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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图的是喜庆团圆，合家欢的笑脸应是街头巷尾、荧幕内外的主要表情与符号（当然并不排除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不能回家的面孔）。但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今年央视春晚上的一场“黑脸”事件，触动了国外媒体的敏感神经，一下子“友邦惊诧”，各种中国新旧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帽子一时间纷纷扣上；而国内诸媒体、学人也对种族主义话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反思，其中不乏细致、深刻的专门化、学术性辨析。甚至，对“黑脸”事件的追问，国外媒体还一直追到了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俨然要升级为一次外交事件。对此，当然遭到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有礼有节的驳斥。某种意义上，相较于往年央视春晚之后各种“民间”吐槽一类的批评，今年批評矛头之集中，波及范围之广，“级别水平”之高，已经远远不是吐槽所能形容，而是一次攻防迅速转换的论战，是一次文化政治事件。这可能是春晚有史以来所未见的。
“黑脸”，并不是指本来就黝黑的面孔、皮肤，这种自然属性的黑脸是带不上引号的。只有人为的、化装之后的才是“黑脸”，即“涂黑脸”（Blackface）——它与美国19世纪出现的“滑稽歌舞剧”（Minstrel Show）中白人以涂黑脸的方式扮演、嘲弄黑人有密切关系。在美国存在农奴制的历史语境与当下黑人社群的现实经验语境下，“黑脸”自然就附着了侮辱和歧视的种族主义色彩，而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对此，国内已经有不少文章做了细致的梳理。 这样的辨析自然是非常有益的，但对于反思作为春晚节目的小品《同喜同乐》仍然是不够的。换句话说，是不是剥除了肤色的差异问题，这个小品就重新人畜无害了对此，也有评论做出假设性的化约（化约，哲学术语，指将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在这个故事里，如果把让中国观众陌生的‘中国’‘非洲’两个词去掉，就立刻变成了今天风靡网络与电视的玛丽苏故事。于是，这个故事精简一下就变成了：下属姑娘与领导帅哥、相亲逼婚、去他乡寻找（财务）自由的现代都市白领言情狗血剧的基本套路。” 情况可能仍然并不乐观。因为，无论是相亲逼婚（尤其是对于小品中的小卡莉来说，她才18岁，据卡莉扮演者来自加蓬的周埃乐表示，“在非洲找到工作后，就要出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如此小的年龄其实与中国当前语境中的大龄相亲、逼婚等不完全相同），还是狗血玛丽苏（但事实上，没有充分而直接的证据表明小品中的卡莉本身有勾搭高富帅的蓄谋已久的欲望，除了卡莉所转述的，“我妈说了，当上了蒙内铁路的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得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即便如此，卡莉也坚持“不要小心眼”。），都并不是讨喜的情节设定，尤其是在过年这样一个既是团圆喜庆的时刻，又往往是七大姑八大姨齐上阵游说大龄青年男女婚姻之际，它不是舒缓了现实的焦虑，而是进一步做了加强。因此，非常容易招致年轻人的反感。
事实上，《同喜同乐》这个小品并不能做以上这样简单的化约性处理，因为离小品文本过远。而由着这种化约而认定小品的真正问题是出在了“势利”，更准确地讲是婚姻中的“势利”——尽管它确实反驳了种族主义的批评，但仍然不能得到同意，因为这种“势利”，与其说是被包裹在暗地里进行了宣传，不如说是被“非洲母亲”非常清晰地自我表达出来，“我一直渴望自己有个中国女婿”。按照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的“欲望几何学”来看，这种“势利”正是三角欲望的核心，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古已有之，而只是在现代社会的金钱、资本等符号之下被异化；其被揭示恰恰意味着真实（即“小说的”），而非虚假的“浪漫”。由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批评被暴露出来的“势利”，就不得不由小品文本走向对当前社会语境的批判。
况且肤色的问题根本不允许被剥离，因为中非情谊正是小品《同喜同乐》的题眼所在。抽离掉非洲的元素（事实上，尽管遭遇了到对非洲的塑造是刻板印象的批评，但这一刻板印象恰恰从反面说明更多的中国人可能还没有真正走上非洲土地、走进非洲各国，以至于我们现在对非洲的想象只能是囫囵一块，而非它是诸多国家、文化联结共同体的一个分子），也就取消了整个小品的指向与意义。而“中非人民一家亲”的理念也好现实状况也罢，也经由卡莉明确而直白地表达了出来。既是如此，那就必须沿着中非情谊这条线索去反思。自然地，1973年马季和唐杰忠的相声《友谊颂》——可能是共和国曲艺第一次处理非洲以及中非情谊，在四十多年后重新火热起来，并被作为《同喜同乐》的对读文本。正是在对读之下，有评论指出，《同喜同乐》的真正问题在于没有理解《友谊颂》。
确实，在《友谊颂》的对比之下，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不同，比如语言。在《友谊颂》中，马季和唐杰忠学习、摹仿了几句坦桑尼亚当地的常用语，而在《同喜同乐》中肯尼亚的列车乘务员则说道，“我们的汉语水平可过四六级了”。在《同喜同乐》中，语言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显在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以向汉语靠拢的方式做了解决，尽管留下了不彻底的尾巴，即那个“非洲妈妈”。在《友谊颂》中，语言却是一个被明确提出来的障碍——它确实影响到了与坦桑尼亚、肯尼亚等非洲人民交流感情，对此马季说道，“学啊，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增进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和非洲朋友热情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能说了”。不仅仅是学习非洲人民的语言，还要学习非洲人民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反帝反殖民的革命精神，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很显然，与《同喜同乐》中呈现出来的单向度的学习（包括卡莉要去中国留学的愿望），《友谊颂》的呈现是双向的，“我们一块儿并肩战斗，一块儿画图纸，一块儿搞勘测，一块儿穿密林，一块儿把草割，一块儿爬高山，一块儿过大河……”与《同喜同乐》中没有明确说明的中国为什么要走进非洲援建以蒙内铁路为代表的系列基础设施建设——或者说，这是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这也是国外媒体不乏恶意地揣度之处，但是在《友谊颂》中原因是明确的，“我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由此，尽管具体的语言不通是障碍，但第三世界是共同的国际政治身份，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劳动”的经验是共同的经验，以国际主义情怀为底色的友谊是联结中非人民的共同情谊。尽管条件艰苦——幕天席地、风餐露宿，但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国际工人阶级是兄弟、是一家，端的是政治的浪漫。毫无疑问，在如此旗帜鲜明的论证之下，自然没有了殖民主义等话语的生存空间。因此，批评《同喜同乐》的“单向度性”，即“用自己的模式去想象和理解别人的想法”，而“带有强烈的暴发户心态”确实切中了要害，非常具有反思性。 然而，问题是《同喜同乐》理解对了四十多年前的《友谊颂》就解决问题了吗显然并没有。甚至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同喜同乐》没有正确吸取《友谊颂》的成功经验，而是《友谊颂》当年的话语环境——包括“劳动”“阶级情感”“国际主义”等关键词，都已经失效或者至少不再那么有效，完全复制《友谊颂》的中非兄弟一家亲的故事讲述方式注定是行不通的。摆在《同喜同乐》面前的确实是一个相对而言已经通过改革开放向欧美学习而逐步富强起来的中国，以及一大片至今仍然不那么发达的非洲土地。尽管在三个世界的划分上，我们仍然坚持自己处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但不能否认的是第三世界如今的发展格局出现了不平衡现象。如何讲述第三世界内部的不平衡，以及在不平衡的前提下重新讲述并巩固具有历史渊源的第三世界情感及其联结，则事实上构成了《同喜同乐》所要真正解决的问题，即找到一种故事讲述方式——它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新的。
于是，浮现出两个关键词——“联结”和“共享”。而这两个关键词，事实上也构成了2018年整台央视春晚，尤其是语言类节目的核心。
表面上看，“联结”的物质形式仍然是铁路——正如小品中卡莉带着郑凯一起大声喊出的“是蒙内铁路把我们连到一起的”，这是往小处的具体地说。往大处说，则是“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世界图景的想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结”的历史记忆是如《友谊颂》所宣传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援非医疗队和他们所救下的“非洲妈妈”。但“联结”的当下形式是什么在以阶级情感扭结起来的兄弟“血缘”叙事失去效力的时候，一个最简单便宜，但又同样不失强度的讲法就是让血缘本身“赤膊上阵”——“联姻”。毫无疑问，尽管婚姻不是天然地具有政治性，但婚姻确实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中，甚至在现在也仍然扮演着政治的某种工具，或者至少作为政治的一种话语表述，即隐喻。
必须承认，无论是四十年前的“中非兄弟一家亲”，还是如今的“中非人民一家亲”，《同喜同乐》仍然在努力维系一个“家庭”的想象和“亲情”的扭结。但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联姻”呢
“非洲妈妈”对“中国女婿”的渴望与过去中国人所啧啧称奇的“洋人女婿”其实并不没有什么不同。在一个往往将女性的身体等同于民族国家的身体的话语逻辑中，男性娶女性本身就带有了一种性别政治的权力在其中。试想，如果《同喜同乐》是一个非洲小伙要娶中国少女，故事可能仍然可以讲得下去，甚至会回避掉一些种族的、新旧殖民话语的帽子，但这个故事在目前看来可能显得过于浪漫。
但事实上，这场中非的“联姻”并不是“真的”（不是在小品作为文艺作品的“虚构”意义上，而是在小品中郑凯所谓的“流程、流程”里），而仅仅只有一个空的形式，甚至“联姻”的促成也更多的是卡莉面对母亲相亲的催促而临时起意，拉来原本要成为刘技术员新郎的郑凯，演了一出“拉郎配”——“一会儿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可以说一开始郑凯也是被蒙在了鼓里。“拉郎配”实际上是話撵话撵出来的“移花接木”。表面上看，大舅哥出场后，在他的主持下郑凯和卡莉进行了一场婚礼的彩排，走了一下流程，目的是为了郑凯和刘技术员婚礼的万无一失，由此这出“拉郎配”在空的形式之外获取到了它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它的全部——空有的形式在召唤与它相匹配的内容出场。换言之，它的内容和意义是来临中的，是为了将来真正会到来的中非人民的“联姻”，无论是中国男娶非洲女，还是中国女嫁非洲男，在进行一次彩排，以确保来临中的“联姻”万无一失，从而真正实现小品标题所说的“同喜同乐”。否则，“同喜同乐”就仍然是恭喜别人的婚礼而与自己无关；否则，庆祝蒙内铁路通车的喜乐就没有办法与“联姻”的喜乐真正“同步”起来。这是小品“联姻”作为空的形式的意义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在小品最后刘技术员披着婚纱出场，“非洲妈妈”反复地说“为什么要骗妈妈”——这本应该成为全场戏剧最高潮的“夺夫”战和“欺骗真相”揭晓时刻，但是没有“开打”和过多解释，矛盾就解决了的原因。“照我这模样给她找一个”、“不，不要小心眼”，已经预示了来临中的可能。
两女一男的三角关系是世俗生活和文本世界所引人遐想的结构，也是基拉尔理论所强调的“欲望三角”，但是这个三角在小品中被拉平了——“你给我当一回共享新郎”。以“共享”为名的经济可以说正处在目前的风口浪尖。甚至“共享单车”，这一“联结”车站与目的地最后一公里的工具被视作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也上了2018年的央视春晚以及不少卫视春晚的舞台，即相声《单车问答》。至于“共享新郎”的说法，当然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玩笑，但再一细想，它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关系形态。
由此，“联结”与“共享”一起，确实贯穿了2018年的央视春晚。在小品《回家》中，重新缝到旧日衣衫上的纽扣，是至今尚未回归大陆的台湾的回家呼唤，这是一眼可见的“联结”；“共享”的则是两岸人对于共同血脉、文化之中华根的切身历史经验与想象性认同。在小品《提意见》中，“联结”的人民与官员，“共享”的是“人民群众就是纪检委”。而小品《为您服务》中，“联结”的是街坊邻居、家长里短，“共享”的是真诚、热情，以及日渐富足的生活。相声《我爱诗词》中，“联结”的是丝路各站，“共享”的是中华诗词。显然，国宝回家中的全长三十多米的“丝路山水地图”便正是“一带一路”所“联结”和“共享”的具体显现。
然而，还是回到《同喜同乐》这个极富争议的小品。它将“联结”转化为“联姻”的叙事策略，当然是有其问题的。尽管“联姻”是一条便宜的也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讲述方式，但“联姻”并没有真正、彻底地解决在往往被国外媒体称作“中国世纪”的今天如何讲述中非的历史绵延的情谊，如何具象化呈现“一带一路”的世界想象，如何讲好中国梦、中国故事。正如有评论指出的，中国的前进道路究竟是怎样的是变成又一个美国式的国家，还是坚持中国式愿景究竟如何在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国际格局更是发展不平衡的语境中，讲述人与人的联结、共享，乃至人类大同目前的更多停留在符号层面的“联结”和“共享”，尤其是《同喜同乐》所给出的“联姻”，都不能说是完善的解决方案，甚至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过渡性的历史中间物。毕竟，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在试图以“联姻”的方式来巩固政治性的帮派也好联盟也罢，还是共同体的时刻，都是充满危机的时刻，是要警惕的时刻。 事实上，在诸如蒙内铁路这样的援非建设中，存在非常多感动人的瞬间和事迹。如何从现实经验中提取元素，展现劳动者的故事，仍然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道路。另外，也有评论指出另一条非常有趣的思考路径，即“非洲妈妈”究竟是如何在当年被援非医疗队救下后成长起来，如何培养出下一代的母子两代人的奋斗道路，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但两相参照之下，中非几十年的情谊联结、巩固、发展等或许可以不用主观抒情式的点明而自彰显。
2018年的春晚注定是不同寻常，要载入历史的春晚。不仅仅因为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也不仅仅因为2018年是“十九大”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更为重要的是，2018年央视春晚是“新时代”论断后的开端性的春晚。因此，尽管《同喜同乐》遭到了多方各种批评，也可能做出了并不成功甚至说是不太恰当的尝试，但它的确是一个症候性的文本，提醒我们去反思如何在不平衡的复杂局面讲述“新时代”，找到一种适应时代特征的、相匹配的、新的叙述方式。这项任务不仅针对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也针对春晚本身。事实上，2018年的央视春晚确实有非常显著的变化，比如多國演员、不同肤色共同汇聚在一堂的春晚，比如“舞台”的突破、“节目”的突破——并不在于四大分会场的传统设置，而在于突破传统“舞台”的人工设置性与“狭小范围”，以海陆（比如大桥）空为舞台，以“三无产品”（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等的“表演”为“节目”，等等。央视春晚可能再也无法满足于一台开门办春晚的娱乐文艺演出，或者国家意识形态载体，或者新年俗的一部分，而走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科技的真正的联合与共享。
参考文献：
1.可以参见戴雨潇：《西方“种族主义”真是一顶“普世”的帽子？》，http：//www.guancha.cn/daiyuxiao/ 2018_02_20_447464_s.shtml。
2.卞江：《“种族歧视”这种高大上的锅，村晚可背不起》， https：//mp.weixin.qq.com/s/XCdxBZNwbPtUqm YMebDvmQ。
3.《来自加蓬的她登上了央视春晚》，https：//www. sohu.com/a/223072647_660114。
4.参见孔德里亚诺：《村晚小品和好莱坞，关于非洲（裔）小姐姐的两种故事》，https：//mp.weixin.qq.com/ s/VgGJz5y3PwuRa37HXHbiew。
“黑脸”，并不是指本来就黝黑的面孔、皮肤，这种自然属性的黑脸是带不上引号的。只有人为的、化装之后的才是“黑脸”，即“涂黑脸”（Blackface）——它与美国19世纪出现的“滑稽歌舞剧”（Minstrel Show）中白人以涂黑脸的方式扮演、嘲弄黑人有密切关系。在美国存在农奴制的历史语境与当下黑人社群的现实经验语境下，“黑脸”自然就附着了侮辱和歧视的种族主义色彩，而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对此，国内已经有不少文章做了细致的梳理。 这样的辨析自然是非常有益的，但对于反思作为春晚节目的小品《同喜同乐》仍然是不够的。换句话说，是不是剥除了肤色的差异问题，这个小品就重新人畜无害了对此，也有评论做出假设性的化约（化约，哲学术语，指将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在这个故事里，如果把让中国观众陌生的‘中国’‘非洲’两个词去掉，就立刻变成了今天风靡网络与电视的玛丽苏故事。于是，这个故事精简一下就变成了：下属姑娘与领导帅哥、相亲逼婚、去他乡寻找（财务）自由的现代都市白领言情狗血剧的基本套路。” 情况可能仍然并不乐观。因为，无论是相亲逼婚（尤其是对于小品中的小卡莉来说，她才18岁，据卡莉扮演者来自加蓬的周埃乐表示，“在非洲找到工作后，就要出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如此小的年龄其实与中国当前语境中的大龄相亲、逼婚等不完全相同），还是狗血玛丽苏（但事实上，没有充分而直接的证据表明小品中的卡莉本身有勾搭高富帅的蓄谋已久的欲望，除了卡莉所转述的，“我妈说了，当上了蒙内铁路的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得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即便如此，卡莉也坚持“不要小心眼”。），都并不是讨喜的情节设定，尤其是在过年这样一个既是团圆喜庆的时刻，又往往是七大姑八大姨齐上阵游说大龄青年男女婚姻之际，它不是舒缓了现实的焦虑，而是进一步做了加强。因此，非常容易招致年轻人的反感。
事实上，《同喜同乐》这个小品并不能做以上这样简单的化约性处理，因为离小品文本过远。而由着这种化约而认定小品的真正问题是出在了“势利”，更准确地讲是婚姻中的“势利”——尽管它确实反驳了种族主义的批评，但仍然不能得到同意，因为这种“势利”，与其说是被包裹在暗地里进行了宣传，不如说是被“非洲母亲”非常清晰地自我表达出来，“我一直渴望自己有个中国女婿”。按照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的“欲望几何学”来看，这种“势利”正是三角欲望的核心，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古已有之，而只是在现代社会的金钱、资本等符号之下被异化；其被揭示恰恰意味着真实（即“小说的”），而非虚假的“浪漫”。由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批评被暴露出来的“势利”，就不得不由小品文本走向对当前社会语境的批判。
况且肤色的问题根本不允许被剥离，因为中非情谊正是小品《同喜同乐》的题眼所在。抽离掉非洲的元素（事实上，尽管遭遇了到对非洲的塑造是刻板印象的批评，但这一刻板印象恰恰从反面说明更多的中国人可能还没有真正走上非洲土地、走进非洲各国，以至于我们现在对非洲的想象只能是囫囵一块，而非它是诸多国家、文化联结共同体的一个分子），也就取消了整个小品的指向与意义。而“中非人民一家亲”的理念也好现实状况也罢，也经由卡莉明确而直白地表达了出来。既是如此，那就必须沿着中非情谊这条线索去反思。自然地，1973年马季和唐杰忠的相声《友谊颂》——可能是共和国曲艺第一次处理非洲以及中非情谊，在四十多年后重新火热起来，并被作为《同喜同乐》的对读文本。正是在对读之下，有评论指出，《同喜同乐》的真正问题在于没有理解《友谊颂》。
确实，在《友谊颂》的对比之下，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不同，比如语言。在《友谊颂》中，马季和唐杰忠学习、摹仿了几句坦桑尼亚当地的常用语，而在《同喜同乐》中肯尼亚的列车乘务员则说道，“我们的汉语水平可过四六级了”。在《同喜同乐》中，语言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显在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以向汉语靠拢的方式做了解决，尽管留下了不彻底的尾巴，即那个“非洲妈妈”。在《友谊颂》中，语言却是一个被明确提出来的障碍——它确实影响到了与坦桑尼亚、肯尼亚等非洲人民交流感情，对此马季说道，“学啊，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增进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和非洲朋友热情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能说了”。不仅仅是学习非洲人民的语言，还要学习非洲人民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反帝反殖民的革命精神，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很显然，与《同喜同乐》中呈现出来的单向度的学习（包括卡莉要去中国留学的愿望），《友谊颂》的呈现是双向的，“我们一块儿并肩战斗，一块儿画图纸，一块儿搞勘测，一块儿穿密林，一块儿把草割，一块儿爬高山，一块儿过大河……”与《同喜同乐》中没有明确说明的中国为什么要走进非洲援建以蒙内铁路为代表的系列基础设施建设——或者说，这是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这也是国外媒体不乏恶意地揣度之处，但是在《友谊颂》中原因是明确的，“我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由此，尽管具体的语言不通是障碍，但第三世界是共同的国际政治身份，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劳动”的经验是共同的经验，以国际主义情怀为底色的友谊是联结中非人民的共同情谊。尽管条件艰苦——幕天席地、风餐露宿，但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国际工人阶级是兄弟、是一家，端的是政治的浪漫。毫无疑问，在如此旗帜鲜明的论证之下，自然没有了殖民主义等话语的生存空间。因此，批评《同喜同乐》的“单向度性”，即“用自己的模式去想象和理解别人的想法”，而“带有强烈的暴发户心态”确实切中了要害，非常具有反思性。 然而，问题是《同喜同乐》理解对了四十多年前的《友谊颂》就解决问题了吗显然并没有。甚至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同喜同乐》没有正确吸取《友谊颂》的成功经验，而是《友谊颂》当年的话语环境——包括“劳动”“阶级情感”“国际主义”等关键词，都已经失效或者至少不再那么有效，完全复制《友谊颂》的中非兄弟一家亲的故事讲述方式注定是行不通的。摆在《同喜同乐》面前的确实是一个相对而言已经通过改革开放向欧美学习而逐步富强起来的中国，以及一大片至今仍然不那么发达的非洲土地。尽管在三个世界的划分上，我们仍然坚持自己处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但不能否认的是第三世界如今的发展格局出现了不平衡现象。如何讲述第三世界内部的不平衡，以及在不平衡的前提下重新讲述并巩固具有历史渊源的第三世界情感及其联结，则事实上构成了《同喜同乐》所要真正解决的问题，即找到一种故事讲述方式——它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新的。
于是，浮现出两个关键词——“联结”和“共享”。而这两个关键词，事实上也构成了2018年整台央视春晚，尤其是语言类节目的核心。
表面上看，“联结”的物质形式仍然是铁路——正如小品中卡莉带着郑凯一起大声喊出的“是蒙内铁路把我们连到一起的”，这是往小处的具体地说。往大处说，则是“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世界图景的想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结”的历史记忆是如《友谊颂》所宣传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援非医疗队和他们所救下的“非洲妈妈”。但“联结”的当下形式是什么在以阶级情感扭结起来的兄弟“血缘”叙事失去效力的时候，一个最简单便宜，但又同样不失强度的讲法就是让血缘本身“赤膊上阵”——“联姻”。毫无疑问，尽管婚姻不是天然地具有政治性，但婚姻确实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中，甚至在现在也仍然扮演着政治的某种工具，或者至少作为政治的一种话语表述，即隐喻。
必须承认，无论是四十年前的“中非兄弟一家亲”，还是如今的“中非人民一家亲”，《同喜同乐》仍然在努力维系一个“家庭”的想象和“亲情”的扭结。但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联姻”呢
“非洲妈妈”对“中国女婿”的渴望与过去中国人所啧啧称奇的“洋人女婿”其实并不没有什么不同。在一个往往将女性的身体等同于民族国家的身体的话语逻辑中，男性娶女性本身就带有了一种性别政治的权力在其中。试想，如果《同喜同乐》是一个非洲小伙要娶中国少女，故事可能仍然可以讲得下去，甚至会回避掉一些种族的、新旧殖民话语的帽子，但这个故事在目前看来可能显得过于浪漫。
但事实上，这场中非的“联姻”并不是“真的”（不是在小品作为文艺作品的“虚构”意义上，而是在小品中郑凯所谓的“流程、流程”里），而仅仅只有一个空的形式，甚至“联姻”的促成也更多的是卡莉面对母亲相亲的催促而临时起意，拉来原本要成为刘技术员新郎的郑凯，演了一出“拉郎配”——“一会儿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可以说一开始郑凯也是被蒙在了鼓里。“拉郎配”实际上是話撵话撵出来的“移花接木”。表面上看，大舅哥出场后，在他的主持下郑凯和卡莉进行了一场婚礼的彩排，走了一下流程，目的是为了郑凯和刘技术员婚礼的万无一失，由此这出“拉郎配”在空的形式之外获取到了它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它的全部——空有的形式在召唤与它相匹配的内容出场。换言之，它的内容和意义是来临中的，是为了将来真正会到来的中非人民的“联姻”，无论是中国男娶非洲女，还是中国女嫁非洲男，在进行一次彩排，以确保来临中的“联姻”万无一失，从而真正实现小品标题所说的“同喜同乐”。否则，“同喜同乐”就仍然是恭喜别人的婚礼而与自己无关；否则，庆祝蒙内铁路通车的喜乐就没有办法与“联姻”的喜乐真正“同步”起来。这是小品“联姻”作为空的形式的意义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在小品最后刘技术员披着婚纱出场，“非洲妈妈”反复地说“为什么要骗妈妈”——这本应该成为全场戏剧最高潮的“夺夫”战和“欺骗真相”揭晓时刻，但是没有“开打”和过多解释，矛盾就解决了的原因。“照我这模样给她找一个”、“不，不要小心眼”，已经预示了来临中的可能。
两女一男的三角关系是世俗生活和文本世界所引人遐想的结构，也是基拉尔理论所强调的“欲望三角”，但是这个三角在小品中被拉平了——“你给我当一回共享新郎”。以“共享”为名的经济可以说正处在目前的风口浪尖。甚至“共享单车”，这一“联结”车站与目的地最后一公里的工具被视作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也上了2018年的央视春晚以及不少卫视春晚的舞台，即相声《单车问答》。至于“共享新郎”的说法，当然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玩笑，但再一细想，它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关系形态。
由此，“联结”与“共享”一起，确实贯穿了2018年的央视春晚。在小品《回家》中，重新缝到旧日衣衫上的纽扣，是至今尚未回归大陆的台湾的回家呼唤，这是一眼可见的“联结”；“共享”的则是两岸人对于共同血脉、文化之中华根的切身历史经验与想象性认同。在小品《提意见》中，“联结”的人民与官员，“共享”的是“人民群众就是纪检委”。而小品《为您服务》中，“联结”的是街坊邻居、家长里短，“共享”的是真诚、热情，以及日渐富足的生活。相声《我爱诗词》中，“联结”的是丝路各站，“共享”的是中华诗词。显然，国宝回家中的全长三十多米的“丝路山水地图”便正是“一带一路”所“联结”和“共享”的具体显现。
然而，还是回到《同喜同乐》这个极富争议的小品。它将“联结”转化为“联姻”的叙事策略，当然是有其问题的。尽管“联姻”是一条便宜的也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讲述方式，但“联姻”并没有真正、彻底地解决在往往被国外媒体称作“中国世纪”的今天如何讲述中非的历史绵延的情谊，如何具象化呈现“一带一路”的世界想象，如何讲好中国梦、中国故事。正如有评论指出的，中国的前进道路究竟是怎样的是变成又一个美国式的国家，还是坚持中国式愿景究竟如何在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国际格局更是发展不平衡的语境中，讲述人与人的联结、共享，乃至人类大同目前的更多停留在符号层面的“联结”和“共享”，尤其是《同喜同乐》所给出的“联姻”，都不能说是完善的解决方案，甚至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过渡性的历史中间物。毕竟，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在试图以“联姻”的方式来巩固政治性的帮派也好联盟也罢，还是共同体的时刻，都是充满危机的时刻，是要警惕的时刻。 事实上，在诸如蒙内铁路这样的援非建设中，存在非常多感动人的瞬间和事迹。如何从现实经验中提取元素，展现劳动者的故事，仍然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道路。另外，也有评论指出另一条非常有趣的思考路径，即“非洲妈妈”究竟是如何在当年被援非医疗队救下后成长起来，如何培养出下一代的母子两代人的奋斗道路，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但两相参照之下，中非几十年的情谊联结、巩固、发展等或许可以不用主观抒情式的点明而自彰显。
2018年的春晚注定是不同寻常，要载入历史的春晚。不仅仅因为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也不仅仅因为2018年是“十九大”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更为重要的是，2018年央视春晚是“新时代”论断后的开端性的春晚。因此，尽管《同喜同乐》遭到了多方各种批评，也可能做出了并不成功甚至说是不太恰当的尝试，但它的确是一个症候性的文本，提醒我们去反思如何在不平衡的复杂局面讲述“新时代”，找到一种适应时代特征的、相匹配的、新的叙述方式。这项任务不仅针对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也针对春晚本身。事实上，2018年的央视春晚确实有非常显著的变化，比如多國演员、不同肤色共同汇聚在一堂的春晚，比如“舞台”的突破、“节目”的突破——并不在于四大分会场的传统设置，而在于突破传统“舞台”的人工设置性与“狭小范围”，以海陆（比如大桥）空为舞台，以“三无产品”（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等的“表演”为“节目”，等等。央视春晚可能再也无法满足于一台开门办春晚的娱乐文艺演出，或者国家意识形态载体，或者新年俗的一部分，而走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科技的真正的联合与共享。
参考文献：
1.可以参见戴雨潇：《西方“种族主义”真是一顶“普世”的帽子？》，http：//www.guancha.cn/daiyuxiao/ 2018_02_20_447464_s.shtml。
2.卞江：《“种族歧视”这种高大上的锅，村晚可背不起》， https：//mp.weixin.qq.com/s/XCdxBZNwbPtUqm YMebDvmQ。
3.《来自加蓬的她登上了央视春晚》，https：//www. sohu.com/a/223072647_660114。
4.参见孔德里亚诺：《村晚小品和好莱坞，关于非洲（裔）小姐姐的两种故事》，https：//mp.weixin.qq.com/ s/VgGJz5y3PwuRa37HXHb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