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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跨文化沟通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失语危机，这与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误读现象密不可分。文化误读虽是哲学、文学、音乐学、戏剧学、翻译学、语言学各人文学科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但误读并不意味着失去。本文从跨文化视域下的沟通、接受、理解等方面，分析多元文化与本体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阐释现当代人文研究中的文化误读、文化失语和文化再生，并结合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及保护问题，对我国传统文化如何自立、如何与他文化交互与共存进行思考。
【关键词】跨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再生；文化失语；误读；重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跨文化沟通是现今社会交流中不可避免的交互方式，也是当代文学、哲学领域经常关注和应用的学术研究领域。这种游离于多元与本体之间的学术视野为我们探究文化本体、文化理解、文化再生、文化理想等问题提供了更多思路和意趣。当然，异文化相遇和碰撞所致的种种接受与误读问题往往也成为了我国跨文化交际中的壁垒。
一、误读与理解
所谓跨文化语境，并不是单纯地指不同文化的相遇或共存，而是指不同文化碰撞发生的重组或交互过程。在这种多向沟通中，文化认同意识成为各文化产生摩擦和变异的主要导引。误读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语言环境不同、文化习俗各异、社会体制更新、审美取向多变以及“期待视野”偏离等，但这些文化误读现象同样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笔者现从个体与整体、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个体与整体的对立
个体，是指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和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的自我认知体系，这种主体的自我意识能够帮助人们确定个人身份、社会地位、文化环境等，同时它还充满多样性和独特性。而整体则是指多个个体共同组成的多元生态环境，也可以认为整体的文化环境是多个个体相互作用的合集。
以文学翻译中产生误读的现象为例，美国新诗运动领袖艾斯拉·庞德在翻译唐诗人王维《送元使安西》一诗时，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翻译为“But you，sir，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首先，从形式上来说，原文的两行译成了三行，失去了我国古诗词的对仗形式美。其次，“西出阳关”在中国文化中是指从军或出使的一种壮举，代表阳关外景色的广袤、遥远之景和人们的向往崇敬之情。而庞德的译文“gates of Go”将这一要塞之门泛化，淡化了“西出阳关”的这种中国古文化的壮美之感。笔者认为，这种误读从微观上说，是由于外国学者对中国古文化内涵的不甚理解，以及对中国地理环境整体把握的不熟悉；而宏观看来，则是作为本体的西方文化，因西方文化个体范围的局限，对世界整体文化中他国文化的难以理解，致使个体与整体交流过程中出现误读现象，体现出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对立关系。
笔者以为，文化的个体与整体关系也可解释为文化的一元与多元关系，个体是整体的组成部分，而整体环境又促进、衍生了更多个体，在这种一元与多元的互动中必然会出现“本我意识”和“他我意识”相互磨合的状况，即碰撞与误读，如图示1。这种误读主要是因为人们面对不同文化时，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即“本我意识”），而是以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异文化（即“他我意识”）。然而，“个体/一元/本我”与“整体/多元/他我”的这种对立关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可理解、可包容的。因为，无论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还是其他多元世界文化，都是整体世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两个个体之间的跨文化解读也好，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跨文化对话也罢，都能在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既明确自身价值又寻到文化认同。
（二）期待与现实的对立
笔者认为，无论是文化误读还是文化认同，均与德国学者姚斯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中的“期待视野”密不可分。“期待视野”是指接受者基于自身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的、关于艺术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作为审美期待的心理基础，“期待視野”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同时也包括人们的直觉能力、承受能力和接受水平等。这种强调以接受者为主体的视角，正是跨文化语境中产生误读的重要因素。
以Yoruba的线条文明以及Polynesians的刺青文化为例。面对这种雕刻艺术，很多人会率先以自己的社会经验及审美趣味（即“期待视野”）为标准，认为这种身体上的雕刻艺术仅仅是一种“行为艺术”，甚至还会将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肤浅地误读为某种“纪念”或者“象征”符号。宋开之也曾说，上海人遇到摩梭人的“婚姻摩梭制”时，就有可能从他们的婚姻制意义中找到自以为相应的解释内容，将“婚姻摩梭制”解释为摩梭人的性解放或“无限制”的性冲动，这种解释可能与被解释者毫不相干，因而就造成了文化的误读。
笔者认为，以上这些误读可以归结为一种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对立。这种误读，源于不同种族之间的思维方式、先验意识以及民族心理等因素。人们总是习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熟悉的知识体系去认识世界，解读异文化，他们原本的视域饱含“期待”，因而决定了他们必然进行“有选择地洞见”，决定了他们对另一种文化如何取舍、如何分析、如何解读，最终这些解释与现实文明统一与否，则是一千个读者眼中的哈姆雷特了。
综上，跨文化视域下的个体与整体之间、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对立，确实是造成文化差异和文化误读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文明的进步，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人们的文化环境及观念意识也不断更迭，误读虽然依旧在发生，但它的流动性和活态性又给这两种对立关系制造了缓冲与统一。因此，这也成为我们当下看待我国传统文化现状的重要切入口之一。 二、误读与重建
在跨文化交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语现象一直是20世纪以来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文化失语主要是因为国人对本文化与他文化的误读，譬如，中国人对自身本土文化知识的欠缺及理解不到位，无法建立对本国文化的身份认同感，产生文化自卑，盲目“崇洋媚外”，最终失去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话语权。面对这种境况，笔者认为，可以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視角以及跨文化戏剧的创作理念中寻求新的传统文化主体意识。
（一）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
艺术人类学是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它涉及文化的深层解释，其研究的真正对象是通过艺术品而再现的文化体公有的感性。目前，我国传统艺术几乎是以静态的形式存在的，是古板的、失去灵魂的。也就是说，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艺术也都是被移植到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是脱离了其社会文化背景的艺术标本。而艺术人类学开辟的新视角则提醒人们关注艺术的文化整体性，关注艺术的演进历史和生存环境，从整体上实现对传统艺术的解读和再现。
显然，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正确解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来说，十分值得借鉴。例如，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定位，很多人将它误读为一种“高雅艺术”，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展演活动来看待，这其实是违背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主旨的。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昆曲不仅仅是束之高阁的舞台艺术，更是活的艺术形式，接近平民生活的艺术形式。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一点，就不会把昆曲局限于狭窄的精英圈内，也不会只将其看作是一种僵化的遗产，努力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为其培养出新的生存空间，真正融入大众，传播于大众。由此推论，我们在用自以为传统的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更应该结合当代社会环境，跳脱固化的局面，以艺术人类学的综合视角解读文化，寻求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环境下的新的再生方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新生”，如此才有可能让其活态传承，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
（二）跨文化戏剧创作理念
20世纪以来，戏剧界出现了许多跨文化交流的成功案例，中国的很多跨文化改编戏剧不断被邀请赴国外演出。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用戏曲的形式来改编外国戏剧，莎士比亚、易卜生和奥尼尔的多部戏剧被改编成京剧、越剧、川剧、曲剧、黄梅戏等不同剧种。例如，易卜生的《心比天高》，被以越剧的形式呈现在中国舞台上，《人民公敌》也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中国被不停地改编、上演。在这些跨文化戏剧表演中，各种中国传统乐器，如大鼓、古筝、笛子等以及乐师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拓展了舞台演出的空间，同时赋予舞台场面以新奇的表演性。何成洲认为，当代西方戏剧的改编是一种借助西方艺术文化对“自我”进行内部审视的行为，外国戏剧的故事框架为我们认识自我和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有助于我们对于自身的文化获得一种批判性认识。
笔者认为，跨文化戏剧创作的精髓在于，不同文化在同一个舞台上交流融合，在碰撞中产生差异和误读。这种互动行为大胆且具有影响力，因而对许多坚持保守传统的人来说很难接受，毕竟以日本为代表的“博物馆式”的传承方式目前已获得诸多文化传承人的认可。但就我国国情来说，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的前期保护工作缺失，当今我们呼吁保护和传承的对象从某些程度上来说已非原貌；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依旧持续。因此，与其固步自封于还原传统艺术的本来面貌，不如站在全球化的视角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播和传承开辟新的土壤，只要在具体的研究和创作中做一些明晰的界定，就不会违背传统文化延续的初衷，中国文化的表演方式才会既被他国接受，又推动自身文化现代性发展。
综上，跨文化戏剧的创作理念代表的是一种流动的、开放的文化传承方式，是符合当前国情的一种文化再生途径，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交流，与艺术人类学研究视角可谓异曲同工。
三、结语
上述可见，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误读、文化失语现象并非不可突破，阐释者对文本或文化的合理误读是实现文化再生和升华的重要途径。通过误读，更加明确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理想重建：应当重视经验的价值，重视文化创意与精神需求，重视人与生命的综合体验。
参考文献：
[1]邹威华.文化宽容与文化误读[J].江西社会科学，2007（5）.
[2]何成洲.易卜生与跨文化戏剧[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0.
[3]何明.艺术人类学的视野[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1）.
[4]宋安妮.从“接受美学”透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6）.
[5]宋开之.略论文化误读[J].河海大学学报，2001（4）.
[6]王志强.跨文化诠释学视角下的跨文化接受：文化认知形式和认知假设[J].德国研究，2008（1）.
[7]方李莉.技艺传承与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J].江南大学学报，2011（3）.
作者简介：张璇（1994-），女，汉族，江苏泰州人，硕士在读，南京艺术学院，研究方向：音乐教育理论。
【关键词】跨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再生；文化失语；误读；重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跨文化沟通是现今社会交流中不可避免的交互方式，也是当代文学、哲学领域经常关注和应用的学术研究领域。这种游离于多元与本体之间的学术视野为我们探究文化本体、文化理解、文化再生、文化理想等问题提供了更多思路和意趣。当然，异文化相遇和碰撞所致的种种接受与误读问题往往也成为了我国跨文化交际中的壁垒。
一、误读与理解
所谓跨文化语境，并不是单纯地指不同文化的相遇或共存，而是指不同文化碰撞发生的重组或交互过程。在这种多向沟通中，文化认同意识成为各文化产生摩擦和变异的主要导引。误读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语言环境不同、文化习俗各异、社会体制更新、审美取向多变以及“期待视野”偏离等，但这些文化误读现象同样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笔者现从个体与整体、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个体与整体的对立
个体，是指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和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的自我认知体系，这种主体的自我意识能够帮助人们确定个人身份、社会地位、文化环境等，同时它还充满多样性和独特性。而整体则是指多个个体共同组成的多元生态环境，也可以认为整体的文化环境是多个个体相互作用的合集。
以文学翻译中产生误读的现象为例，美国新诗运动领袖艾斯拉·庞德在翻译唐诗人王维《送元使安西》一诗时，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翻译为“But you，sir，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首先，从形式上来说，原文的两行译成了三行，失去了我国古诗词的对仗形式美。其次，“西出阳关”在中国文化中是指从军或出使的一种壮举，代表阳关外景色的广袤、遥远之景和人们的向往崇敬之情。而庞德的译文“gates of Go”将这一要塞之门泛化，淡化了“西出阳关”的这种中国古文化的壮美之感。笔者认为，这种误读从微观上说，是由于外国学者对中国古文化内涵的不甚理解，以及对中国地理环境整体把握的不熟悉；而宏观看来，则是作为本体的西方文化，因西方文化个体范围的局限，对世界整体文化中他国文化的难以理解，致使个体与整体交流过程中出现误读现象，体现出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对立关系。
笔者以为，文化的个体与整体关系也可解释为文化的一元与多元关系，个体是整体的组成部分，而整体环境又促进、衍生了更多个体，在这种一元与多元的互动中必然会出现“本我意识”和“他我意识”相互磨合的状况，即碰撞与误读，如图示1。这种误读主要是因为人们面对不同文化时，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即“本我意识”），而是以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异文化（即“他我意识”）。然而，“个体/一元/本我”与“整体/多元/他我”的这种对立关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可理解、可包容的。因为，无论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还是其他多元世界文化，都是整体世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两个个体之间的跨文化解读也好，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跨文化对话也罢，都能在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既明确自身价值又寻到文化认同。
（二）期待与现实的对立
笔者认为，无论是文化误读还是文化认同，均与德国学者姚斯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中的“期待视野”密不可分。“期待视野”是指接受者基于自身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的、关于艺术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作为审美期待的心理基础，“期待視野”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同时也包括人们的直觉能力、承受能力和接受水平等。这种强调以接受者为主体的视角，正是跨文化语境中产生误读的重要因素。
以Yoruba的线条文明以及Polynesians的刺青文化为例。面对这种雕刻艺术，很多人会率先以自己的社会经验及审美趣味（即“期待视野”）为标准，认为这种身体上的雕刻艺术仅仅是一种“行为艺术”，甚至还会将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肤浅地误读为某种“纪念”或者“象征”符号。宋开之也曾说，上海人遇到摩梭人的“婚姻摩梭制”时，就有可能从他们的婚姻制意义中找到自以为相应的解释内容，将“婚姻摩梭制”解释为摩梭人的性解放或“无限制”的性冲动，这种解释可能与被解释者毫不相干，因而就造成了文化的误读。
笔者认为，以上这些误读可以归结为一种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对立。这种误读，源于不同种族之间的思维方式、先验意识以及民族心理等因素。人们总是习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熟悉的知识体系去认识世界，解读异文化，他们原本的视域饱含“期待”，因而决定了他们必然进行“有选择地洞见”，决定了他们对另一种文化如何取舍、如何分析、如何解读，最终这些解释与现实文明统一与否，则是一千个读者眼中的哈姆雷特了。
综上，跨文化视域下的个体与整体之间、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对立，确实是造成文化差异和文化误读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文明的进步，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人们的文化环境及观念意识也不断更迭，误读虽然依旧在发生，但它的流动性和活态性又给这两种对立关系制造了缓冲与统一。因此，这也成为我们当下看待我国传统文化现状的重要切入口之一。 二、误读与重建
在跨文化交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语现象一直是20世纪以来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文化失语主要是因为国人对本文化与他文化的误读，譬如，中国人对自身本土文化知识的欠缺及理解不到位，无法建立对本国文化的身份认同感，产生文化自卑，盲目“崇洋媚外”，最终失去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话语权。面对这种境况，笔者认为，可以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視角以及跨文化戏剧的创作理念中寻求新的传统文化主体意识。
（一）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
艺术人类学是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它涉及文化的深层解释，其研究的真正对象是通过艺术品而再现的文化体公有的感性。目前，我国传统艺术几乎是以静态的形式存在的，是古板的、失去灵魂的。也就是说，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艺术也都是被移植到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是脱离了其社会文化背景的艺术标本。而艺术人类学开辟的新视角则提醒人们关注艺术的文化整体性，关注艺术的演进历史和生存环境，从整体上实现对传统艺术的解读和再现。
显然，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正确解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来说，十分值得借鉴。例如，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定位，很多人将它误读为一种“高雅艺术”，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展演活动来看待，这其实是违背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主旨的。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昆曲不仅仅是束之高阁的舞台艺术，更是活的艺术形式，接近平民生活的艺术形式。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一点，就不会把昆曲局限于狭窄的精英圈内，也不会只将其看作是一种僵化的遗产，努力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为其培养出新的生存空间，真正融入大众，传播于大众。由此推论，我们在用自以为传统的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更应该结合当代社会环境，跳脱固化的局面，以艺术人类学的综合视角解读文化，寻求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环境下的新的再生方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新生”，如此才有可能让其活态传承，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
（二）跨文化戏剧创作理念
20世纪以来，戏剧界出现了许多跨文化交流的成功案例，中国的很多跨文化改编戏剧不断被邀请赴国外演出。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用戏曲的形式来改编外国戏剧，莎士比亚、易卜生和奥尼尔的多部戏剧被改编成京剧、越剧、川剧、曲剧、黄梅戏等不同剧种。例如，易卜生的《心比天高》，被以越剧的形式呈现在中国舞台上，《人民公敌》也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中国被不停地改编、上演。在这些跨文化戏剧表演中，各种中国传统乐器，如大鼓、古筝、笛子等以及乐师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拓展了舞台演出的空间，同时赋予舞台场面以新奇的表演性。何成洲认为，当代西方戏剧的改编是一种借助西方艺术文化对“自我”进行内部审视的行为，外国戏剧的故事框架为我们认识自我和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有助于我们对于自身的文化获得一种批判性认识。
笔者认为，跨文化戏剧创作的精髓在于，不同文化在同一个舞台上交流融合，在碰撞中产生差异和误读。这种互动行为大胆且具有影响力，因而对许多坚持保守传统的人来说很难接受，毕竟以日本为代表的“博物馆式”的传承方式目前已获得诸多文化传承人的认可。但就我国国情来说，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的前期保护工作缺失，当今我们呼吁保护和传承的对象从某些程度上来说已非原貌；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依旧持续。因此，与其固步自封于还原传统艺术的本来面貌，不如站在全球化的视角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播和传承开辟新的土壤，只要在具体的研究和创作中做一些明晰的界定，就不会违背传统文化延续的初衷，中国文化的表演方式才会既被他国接受，又推动自身文化现代性发展。
综上，跨文化戏剧的创作理念代表的是一种流动的、开放的文化传承方式，是符合当前国情的一种文化再生途径，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交流，与艺术人类学研究视角可谓异曲同工。
三、结语
上述可见，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误读、文化失语现象并非不可突破，阐释者对文本或文化的合理误读是实现文化再生和升华的重要途径。通过误读，更加明确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理想重建：应当重视经验的价值，重视文化创意与精神需求，重视人与生命的综合体验。
参考文献：
[1]邹威华.文化宽容与文化误读[J].江西社会科学，2007（5）.
[2]何成洲.易卜生与跨文化戏剧[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0.
[3]何明.艺术人类学的视野[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1）.
[4]宋安妮.从“接受美学”透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6）.
[5]宋开之.略论文化误读[J].河海大学学报，2001（4）.
[6]王志强.跨文化诠释学视角下的跨文化接受：文化认知形式和认知假设[J].德国研究，2008（1）.
[7]方李莉.技艺传承与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J].江南大学学报，2011（3）.
作者简介：张璇（1994-），女，汉族，江苏泰州人，硕士在读，南京艺术学院，研究方向：音乐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