籍和实践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史学基础。三十八岁，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潜心修史，后遭李陵之祸，仍矢志不渝，最后完成宏著，实现了父子两代人的梦想，扬名后世。
关键词:家世;仕途;死因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著述有《史记》130篇，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为后代史家树立典范。作为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司马迁的生平也颇受学者们关注，对其家学背景、生卒年代、死因等问题纷纷立言著说，鉴于对本课题的兴趣，本人也跃跃欲试，想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见。
一、司马迁的家世
司马迁在《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介绍了自己的家世，自述远祖为颛顼之世的重黎氏。重为南正，黎为北正。南正是天官，观星象，定历法。北正，是地官，执管农事。到了周代，司马氏祖先程伯休甫因军功显赫而姓司马，但司马氏仍世典周史。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动荡，司马氏作为周世袭的史官而失职，并发生了大分化。“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后来晋国亦发生战乱，最后导致了三家分晋的结局，司马氏也随着时势，东西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卫国的一支司马氏，后代中有人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的一支司马氏，名司马凯，其后司马卬在秦末战乱中被项羽封为殷王。司马卬是西晋开国之主司马懿的先祖。入秦的一支司马氏定居少梁，今陕西韩城市。三百年后，入秦的一支司马氏出了一个名将叫司马错，他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迁从错起才有确切的世系。司马昌、司马无泽两代在秦汉两朝掌管经济的官员，可见司马迁的兵学、经济学思想有一定的家学渊源。但给予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其父司马谈。
司马谈卒于无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生年不详，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为太史令，俸禄六百石，仅与一个博士官的俸禄相当，但司马谈视其为先祖的事业，十分珍惜这一职位。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1］此三人都是西汉前期这三个领域的大学问家。司马谈又把这些知识传给了司马迁，所以司马迁对天文、历法、阴阳等专门知识也十分精通。后司马迁又拜师于董仲舒和孔安国两位儒学大家，终成为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
二、司马迁生平大事记
（一）“耕牧龙门，少诵古文”
《自序》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关于司马迁生年问题，史学界有六种说法。以王国维的景帝中元五年说和郭沫若的武帝建元六年说为代表，经过考辩，当代史学界倾向于“王说”。
龙门，山门， “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韩城县志》传说每年暮春，总有成千条鲤鱼游聚龙门山下，跳越龙门，跳上去就成龙升天。这种传说，使龙门成了神秘之地，所以司马迁自称生于龙门。而实际上司马迁的生地在韩城县南二十里的芝川镇。
“耕牧河山之阳”也并非指实际的耕作或放牧生活。因为司马迁生于官宦之家，家业应是很兴旺的，况且只有十几岁，根本不会去从事田间劳动。因此这里的“耕牧”并非指实际意义上的劳作，而是一种浪漫的抒怀，而耕牧只是其所见而已。即便真有“耕牧”的实践，也是司马谈为锻炼儿子的心志，培养其品德而进行的一种课程安排。但这段乡间的生活，让司马迁目睹了一般农家的清贫生活和农民的质朴，使日后的司马迁对下层人民充满了同情之感。
“十岁而颂古文”是指能诵读用先秦文字所写的古代典籍，这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是十分难得的，为他日后的渊博学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二十壮游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2］
二十壮游是司马迁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不满足和拘泥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他要通过实践考查，丰富阅历，开阔视野。通过实地考查，司马迁接触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勤劳质朴的人民。使《史记》的内容丰富多彩，别开生面。凭吊屈原，瞻仰孔子遗风，司马迁禁不住肃然起敬，潸然泪下。“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搜集了关于五帝三代的古史传说，使后来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内容更加丰富生动。对近代人物进行细致的寻访调查，收集到了许多书本上未闻的知识，使后来笔下的人物更丰满，内容更详实。
司马迁的游历，不仅拘于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考查，对古今战场、山川地理、民间歌谣、俚语等资料都作了广泛的收集。司马迁的游历，开拓了视野，增长了学识，扩大了日后《史记》创作的资料来源。
（三）初入仕途
司马迁初仕为郎中，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其年无考”，推论“大抵在元朔、元鼎间”。施丁《司马迁生年考》认为司马迁始仕为郎，大约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司马迁二十八岁。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郎为皇帝侍从，虽是小官，但平时常伴皇帝左右，常由二千石高官和富家子弟充任，是进入仕途的阶梯。司马迁作为一个俸禄只有六百石的太史的儿子，能得此殊荣，实在是很难得，因此十分珍视这个职位。
（四）承父遗志，继任太史令，潜心修史
元封元年（前110年），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奋而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佘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3］
司马迁为父亲守丧三年后于元封三年（前108年）继任太史令，这一年司马迁三十八岁。“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于是论其文。 ……余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
篇”。［4］
（五）遭李陵祸而发愤著书
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四十八岁。他埋头著作《史记》的工作进入高潮。然天降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司马迁身受宫刑。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对司马迁打击很大。将他置于一种“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5］的痛苦境地。
在生与死的抗争中，司马迁最终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之一毛，与蝼蚁何异”，“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6］司马迁以父亲的临终遗言自勉，“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7］于是为了父子两代人的心愿，他忍辱发奋著书，终扬名后世。
三、司马迁的死因
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关于司马迁的死因及其死亡年代未作具体记载，只提一句：“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这样的记载很是模糊，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因此后代学者对司马迁死因的附会亦颇多。综合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被杀说、自然死亡说及自杀说。
（一）“被杀说”
“被杀说”的支持者，大多根据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的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宝。有怨言。下狱死”。认为司马迁因为在《报任安书》中，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帝王的专横，发泄了他遭受“宫刑”的满腔愤怒之情，矛头是指向汉武帝的，可能后来被人告发了，再次投入狱中而死的。
对于此观点，我认为有可以商榷之处。司马迁由于李陵之祸而下狱，忍受了“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的人格屈辱，然“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而忍良苟活，“肠一日而九回”。［8］可见，那次牢狱之灾对司马迁的打击是巨大的，使他在身体更多是心灵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司马迁和当时的士大夫一样，把受刑看作是莫大的耻辱，因此决不能忍受第二次下狱的屈辱。
（二）“自然死亡说”
“自然死亡说”认为，按照惯例如果是被杀或被迫自杀，班固都会详实地记载。因此推断司马迁同大多数人一样应是自然死亡的。但我认为任何惯例都可能由于某个原因而被打破。班固和同司马迁一样，热衷于著史的事业，欲扬名后世，却被告发私改国史而下狱。也许正是这段牢狱生活，让班固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记录司马迁因《报书》获罪致死的消息，而背上与司马迁相同的“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的罪名。
（三）“自杀说”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问题，我支持“自杀说”。理由如下：
《史记》对征和三年的绝大部分史实和征和四年所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阙然无录。例如：“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9］汉武帝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靡费的方士，拒绝桑弘羊在轮台屯田远戍的建议，并颁布轮台罪已之诏，“深陈既往之悔”。凡此种种大事，《史记》竟然缺录，可见当时《史记》已经完成。
司马迁著史计划完成，功业已就。在《报任安书》中将自己多年的愤懑、委曲畅发淋漓，司马迁深知汉武帝的秉性，自己的一番抱怨必然会激怒武帝，惹来杀身之祸，他已不能再次受辱，于是选择自杀的方式，以显示自己的气节，扬名后世。
司马迁应自杀于征和三年。《汉书·司马迁传》载：司马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汉时的中书令即中书谒者令，又称内谒者令或内者令。《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列传》载：征和三年。“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祖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郭穰在征和三年取代司马迁为中书令，因此可以推断司马迁应卒于此年。
参考文献：
［1］［2］［3］［4］［7］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中华书局，1982年版.
［5］［6］［8］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中华书局，1982年版.
［9］班固.汉书·武五子传［M］.中华书局，1982年版.
关键词:家世;仕途;死因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著述有《史记》130篇，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为后代史家树立典范。作为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司马迁的生平也颇受学者们关注，对其家学背景、生卒年代、死因等问题纷纷立言著说，鉴于对本课题的兴趣，本人也跃跃欲试，想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见。
一、司马迁的家世
司马迁在《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介绍了自己的家世，自述远祖为颛顼之世的重黎氏。重为南正，黎为北正。南正是天官，观星象，定历法。北正，是地官，执管农事。到了周代，司马氏祖先程伯休甫因军功显赫而姓司马，但司马氏仍世典周史。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动荡，司马氏作为周世袭的史官而失职，并发生了大分化。“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后来晋国亦发生战乱，最后导致了三家分晋的结局，司马氏也随着时势，东西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卫国的一支司马氏，后代中有人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的一支司马氏，名司马凯，其后司马卬在秦末战乱中被项羽封为殷王。司马卬是西晋开国之主司马懿的先祖。入秦的一支司马氏定居少梁，今陕西韩城市。三百年后，入秦的一支司马氏出了一个名将叫司马错，他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迁从错起才有确切的世系。司马昌、司马无泽两代在秦汉两朝掌管经济的官员，可见司马迁的兵学、经济学思想有一定的家学渊源。但给予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其父司马谈。
司马谈卒于无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生年不详，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为太史令，俸禄六百石，仅与一个博士官的俸禄相当，但司马谈视其为先祖的事业，十分珍惜这一职位。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1］此三人都是西汉前期这三个领域的大学问家。司马谈又把这些知识传给了司马迁，所以司马迁对天文、历法、阴阳等专门知识也十分精通。后司马迁又拜师于董仲舒和孔安国两位儒学大家，终成为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
二、司马迁生平大事记
（一）“耕牧龙门，少诵古文”
《自序》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关于司马迁生年问题，史学界有六种说法。以王国维的景帝中元五年说和郭沫若的武帝建元六年说为代表，经过考辩，当代史学界倾向于“王说”。
龙门，山门， “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韩城县志》传说每年暮春，总有成千条鲤鱼游聚龙门山下，跳越龙门，跳上去就成龙升天。这种传说，使龙门成了神秘之地，所以司马迁自称生于龙门。而实际上司马迁的生地在韩城县南二十里的芝川镇。
“耕牧河山之阳”也并非指实际的耕作或放牧生活。因为司马迁生于官宦之家，家业应是很兴旺的，况且只有十几岁，根本不会去从事田间劳动。因此这里的“耕牧”并非指实际意义上的劳作，而是一种浪漫的抒怀，而耕牧只是其所见而已。即便真有“耕牧”的实践，也是司马谈为锻炼儿子的心志，培养其品德而进行的一种课程安排。但这段乡间的生活，让司马迁目睹了一般农家的清贫生活和农民的质朴，使日后的司马迁对下层人民充满了同情之感。
“十岁而颂古文”是指能诵读用先秦文字所写的古代典籍，这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是十分难得的，为他日后的渊博学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二十壮游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2］
二十壮游是司马迁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不满足和拘泥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他要通过实践考查，丰富阅历，开阔视野。通过实地考查，司马迁接触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勤劳质朴的人民。使《史记》的内容丰富多彩，别开生面。凭吊屈原，瞻仰孔子遗风，司马迁禁不住肃然起敬，潸然泪下。“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搜集了关于五帝三代的古史传说，使后来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内容更加丰富生动。对近代人物进行细致的寻访调查，收集到了许多书本上未闻的知识，使后来笔下的人物更丰满，内容更详实。
司马迁的游历，不仅拘于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考查，对古今战场、山川地理、民间歌谣、俚语等资料都作了广泛的收集。司马迁的游历，开拓了视野，增长了学识，扩大了日后《史记》创作的资料来源。
（三）初入仕途
司马迁初仕为郎中，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其年无考”，推论“大抵在元朔、元鼎间”。施丁《司马迁生年考》认为司马迁始仕为郎，大约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司马迁二十八岁。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郎为皇帝侍从，虽是小官，但平时常伴皇帝左右，常由二千石高官和富家子弟充任，是进入仕途的阶梯。司马迁作为一个俸禄只有六百石的太史的儿子，能得此殊荣，实在是很难得，因此十分珍视这个职位。
（四）承父遗志，继任太史令，潜心修史
元封元年（前110年），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奋而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佘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3］
司马迁为父亲守丧三年后于元封三年（前108年）继任太史令，这一年司马迁三十八岁。“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于是论其文。 ……余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
篇”。［4］
（五）遭李陵祸而发愤著书
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四十八岁。他埋头著作《史记》的工作进入高潮。然天降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司马迁身受宫刑。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对司马迁打击很大。将他置于一种“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5］的痛苦境地。
在生与死的抗争中，司马迁最终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之一毛，与蝼蚁何异”，“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6］司马迁以父亲的临终遗言自勉，“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7］于是为了父子两代人的心愿，他忍辱发奋著书，终扬名后世。
三、司马迁的死因
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关于司马迁的死因及其死亡年代未作具体记载，只提一句：“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这样的记载很是模糊，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因此后代学者对司马迁死因的附会亦颇多。综合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被杀说、自然死亡说及自杀说。
（一）“被杀说”
“被杀说”的支持者，大多根据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的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宝。有怨言。下狱死”。认为司马迁因为在《报任安书》中，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帝王的专横，发泄了他遭受“宫刑”的满腔愤怒之情，矛头是指向汉武帝的，可能后来被人告发了，再次投入狱中而死的。
对于此观点，我认为有可以商榷之处。司马迁由于李陵之祸而下狱，忍受了“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的人格屈辱，然“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而忍良苟活，“肠一日而九回”。［8］可见，那次牢狱之灾对司马迁的打击是巨大的，使他在身体更多是心灵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司马迁和当时的士大夫一样，把受刑看作是莫大的耻辱，因此决不能忍受第二次下狱的屈辱。
（二）“自然死亡说”
“自然死亡说”认为，按照惯例如果是被杀或被迫自杀，班固都会详实地记载。因此推断司马迁同大多数人一样应是自然死亡的。但我认为任何惯例都可能由于某个原因而被打破。班固和同司马迁一样，热衷于著史的事业，欲扬名后世，却被告发私改国史而下狱。也许正是这段牢狱生活，让班固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记录司马迁因《报书》获罪致死的消息，而背上与司马迁相同的“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的罪名。
（三）“自杀说”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问题，我支持“自杀说”。理由如下：
《史记》对征和三年的绝大部分史实和征和四年所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阙然无录。例如：“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9］汉武帝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靡费的方士，拒绝桑弘羊在轮台屯田远戍的建议，并颁布轮台罪已之诏，“深陈既往之悔”。凡此种种大事，《史记》竟然缺录，可见当时《史记》已经完成。
司马迁著史计划完成，功业已就。在《报任安书》中将自己多年的愤懑、委曲畅发淋漓，司马迁深知汉武帝的秉性，自己的一番抱怨必然会激怒武帝，惹来杀身之祸，他已不能再次受辱，于是选择自杀的方式，以显示自己的气节，扬名后世。
司马迁应自杀于征和三年。《汉书·司马迁传》载：司马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汉时的中书令即中书谒者令，又称内谒者令或内者令。《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列传》载：征和三年。“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祖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郭穰在征和三年取代司马迁为中书令，因此可以推断司马迁应卒于此年。
参考文献：
［1］［2］［3］［4］［7］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中华书局，1982年版.
［5］［6］［8］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中华书局，1982年版.
［9］班固.汉书·武五子传［M］.中华书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