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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饽饽”一词古已有之,旧时长安称“毕罗”。
我老家管干粮叫饽饽,不管是白面烙饼、馒头,还是棒子面窝头饼子,包括火烧、黏糕,凡是粮食做成便于携带的都算。
蠡县的饽饽什么来历,我不清楚。满族人多称饽饽,我家北院的邻居祖上是旗人,跑马占圈来到蠡县,据知情人讲,“文革”时证明他们身份的旗子被烧毁了。登记民族,改写为汉族,成分多是地主或富农。有的人家房子与俗常人家无异,青砖,平顶;有的是逼仄的四合院,带着雕花的小门楼。吃喝和我家一样,也是棒子面饽饽居多。
我家把熘山药当饽饽,岫姨家也是。她家在我家东边,隔着两户人家。岫姨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跳楼死了,她们住在娘舅家两间西屋里,妈妈是个裁缝。过年或者娶亲时,人们会说到楼里去“砸衣裳”,老辈人说她家原来有二层小楼。岫姨家曾把萝卜丸子当饽饽,半屉冒着热气的萝卜丸子,勾得人馋虫都要跳出来。一家四口一个丸子一口粥,细嚼慢咽,几乎没声音,是有教养的人家。“文革”后落实政策,她的大姐成了一名工人。岫姨的舅舅家,就是隐瞒身份的满族人家。
格致写《皇帝的乡愁》,一个章节里写着椴树叶饽饽,这是六月六虫王节的食品,也是贡品。实际上,在东北椴树叶饽饽并不是稀罕物,糯米或大黃米包豆沙馅,椴树叶擦上油,对折,蒸熟即可。她说,没有椴树叶饽饽,整个夏天会淡而无味。椴树叶饽饽是离乡背井人的念想,也是清朝皇帝的乡愁解药。
满族人说的饽饽也指点心,饺子叫煮饽饽。除了清帝国,再没有哪个国家把面食当国宴。大内单有饽饽房,祭祀大典时,上好的白面、白糖、奶油等制成各式饽饽,每桌三到二十一层,最多的一层有二百多个。礼毕,这些饽饽被做成酱,供皇宫食用。除去椴树叶饽饽,慈禧爱吃的还有栗子面窝头、豌豆黄……五月节,满族人祭祀时用的是时令供品玫瑰饼(五毒饼)。
满族人最正宗的饽饽是黏糕,人神共享,这也是他们渔猎生活与攻城略地时的干粮。他们跋山涉水,耐饥耐寒。在清朝,饽饽具有无上的地位。最高级的是奶饽饽,用料考究,有牛奶、奶油、奶豆腐。
老百姓家的饽饽,当然不像宫廷那么讲究,普通干粮居多,河南陕西称馍。更西北的新疆,有《诗经》记载的馕,“乃裹糇粮,于橐于囊”。
锅盔曾是军粮,也是行走西域必备的干粮。陕西民风剽悍,听说在乾州有一种锅盔,直径三尺多,厚达四寸,可称饼中之王。锅盔的特点是干硬、耐嚼、耐饥,适合远行携带。我曾在古城西安买过石子饼,带着花椒的嫩叶子,满嘴香。
北京丰泽园有三样好吃头:银丝卷、烤馒头,再有就是杠头,山东的杠子馒头是也。这种馒头有嚼劲儿,香甜,是戗面的。王祥夫先生第一次吃杠子馒头,累得腮帮子疼。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家乡最常见的是贴饼子,贴饼子熬小鱼是上好饭食。尤其饼子被母亲启开,趁热在饼饹馇和饼相连处放一筷子头大油,能香死人。
河间府有句话叫“好大包子好大面”。牛肉馅包子,一咬一口油。我相信,盗御马的窦尔敦就是吃包子长大的。这样的包子,豪气,是滋养义士的好东西。
少年时光里,我的胃里棒子面饽饽多,饺子、黏糕、粽子、花糕,一般都只在年节时才有,是贫寒生活的盼头。
二
新冠肺炎来袭,被封闭在家中,过春节备的饽饽吃完了,我发面蒸花饽饽。揉好的馒头坯子剪出刺,点上花椒籽,就成了刺猬;小块面团剪出长长的耳朵,头部左右安上两颗红小豆,剪一个嘴巴,就是小兔子。如果没有疫情,还真不知道对于面食,我居然有无师自通的天赋。小时候过年,母亲会使出十八般武艺,煎豆腐、炸丸子,还要摊耨耨(音,有的地方叫饼折),蒸花糕、黏窝窝、豆包。我是烧火丫头。
母亲没更多工夫把红小豆弄成澄沙,我家的豆包,石榴一样满是开花的红豆粒。蒸花糕的红枣,是一颗一颗挑出来的,一层面一层枣,取步步高升之意。再忙,母亲也会蒸花饽饽。初五后的馒头已掺了棒子面,用硫磺熏得白白的,壮门面。
蒸百岁不能掺棒子面。百岁取长命百岁之意,与面做的寿桃意义相似。百岁用于小孩十二晌或者满月,寿桃用于给老年人祝寿。
婷姐的女儿十二晌,我们坐铺着褥子的牛车,拉着一圆笸箩百岁,走了六里地,跨了一个县界。百岁,就是大个儿馒头。此刻,这些百岁个个顶着红胭脂,担负着使命,只有孩子十二晌或者满月时,亲戚家才蒸,里面包着红枣,没有红枣就包两粒花生米。这五十个大百岁,一半归婷姐家,一半归我家。分几个给左邻右舍,家家都稀罕。
不知道从谁家开始,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隆重的百岁变成了面包,而后又变成了钱币。
在老家,过年除了饺子,就是大锅菜了。大锅菜最好的配伍,当然是白面卷子(方馒头)。一般红白喜事,也是卷子熬菜,只是喜事的熬菜讲究些,肉多豆腐多,也稠。白事上,稀汤寡水,也没人计较,都理解。卷子就成了顶门面的东西。
如今,不再有卷子的说法,不管半圆还是方的一律叫馒头,就像南方管豆包包子都叫馒头一样。
母亲不识几个字,读书时正逢吃大食堂,姥爷在外地工作,姥姥劳累过度得了哮喘。母亲扔下书包,跟着生产队干活,拾山药、采野菜、捋稗子籽,帮姥姥度过了饥荒年。我上初中的时候,蠡县的腈纶加工很兴旺,母亲跟着潴龙河北的人背着腈纶线腈纶毛衣跑遍了半个中国,云南贵州四川湖南,也到过东三省。同去的人有时候赔钱,母亲多少也会有点盈余。有一次听她们说话,有的人在多雨的江南住旅馆吃烧鸡,母亲则揣着几个烧饼馒头披着塑料布上路。一个不识字的平原人,每天冒着冷雨,钻到山沟里。每次吃烧饼,就会想起风雨中山路上负重独行的母亲。
烧饼,是饽饽里的贵族,说其贵,可以想象《水浒传》或者瓦岗寨中的草莽英雄。石家庄有一种缸炉烧饼,我同事爱不够。我更倾向于油酥烧饼,层层酥,香得不得了,如果配上小米粥和炒枸杞芽,是春天里的好味道。
棒子面饼配煎小鱼,或者卷开春的小葱,是吃鲜呢,不亚于河豚和松茸。 初到石家庄很吃惊,街头的烙饼师傅左手端着搪瓷茶缸,里边竟然是油,右手的刷子在茶缸里蘸过,再在饼铛上刷,先是大圈小圈,然后没规则地横竖交叉,香气四溢。老家烙饼从不在外面刷油。
那个冬天,父母在外地,姥姥来做伴,不知道鸡鸣几遍姥姥就叫醒我,让我烙白面饼当午饭。我欣喜。可是擀这张饼,急出了一身汗,擀出一寸缩回半寸,硬得像皮条。黑灯瞎火,饼还半生不熟。
揣着张半边煳半边生的热乎饼,一路小跑到学校大门,上课钟声已响。饼折了,也凉了,像两块不规则的石板。
三
我记事时村里已没有了寺院。老辈人在年节还是要上供的,没有神像,哪怕是对着月亮,对着神龛也要虔诚跪下去,不仅是为了祈求,更是感恩。那年中秋,谷子地里,月亮明晃晃地照着,谷穗像收纳了月光,闪着晶莹的光,地头的谷穗袋子堆了一垛。我的父亲好像不知道累和饿,一袋子一袋子的谷穗,从谷秸子挪到地头。谷穗扦完了,父亲没有急着拉车回家,而是把手绢在地上铺开,把卷子和月饼平放在上面,东南西北各拜了一次,口中念念有词。父亲在跪谢上天的恩赐。这与我在寺院吃素斋时的场景,相同又有不同。
《悯农》大家都耳熟能详,真正体恤粮食的有多少人?
乡医院宋医生经常给我讲老世界的事。他说胖墩娘吃杏核死了,药房里的山药、山楂、车前子,甚至干姜,都被人们吃了。宋医生说,奇怪,那时候没有闹胃病的。
父亲有张照片,留着三七分头,中山装上衣兜插着一支钢笔,眼里闪着青春神采,那年他二十岁。几年的北京生活之后,父亲已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城市青年。我曾问他理发多少钱。理发一元,月工资八元。简单的算术题。爷爷去世,一家子人等着吃饭,八元钱实在不够,父亲卷铺盖卷从北京回到了农村。
过年,父亲买了十斤面蒸饽饽。奶奶蒸一锅,叔叔姑姑们吃一锅,十斤面蒸完,没有留下一个。一家人怎么难过,这个年怎么过的,我不敢问。
连云港的木集兄说,饽饽叫窝窝头,玉米面做的,粗粝磨牙,十分难吃。他的母亲每次吃都说有一股玉米香,他们很难理解。陕西叫馍馍,黄米馍馍,里面包豆沙,是当地的主食,用发酵的方法处理一下玉米,玉米面就显得绵软,可是外地人不懂其中奥妙。
表弟家嫁姑娘,熬干白菜配窝头。小小的窝头人见人爱,一把能抓四五个,黄澄澄的窝头上有碧绿的葡萄干和红枣丁,咬一口甜津津的。一笸箩窝头一下子见了底。眼下粗粮饽饽更让人爱。
饽饽从历史中一路走来,路径好像是个圆,从粗粮到细粮,再从细粮回到粗粮。款式和名称也五花八门,万变不离其宗,充饥是核心。现代社会,温饱不成问题,人们更追求食品的原生味道。花饽饽多作为一种文化展示,而花饽饽非麦面莫属。
周朝之后,麥子才多了起来,新麦祭祀宗庙,国君品尝叫“告麦”。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犹豫着要不要以馒头、烙饼、饼子、烧饼各自为章,想来想去觉得没法分清楚。这些饽饽都是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呢。譬如烧饼,黄桥烧饼、周村烧饼、武大郎烧饼、赵县烧饼、丰县烧饼,等等等等,他们是分家单过的烧饼兄弟。在丰县,小儿种牛痘七天后,姥姥须带烧饼等物前去看望,俗称“揭疙瘩”。此等风俗比比皆是。关于烧饼,有班超自西域带来之说。在凉州也有满族饽饽,为满族人戍边带来。
在蠡县则没有烧饼的叫法,火烧是大名。如果非要给烧饼、火烧各自验明正身,只能说,烧饼穿着芝麻外衣,火烧是素袍,本色。
历史上曾有多次民族迁徙。烧饼和众多的饽饽走在或逃亡、或迁徙、或征战、或贸易的路上,也因此遍地开花。
《露从今夜白》的作者说,最喜北人的馒头和辣糊汤,北地盛产小麦,面粉之优远为南方不及。风物所钟,北人面食香且筋道,花样又繁复,令人不念大米而起乡愁。
广州的文友张治龙参观叶帅生平展,看到一只粗陶碗盛着两个饽饽。出生在梅州客家的叶帅,戎马半生,何时何地爱上了北方的饽饽?是在战火纷飞的疆场,与战友分享过饽饽,才爱上的?还是本就是客家人在数代迁徙中自行带到梅州的日常食品?
饽饽在北方人的食谱中举足轻重,生有百岁祝福,去有花饽饽等送行。终其一生,走不出饽饽的福泽。黄河以北有着无垠的麦田,金灿灿的麦子成就了燕赵威名。家乡曾有孟尝君庙,我记事时,孟尝村一寺皆无,我常常想,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他的疏财仗义彪炳史书,家乡人为其立庙,肯定有常年的香火及时鲜,花饽饽也是不可少的。至于代代相传的花饽饽,我倾向于认为是祖先们自山西大槐树东迁时带来的手艺,毕竟山西在面食史上独领风骚。
在河北,风萧萧兮易水寒,有荆轲、樊於期、高渐离等燕赵风骨,为千古之绝唱。我想,离别的宴席上肯定是有饽饽的,远行的行囊里,也有。
责任编辑:沙爽
“饽饽”一词古已有之,旧时长安称“毕罗”。
我老家管干粮叫饽饽,不管是白面烙饼、馒头,还是棒子面窝头饼子,包括火烧、黏糕,凡是粮食做成便于携带的都算。
蠡县的饽饽什么来历,我不清楚。满族人多称饽饽,我家北院的邻居祖上是旗人,跑马占圈来到蠡县,据知情人讲,“文革”时证明他们身份的旗子被烧毁了。登记民族,改写为汉族,成分多是地主或富农。有的人家房子与俗常人家无异,青砖,平顶;有的是逼仄的四合院,带着雕花的小门楼。吃喝和我家一样,也是棒子面饽饽居多。
我家把熘山药当饽饽,岫姨家也是。她家在我家东边,隔着两户人家。岫姨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跳楼死了,她们住在娘舅家两间西屋里,妈妈是个裁缝。过年或者娶亲时,人们会说到楼里去“砸衣裳”,老辈人说她家原来有二层小楼。岫姨家曾把萝卜丸子当饽饽,半屉冒着热气的萝卜丸子,勾得人馋虫都要跳出来。一家四口一个丸子一口粥,细嚼慢咽,几乎没声音,是有教养的人家。“文革”后落实政策,她的大姐成了一名工人。岫姨的舅舅家,就是隐瞒身份的满族人家。
格致写《皇帝的乡愁》,一个章节里写着椴树叶饽饽,这是六月六虫王节的食品,也是贡品。实际上,在东北椴树叶饽饽并不是稀罕物,糯米或大黃米包豆沙馅,椴树叶擦上油,对折,蒸熟即可。她说,没有椴树叶饽饽,整个夏天会淡而无味。椴树叶饽饽是离乡背井人的念想,也是清朝皇帝的乡愁解药。
满族人说的饽饽也指点心,饺子叫煮饽饽。除了清帝国,再没有哪个国家把面食当国宴。大内单有饽饽房,祭祀大典时,上好的白面、白糖、奶油等制成各式饽饽,每桌三到二十一层,最多的一层有二百多个。礼毕,这些饽饽被做成酱,供皇宫食用。除去椴树叶饽饽,慈禧爱吃的还有栗子面窝头、豌豆黄……五月节,满族人祭祀时用的是时令供品玫瑰饼(五毒饼)。
满族人最正宗的饽饽是黏糕,人神共享,这也是他们渔猎生活与攻城略地时的干粮。他们跋山涉水,耐饥耐寒。在清朝,饽饽具有无上的地位。最高级的是奶饽饽,用料考究,有牛奶、奶油、奶豆腐。
老百姓家的饽饽,当然不像宫廷那么讲究,普通干粮居多,河南陕西称馍。更西北的新疆,有《诗经》记载的馕,“乃裹糇粮,于橐于囊”。
锅盔曾是军粮,也是行走西域必备的干粮。陕西民风剽悍,听说在乾州有一种锅盔,直径三尺多,厚达四寸,可称饼中之王。锅盔的特点是干硬、耐嚼、耐饥,适合远行携带。我曾在古城西安买过石子饼,带着花椒的嫩叶子,满嘴香。
北京丰泽园有三样好吃头:银丝卷、烤馒头,再有就是杠头,山东的杠子馒头是也。这种馒头有嚼劲儿,香甜,是戗面的。王祥夫先生第一次吃杠子馒头,累得腮帮子疼。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家乡最常见的是贴饼子,贴饼子熬小鱼是上好饭食。尤其饼子被母亲启开,趁热在饼饹馇和饼相连处放一筷子头大油,能香死人。
河间府有句话叫“好大包子好大面”。牛肉馅包子,一咬一口油。我相信,盗御马的窦尔敦就是吃包子长大的。这样的包子,豪气,是滋养义士的好东西。
少年时光里,我的胃里棒子面饽饽多,饺子、黏糕、粽子、花糕,一般都只在年节时才有,是贫寒生活的盼头。
二
新冠肺炎来袭,被封闭在家中,过春节备的饽饽吃完了,我发面蒸花饽饽。揉好的馒头坯子剪出刺,点上花椒籽,就成了刺猬;小块面团剪出长长的耳朵,头部左右安上两颗红小豆,剪一个嘴巴,就是小兔子。如果没有疫情,还真不知道对于面食,我居然有无师自通的天赋。小时候过年,母亲会使出十八般武艺,煎豆腐、炸丸子,还要摊耨耨(音,有的地方叫饼折),蒸花糕、黏窝窝、豆包。我是烧火丫头。
母亲没更多工夫把红小豆弄成澄沙,我家的豆包,石榴一样满是开花的红豆粒。蒸花糕的红枣,是一颗一颗挑出来的,一层面一层枣,取步步高升之意。再忙,母亲也会蒸花饽饽。初五后的馒头已掺了棒子面,用硫磺熏得白白的,壮门面。
蒸百岁不能掺棒子面。百岁取长命百岁之意,与面做的寿桃意义相似。百岁用于小孩十二晌或者满月,寿桃用于给老年人祝寿。
婷姐的女儿十二晌,我们坐铺着褥子的牛车,拉着一圆笸箩百岁,走了六里地,跨了一个县界。百岁,就是大个儿馒头。此刻,这些百岁个个顶着红胭脂,担负着使命,只有孩子十二晌或者满月时,亲戚家才蒸,里面包着红枣,没有红枣就包两粒花生米。这五十个大百岁,一半归婷姐家,一半归我家。分几个给左邻右舍,家家都稀罕。
不知道从谁家开始,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隆重的百岁变成了面包,而后又变成了钱币。
在老家,过年除了饺子,就是大锅菜了。大锅菜最好的配伍,当然是白面卷子(方馒头)。一般红白喜事,也是卷子熬菜,只是喜事的熬菜讲究些,肉多豆腐多,也稠。白事上,稀汤寡水,也没人计较,都理解。卷子就成了顶门面的东西。
如今,不再有卷子的说法,不管半圆还是方的一律叫馒头,就像南方管豆包包子都叫馒头一样。
母亲不识几个字,读书时正逢吃大食堂,姥爷在外地工作,姥姥劳累过度得了哮喘。母亲扔下书包,跟着生产队干活,拾山药、采野菜、捋稗子籽,帮姥姥度过了饥荒年。我上初中的时候,蠡县的腈纶加工很兴旺,母亲跟着潴龙河北的人背着腈纶线腈纶毛衣跑遍了半个中国,云南贵州四川湖南,也到过东三省。同去的人有时候赔钱,母亲多少也会有点盈余。有一次听她们说话,有的人在多雨的江南住旅馆吃烧鸡,母亲则揣着几个烧饼馒头披着塑料布上路。一个不识字的平原人,每天冒着冷雨,钻到山沟里。每次吃烧饼,就会想起风雨中山路上负重独行的母亲。
烧饼,是饽饽里的贵族,说其贵,可以想象《水浒传》或者瓦岗寨中的草莽英雄。石家庄有一种缸炉烧饼,我同事爱不够。我更倾向于油酥烧饼,层层酥,香得不得了,如果配上小米粥和炒枸杞芽,是春天里的好味道。
棒子面饼配煎小鱼,或者卷开春的小葱,是吃鲜呢,不亚于河豚和松茸。 初到石家庄很吃惊,街头的烙饼师傅左手端着搪瓷茶缸,里边竟然是油,右手的刷子在茶缸里蘸过,再在饼铛上刷,先是大圈小圈,然后没规则地横竖交叉,香气四溢。老家烙饼从不在外面刷油。
那个冬天,父母在外地,姥姥来做伴,不知道鸡鸣几遍姥姥就叫醒我,让我烙白面饼当午饭。我欣喜。可是擀这张饼,急出了一身汗,擀出一寸缩回半寸,硬得像皮条。黑灯瞎火,饼还半生不熟。
揣着张半边煳半边生的热乎饼,一路小跑到学校大门,上课钟声已响。饼折了,也凉了,像两块不规则的石板。
三
我记事时村里已没有了寺院。老辈人在年节还是要上供的,没有神像,哪怕是对着月亮,对着神龛也要虔诚跪下去,不仅是为了祈求,更是感恩。那年中秋,谷子地里,月亮明晃晃地照着,谷穗像收纳了月光,闪着晶莹的光,地头的谷穗袋子堆了一垛。我的父亲好像不知道累和饿,一袋子一袋子的谷穗,从谷秸子挪到地头。谷穗扦完了,父亲没有急着拉车回家,而是把手绢在地上铺开,把卷子和月饼平放在上面,东南西北各拜了一次,口中念念有词。父亲在跪谢上天的恩赐。这与我在寺院吃素斋时的场景,相同又有不同。
《悯农》大家都耳熟能详,真正体恤粮食的有多少人?
乡医院宋医生经常给我讲老世界的事。他说胖墩娘吃杏核死了,药房里的山药、山楂、车前子,甚至干姜,都被人们吃了。宋医生说,奇怪,那时候没有闹胃病的。
父亲有张照片,留着三七分头,中山装上衣兜插着一支钢笔,眼里闪着青春神采,那年他二十岁。几年的北京生活之后,父亲已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城市青年。我曾问他理发多少钱。理发一元,月工资八元。简单的算术题。爷爷去世,一家子人等着吃饭,八元钱实在不够,父亲卷铺盖卷从北京回到了农村。
过年,父亲买了十斤面蒸饽饽。奶奶蒸一锅,叔叔姑姑们吃一锅,十斤面蒸完,没有留下一个。一家人怎么难过,这个年怎么过的,我不敢问。
连云港的木集兄说,饽饽叫窝窝头,玉米面做的,粗粝磨牙,十分难吃。他的母亲每次吃都说有一股玉米香,他们很难理解。陕西叫馍馍,黄米馍馍,里面包豆沙,是当地的主食,用发酵的方法处理一下玉米,玉米面就显得绵软,可是外地人不懂其中奥妙。
表弟家嫁姑娘,熬干白菜配窝头。小小的窝头人见人爱,一把能抓四五个,黄澄澄的窝头上有碧绿的葡萄干和红枣丁,咬一口甜津津的。一笸箩窝头一下子见了底。眼下粗粮饽饽更让人爱。
饽饽从历史中一路走来,路径好像是个圆,从粗粮到细粮,再从细粮回到粗粮。款式和名称也五花八门,万变不离其宗,充饥是核心。现代社会,温饱不成问题,人们更追求食品的原生味道。花饽饽多作为一种文化展示,而花饽饽非麦面莫属。
周朝之后,麥子才多了起来,新麦祭祀宗庙,国君品尝叫“告麦”。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犹豫着要不要以馒头、烙饼、饼子、烧饼各自为章,想来想去觉得没法分清楚。这些饽饽都是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呢。譬如烧饼,黄桥烧饼、周村烧饼、武大郎烧饼、赵县烧饼、丰县烧饼,等等等等,他们是分家单过的烧饼兄弟。在丰县,小儿种牛痘七天后,姥姥须带烧饼等物前去看望,俗称“揭疙瘩”。此等风俗比比皆是。关于烧饼,有班超自西域带来之说。在凉州也有满族饽饽,为满族人戍边带来。
在蠡县则没有烧饼的叫法,火烧是大名。如果非要给烧饼、火烧各自验明正身,只能说,烧饼穿着芝麻外衣,火烧是素袍,本色。
历史上曾有多次民族迁徙。烧饼和众多的饽饽走在或逃亡、或迁徙、或征战、或贸易的路上,也因此遍地开花。
《露从今夜白》的作者说,最喜北人的馒头和辣糊汤,北地盛产小麦,面粉之优远为南方不及。风物所钟,北人面食香且筋道,花样又繁复,令人不念大米而起乡愁。
广州的文友张治龙参观叶帅生平展,看到一只粗陶碗盛着两个饽饽。出生在梅州客家的叶帅,戎马半生,何时何地爱上了北方的饽饽?是在战火纷飞的疆场,与战友分享过饽饽,才爱上的?还是本就是客家人在数代迁徙中自行带到梅州的日常食品?
饽饽在北方人的食谱中举足轻重,生有百岁祝福,去有花饽饽等送行。终其一生,走不出饽饽的福泽。黄河以北有着无垠的麦田,金灿灿的麦子成就了燕赵威名。家乡曾有孟尝君庙,我记事时,孟尝村一寺皆无,我常常想,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他的疏财仗义彪炳史书,家乡人为其立庙,肯定有常年的香火及时鲜,花饽饽也是不可少的。至于代代相传的花饽饽,我倾向于认为是祖先们自山西大槐树东迁时带来的手艺,毕竟山西在面食史上独领风骚。
在河北,风萧萧兮易水寒,有荆轲、樊於期、高渐离等燕赵风骨,为千古之绝唱。我想,离别的宴席上肯定是有饽饽的,远行的行囊里,也有。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