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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市）瓦窑堡。12月13日，指挥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后的毛泽东，途经安塞到达瓦窑堡，与先期到达的洛甫、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会合。此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但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坚持“剿共”政策，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
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取得成功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等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张闻天作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的报告，指出当前随着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了彻底战胜敌人只有运用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会议还提出，为了更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瓦窑堡会议不仅完整地提出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还要求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任务服从统一战线这个中心，而且通过深入批判和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扫清了障碍。
瓦窖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中共中央以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为突破口，努力去做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将领的工作。接着，毛泽东以自己和彭德怀的名义给十七路军首领杨虎城写信，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与红军化敌为友。同时，毛泽东又致信杜斌丞、邓宝珊，期望他们促成红军与十七路军之停战联合。后经过多次协商，1936年4月初，王世英与杨虎城在韩城达成红军与十七路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同时做抗日准备为中心内容的四项口头协议。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部东北军也达成了停战联合抗日的秘密协定。1936年2月26日至29日，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代表王以哲，在陕北洛川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苏区交通、保护通商等口头协议。3月4日至5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谈判，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总目标达成一致。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和张学良、王以哲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准备联合抗日。至此，在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下，红军已与相距最近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实现停战，并为进一步抗日联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取得成功。
统一战线范围不断扩大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断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尽可能多地团结各方面力量，中共陕西省委设立了统战部，省委常委欧阳钦、汪锋先后担任部长，首先以社会上层人士中的进步分子、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进步军官、省县级官员及社会名流为统战工作的对象。到1937年底，把工作对象扩大到国民党政权的公务员、各地绅士和广大农村，使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迅速扩大，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广泛地发展起来。救亡运动由西安发展到外县，参加人员由学生、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发展到工人、农民。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从而加强了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1938年春，日军逼近黄河岸边的潼关，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保卫陕西宣言》。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颁布后，中共陕西组织立即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服从抗战利益与真诚拥护团结的党，同时对国民党打击、限制抗日救亡运动的行为坚决进行抵制与斗争，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孤立、打击顽固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团结开明进步人士。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国民党要害部门，在国民党的行政、教育、军事、党务系统中取得职务，担任县长、县三青团干事长、校长、科长等重要职务。中国民主同盟的杜斌丞、韩兆鄂，国民党三十八军的陈雨皋，教育界的李瘦枝，东北籍的知名人士车向忱等民主人士，都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为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历史功绩。
加强在十七路军中的工作和斗争
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西党组织加强了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和工作。中共陕西党组织在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和工作有较长的历史。早在1923年，陕西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人魏野畴就开始同杨虎城接触，向他宣传马列主义。
中共在十七路军中建立地下组织始于1927年初。在十七路军的前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政治处建立的中共支部，是中共在這支部队建立的第一个组织，书记曹力如。西安事变前，在十七路军中建立的秘密党组织有师的军委3个、团的军委3个、营的军委3个、特支2个、总支1个、支部50多个。
西安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张希文、吕剑人、张庚良、汪锋等一批干部为党的特派员或负责人到三十八军中开展工作，使党的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共陕西省委在三十八军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蒙定军为书记，后为郝克勇（范明）负责，统一领导党在三十八军的工作。
从1923年到1946年，中共在十七路军中的工作和斗争，前后持续二十三年，不仅使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而且使这支国民党的旧军队得到改造，大批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成为共产党员，一些高级军官如张汉民、赵寿山等也入了党，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秘书宋绮云也都是共产党员。杨虎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孙蔚如、李兴中等原十七路军主要将领，在全国解放后都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共组织的工作和中共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原十七路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一支劲旅。在抗日战场上，这支部队先后参加了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忻口战役，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多路围攻，坚守中条山两年多，开展了豫北游击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保障了西安和关中的安全。
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取得成功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等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张闻天作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的报告，指出当前随着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了彻底战胜敌人只有运用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会议还提出，为了更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瓦窑堡会议不仅完整地提出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还要求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任务服从统一战线这个中心，而且通过深入批判和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扫清了障碍。
瓦窖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中共中央以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为突破口，努力去做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将领的工作。接着，毛泽东以自己和彭德怀的名义给十七路军首领杨虎城写信，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与红军化敌为友。同时，毛泽东又致信杜斌丞、邓宝珊，期望他们促成红军与十七路军之停战联合。后经过多次协商，1936年4月初，王世英与杨虎城在韩城达成红军与十七路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同时做抗日准备为中心内容的四项口头协议。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部东北军也达成了停战联合抗日的秘密协定。1936年2月26日至29日，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代表王以哲，在陕北洛川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苏区交通、保护通商等口头协议。3月4日至5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谈判，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总目标达成一致。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和张学良、王以哲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准备联合抗日。至此，在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下，红军已与相距最近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实现停战，并为进一步抗日联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取得成功。
统一战线范围不断扩大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断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尽可能多地团结各方面力量，中共陕西省委设立了统战部，省委常委欧阳钦、汪锋先后担任部长，首先以社会上层人士中的进步分子、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进步军官、省县级官员及社会名流为统战工作的对象。到1937年底，把工作对象扩大到国民党政权的公务员、各地绅士和广大农村，使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迅速扩大，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广泛地发展起来。救亡运动由西安发展到外县，参加人员由学生、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发展到工人、农民。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从而加强了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1938年春，日军逼近黄河岸边的潼关，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保卫陕西宣言》。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颁布后，中共陕西组织立即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服从抗战利益与真诚拥护团结的党，同时对国民党打击、限制抗日救亡运动的行为坚决进行抵制与斗争，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孤立、打击顽固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团结开明进步人士。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国民党要害部门，在国民党的行政、教育、军事、党务系统中取得职务，担任县长、县三青团干事长、校长、科长等重要职务。中国民主同盟的杜斌丞、韩兆鄂，国民党三十八军的陈雨皋，教育界的李瘦枝，东北籍的知名人士车向忱等民主人士，都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为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历史功绩。
加强在十七路军中的工作和斗争
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西党组织加强了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和工作。中共陕西党组织在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和工作有较长的历史。早在1923年，陕西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人魏野畴就开始同杨虎城接触，向他宣传马列主义。
中共在十七路军中建立地下组织始于1927年初。在十七路军的前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政治处建立的中共支部，是中共在這支部队建立的第一个组织，书记曹力如。西安事变前，在十七路军中建立的秘密党组织有师的军委3个、团的军委3个、营的军委3个、特支2个、总支1个、支部50多个。
西安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张希文、吕剑人、张庚良、汪锋等一批干部为党的特派员或负责人到三十八军中开展工作，使党的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共陕西省委在三十八军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蒙定军为书记，后为郝克勇（范明）负责，统一领导党在三十八军的工作。
从1923年到1946年，中共在十七路军中的工作和斗争，前后持续二十三年，不仅使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而且使这支国民党的旧军队得到改造，大批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成为共产党员，一些高级军官如张汉民、赵寿山等也入了党，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秘书宋绮云也都是共产党员。杨虎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孙蔚如、李兴中等原十七路军主要将领，在全国解放后都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共组织的工作和中共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原十七路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一支劲旅。在抗日战场上，这支部队先后参加了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忻口战役，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多路围攻，坚守中条山两年多，开展了豫北游击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保障了西安和关中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