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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0年代后期以来，以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四大城市群经济带的外向型服务业功能量和城市流强度均有很大增强，说明长江流域各城市间的资金、技术、信息等服务业交流逐渐增多，而实物交流正在逐渐减少，城市间的交通仓储邮电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教育广播影视业、科研综合服务业等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日趋活跃。从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城市群连绵带发展的阶段与发育程度来看，长江流域各区域性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经济带，已经发展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外向功能联系的较高级阶段。
[关键词] 长江流域；城市群；城市流；城市外向功能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028—06
长江流域地处整个中国版图的腰腹地带，它涵盖了川、湘、鄂、赣、皖、苏、沪等10省市，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接近4亿。其面积和人口约分别是日本太平洋经济带的9倍和4．1倍，相当于欧盟莱茵河—鲁尔—塞纳河经济带的3．5倍和5倍。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还不能和世界上大经济带相提并论，但每年10％以上的GDP增量已经使长江流域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成长潜力巨大的区域经济带。从1990年代开始，长江流域先后开发了以重庆为中心的上游城市群经济连绵带，以武汉为中心的中游城市群经济连绵带，以南京为中心的下游城市群经济连绵带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连绵带。目前这四大城市群经济带已成为全国工业生产和服务业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长江流域各城市之间的联系也逐渐从过去行政干预下的联系发展到以市场为导向的联系。城市间联系的内容、广度、深度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众多学者也开始涉足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经济带之间各种形式“流”的联系的研究。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流”大致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五种基本形式。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借用物理学的热传导方式，把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等空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分为对流、传导和辐射三种类型。“对流”是指人口流动(商务、人口迁徙、通勤、公务和旅游等)以及物资流动(原料和产品的运输等)。“传导”是指各种各样的交易过程，这种过程的特点不是通过具体的物资流动来实现的，而只是通过记账程序来完成的，如财政和金融系统的票证往来关系。“辐射”可理解为信息、政策、思想和技术的扩散，这种扩散过程一般由较高层次上的城市指向低层次的城镇直至广大农村群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技术的发展，上述三种类型中的后两种类型对城市和区域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愈来愈大，但是，这种城市“流”的传导和辐射需要以产业集聚作保证，产业集聚也需要以城市“流”的传导和辐射为前提，产业集聚与城市“流”辐射具有互为因果累积循环的关系，城市流是在城市之间各类“流”相互辐射——产业集聚——在新的基础上城市之间“流”再辐射——产业再集聚的无穷循环中进行并完善的。
为了考察近年来长江流域各城市群及其经济连绵带城市流的变化情况，本文选择了以重庆为中心的上游城市群(包括重庆、成都、绵阳、攀枝花、宜宾、泸州、乐山、自贡)，以武汉为中心的中游城市群(包括武汉、宜昌、荆州、鄂州、黄冈、黄石、孝感、岳阳、九江)；以南京为中心的下游城市群(包括南京、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镇江、扬州、泰州)；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南通、常州、苏州、无锡)共30座位于长江干流的城市的外向型服务业数据作为本文分析对象。对于外向型服务业我们又选择了交通仓储邮电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等外向型特征较明显的服务业作为衡量各城市“流”强度的分析指标。同时，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利用1997年和2003年两个统计期的数据，通过计算这两个统计期30座城市的外向型产业功能量以及辐射强度的变化，确认1990年代后期以来长江干流主要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经济带之间城市“流”的变化情况，即哪些城市服务业部门的区位商和外向型产业功能量有所增大(或减小)，哪些城市的城市流强度有所增强(或下降)?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给我们以哪些政策性启示?在下面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将具体分析和讨论。
一、城市流概念和分析方法
城市具有多种功能，这种功能是城市各种“流”产生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城市功能是城市中进行的所有生产、服务活动的总称，它是由城市的各种结构(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资本结构、商品结构、技术结构、人才结构等)所决定的机能。这种机能在城市与其外界的联系中就表现为城市流。根据城市联系范围的不同，城市功能分为城市外向功能与城市内向功能。外向功能是城市在与外界联系中所产生的经济活动，而内向功能是城市内部的经济联系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由于城市流是城市与外界联系中所产生的那些经济活动，因此，这些活动即构成了城市的外向功能。而城市流强度是指在城市群区域城市间的联系中城市外向功能(对流、传导、辐射与集聚)所产生的相互影响量。
市流强度为
式中Ec／Mi反映了i城市外向功能量占总功能量的比例，即D．城市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如果令Ki=Ei/Mi，则我们称足，为城市流倾向度。城市流倾向度增强意味着该城市的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得到增强，说明它在带动本区域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流倾向度下降则正好相反。
二、各城市群外向型服务部门区位商及外向功能量
利用上述分析方法中的公式(1)我们测算了长江流域干流30座城市主要外向型服务部门的区位商，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在30座城市中，只有上海、重庆、武汉、南京的主要外向型服务部门的区位商全部大于1，说明这4座城市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它们的服务型产业都有着很强的外向辐射功能。特别是上海的外向型服务部门的平均区位商超过2，表明上海不仅在整个长江流域具有特殊地位，其外向型服务部门在全国也具有极强的辐射功能。而其余城市均为个别部门的区位商大于1，如成都和绵阳在科技综合技术服务业，常州、无锡、泰州在金融保险业，镇江和芜湖在交通仓储邮电业，成都和自贡在社会服务业方面也都各自具有较强的外向传导和辐射功能。
利用公式(2)我们又测算了30座城市的主 要外向型服务部门的外向功能量Eij(Lpii<1时，Eii=0)和各城市的外向功能总量Ei，结果归纳在表2中。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长江流域最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重庆、武汉、南京的外向功能量在20—27之间，均远高于其他城市的外向功能量，而上海更高达81．4，这反映出它们在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之间经济空间联系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特别是在交通仓储邮电业、金融保险业、教育广播电视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方面，这4座城市的外向功能量有着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正是通过这些行业的传导和辐射推动了本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但是，在与1997年相比较时我们发现，2003年上海、重庆、南京等大部分城市的外向功能量比1997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如上海由1997年的50．1升至2003年的80．4，升幅达到60．5％，重庆也由13．9升至20，升幅为43．9％；南京由15升至19．5，升幅为30％。然而，武汉却由35．9降至27．2，降幅为24％。同屑于长江中游的荆州、鄂州、黄石、岳阳、九江等城市的外向功能量也都出现下降趋势。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长江中游城市的外向功能量普遍下降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份政府间协调程度过低，各省份之间过分强调区域竞争，忽视了区域合作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导致中游省份的产业同构、公共设施重复建设现象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这不仅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经济低效增长的局面，也造成了省份之间和城市之间各种“流”的传导和辐射减弱。二是中游各城市的经济增长率近年来一直低于长江下游以及长三角地区，从而使武汉等中游城市的整体经济实力相对下降，造成中游各城市的外向型产业辐射功能弱化。三是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武汉，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这也是造成中游城市外向型功能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就影响城市流强度的城市实力GDP而言，第二产业尽管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构成中比重的下降以及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第二产业对城市流强度的边际倾向影响正在减小，而第三产业对城市流强度的边际倾向影响正在逐步增大。武汉的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偏低显然会大大影响到它的外向型服务业功能量的上升，使其无法把周边的资金流、人才流、物流和信息流聚集在一起，而又通过区域中心功能把各种资源辐射到周边。武汉的外向型服务产业功能量下降已影响到整个长江中游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然而，尽管武汉的总体外向功能量呈下降趋势，仍远高于重庆、南京及其邻近周边城市，仅次于上海，并在批发零售业、教育广播电视业等产业上保持着很高的外向功能量。
三、城市流强度和城市流倾向度的分析
根据2003年和1997年各城市的劳动生产率(λi以及各城市的CDPi，我们利用公式(3)测算了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C和城市流倾向度Ki，结果归纳在表3。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2003年长江流域大部分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值ψi比1997年都有很大增强。这说明长江流域各区域性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群经济带之间的资金、技术、信息、服务业交流逐渐增多，而实物交流正在逐渐减少。表现在城市之间的交通仓储邮电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教育广播影视业、科研综合服务业等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日趋活跃。从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连绵带发展的阶段与发育程度来看，长江流域各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经济带已经发展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外向功能联系的较高级阶段。依据2003年城市流强度值ψi，我们可以将长江流域主要的30座城市分为四大类。一是具有超强城市流辐射功能的城市——上海；二是具有较高城市流辐射强度的城市——重庆、成都、武汉、南京、无锡、苏州；三是具有中等城市流强度值的城市——绵阳、宜昌、镇江、常州、南通、扬州；其余城市则具有较低的城市流强度值。城市流强度值不同的四类城市与外界区域所发生的实际联系差异巨大。上海市拥有超强的城市流强度值，表明其理所当然具有长江流域各城市群经济连绵带联系的龙头地位，而重庆、成都、武汉、南京、无锡、苏州则分别成为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城市群经济连绵带联系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宜昌、扬州、常州等城市的外向功能量与城市流强度值均比1997年呈现大幅增加态势(40—60倍)，并正在与重庆、成都、武汉、南京、无锡、上海等城市一起成为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城市群经济连绵带的新的组合联系中心。
从城市流倾向度看，相对较高的城市流倾向度亦说明上海、重庆、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具有较强的外向型综合服务能力，这些城市正在加速产业高度化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对于城市流倾向度值中等的中心城市——绵阳、宜昌、荆州、黄冈、孝感、九江、镇江等城市来说，从加强其与城市群区域其他城市的联系方面考虑，今后的发展除了应进一步加强城市综合服务能力的建设以外，强化城市的总体实力更为迫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其城市流强度，带动其所在城市群区域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性启示
本文的分析表明，近年来随着以上海、南京、重庆、武汉等长江流域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经济带的迅速发展，城市之间的资金、技术、信息、服务业交流逐渐增多，表现在城市之间的交通仓储邮电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教育广播影视业、科研综合服务业等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日趋活跃，城市流的传导与辐射功能得到很大增强。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经济越是发展，经济实力越强，其对外界的集聚与辐射作用就越强烈，城市流强度值就越大；反之，城市流强度值就越小。另一方面，城市外向型产业的综合服务能力也深刻地影响着城市流强度，如果说城市经济实力是城市流得以进行的基础，那么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则是城市流能够持续的保证。
近年来长江中游区域各城市的城市流辐射强度普遍弱化，也正是由于这一地区经济实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特别是武汉这个长江中游区域唯一的特大城市，由于其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不及第二产业，导致它在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等产业上的传导和辐射功能弱化，无法把周边的资金流、人才流、物流和信息流聚集在一起，再通过区域中心功能把各种资源辐射到周边，从而影响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带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武汉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市场优势，又是东西部地区资源、信息、技术等交流和交换的战略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汉要大力提高其金融保险业和科研服务业等外向型服务部门的综合服务能力，同时要逐步转移部分传统的第二产业到邻近中小城市区域，转而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外向带动力强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与邻近中小城市群在产业上形成前向、后向与旁侧联系的网络关系，从而提高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区域城市群经济连绵带的总体经济关联程度。(2)在近年来的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中，沿江诸省份过多强调了区域竞争而忽视了合作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今后沿江各省份的经济合作不仅应体现在政府协调方面，而且在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科技服务、金融市场的统一规划方面也应加强协调和合作。(3)重庆是长江上游区域的集聚与辐射中心，也是整个西南地区的集聚与辐射中心，具有较高的城市总体实力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事实上重庆的经济实力是四大区域性中心城市中最为薄弱的，这也导致它的城市流倾向度处于较低水平，影响了重庆为本区域提供金融服务、批发零售、房地产、社会服务的外向功能量。与重庆在长江上游流域最大中心城市的地位相比，进一步提高其经济实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4)应由中央政府牵头，科学规划和建设涉及整个长江流域的高速公路网、水路物流运输网、港口建设以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在空间上缩短以重庆、成都、武汉、南京、无锡、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各区域性中心市场的距离，推进长江经济带及市场一体化建设。
[关键词] 长江流域；城市群；城市流；城市外向功能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028—06
长江流域地处整个中国版图的腰腹地带，它涵盖了川、湘、鄂、赣、皖、苏、沪等10省市，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接近4亿。其面积和人口约分别是日本太平洋经济带的9倍和4．1倍，相当于欧盟莱茵河—鲁尔—塞纳河经济带的3．5倍和5倍。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还不能和世界上大经济带相提并论，但每年10％以上的GDP增量已经使长江流域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成长潜力巨大的区域经济带。从1990年代开始，长江流域先后开发了以重庆为中心的上游城市群经济连绵带，以武汉为中心的中游城市群经济连绵带，以南京为中心的下游城市群经济连绵带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连绵带。目前这四大城市群经济带已成为全国工业生产和服务业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长江流域各城市之间的联系也逐渐从过去行政干预下的联系发展到以市场为导向的联系。城市间联系的内容、广度、深度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众多学者也开始涉足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经济带之间各种形式“流”的联系的研究。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流”大致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五种基本形式。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借用物理学的热传导方式，把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等空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分为对流、传导和辐射三种类型。“对流”是指人口流动(商务、人口迁徙、通勤、公务和旅游等)以及物资流动(原料和产品的运输等)。“传导”是指各种各样的交易过程，这种过程的特点不是通过具体的物资流动来实现的，而只是通过记账程序来完成的，如财政和金融系统的票证往来关系。“辐射”可理解为信息、政策、思想和技术的扩散，这种扩散过程一般由较高层次上的城市指向低层次的城镇直至广大农村群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技术的发展，上述三种类型中的后两种类型对城市和区域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愈来愈大，但是，这种城市“流”的传导和辐射需要以产业集聚作保证，产业集聚也需要以城市“流”的传导和辐射为前提，产业集聚与城市“流”辐射具有互为因果累积循环的关系，城市流是在城市之间各类“流”相互辐射——产业集聚——在新的基础上城市之间“流”再辐射——产业再集聚的无穷循环中进行并完善的。
为了考察近年来长江流域各城市群及其经济连绵带城市流的变化情况，本文选择了以重庆为中心的上游城市群(包括重庆、成都、绵阳、攀枝花、宜宾、泸州、乐山、自贡)，以武汉为中心的中游城市群(包括武汉、宜昌、荆州、鄂州、黄冈、黄石、孝感、岳阳、九江)；以南京为中心的下游城市群(包括南京、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镇江、扬州、泰州)；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南通、常州、苏州、无锡)共30座位于长江干流的城市的外向型服务业数据作为本文分析对象。对于外向型服务业我们又选择了交通仓储邮电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等外向型特征较明显的服务业作为衡量各城市“流”强度的分析指标。同时，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利用1997年和2003年两个统计期的数据，通过计算这两个统计期30座城市的外向型产业功能量以及辐射强度的变化，确认1990年代后期以来长江干流主要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经济带之间城市“流”的变化情况，即哪些城市服务业部门的区位商和外向型产业功能量有所增大(或减小)，哪些城市的城市流强度有所增强(或下降)?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给我们以哪些政策性启示?在下面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将具体分析和讨论。
一、城市流概念和分析方法
城市具有多种功能，这种功能是城市各种“流”产生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城市功能是城市中进行的所有生产、服务活动的总称，它是由城市的各种结构(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资本结构、商品结构、技术结构、人才结构等)所决定的机能。这种机能在城市与其外界的联系中就表现为城市流。根据城市联系范围的不同，城市功能分为城市外向功能与城市内向功能。外向功能是城市在与外界联系中所产生的经济活动，而内向功能是城市内部的经济联系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由于城市流是城市与外界联系中所产生的那些经济活动，因此，这些活动即构成了城市的外向功能。而城市流强度是指在城市群区域城市间的联系中城市外向功能(对流、传导、辐射与集聚)所产生的相互影响量。
市流强度为
式中Ec／Mi反映了i城市外向功能量占总功能量的比例，即D．城市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如果令Ki=Ei/Mi，则我们称足，为城市流倾向度。城市流倾向度增强意味着该城市的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得到增强，说明它在带动本区域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流倾向度下降则正好相反。
二、各城市群外向型服务部门区位商及外向功能量
利用上述分析方法中的公式(1)我们测算了长江流域干流30座城市主要外向型服务部门的区位商，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在30座城市中，只有上海、重庆、武汉、南京的主要外向型服务部门的区位商全部大于1，说明这4座城市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它们的服务型产业都有着很强的外向辐射功能。特别是上海的外向型服务部门的平均区位商超过2，表明上海不仅在整个长江流域具有特殊地位，其外向型服务部门在全国也具有极强的辐射功能。而其余城市均为个别部门的区位商大于1，如成都和绵阳在科技综合技术服务业，常州、无锡、泰州在金融保险业，镇江和芜湖在交通仓储邮电业，成都和自贡在社会服务业方面也都各自具有较强的外向传导和辐射功能。
利用公式(2)我们又测算了30座城市的主 要外向型服务部门的外向功能量Eij(Lpii<1时，Eii=0)和各城市的外向功能总量Ei，结果归纳在表2中。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长江流域最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重庆、武汉、南京的外向功能量在20—27之间，均远高于其他城市的外向功能量，而上海更高达81．4，这反映出它们在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之间经济空间联系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特别是在交通仓储邮电业、金融保险业、教育广播电视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方面，这4座城市的外向功能量有着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正是通过这些行业的传导和辐射推动了本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但是，在与1997年相比较时我们发现，2003年上海、重庆、南京等大部分城市的外向功能量比1997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如上海由1997年的50．1升至2003年的80．4，升幅达到60．5％，重庆也由13．9升至20，升幅为43．9％；南京由15升至19．5，升幅为30％。然而，武汉却由35．9降至27．2，降幅为24％。同屑于长江中游的荆州、鄂州、黄石、岳阳、九江等城市的外向功能量也都出现下降趋势。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长江中游城市的外向功能量普遍下降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份政府间协调程度过低，各省份之间过分强调区域竞争，忽视了区域合作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导致中游省份的产业同构、公共设施重复建设现象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这不仅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经济低效增长的局面，也造成了省份之间和城市之间各种“流”的传导和辐射减弱。二是中游各城市的经济增长率近年来一直低于长江下游以及长三角地区，从而使武汉等中游城市的整体经济实力相对下降，造成中游各城市的外向型产业辐射功能弱化。三是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武汉，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这也是造成中游城市外向型功能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就影响城市流强度的城市实力GDP而言，第二产业尽管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构成中比重的下降以及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第二产业对城市流强度的边际倾向影响正在减小，而第三产业对城市流强度的边际倾向影响正在逐步增大。武汉的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偏低显然会大大影响到它的外向型服务业功能量的上升，使其无法把周边的资金流、人才流、物流和信息流聚集在一起，而又通过区域中心功能把各种资源辐射到周边。武汉的外向型服务产业功能量下降已影响到整个长江中游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然而，尽管武汉的总体外向功能量呈下降趋势，仍远高于重庆、南京及其邻近周边城市，仅次于上海，并在批发零售业、教育广播电视业等产业上保持着很高的外向功能量。
三、城市流强度和城市流倾向度的分析
根据2003年和1997年各城市的劳动生产率(λi以及各城市的CDPi，我们利用公式(3)测算了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C和城市流倾向度Ki，结果归纳在表3。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2003年长江流域大部分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值ψi比1997年都有很大增强。这说明长江流域各区域性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群经济带之间的资金、技术、信息、服务业交流逐渐增多，而实物交流正在逐渐减少。表现在城市之间的交通仓储邮电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教育广播影视业、科研综合服务业等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日趋活跃。从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连绵带发展的阶段与发育程度来看，长江流域各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经济带已经发展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外向功能联系的较高级阶段。依据2003年城市流强度值ψi，我们可以将长江流域主要的30座城市分为四大类。一是具有超强城市流辐射功能的城市——上海；二是具有较高城市流辐射强度的城市——重庆、成都、武汉、南京、无锡、苏州；三是具有中等城市流强度值的城市——绵阳、宜昌、镇江、常州、南通、扬州；其余城市则具有较低的城市流强度值。城市流强度值不同的四类城市与外界区域所发生的实际联系差异巨大。上海市拥有超强的城市流强度值，表明其理所当然具有长江流域各城市群经济连绵带联系的龙头地位，而重庆、成都、武汉、南京、无锡、苏州则分别成为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城市群经济连绵带联系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宜昌、扬州、常州等城市的外向功能量与城市流强度值均比1997年呈现大幅增加态势(40—60倍)，并正在与重庆、成都、武汉、南京、无锡、上海等城市一起成为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城市群经济连绵带的新的组合联系中心。
从城市流倾向度看，相对较高的城市流倾向度亦说明上海、重庆、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具有较强的外向型综合服务能力，这些城市正在加速产业高度化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对于城市流倾向度值中等的中心城市——绵阳、宜昌、荆州、黄冈、孝感、九江、镇江等城市来说，从加强其与城市群区域其他城市的联系方面考虑，今后的发展除了应进一步加强城市综合服务能力的建设以外，强化城市的总体实力更为迫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其城市流强度，带动其所在城市群区域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性启示
本文的分析表明，近年来随着以上海、南京、重庆、武汉等长江流域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经济带的迅速发展，城市之间的资金、技术、信息、服务业交流逐渐增多，表现在城市之间的交通仓储邮电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教育广播影视业、科研综合服务业等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日趋活跃，城市流的传导与辐射功能得到很大增强。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经济越是发展，经济实力越强，其对外界的集聚与辐射作用就越强烈，城市流强度值就越大；反之，城市流强度值就越小。另一方面，城市外向型产业的综合服务能力也深刻地影响着城市流强度，如果说城市经济实力是城市流得以进行的基础，那么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则是城市流能够持续的保证。
近年来长江中游区域各城市的城市流辐射强度普遍弱化，也正是由于这一地区经济实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特别是武汉这个长江中游区域唯一的特大城市，由于其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不及第二产业，导致它在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等产业上的传导和辐射功能弱化，无法把周边的资金流、人才流、物流和信息流聚集在一起，再通过区域中心功能把各种资源辐射到周边，从而影响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带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武汉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市场优势，又是东西部地区资源、信息、技术等交流和交换的战略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汉要大力提高其金融保险业和科研服务业等外向型服务部门的综合服务能力，同时要逐步转移部分传统的第二产业到邻近中小城市区域，转而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外向带动力强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与邻近中小城市群在产业上形成前向、后向与旁侧联系的网络关系，从而提高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区域城市群经济连绵带的总体经济关联程度。(2)在近年来的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中，沿江诸省份过多强调了区域竞争而忽视了合作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今后沿江各省份的经济合作不仅应体现在政府协调方面，而且在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科技服务、金融市场的统一规划方面也应加强协调和合作。(3)重庆是长江上游区域的集聚与辐射中心，也是整个西南地区的集聚与辐射中心，具有较高的城市总体实力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事实上重庆的经济实力是四大区域性中心城市中最为薄弱的，这也导致它的城市流倾向度处于较低水平，影响了重庆为本区域提供金融服务、批发零售、房地产、社会服务的外向功能量。与重庆在长江上游流域最大中心城市的地位相比，进一步提高其经济实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4)应由中央政府牵头，科学规划和建设涉及整个长江流域的高速公路网、水路物流运输网、港口建设以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在空间上缩短以重庆、成都、武汉、南京、无锡、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各区域性中心市场的距离，推进长江经济带及市场一体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