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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取得突出成效
多名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清华大学教授刘建国表示，北京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条件下推进垃圾分类，成绩有目共睹，体现了首都人民和政府部门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也充分证明了我国体制特有的组织力、动员力和执行力优势。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认为，北京市垃圾分类取得了巨大成果，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台湾地区实施垃圾分类18年，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是1600吨，德国实施垃圾分类30年，刚分出来十分之一，而北京市实施垃圾分类4个月，日均分出量就达到了3700余吨，成果显著。
朝阳区区长助理冯文指出，北京市以家庭厨余分出率作为垃圾分类成效的重要指标，在倒逼社区发动、桶站建设、桶前值守、源头减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数据指标看，北京市厨余垃圾分出量和分出率已接近上海水平，下一步要以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作为主要指标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北京环卫集团副总经理陈永生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分析了全市垃圾分类工作。北京环卫集团前端参与的630个小区、51.5万户居民，日均分出厨余垃圾300多吨、可回收物约8吨，与条例实施前相比，分出量分别增加了172%和26.3%，垃圾分类的居民参与度比较高。在后端处理方面，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能力目前能够满足全市生活垃圾整体要求，董村、南宫堆肥处理厂运行较好，已经向园林部门提供堆肥肥料3000多吨。
二、“北京模式”具有科学性、包容性、系统性
北京市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城市，也是最早启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城市，在推进垃圾分类方面既有探索实践，也有经验教训。此次围绕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新目标新要求，北京市在以往工作基础上，主动对标国际一流城市，探索形成了具有鲜明北京特点的垃圾分类新模式。主要体现在科学性、包容性、系统性等方面。
（一）方法模式更加科学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北京市垃圾分类的突出特点是科学性。北京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的理念，在类别设置、系统建设、容错机制、“两桶一袋”、与社区防控有机结合等各个方面均体现了科学性，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为全国树立了标杆。
刘建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加强科学管理”，后来又几次批示要求“强化科技支撑”，都是有针对性的。他认为，北京垃圾分類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形成自己的特色，彰显首都气派，为全国树立了标杆，给社会增添了信心。
徐海云认为，北京市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类别区分比湿垃圾、干垃圾的概念更科学，这对全国是很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宏山从全国角度看垃圾分类工作，认为北京和上海走在全国的前列，而北京有自己的突出特点。一是分类标准比较科学，没有引起社会过大的争议;二是治理手段刚柔相济，社会的冲突比较小;三是垃圾分类基本面大。北京地区的中央及国家机关、部队、企业等比较集中，在中央及国家机关、部队和企业中同步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在全国范围内是风向标，对整个社会有放大效应，影响深远。
冯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6月3日对垃圾分类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了实施垃圾分类的“三个意义”和“三个关键”。“三个意义”是指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现。“三个关键”，分别是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和推动习惯养成。这三个关键和三个意义是分别对应的，由此可以总结出“三个模式”，分别是全社会治理、全分类体系和全产业链条，也对应了人的因素、物的因素、人和物互动的因素。
一是全社会治理，主要指社会文明建设，要做到全社会治理，最关键的就是要促进人民群众的习惯养成。二是全分类体系，主要指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的分类体系，要实现全分类体系，必须要加强科学管理。三是全产业链条，要打通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之间的全产业链条，实现“两网融合”，这涉及垃圾分类本质的规律，可以帮助形成长效机制。
（二）容错机制体现包容
北京市在新修订的条例实施之初，就确立了坚持服务导向、以人为本、从服务端发力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工作要有包容性，尽量不给群众添麻烦、不增加垃圾分类门槛障碍。在撤桶并站、定时定点、破袋投放、个人信用监管等方面不设置强制性要求，重在鼓励引导、宣传发动、协商共治。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进行试点和探索，但必须提前征求群众意见，通过社区议事会协商确定。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规定了市民不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应当承担的责任，但也明确提出，此类行为先由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进行劝阻，对拒不听从劝阻的，应当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反规定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同时还规定，自愿参加生活垃圾分类等社区服务活动的，可以不予处罚。充分体现了惩教并举、教育在先的原则，以教育和引导为主，不以处罚为目的。
刘建国表示，北京市建立了容错机制，允许少数厨余垃圾进入到其他垃圾，给全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徐海云认为，要承认人之间的差异存在，对于真正有意愿自觉垃圾分类的给予肯定和表彰，对于少数暂时不愿意分的，也应允许存在，逐步进行改进。
（三）体系链条贯通始终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建立健全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系统链条，完善相关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实现各环节无缝对接，形成闭环。
在设施建设方面，刘建国认为，目前北京市厨余垃圾设施处理能力基本够用，但技术水平较低，需要进行深度的技术改造和提升。陈永生表示，北京要对现有垃圾末端处理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具体而言，董村、南宫两个堆肥场，原先是针对混合垃圾设计的，现在原料变成厨余垃圾，含水量、含油量提高，松散性、孔隙率和透气性等方面都存在问题，需要进行深度的技术改造和综合提升。同时，要加快建设各区垃圾分拣中心，完善居住小区桶站布局。徐海云建议，要解决堆肥产品再利用难的问题，需要统筹有机肥资源利用，加快堆肥设施提升改造，加强与园林垃圾、农业废弃物等有机废物的协同利用。 在运行管理方面，陈永生提出，北京市抓住社区这个基础，补齐社区分类收集、分类暂存、分类运输的短板，有利于推进精细化管理。有条件的小区，优先采取“桶车直运、定时定点”方式收運厨余垃圾，提高运输的及时性。胡同内等地域狭小、不利于厨余垃圾车辆作业的，可以通过垃圾楼二次转运。
三、深化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建议与对策
（一）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针对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各位与会专家各抒己见，提出建议。大家普遍认为，垃圾分类要讲求实事求是，并不是分的越多越好。
刘建国认为，从系统优化的角度讲，生活垃圾的各个分类不是越多越好，过犹不及，需要明确一个拐点。比如，可回收物就不是分的越多越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徐海云认为，北京市要充分研究厨余垃圾作为肥料，究竟需要多少，要统筹有机肥资源化利用。目前我国有害垃圾分类是短板，需要优化有害垃圾分类处置，尽可能减少有害垃圾混装。
（二）要动态调整考核指标
为了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应建立更加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刘建国认为，北京市垃圾分类尚在起步阶段，将厨余垃圾分出率作为重要指标是完全正确的。目前垃圾分类“量”的任务已经阶段性完成，下一步要向“质”的外延扩张，要抓内涵式发展，注重质量，逐步把工作重点向可回收物规范管理上转移。
冯文表示，目前垃圾分类面临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需要从规范化、细致化、体系化等方面着力，建议对厨余垃圾设置达标线，增设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的指标定义看，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都是可以资源化利用的，将两者结合起来考核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比较全面。
杨宏山认为，针对基层内驱力问题，要完善绩效考核的办法，指标设置要紧密结合工作需求，要具体化，哪项工作需要加强就围绕那项工作设置，做到动态调整。
（三）要持续推进“两网融合”
北京市正在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两网融合”的新模式。
刘建国建议，北京市加速推进“两网融合”，促进再生资源回收产业转型升级。
冯文认为，建立垃圾分类全产业链条的关键是打通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之间的壁垒，“两网融合”有利于形成长效机制。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永刚认为，目前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再生资源回收设施经营用地难落实，再生资源企业备案流程需要进一步明确和优化，缺乏统一的低值可回收物标准，回收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比较严重，行业税收标准仍然待确定等。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一是充分考虑再生资源公共服务特性和公益属性，研究探索将再生资源体系纳入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各区至少应该建设一到两家综合性的分拣中心。二是制定出台相关备案管理的规范性文件，解决再生资源回收产业低、小、散的问题。三是针对大量的低值可回收物问题，建议市区层面出台回收补贴标准。探索试点特许经营方式，通过规模效应提升效能，反哺垃圾分类成本支出。四是加大对违法经营的执法力度，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要算清经济账、效益账
完善各类基础设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保障。
刘建国认为，要算清垃圾分类的经济账、效益账，科学核算垃圾分类全产业链成本投入，保障垃圾分类体系相应的经费需求。
陈永生表示，要结合实际，提升末端处理设施单价，落实垃圾减量补贴等相关政策。
潘永刚认为，要研究桶前值守的可持续性，探索建立生活垃圾分类计价、计量收费的工作机制。
冯文从加强全产业链成本测算的角度提出了具体建议：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计价、按量计费;加强再生资源利用，扩大规模效应，通过再生资源市场的利润反哺垃圾分类;按照生产者责任制延伸的原则，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建立税制，让各种产品中包含回收和治理成本。
（五）要深化党建引领社区动员工作
垃圾分类要形成习惯，化为风尚，离不开市民的自觉参与和长效坚持。
杨宏山认为，要强化党建引领，抓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垃圾分类，在全社会形成示范效应。要抓住社区这个基础，针对社区垃圾分类情况，有计划地推进精细化管理，促进物业企业、业委会、驻区单位、居民和家庭等五方协同，形成联动机制。
刘建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垃圾分类工作也是社会治理工作的一种。垃圾分类重点是做人的、社区的工作，而不是垃圾的工作。
冯文认为，全社会动员的关键，就是促进群众的习惯养成。除了个人习惯的养成以外，也要推进协同合作。
陈永生认为，要落实各方责任，实现协同合作，遵循政府引导、物业负责、企业参与的原则，同时与街道和物业公司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六）要发挥科技赋能、精细管理优势作用
与会各位专家均认为，科技支撑是实行垃圾分类的强大推力。为更好辅助政府决策，专家委员会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刘建国建议，为强化垃圾分类数据流、信息流、物资流的全过程监管，应发挥北京信息产业优势，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建立垃圾分类信息化、智慧化管理平台，实施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李娟 整理）
（责任编辑：张斌）
多名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清华大学教授刘建国表示，北京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条件下推进垃圾分类，成绩有目共睹，体现了首都人民和政府部门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也充分证明了我国体制特有的组织力、动员力和执行力优势。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认为，北京市垃圾分类取得了巨大成果，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台湾地区实施垃圾分类18年，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是1600吨，德国实施垃圾分类30年，刚分出来十分之一，而北京市实施垃圾分类4个月，日均分出量就达到了3700余吨，成果显著。
朝阳区区长助理冯文指出，北京市以家庭厨余分出率作为垃圾分类成效的重要指标，在倒逼社区发动、桶站建设、桶前值守、源头减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数据指标看，北京市厨余垃圾分出量和分出率已接近上海水平，下一步要以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作为主要指标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北京环卫集团副总经理陈永生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分析了全市垃圾分类工作。北京环卫集团前端参与的630个小区、51.5万户居民，日均分出厨余垃圾300多吨、可回收物约8吨，与条例实施前相比，分出量分别增加了172%和26.3%，垃圾分类的居民参与度比较高。在后端处理方面，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能力目前能够满足全市生活垃圾整体要求，董村、南宫堆肥处理厂运行较好，已经向园林部门提供堆肥肥料3000多吨。
二、“北京模式”具有科学性、包容性、系统性
北京市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城市，也是最早启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城市，在推进垃圾分类方面既有探索实践，也有经验教训。此次围绕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新目标新要求，北京市在以往工作基础上，主动对标国际一流城市，探索形成了具有鲜明北京特点的垃圾分类新模式。主要体现在科学性、包容性、系统性等方面。
（一）方法模式更加科学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北京市垃圾分类的突出特点是科学性。北京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的理念，在类别设置、系统建设、容错机制、“两桶一袋”、与社区防控有机结合等各个方面均体现了科学性，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为全国树立了标杆。
刘建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加强科学管理”，后来又几次批示要求“强化科技支撑”，都是有针对性的。他认为，北京垃圾分類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形成自己的特色，彰显首都气派，为全国树立了标杆，给社会增添了信心。
徐海云认为，北京市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类别区分比湿垃圾、干垃圾的概念更科学，这对全国是很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宏山从全国角度看垃圾分类工作，认为北京和上海走在全国的前列，而北京有自己的突出特点。一是分类标准比较科学，没有引起社会过大的争议;二是治理手段刚柔相济，社会的冲突比较小;三是垃圾分类基本面大。北京地区的中央及国家机关、部队、企业等比较集中，在中央及国家机关、部队和企业中同步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在全国范围内是风向标，对整个社会有放大效应，影响深远。
冯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6月3日对垃圾分类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了实施垃圾分类的“三个意义”和“三个关键”。“三个意义”是指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现。“三个关键”，分别是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和推动习惯养成。这三个关键和三个意义是分别对应的，由此可以总结出“三个模式”，分别是全社会治理、全分类体系和全产业链条，也对应了人的因素、物的因素、人和物互动的因素。
一是全社会治理，主要指社会文明建设，要做到全社会治理，最关键的就是要促进人民群众的习惯养成。二是全分类体系，主要指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的分类体系，要实现全分类体系，必须要加强科学管理。三是全产业链条，要打通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之间的全产业链条，实现“两网融合”，这涉及垃圾分类本质的规律，可以帮助形成长效机制。
（二）容错机制体现包容
北京市在新修订的条例实施之初，就确立了坚持服务导向、以人为本、从服务端发力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工作要有包容性，尽量不给群众添麻烦、不增加垃圾分类门槛障碍。在撤桶并站、定时定点、破袋投放、个人信用监管等方面不设置强制性要求，重在鼓励引导、宣传发动、协商共治。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进行试点和探索，但必须提前征求群众意见，通过社区议事会协商确定。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规定了市民不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应当承担的责任，但也明确提出，此类行为先由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进行劝阻，对拒不听从劝阻的，应当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反规定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同时还规定，自愿参加生活垃圾分类等社区服务活动的，可以不予处罚。充分体现了惩教并举、教育在先的原则，以教育和引导为主，不以处罚为目的。
刘建国表示，北京市建立了容错机制，允许少数厨余垃圾进入到其他垃圾，给全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徐海云认为，要承认人之间的差异存在，对于真正有意愿自觉垃圾分类的给予肯定和表彰，对于少数暂时不愿意分的，也应允许存在，逐步进行改进。
（三）体系链条贯通始终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建立健全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系统链条，完善相关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实现各环节无缝对接，形成闭环。
在设施建设方面，刘建国认为，目前北京市厨余垃圾设施处理能力基本够用，但技术水平较低，需要进行深度的技术改造和提升。陈永生表示，北京要对现有垃圾末端处理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具体而言，董村、南宫两个堆肥场，原先是针对混合垃圾设计的，现在原料变成厨余垃圾，含水量、含油量提高，松散性、孔隙率和透气性等方面都存在问题，需要进行深度的技术改造和综合提升。同时，要加快建设各区垃圾分拣中心，完善居住小区桶站布局。徐海云建议，要解决堆肥产品再利用难的问题，需要统筹有机肥资源利用，加快堆肥设施提升改造，加强与园林垃圾、农业废弃物等有机废物的协同利用。 在运行管理方面，陈永生提出，北京市抓住社区这个基础，补齐社区分类收集、分类暂存、分类运输的短板，有利于推进精细化管理。有条件的小区，优先采取“桶车直运、定时定点”方式收運厨余垃圾，提高运输的及时性。胡同内等地域狭小、不利于厨余垃圾车辆作业的，可以通过垃圾楼二次转运。
三、深化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建议与对策
（一）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针对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各位与会专家各抒己见，提出建议。大家普遍认为，垃圾分类要讲求实事求是，并不是分的越多越好。
刘建国认为，从系统优化的角度讲，生活垃圾的各个分类不是越多越好，过犹不及，需要明确一个拐点。比如，可回收物就不是分的越多越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徐海云认为，北京市要充分研究厨余垃圾作为肥料，究竟需要多少，要统筹有机肥资源化利用。目前我国有害垃圾分类是短板，需要优化有害垃圾分类处置，尽可能减少有害垃圾混装。
（二）要动态调整考核指标
为了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应建立更加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刘建国认为，北京市垃圾分类尚在起步阶段，将厨余垃圾分出率作为重要指标是完全正确的。目前垃圾分类“量”的任务已经阶段性完成，下一步要向“质”的外延扩张，要抓内涵式发展，注重质量，逐步把工作重点向可回收物规范管理上转移。
冯文表示，目前垃圾分类面临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需要从规范化、细致化、体系化等方面着力，建议对厨余垃圾设置达标线，增设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的指标定义看，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都是可以资源化利用的，将两者结合起来考核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比较全面。
杨宏山认为，针对基层内驱力问题，要完善绩效考核的办法，指标设置要紧密结合工作需求，要具体化，哪项工作需要加强就围绕那项工作设置，做到动态调整。
（三）要持续推进“两网融合”
北京市正在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两网融合”的新模式。
刘建国建议，北京市加速推进“两网融合”，促进再生资源回收产业转型升级。
冯文认为，建立垃圾分类全产业链条的关键是打通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之间的壁垒，“两网融合”有利于形成长效机制。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永刚认为，目前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再生资源回收设施经营用地难落实，再生资源企业备案流程需要进一步明确和优化，缺乏统一的低值可回收物标准，回收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比较严重，行业税收标准仍然待确定等。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一是充分考虑再生资源公共服务特性和公益属性，研究探索将再生资源体系纳入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各区至少应该建设一到两家综合性的分拣中心。二是制定出台相关备案管理的规范性文件，解决再生资源回收产业低、小、散的问题。三是针对大量的低值可回收物问题，建议市区层面出台回收补贴标准。探索试点特许经营方式，通过规模效应提升效能，反哺垃圾分类成本支出。四是加大对违法经营的执法力度，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要算清经济账、效益账
完善各类基础设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保障。
刘建国认为，要算清垃圾分类的经济账、效益账，科学核算垃圾分类全产业链成本投入，保障垃圾分类体系相应的经费需求。
陈永生表示，要结合实际，提升末端处理设施单价，落实垃圾减量补贴等相关政策。
潘永刚认为，要研究桶前值守的可持续性，探索建立生活垃圾分类计价、计量收费的工作机制。
冯文从加强全产业链成本测算的角度提出了具体建议：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计价、按量计费;加强再生资源利用，扩大规模效应，通过再生资源市场的利润反哺垃圾分类;按照生产者责任制延伸的原则，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建立税制，让各种产品中包含回收和治理成本。
（五）要深化党建引领社区动员工作
垃圾分类要形成习惯，化为风尚，离不开市民的自觉参与和长效坚持。
杨宏山认为，要强化党建引领，抓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垃圾分类，在全社会形成示范效应。要抓住社区这个基础，针对社区垃圾分类情况，有计划地推进精细化管理，促进物业企业、业委会、驻区单位、居民和家庭等五方协同，形成联动机制。
刘建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垃圾分类工作也是社会治理工作的一种。垃圾分类重点是做人的、社区的工作，而不是垃圾的工作。
冯文认为，全社会动员的关键，就是促进群众的习惯养成。除了个人习惯的养成以外，也要推进协同合作。
陈永生认为，要落实各方责任，实现协同合作，遵循政府引导、物业负责、企业参与的原则，同时与街道和物业公司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六）要发挥科技赋能、精细管理优势作用
与会各位专家均认为，科技支撑是实行垃圾分类的强大推力。为更好辅助政府决策，专家委员会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刘建国建议，为强化垃圾分类数据流、信息流、物资流的全过程监管，应发挥北京信息产业优势，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建立垃圾分类信息化、智慧化管理平台，实施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李娟 整理）
（责任编辑：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