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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和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中的两位。日前，记者专门就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一些热点问题采访了他们。
作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年66岁的普雷斯科特任教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同时还是美联储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高级顾问，亦是经常和格林斯潘、伯南克一同“喝咖啡”的同僚。
格林斯潘时期著名的“明尼苏达宏观实验室”，一直帮助美联储进行宏观政策的决策，其过去的主持人就是普雷斯科特，当年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基德兰德是他的学生，两人一同分享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贡献在于“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普雷斯科特另一极富影响力的研究，是他与Stephen Parente合著的《致富的障碍》，阐释了贫穷国家因为阻碍了生产发展而变得贫穷。
另一位罗伯特-巴罗教授现任职于哈佛大学，是圈内公认的“大人物”。巴罗是少数几位将经济学引下神坛推向通俗的布道者，其作为专栏作家的名字常见诸于《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杂志以及《商业周刊》中。他不仅是当今世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带领“经济增长”理论复苏的重要人物，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拥有大量研究成果。
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教材《宏观经济学：现代方法》、《经济增长理论》、《不再神圣的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均出自巴罗之手笔。
更有传奇色彩的是，这位巴罗教授还是华尔街的大富豪。如今风靡全世界各大基金公司的BARRA风险控制系统，便出自于巴罗之手。国内60多家基金公司，无一不是BARRA系统的忠实用户。很多人说，这位数量分析天才，总有一天会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普雷斯科特和巴罗受邀参加今年GCFF国际金融投资博览会，很有幸的是，两人在会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美国的教训
采访是从谈论危机开始的，金融风暴两年后，经济学家们正试图总结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
在巴罗看来，这一次经济危机，最值得反省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过多地参与了住房以及贷款市场，“政府给了房利美和其他相关企业过多的补贴，从而鼓励它们降低房贷门槛，是危机爆发的源头。但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都没有类似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教训是雷曼的倒塌，差点将全球的金融体系引入类似1930年代的大萧条。“雷曼实在是过于庞大，是不能任其灭亡的，这是美国政府犯的大错误。所幸之后政府对AIG、花旗的救助，成功地让市场相信类似雷曼这样的事例不会再次发生”。
有趣的是，和其他许多美国学者一样，巴罗对奥巴马的救助政策颇多批评。他说：“我认为，2009年到2010年美国的财政政策，大约花了8000亿美元，大部分都付诸东流了。奥巴马政府高估了政府开支乘数效应的效果。过去里根时代，以及小布什时代，是采用了削减边际税率的方式刺激经济，显然对刺激就业、投资更为有效。”
“救助通用汽车、克莱斯勒是个坏主意，这类企业对金融体系不构成关键角色，对汽车企业的援助，其实不过是从债券投资人和纳税人那里，把钱转移到产业工人手里而已。”
“医疗法案是另一个糟糕的决策，这种做法只是把长期问题用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变成了政府支付，没有进行任何改革，只是将其转为一种未来支付的承诺。”
巴罗说：“其中最最糟糕的政策，是‘Cash for Clunkers’，对抛弃旧汽车购买新汽车进行现金补贴，只是改变了人们汽车购买的时间节奏。好在这个政策花费不太大。另外，政府把失业救济金的失业时间标准，从50到60个星期，延长为99个星期，我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徒劳的“量化宽松”
和美国股市的乐观情绪相反，两位经济学家对美国的前景似乎颇有些悲观。
普雷斯科特认为，美国经济目前相对于趋势增长有10％的衰退，“好消息是在过去的9个月中，美国经济已经在连续17个月下滑后见底；坏消息是经济并没有复苏”。对于美国可能像日本那样经历“消失的十年”，普雷斯科特深感担忧，“因为美国正在重复日本当初的政策，采取反生产力增长的政策”。
“当前衡量经济的最佳指标不是GDP，而是工作时间数据。”他表示，“GDP只是经济产出的一部分，并为多种途径所修正，而工作时间数据每月公布且不做修正。根据数据显示，2008年第二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间，美国家庭工作小时数下跌10％。”
“美国经济并未复苏，企业削减开支，包括研究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和广告在内的无形资本投资，这些因为并不在GDP数据的统计范围内，因此无法在数据中体现。所以GDP的走平实际上意味着经济产出的下滑。”
同样并不乐观的巴罗，表达了对量化宽松政策的不看好。“新的量化宽松政策(QE2)，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购买美国长期国债上。现在美国的名义利率接近为零，我觉得量化宽松政策并不会对GDP产生多少实际效果，它们的结果简直和短期国债到期差不多”。
在巴罗看来，量化宽松也许只是为了避免当初日本所面临的通货紧缩局面，而更应该采取的政策是减税。“减税应该是个更有效的措施，比扩大政府开支更好。美国有巨大的财政赤字，但减少税收的边际效应对降低赤字的贡献可能会更大，尤其是降低边际税率”。
同时巴罗认为，世界经济前景相当脆弱，下一个危机很可能是政府财务危机。“你也可以认为这场危机其实已经开始了，它反映了美国、欧洲国家缺乏财政计划的问题，其中有些是长期问题，有些是短期对此前危机的反应”。
“希腊，爱尔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是葡萄牙，而威胁最大的其实是西班牙，因为它们的体量非常巨大。这种危机可以从某些金融产品的价格中看出来，比如CDS(信用违约掉期)以及政府国债的利差。会不会蔓延到德国或者法国，是接下来需要关注的。”
巴罗认为政府财政负担问题广泛存在，“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加利福尼亚和伊利诺伊州就存在养老金空洞，要看联邦政府会不会加以援手。所以事实上，美国政府以及很多国家政府都需要对基础财政体系进行改革，比如缩减财政开支”。
“税收制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换一个总统来做这件事。”巴罗说。
普雷斯科特也认为税收政策相当重要，“应减免资本收入税，因为这将增加私人储蓄，增加企业市值。那些合理控制政府支出的国家将表现更好”。
中国的选择
“美国的政策其实很糟糕，不过有趣的是，美国政府总是很自信，并且很热衷于向其他国家提意见。”巴罗很幽默地说，“比如美国批评德国将其政策转向了财政政策，减少了财政赤字意味着德国没有向世界贡献他们应有的份额。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希腊就是伟大的英雄了(大笑)。事实上，我认为德国做得不错。”
“当然，美国也主动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建议，尽管中国经济表现得似乎比美国好。美国政府关注人民币汇率和顺差。”
巴罗认为，“按照实际汇率(中国商品和美国商品的单位比价)计算，中国实际上向美国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无疑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说是个好买卖。美国抱怨这个问题，反映了一种重商主义的思维，关注出口多过于进口”。
不过，无论普雷斯科特还是巴罗，都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是很“棒”的政策，有助于解决通胀。
普雷斯科特表示：“货币汇率只是美国政客想将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归咎于他人而已，只是政治游戏。中国采取的最佳策略就是让人民币适度升值，这对中国没什么影响，也能减少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应该要求美国更加开放，这对双方都有利。”
“从中国的角度看，目前的处境确实有点难。我认为让人民币更快升值是个不错的政策，让中国可以更便宜的价格进口，这对缓解通货膨胀是非常有效的。”普雷斯科特说。
巴罗也同意这种观点，“如果要我向中国提建议的话，我会倡导增加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削减顺差，当然就包括要让人民币升值，以及让工资得到更多的增长。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居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而实际上这对美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好处。(大笑)”巴罗说。
作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年66岁的普雷斯科特任教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同时还是美联储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高级顾问，亦是经常和格林斯潘、伯南克一同“喝咖啡”的同僚。
格林斯潘时期著名的“明尼苏达宏观实验室”，一直帮助美联储进行宏观政策的决策，其过去的主持人就是普雷斯科特，当年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基德兰德是他的学生，两人一同分享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贡献在于“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普雷斯科特另一极富影响力的研究，是他与Stephen Parente合著的《致富的障碍》，阐释了贫穷国家因为阻碍了生产发展而变得贫穷。
另一位罗伯特-巴罗教授现任职于哈佛大学，是圈内公认的“大人物”。巴罗是少数几位将经济学引下神坛推向通俗的布道者，其作为专栏作家的名字常见诸于《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杂志以及《商业周刊》中。他不仅是当今世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带领“经济增长”理论复苏的重要人物，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拥有大量研究成果。
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教材《宏观经济学：现代方法》、《经济增长理论》、《不再神圣的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均出自巴罗之手笔。
更有传奇色彩的是，这位巴罗教授还是华尔街的大富豪。如今风靡全世界各大基金公司的BARRA风险控制系统，便出自于巴罗之手。国内60多家基金公司，无一不是BARRA系统的忠实用户。很多人说，这位数量分析天才，总有一天会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普雷斯科特和巴罗受邀参加今年GCFF国际金融投资博览会，很有幸的是，两人在会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美国的教训
采访是从谈论危机开始的，金融风暴两年后，经济学家们正试图总结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
在巴罗看来，这一次经济危机，最值得反省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过多地参与了住房以及贷款市场，“政府给了房利美和其他相关企业过多的补贴，从而鼓励它们降低房贷门槛，是危机爆发的源头。但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都没有类似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教训是雷曼的倒塌，差点将全球的金融体系引入类似1930年代的大萧条。“雷曼实在是过于庞大，是不能任其灭亡的，这是美国政府犯的大错误。所幸之后政府对AIG、花旗的救助，成功地让市场相信类似雷曼这样的事例不会再次发生”。
有趣的是，和其他许多美国学者一样，巴罗对奥巴马的救助政策颇多批评。他说：“我认为，2009年到2010年美国的财政政策，大约花了8000亿美元，大部分都付诸东流了。奥巴马政府高估了政府开支乘数效应的效果。过去里根时代，以及小布什时代，是采用了削减边际税率的方式刺激经济，显然对刺激就业、投资更为有效。”
“救助通用汽车、克莱斯勒是个坏主意，这类企业对金融体系不构成关键角色，对汽车企业的援助，其实不过是从债券投资人和纳税人那里，把钱转移到产业工人手里而已。”
“医疗法案是另一个糟糕的决策，这种做法只是把长期问题用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变成了政府支付，没有进行任何改革，只是将其转为一种未来支付的承诺。”
巴罗说：“其中最最糟糕的政策，是‘Cash for Clunkers’，对抛弃旧汽车购买新汽车进行现金补贴，只是改变了人们汽车购买的时间节奏。好在这个政策花费不太大。另外，政府把失业救济金的失业时间标准，从50到60个星期，延长为99个星期，我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徒劳的“量化宽松”
和美国股市的乐观情绪相反，两位经济学家对美国的前景似乎颇有些悲观。
普雷斯科特认为，美国经济目前相对于趋势增长有10％的衰退，“好消息是在过去的9个月中，美国经济已经在连续17个月下滑后见底；坏消息是经济并没有复苏”。对于美国可能像日本那样经历“消失的十年”，普雷斯科特深感担忧，“因为美国正在重复日本当初的政策，采取反生产力增长的政策”。
“当前衡量经济的最佳指标不是GDP，而是工作时间数据。”他表示，“GDP只是经济产出的一部分，并为多种途径所修正，而工作时间数据每月公布且不做修正。根据数据显示，2008年第二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间，美国家庭工作小时数下跌10％。”
“美国经济并未复苏，企业削减开支，包括研究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和广告在内的无形资本投资，这些因为并不在GDP数据的统计范围内，因此无法在数据中体现。所以GDP的走平实际上意味着经济产出的下滑。”
同样并不乐观的巴罗，表达了对量化宽松政策的不看好。“新的量化宽松政策(QE2)，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购买美国长期国债上。现在美国的名义利率接近为零，我觉得量化宽松政策并不会对GDP产生多少实际效果，它们的结果简直和短期国债到期差不多”。
在巴罗看来，量化宽松也许只是为了避免当初日本所面临的通货紧缩局面，而更应该采取的政策是减税。“减税应该是个更有效的措施，比扩大政府开支更好。美国有巨大的财政赤字，但减少税收的边际效应对降低赤字的贡献可能会更大，尤其是降低边际税率”。
同时巴罗认为，世界经济前景相当脆弱，下一个危机很可能是政府财务危机。“你也可以认为这场危机其实已经开始了，它反映了美国、欧洲国家缺乏财政计划的问题，其中有些是长期问题，有些是短期对此前危机的反应”。
“希腊，爱尔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是葡萄牙，而威胁最大的其实是西班牙，因为它们的体量非常巨大。这种危机可以从某些金融产品的价格中看出来，比如CDS(信用违约掉期)以及政府国债的利差。会不会蔓延到德国或者法国，是接下来需要关注的。”
巴罗认为政府财政负担问题广泛存在，“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加利福尼亚和伊利诺伊州就存在养老金空洞，要看联邦政府会不会加以援手。所以事实上，美国政府以及很多国家政府都需要对基础财政体系进行改革，比如缩减财政开支”。
“税收制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换一个总统来做这件事。”巴罗说。
普雷斯科特也认为税收政策相当重要，“应减免资本收入税，因为这将增加私人储蓄，增加企业市值。那些合理控制政府支出的国家将表现更好”。
中国的选择
“美国的政策其实很糟糕，不过有趣的是，美国政府总是很自信，并且很热衷于向其他国家提意见。”巴罗很幽默地说，“比如美国批评德国将其政策转向了财政政策，减少了财政赤字意味着德国没有向世界贡献他们应有的份额。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希腊就是伟大的英雄了(大笑)。事实上，我认为德国做得不错。”
“当然，美国也主动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建议，尽管中国经济表现得似乎比美国好。美国政府关注人民币汇率和顺差。”
巴罗认为，“按照实际汇率(中国商品和美国商品的单位比价)计算，中国实际上向美国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无疑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说是个好买卖。美国抱怨这个问题，反映了一种重商主义的思维，关注出口多过于进口”。
不过，无论普雷斯科特还是巴罗，都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是很“棒”的政策，有助于解决通胀。
普雷斯科特表示：“货币汇率只是美国政客想将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归咎于他人而已，只是政治游戏。中国采取的最佳策略就是让人民币适度升值，这对中国没什么影响，也能减少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应该要求美国更加开放，这对双方都有利。”
“从中国的角度看，目前的处境确实有点难。我认为让人民币更快升值是个不错的政策，让中国可以更便宜的价格进口，这对缓解通货膨胀是非常有效的。”普雷斯科特说。
巴罗也同意这种观点，“如果要我向中国提建议的话，我会倡导增加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削减顺差，当然就包括要让人民币升值，以及让工资得到更多的增长。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居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而实际上这对美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好处。(大笑)”巴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