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在蒸汽机的吹动下得到迅速发展。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使得他们率先从冷兵器时代转为热兵器时代，为获取世界霸权提供了武器。现如今，美国不仅在物质世界上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在精神世界上也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殖民，或直接、或间接。
　　教育，作为传承人类文化的工具，作为人类精神领域的纽带，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压迫与影响。我国的课程理论也是如此，从20世纪初在美国课程思想影响下启蒙，到全盘苏化转而没落，再到新中国以来对国外课程著作的转译。一直以来，我国的课程研究者都在思索如何跳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课程理论的枷锁，重新构建我国的课程理论。学者们试图从我国古代的孔孟之道中寻找出路，以孔孟的道德伦理、和谐作为课程理论构建的核心，但是并未获得成功。如何构建我国的课程理论，笔者认为，应该思索以下几个问题。
　　1、我国古代思想能够成为课程理论构建的核心？
　　一直以来，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都以对立的方式存在。西方哲学注重演绎逻辑推理思维，论证有理有据，前提明确、结论必然，能令人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从而使人不能不叹服，这是它的优势所在。东方哲学相对而言在此方面颇有不足，但也具有自身的特点。诗化天马行空式的老子文章与哲学，虽然并不是从个别“公理”出发演绎出来的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一种从现实中的普遍现象中归纳总结而得出的规律和体系。作者仅以5000言就为我们系统的、全面的勾画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宇宙结构和体系——天之道，同时揭示出了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矛盾根源，并给出了一幅完整的人类社会发展蓝图和设想，充分展现出了作者的思维激情和一个天才思想家的灵感、聪明、才能、智慧和素质，这是西方思想体系中所没有的。
　　可以说，西方哲学是代代传承、靠集体的力量不断发展、完善至今而形成的一种思想体系，因而“江山代有才人出”，产生出了从古希腊至今的一系列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思想大师，但万变不离其宗，根源还在古希腊;而东方哲学尤其是以儒道为代表的哲学，则是天才个人的创造物，它的完善和发展必须立足于思想家个人的灵感、聪明、才能和智慧等素质。
　　这种思维上的不同为寻求变革的学者提供了出口，不仅是东方学习者，甚至部分西方学者也逐渐认为古代东方哲学中的思维帮助我们突破现代主义的铰链。那么，是否真的如此？在笔者看来，这一点还有待考量。
　　笔者认为，尽管现代主义有其效率优先、抹杀个性等种种问题，但是它却是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无论是追求逻辑的西方哲学，还是包罗万象的东方哲学，最终都将走向现代性。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本性——贪婪、自私。人类的贪婪与自私是与生俱来的，或许也可以说，不仅仅是人类，任何物种都是如此。尽管在任何时期、任何地点，都不缺乏无私奉献的宣称、传统与榜样，但是那更多的只是一种理想，或是痴心妄想，就算是被我们奉为神明的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共产社会也是如此。从这一点上讲，既然现代性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当前的统治性课程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必然。假设历史可以重演，中国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当代课程并不会有本质的不同，或许只会多一些朦胧的色彩而已。
　　2、课程构建应该采取何种模式？
　　古代哲学能否成为核心，见仁见智;现代性的历史必然，这也只是笔者的言论。假若真的能够构建一种新的课程理论以对抗当前西方课程，那么这种课程理论又将有何特征？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应该会有所体现
　　首先，我国不会是新课程理论生成的国家。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新思想萌芽所需要的土壤与养分。一种新的思维形成，必然需要富于挑战、突破、创新力的思维模式，而近代中国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国家，我们一直苦苦追寻西方的脚步，企图搭上发达国家的末班车。科技、教育、文明，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又岂能奢谈创造新思维、新理论。此外，从封建社会到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再到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思想统治与压迫，我国的言论自由仅存在于大括号的中括号的小括号内。在这种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统治力的国家里，新思想的萌芽难如登天。
　　其次，构建新的课程理论并不应该以转变当前课程理论为目标。一直以来，我们试图重构我国的课程理论，其目的是为了制衡现代性西方课程。笔者认为，这种目的性并不可取。以我们最为熟悉的马克思为例，马克思自己曾说，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得出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为了突破传统西方哲学，他只是基于一种推理、一种分析。马克思主义也并非我们所认为的是西方哲学的精髓、巅峰与终点，它只是众多西方哲学流派中的一个分支。事实上，我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的范畴之外进行研究，这本身就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是马克思所不愿见到的。以此看来，转变我们的目的，反而能突破当前思维停滞的瓶颈。
　　重构课程理论，任重而道远，笔者才疏学浅，所谈内容也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也非常希望能够在我国的课程領域中出现新的想法，为课程研究注入新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