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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西江苗寨群为研究样区，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社区环境四个维度，提取出旅游影响下社会文化显著变迁因子的要素集。再利用SPSS19.0软件对各维度项目层要素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并提取公因子，进计算出各公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通过得分情况高低来进行筛选和分析，得出西江村寨社会文化变迁程度也因受旅游影响不同而在时空上形成差异，总体表现为由核心区向周边变迁程度递减的距离衰减趋势。
关键词：西江苗寨;旅游;空间差异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517（2019）03-0019-02
1 引言
在脱贫攻坚和传统文化保护的政策背景下，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之间展开了激烈角逐。民族村寨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易受到旅游影响，致使民族村寨社会文化功能与民族景观文化内涵发生变化，甚至危险到村寨民族文化的存亡[1]，基于这样的矛盾，20世纪中后期，民族旅游村寨社会文化变迁逐步成为国内外旅游学者探讨的热点话题[2]。
随着旅游深入的发展，地理领域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空间分异现象问题[3]。如：李东和等从旅游地居民感知为关注点，对文化旅游地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现象进行了研究[4-5]。基于众多学者从文化角度出发，将民族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层面对其在旅游影响下的变迁进行研究分析[6-7]，本研究从空间上将民族村寨群落划分为核心区、过渡区、边缘区，构建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社区环境4个维度，提取出旅游影响下社会文化显著变迁因子的要素，从时空角度对西江苗寨群落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分析，以期得到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村寨在不同旅游影响程度下社会文化变迁的规律及差异。
2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贵州省黔雷山县东北部西江镇，包括由 “西江苗寨”及其周围 8 个村寨组成的苗寨群落。 “西江苗寨”包括南贵、羊排、东引、平寨 4 个自然村寨为核心，村寨中苗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 99. 5%。是一个苗族聚集区，周围苗族村寨还包括西江镇营上、麻料、堡子、开觉、干荣、控拜、乌高、长乌等。
2.2 数据来源
2013-2015年间采用问卷与访谈在西江苗寨个村寨采集数据，问卷共计1043份，其中，回收990份，回收率94.92%，借助 SPSS19. 0 统计软件进行信度分析，有效数据966份，有效率92.62%，达到了统计数据分析的要求，用获取的西江核心区4个村子居民基本特征调查数据进行归类统计。
2.3 研究所需指标测算与剔除
问卷调查时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氛围文化四个要素层面入手，选取了59个因子进行调查分析，研究过程中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出社会文化变迁明显的核心因子，进而开展相关分析。检验采用Bartlett球形檢验和Kaiser-Meyer-Olkin（KMO）检验。利用SPSS19.0软件进行处理得到2013年与2015年KMO 的检验值，并对检验值表现的原指标体系中有显著相关性的各指标进行降维处理。为了得到民族村寨群落各村寨社会文化的空间特征结果，需要计算各村寨各文化维度中不同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此作为综合评价的依据。根据各项基本指标在公共因子上的得分系数构建社会文化空间特征综合评价模型：<E：＼知网文件＼度假＼度假3月＼01基础理论03＼Image＼image1.png>
根据模型可以求得各个村寨在文化方面的综合得分。民族村寨文化变迁代表性因子根据得分高低情况进行选择。
层次分析法（AHP法）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多层次权重分析决策方法。本文为使描述更科学和简洁，根据公因子得分情况，进行关于描述社会文化变迁代表性因子为目标的层次分析再根据各判断矩阵位次情况，分别在c层选取描述因子一个进行分析。通过层次分析选择旅游经济、风俗文化、社会制度文化、旅游发展意愿为描述案例，以引导结论。
3 分析过程与结果
3.1 物质文化空间差异（旅游经济）
（1）2013年西江苗寨的旅游经济要素体呈正向变迁（旅游经济要素的正向变迁是指旅游发展带动当地居民朝收入水平提升，生活质量提高的发展方向），村寨间“波动”变化，呈现出由核心区→过渡区→边缘区的空间递减规律。
（2）2015年西江苗寨的旅游经济要素呈正向变迁，11个村寨呈波动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整体呈现由边缘区→过渡区→核心区变迁程度递增的空间分异规律。
其中，①核心区的南贵村、平寨村、羊排村和东引村得分最高，旅游经济要素的介入性和融入性较好，影响程度较高;过渡区的干荣村、开觉村、营上村和边缘区的控拜村次之;麻料村、乌高村和乌仰村最低，旅游活动影响程度较弱。②“银匠村”——控拜仍然是旅游经济要素层面的特殊案例，银器的旅游商品地位日益凸显有关。
3.2 精神文化空间差异（风俗文化）
2013年西江苗寨传统风俗文化要素（包括丧葬习俗、诞生礼俗、婚嫁习俗）。这里以婚嫁习俗为描述对象。2015年传统婚嫁习俗负向变迁，村寨间呈现“M”型空间分异，整体上呈现核心区和边缘区异化程度高的“U”型空间分异。其中，边缘区的乌高村、乌仰村、麻料村和核心区的平寨村、东引村得分较高，其余村寨则相对较低。2013年～2015年：西江苗寨的传统婚嫁习俗要素负向变迁，整体上现出逐渐趋同的时间演替态势，区域间差异和波动幅度逐渐缩小，由以边缘区为中心的距离衰减向“U” 型空间分异的转变规律。其中，羊排村和开觉村的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
3.3 制度文化空间差异（社会制度文化） 2013年西江苗寨的社会制度文化正向变迁（社会制度正向变迁指社会管理制度逐步规范，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倾向。西江苗寨传统的管理者有寨老、活路头等，这些领袖大多是世袭传承的，随着“村支两委”制度以及西江景区管理委员会的管理权力的接管，村寨传统管理制度已经失去了实际执行力，社会制度在现代化与旅游作用力下发生着变化），村寨间变迁呈现“M”型分异，整体无明显空间分异规律2015年西江苗寨的社会制度文化正向变迁，村寨间呈现波动变迁态势，整体变迁程度呈现由边缘区→过渡区→核心区递增的空间分异规律。
3.4 氛围文化空间差异（旅游发展意愿）
2013年西江苗寨居民的旅游发展意愿呈正向感知（旅游发展意愿的正向变迁是指居民对村寨发展旅游呈肯定的态度），各村寨波动显著，整体上从边缘区→过渡区→核心区强度递增的空间分异规律。2015年西江苗寨居民的旅游发展意愿正向感知，空间差异显著，整体上从边缘区→过渡区→核心区强度递增的空间分异规律，即村寨受旅游辐射的程度与居民的旅游发展意愿成正比。
4 讨论与结论
核心区旅游开发历史最早，旅游发展趋于完善，同时旅游经济效益驱使下传统社会文化也受到了有力的保护;随着西江旅游发展的深入推进，“扩散”效应凸显，西江旅游对周边村寨的辐射作用增强，过渡区在现代化与旅游双重博弈下，物质文化逐渐呈现加速变迁的态势;边缘区村寨相对远离核心区，物质文化变迁以现代化要影响为主导原因，变迁方式与程度相对缓和，呈现出一种“渐变式”时空变迁形态。
旅游影响下西江社会文化系统开始产生变迁。首先，旅游经济要素的介入使旅游地居民生计模式发生质的转变，西江社会经济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升;其次，旅游的介入，也使得传统饮食、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在迎合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形式发生改变，同时旅游发展也使得一些传统文化，包括饮食、服饰、歌舞等得到了复兴和保护;最后，传统村寨的管理制度逐渐被现代化的社区管理制度所代替，西江绝大多数居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发展旅游持有很高的认可度。
参考文献：
[1] 贺祥.旅游活动对民族文化村寨影响效应的研究[J].凯里学院学报 ，2013，02：22.
[2] 周常春，劉晓丽.民族村寨旅游旅游者研究综述[J].生态经济（学术版），2010，02：314-318.
[3] 朱正斌，杨洋，殷红梅，等.游影响下西江苗寨群社会文化变迁空间分异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17，01：22.
[4] 李东和，张捷，赵玉宗，等.基于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研究——以安徽省三河镇为例[J].地理科学，2007，27（4）：602-608.
[5] 李东和，张捷，章尚正，等.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以黄山风景区为例[J].地理研究，2008，27（4）：963-972.
[6] 赵建军.旅游对目的地居民文化影响评价体系及其实证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07.
[7] 伍锦昌.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变迁[D].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05.
【通联编辑：代影】
关键词：西江苗寨;旅游;空间差异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517（2019）03-0019-02
1 引言
在脱贫攻坚和传统文化保护的政策背景下，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之间展开了激烈角逐。民族村寨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易受到旅游影响，致使民族村寨社会文化功能与民族景观文化内涵发生变化，甚至危险到村寨民族文化的存亡[1]，基于这样的矛盾，20世纪中后期，民族旅游村寨社会文化变迁逐步成为国内外旅游学者探讨的热点话题[2]。
随着旅游深入的发展，地理领域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空间分异现象问题[3]。如：李东和等从旅游地居民感知为关注点，对文化旅游地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现象进行了研究[4-5]。基于众多学者从文化角度出发，将民族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层面对其在旅游影响下的变迁进行研究分析[6-7]，本研究从空间上将民族村寨群落划分为核心区、过渡区、边缘区，构建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社区环境4个维度，提取出旅游影响下社会文化显著变迁因子的要素，从时空角度对西江苗寨群落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分析，以期得到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村寨在不同旅游影响程度下社会文化变迁的规律及差异。
2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贵州省黔雷山县东北部西江镇，包括由 “西江苗寨”及其周围 8 个村寨组成的苗寨群落。 “西江苗寨”包括南贵、羊排、东引、平寨 4 个自然村寨为核心，村寨中苗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 99. 5%。是一个苗族聚集区，周围苗族村寨还包括西江镇营上、麻料、堡子、开觉、干荣、控拜、乌高、长乌等。
2.2 数据来源
2013-2015年间采用问卷与访谈在西江苗寨个村寨采集数据，问卷共计1043份，其中，回收990份，回收率94.92%，借助 SPSS19. 0 统计软件进行信度分析，有效数据966份，有效率92.62%，达到了统计数据分析的要求，用获取的西江核心区4个村子居民基本特征调查数据进行归类统计。
2.3 研究所需指标测算与剔除
问卷调查时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氛围文化四个要素层面入手，选取了59个因子进行调查分析，研究过程中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出社会文化变迁明显的核心因子，进而开展相关分析。检验采用Bartlett球形檢验和Kaiser-Meyer-Olkin（KMO）检验。利用SPSS19.0软件进行处理得到2013年与2015年KMO 的检验值，并对检验值表现的原指标体系中有显著相关性的各指标进行降维处理。为了得到民族村寨群落各村寨社会文化的空间特征结果，需要计算各村寨各文化维度中不同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此作为综合评价的依据。根据各项基本指标在公共因子上的得分系数构建社会文化空间特征综合评价模型：<E：＼知网文件＼度假＼度假3月＼01基础理论03＼Image＼image1.png>
根据模型可以求得各个村寨在文化方面的综合得分。民族村寨文化变迁代表性因子根据得分高低情况进行选择。
层次分析法（AHP法）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多层次权重分析决策方法。本文为使描述更科学和简洁，根据公因子得分情况，进行关于描述社会文化变迁代表性因子为目标的层次分析再根据各判断矩阵位次情况，分别在c层选取描述因子一个进行分析。通过层次分析选择旅游经济、风俗文化、社会制度文化、旅游发展意愿为描述案例，以引导结论。
3 分析过程与结果
3.1 物质文化空间差异（旅游经济）
（1）2013年西江苗寨的旅游经济要素体呈正向变迁（旅游经济要素的正向变迁是指旅游发展带动当地居民朝收入水平提升，生活质量提高的发展方向），村寨间“波动”变化，呈现出由核心区→过渡区→边缘区的空间递减规律。
（2）2015年西江苗寨的旅游经济要素呈正向变迁，11个村寨呈波动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整体呈现由边缘区→过渡区→核心区变迁程度递增的空间分异规律。
其中，①核心区的南贵村、平寨村、羊排村和东引村得分最高，旅游经济要素的介入性和融入性较好，影响程度较高;过渡区的干荣村、开觉村、营上村和边缘区的控拜村次之;麻料村、乌高村和乌仰村最低，旅游活动影响程度较弱。②“银匠村”——控拜仍然是旅游经济要素层面的特殊案例，银器的旅游商品地位日益凸显有关。
3.2 精神文化空间差异（风俗文化）
2013年西江苗寨传统风俗文化要素（包括丧葬习俗、诞生礼俗、婚嫁习俗）。这里以婚嫁习俗为描述对象。2015年传统婚嫁习俗负向变迁，村寨间呈现“M”型空间分异，整体上呈现核心区和边缘区异化程度高的“U”型空间分异。其中，边缘区的乌高村、乌仰村、麻料村和核心区的平寨村、东引村得分较高，其余村寨则相对较低。2013年～2015年：西江苗寨的传统婚嫁习俗要素负向变迁，整体上现出逐渐趋同的时间演替态势，区域间差异和波动幅度逐渐缩小，由以边缘区为中心的距离衰减向“U” 型空间分异的转变规律。其中，羊排村和开觉村的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
3.3 制度文化空间差异（社会制度文化） 2013年西江苗寨的社会制度文化正向变迁（社会制度正向变迁指社会管理制度逐步规范，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倾向。西江苗寨传统的管理者有寨老、活路头等，这些领袖大多是世袭传承的，随着“村支两委”制度以及西江景区管理委员会的管理权力的接管，村寨传统管理制度已经失去了实际执行力，社会制度在现代化与旅游作用力下发生着变化），村寨间变迁呈现“M”型分异，整体无明显空间分异规律2015年西江苗寨的社会制度文化正向变迁，村寨间呈现波动变迁态势，整体变迁程度呈现由边缘区→过渡区→核心区递增的空间分异规律。
3.4 氛围文化空间差异（旅游发展意愿）
2013年西江苗寨居民的旅游发展意愿呈正向感知（旅游发展意愿的正向变迁是指居民对村寨发展旅游呈肯定的态度），各村寨波动显著，整体上从边缘区→过渡区→核心区强度递增的空间分异规律。2015年西江苗寨居民的旅游发展意愿正向感知，空间差异显著，整体上从边缘区→过渡区→核心区强度递增的空间分异规律，即村寨受旅游辐射的程度与居民的旅游发展意愿成正比。
4 讨论与结论
核心区旅游开发历史最早，旅游发展趋于完善，同时旅游经济效益驱使下传统社会文化也受到了有力的保护;随着西江旅游发展的深入推进，“扩散”效应凸显，西江旅游对周边村寨的辐射作用增强，过渡区在现代化与旅游双重博弈下，物质文化逐渐呈现加速变迁的态势;边缘区村寨相对远离核心区，物质文化变迁以现代化要影响为主导原因，变迁方式与程度相对缓和，呈现出一种“渐变式”时空变迁形态。
旅游影响下西江社会文化系统开始产生变迁。首先，旅游经济要素的介入使旅游地居民生计模式发生质的转变，西江社会经济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升;其次，旅游的介入，也使得传统饮食、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在迎合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形式发生改变，同时旅游发展也使得一些传统文化，包括饮食、服饰、歌舞等得到了复兴和保护;最后，传统村寨的管理制度逐渐被现代化的社区管理制度所代替，西江绝大多数居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发展旅游持有很高的认可度。
参考文献：
[1] 贺祥.旅游活动对民族文化村寨影响效应的研究[J].凯里学院学报 ，2013，02：22.
[2] 周常春，劉晓丽.民族村寨旅游旅游者研究综述[J].生态经济（学术版），2010，02：314-318.
[3] 朱正斌，杨洋，殷红梅，等.游影响下西江苗寨群社会文化变迁空间分异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17，01：22.
[4] 李东和，张捷，赵玉宗，等.基于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研究——以安徽省三河镇为例[J].地理科学，2007，27（4）：602-608.
[5] 李东和，张捷，章尚正，等.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以黄山风景区为例[J].地理研究，2008，27（4）：963-972.
[6] 赵建军.旅游对目的地居民文化影响评价体系及其实证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07.
[7] 伍锦昌.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变迁[D].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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