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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巴蜀地区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口众多，但中央政权中巴蜀籍官吏却很少。这和唐代中央政权对巴蜀地区的统治策略、巴蜀地区居民的性格特征、巴蜀地区的教育状况都有较大的关系。但它们并不单影响的，而是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唐代；巴蜀；官吏；稀少；原因
中图分类号：TS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77-02
唐代在巴蜀历史上可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在巴蜀地区表现得非常突出。一般而言，伴随经济、文化繁荣的是人才的鼎盛，宦者的辈出。而细察唐代历史，却会发现，巴蜀籍高官寥寥无几，这和巴蜀的经济、文化地位极不相称。研究唐代巴蜀历史的论著如今汗牛充栋，而对这一问题，尚无专家系统地论述。有鉴于此，笔者略抒浅陋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人才稀少
有唐一代，人才辈出，《旧唐书》、《新唐书》两史列传所载的唐代人物有多达2055人，毫无疑问，其中高级官员占了绝大多数。这两千多人的分布极不平衡，就贞观年间的10道而论，人物分布较多的如关内道、河北道分别多达525人和408人，而最少的剑南道和岭南道分别只有18人和13人，差距达几十倍。①岭南道在唐代经济发展较北方远为落后，总人口也远较其他地方为少，故能载入史册的人物不多，实属正常。巴蜀地区却不同，唐代巴蜀地区经济发达，是全国几个重要的经济区之一，唐后期其经济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成都平原周围，仅次于扬州地区，即所谓的“扬一益二”。文化兴盛，印刷业的发展为全国翘楚便是其例证，文人墨客更是将其作为游学必到之处。人口众多，天宝年间达1000万，②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③然而两唐书记载的列传人物仅有18人（包括了非官员入传者），占所有列传人物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这和其人口占全国十分之一极不相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的369名宰相中，巴蜀地区也只有李义府一人，仅三百六十九分之一。④ 此外，笔者统计了其他几个较为兴盛的王朝巴蜀人物入传情况，与唐代也迥异。如汉代，仅《后汉书》列传记载的巴蜀人物就有33人；如宋代，《宋史》列传人物记载巴蜀人物达158人，是唐代的近9倍；如明代，《明史》中巴蜀人物有114人，是唐代的6倍多；再如清代，《清史稿》记载巴蜀人物达74人，也高出唐代许多。另据研究，巴蜀历史上共有宰辅20位，分别是两汉5位、两宋7位、明代6位、清代2位，⑤可以看出几个较为强盛的朝代都有分布，唯独没有唐代（元代汉人宰相极少，另当别论）。巴蜀历来为文化发达区，英杰叠出，不输于关中、齐鲁等地。然而正是这样重要的一个地方，《旧唐书》、《新唐书》见传的人物却屈指可数，不得不令人深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此现象的出现呢？笔者认为，和如下几个方面有密切关系。
二、原因探析
俗话说，有果必有因。造成唐代巴蜀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这跟唐代中央政权和巴蜀地方的方方面面都有一定关系，而起主要作用的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一）唐朝中央政府对巴蜀士人的排斥政策
唐代中央政府对巴蜀的统治策略基本采取的是防范、打压的办法。西魏以来，关陇集团在西魏、北周、隋的统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唐代政权兴起于关陇，并且定都关中，所以唐代统治集团中关陇士人也有非常大的比重。同时，山东士族势力强大，唐王朝不可能置之不理，也须拉拢任用，于是唐代形成了关陇士族与山东士族并雄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门阀政治兴盛，尤其西魏以来，关陇地区和山东地区有许多名门望族、家族势力控制中央政权，到隋唐时，门阀政治依然表现地极为明显。关陇势力和山东势力联合掌权后，对其他地方的官僚竭力排斥，而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正处于发展阶段，还很不完善，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集团核心的也有限。在这种形势下，巴蜀的官吏在整个官僚系统中所占的比例当然也就小了。
从巴蜀而言，汉末以来，该地区政治形势和中央政权关系非常复杂。巴蜀由于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和独立，对中央王朝的政治离心力非常大。一旦地方长官有不臣之心，很容易就割据一方。把守住剑门关、三峡等险要之地后，就很难被攻破。只要中央王朝政局开始不稳，巴蜀往往是地方诸侯称雄的理想之地。东汉末年以来巴蜀政局的发展，基本循此规律。先是刘焉入蜀，割据一方。其后刘备又入蜀，偏霸西南，建立蜀汉政权。西晋时，先后又有杜弢、李特等发动流民起义。东晋南北朝时，巴蜀处于南北政权的中间地带，是南北双方都极力争夺的对象。在这过程中，先后爆发了东晋谯纵之乱、刘宋赵广之乱、南齐刘季连之乱、萧梁萧纪之乱、北周王谦之乱等变乱，以至于当时已经形成了巴蜀人“乐祸贪乱”⑥的认识，直到隋代，“巴蜀险阻，人好为乱”依然是人们常有的观念。鉴于此，隋唐统一以后，中央政权对巴蜀地区心存疑虑，从而采取了比较谨慎的管理措施。一方面派凶悍的官吏或者皇室成员经营巴蜀，并削减了巴蜀地方的权力使其难以形成割据的基础，如隋朝就派皇室杨秀镇守巴蜀，并以能臣辅之，唐初派窦轨经营巴蜀等。地方的权力收归了中央后，巴蜀地方实力较小，中央对巴蜀掌控得也就比较牢固，故隋末战乱时巴蜀也没有形成较大的割据势力，唐代也没有大规模的叛乱。另一方面，中央对巴蜀地方的豪强势力打压排斥，使其在政治上难以有大的作为，这样的统治策略一直贯穿唐代始终。这种统治策略虽然基本稳定了巴蜀政局，但却明显压制了巴蜀官僚集团的出仕，使他们在政治的舞台上难以有杰出的表现。
（二）魏晋南北朝以来巴蜀居民独特的性格特征
地理环境对一个地区居民性格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巴蜀地区为盆地地形，北面有秦岭、大巴山、米仓山等山脉重重阻隔，东面有长江三峡天堑，因此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感叹。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巴蜀居民的性格也独具特色。《隋书·地理志》记载：
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隋唐时巴蜀地区的风俗和巴蜀居民的性格特征。由于巴蜀盆地地形较为封闭且相对独立，使得巴蜀居民也有较强的封闭意识，且不太愿意主动与外界交往，保守内敛，乡土观念较重，不愿背井离乡，缺乏闯荡精神。在古代离中央统治核心越近越容易有较大的作为，从而入史之机会也就越大，巴蜀人的这一性格特点显然不利于该地区的人才向外输送。此外，巴蜀地区自然环境非常优越，成都平原更是号称“天府之国”。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巴蜀地区开发较快，物产非常丰富，居民的生活也非常优裕。正是这良好的生存环境滋生了该地区溺于逸乐、休闲好游之风，这一习气直到今天依然明显。享乐之风盛行下的巴蜀居民，生存压力较小，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愿望不是特别强烈，因此也没有积极入仕的态度。
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佛教和道教思想对巴蜀居民影响颇大，对儒家的积极入仕思想也是一个冲击。虽然巴蜀早在战国末期就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但汉以来中原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儒家思想在巴蜀地区的影响十分有限，道教和佛教在巴蜀的兴盛却十分瞩目。东汉时张陵在巴蜀传教，巴蜀成为道教的发源地之一。魏晋南北朝时，道教在巴蜀地区进一步发展，“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⑦到了唐代，皇室自称老子之后，大兴道教，巴蜀地区道教更是蓬勃发展。教徒们不但积极传教，还大量的研究道教经典。出现了许多名道，如王鞮、马头娘、张亚子、李脱等。同样，唐代佛教在巴蜀也十分兴盛。据《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记载，隋唐时期，益州高僧有28人，仅次于长安与洛阳，其余诸州皆不及。⑧高僧们致力于传播教，超过前代。各地的佛教造像也非常之多，如著名的乐山大佛和大足石刻，就是这一时期的艺术杰作。道教和佛教所宣传的思想和儒家的积极入仕的思想是相抵触的。道教和佛教的兴盛一方面使很多人无意于当官而出家成了道士、僧人，另一方面普通人受佛、道思想渐染，也倾向于过与世无争、清静无为的生活。这样的风气也很不利于巴蜀大量官僚的产生。
（三）教育状况
自西汉文翁力倡文教之后，巴蜀地区教育兴盛，尤其是成都平原及其周围，在全国都处于领先水平。官学兴起，州学、郡学、县学在各地设立十分普遍。私学的发展更是一片繁荣：什邡杨宣“教授弟子以百数”， 资中杜抚“教授门生千人”，新都杨厚“授门徒三千人”，绵竹任安“门生盈门”。⑨游学也开始兴起，司马相如就是游学成名的代表。但两晋南北朝时，巴蜀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大量汉族人外逃，少数民族大量涌入，此时的文化教育衰退，直到隋唐时巴蜀的教育都没有恢复两汉时的辉煌。在隋唐的史籍中，很难见到巴蜀地区有儒生教授大量学生的记载，而汉代却比比皆是，上文已经提及。唐代是中国诗歌的极盛时代，唐代的诗人也是不计其数，而细究其籍贯，今四川地区较为有名的诗人仅陈子昂一人而已，其他如李白、薛涛等，虽长于四川，祖籍却非四川。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一文的研究也表明，今四川在唐代不是文学家分布的重心区。费省《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一文所统计的巴蜀艺术家的数量也和关中、河南、河北、江浙一带有较大的差距。从华东师范大学王仕举的硕士生学位论文《唐代知识人物的地理分布》一文的统计来看，今四川（包括重庆）的知识人物只有77人，仅占当时全国3096人的2.49%，排在今陕西、河南、河北、山西、江苏、山东、浙江、甘肃、福建之后。唐代巴蜀人口众多（前文已经论及），这个排位已经相当靠后了。自隋朝创立科举制度以来，进士的多与寡应该说是衡量一个地区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唐代287年中共录取进士6832人，而今四川地区仅有68人⑩，仅占总人数的1%。缪世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比较研究》一文的研究表明，今四川地区在唐代的进士人数也在各省排名前10名之后。另外，书院的多少也是教育兴盛与否的重要参考。据研究，唐代今四川地区书院有六所，居第四，其他地区如陕西、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分布也较多。11这个绝对数字并不能说明巴蜀地区教育的兴盛，恰恰相反，它的兴起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官学的不够发达，因为唐代书院处于形成及发展阶段，很多书院往往是文人到了教育落后之地，为了兴文教而建，如巴州（治今巴中）的丹梯书院、南溪的南溪书院、大足的南岩书院就是这样的例子，而且早期的书院往往是一些文人的读书处，并不具有教育功能，所以唐代巴蜀地区书院的出现并不能说明该地区教育发达，最多只能算是宋代该地区文化教育全面勃兴的一个先兆而已。事实上，唐代教育发达区依然是以两京为首的关中、河南地区，书院分布较多的今四川、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并不是教育发达的地区。
综合来看，唐代巴蜀地区的教育水平在全国是较为靠后的。虽然人口和关中、河南、河北、齐鲁等地一样密集，但教育水平却远远不及。由于教育的落后，培养的人才就相对较少，进入中央的官吏也就不可能太多。
三、结论
巴蜀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是该地区许多独特的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基础。盆地地形、肥沃的土地而物产丰富是其地方政权能够割据的天然条件。俗语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就是说的该地区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这一独立性造成了巴蜀地区对中央政权具有较大的的离心倾向，也使得中央政权对巴蜀士人多持排斥态度，尤其是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掌权的唐政权，巴蜀士人只能处在核心政权的边缘。而这又挫伤了巴蜀士人努力进取的积极性，以至于多尚佛、道。教育的落后又使巴蜀人才总体文化层次不高，故而有难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起作，共同促成了唐代巴蜀地区这一独特的现象。
注释：
① 史念海对《两唐书》人物有过系统研究，今据其统计数字。参见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载《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②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两晋南北朝隋唐》，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82—483页。
③ 关于唐代人口总数的估计，各史家数据略有不同，有6000万者，有8000万者，有14000万者，综合各家，取9000万。
④ 李义府祖籍瀛州饶阳（今河北饶阳），是因为祖父在蜀任职而落籍梓州永泰（治今盐亭县）。若以祖籍而论，则巴蜀无一宰相。
⑤ 陈国生《论我国古代宰相籍贯分布规律及其形成原因》，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04期。
⑥ 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
⑦ 李延寿《北史》卷六十六。
⑧ 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两晋南北朝隋唐》，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7页。
⑨ 王元林《浅议巴蜀文化的地域差异》，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12期。
⑩ 熊明安《四川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7—58页。
作者简介：周航（1991-），男，汉，四川达州，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历史地理，巴蜀文化。
关键词：唐代；巴蜀；官吏；稀少；原因
中图分类号：TS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77-02
唐代在巴蜀历史上可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在巴蜀地区表现得非常突出。一般而言，伴随经济、文化繁荣的是人才的鼎盛，宦者的辈出。而细察唐代历史，却会发现，巴蜀籍高官寥寥无几，这和巴蜀的经济、文化地位极不相称。研究唐代巴蜀历史的论著如今汗牛充栋，而对这一问题，尚无专家系统地论述。有鉴于此，笔者略抒浅陋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人才稀少
有唐一代，人才辈出，《旧唐书》、《新唐书》两史列传所载的唐代人物有多达2055人，毫无疑问，其中高级官员占了绝大多数。这两千多人的分布极不平衡，就贞观年间的10道而论，人物分布较多的如关内道、河北道分别多达525人和408人，而最少的剑南道和岭南道分别只有18人和13人，差距达几十倍。①岭南道在唐代经济发展较北方远为落后，总人口也远较其他地方为少，故能载入史册的人物不多，实属正常。巴蜀地区却不同，唐代巴蜀地区经济发达，是全国几个重要的经济区之一，唐后期其经济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成都平原周围，仅次于扬州地区，即所谓的“扬一益二”。文化兴盛，印刷业的发展为全国翘楚便是其例证，文人墨客更是将其作为游学必到之处。人口众多，天宝年间达1000万，②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③然而两唐书记载的列传人物仅有18人（包括了非官员入传者），占所有列传人物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这和其人口占全国十分之一极不相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的369名宰相中，巴蜀地区也只有李义府一人，仅三百六十九分之一。④ 此外，笔者统计了其他几个较为兴盛的王朝巴蜀人物入传情况，与唐代也迥异。如汉代，仅《后汉书》列传记载的巴蜀人物就有33人；如宋代，《宋史》列传人物记载巴蜀人物达158人，是唐代的近9倍；如明代，《明史》中巴蜀人物有114人，是唐代的6倍多；再如清代，《清史稿》记载巴蜀人物达74人，也高出唐代许多。另据研究，巴蜀历史上共有宰辅20位，分别是两汉5位、两宋7位、明代6位、清代2位，⑤可以看出几个较为强盛的朝代都有分布，唯独没有唐代（元代汉人宰相极少，另当别论）。巴蜀历来为文化发达区，英杰叠出，不输于关中、齐鲁等地。然而正是这样重要的一个地方，《旧唐书》、《新唐书》见传的人物却屈指可数，不得不令人深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此现象的出现呢？笔者认为，和如下几个方面有密切关系。
二、原因探析
俗话说，有果必有因。造成唐代巴蜀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这跟唐代中央政权和巴蜀地方的方方面面都有一定关系，而起主要作用的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一）唐朝中央政府对巴蜀士人的排斥政策
唐代中央政府对巴蜀的统治策略基本采取的是防范、打压的办法。西魏以来，关陇集团在西魏、北周、隋的统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唐代政权兴起于关陇，并且定都关中，所以唐代统治集团中关陇士人也有非常大的比重。同时，山东士族势力强大，唐王朝不可能置之不理，也须拉拢任用，于是唐代形成了关陇士族与山东士族并雄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门阀政治兴盛，尤其西魏以来，关陇地区和山东地区有许多名门望族、家族势力控制中央政权，到隋唐时，门阀政治依然表现地极为明显。关陇势力和山东势力联合掌权后，对其他地方的官僚竭力排斥，而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正处于发展阶段，还很不完善，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集团核心的也有限。在这种形势下，巴蜀的官吏在整个官僚系统中所占的比例当然也就小了。
从巴蜀而言，汉末以来，该地区政治形势和中央政权关系非常复杂。巴蜀由于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和独立，对中央王朝的政治离心力非常大。一旦地方长官有不臣之心，很容易就割据一方。把守住剑门关、三峡等险要之地后，就很难被攻破。只要中央王朝政局开始不稳，巴蜀往往是地方诸侯称雄的理想之地。东汉末年以来巴蜀政局的发展，基本循此规律。先是刘焉入蜀，割据一方。其后刘备又入蜀，偏霸西南，建立蜀汉政权。西晋时，先后又有杜弢、李特等发动流民起义。东晋南北朝时，巴蜀处于南北政权的中间地带，是南北双方都极力争夺的对象。在这过程中，先后爆发了东晋谯纵之乱、刘宋赵广之乱、南齐刘季连之乱、萧梁萧纪之乱、北周王谦之乱等变乱，以至于当时已经形成了巴蜀人“乐祸贪乱”⑥的认识，直到隋代，“巴蜀险阻，人好为乱”依然是人们常有的观念。鉴于此，隋唐统一以后，中央政权对巴蜀地区心存疑虑，从而采取了比较谨慎的管理措施。一方面派凶悍的官吏或者皇室成员经营巴蜀，并削减了巴蜀地方的权力使其难以形成割据的基础，如隋朝就派皇室杨秀镇守巴蜀，并以能臣辅之，唐初派窦轨经营巴蜀等。地方的权力收归了中央后，巴蜀地方实力较小，中央对巴蜀掌控得也就比较牢固，故隋末战乱时巴蜀也没有形成较大的割据势力，唐代也没有大规模的叛乱。另一方面，中央对巴蜀地方的豪强势力打压排斥，使其在政治上难以有大的作为，这样的统治策略一直贯穿唐代始终。这种统治策略虽然基本稳定了巴蜀政局，但却明显压制了巴蜀官僚集团的出仕，使他们在政治的舞台上难以有杰出的表现。
（二）魏晋南北朝以来巴蜀居民独特的性格特征
地理环境对一个地区居民性格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巴蜀地区为盆地地形，北面有秦岭、大巴山、米仓山等山脉重重阻隔，东面有长江三峡天堑，因此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感叹。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巴蜀居民的性格也独具特色。《隋书·地理志》记载：
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隋唐时巴蜀地区的风俗和巴蜀居民的性格特征。由于巴蜀盆地地形较为封闭且相对独立，使得巴蜀居民也有较强的封闭意识，且不太愿意主动与外界交往，保守内敛，乡土观念较重，不愿背井离乡，缺乏闯荡精神。在古代离中央统治核心越近越容易有较大的作为，从而入史之机会也就越大，巴蜀人的这一性格特点显然不利于该地区的人才向外输送。此外，巴蜀地区自然环境非常优越，成都平原更是号称“天府之国”。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巴蜀地区开发较快，物产非常丰富，居民的生活也非常优裕。正是这良好的生存环境滋生了该地区溺于逸乐、休闲好游之风，这一习气直到今天依然明显。享乐之风盛行下的巴蜀居民，生存压力较小，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愿望不是特别强烈，因此也没有积极入仕的态度。
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佛教和道教思想对巴蜀居民影响颇大，对儒家的积极入仕思想也是一个冲击。虽然巴蜀早在战国末期就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但汉以来中原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儒家思想在巴蜀地区的影响十分有限，道教和佛教在巴蜀的兴盛却十分瞩目。东汉时张陵在巴蜀传教，巴蜀成为道教的发源地之一。魏晋南北朝时，道教在巴蜀地区进一步发展，“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⑦到了唐代，皇室自称老子之后，大兴道教，巴蜀地区道教更是蓬勃发展。教徒们不但积极传教，还大量的研究道教经典。出现了许多名道，如王鞮、马头娘、张亚子、李脱等。同样，唐代佛教在巴蜀也十分兴盛。据《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记载，隋唐时期，益州高僧有28人，仅次于长安与洛阳，其余诸州皆不及。⑧高僧们致力于传播教，超过前代。各地的佛教造像也非常之多，如著名的乐山大佛和大足石刻，就是这一时期的艺术杰作。道教和佛教所宣传的思想和儒家的积极入仕的思想是相抵触的。道教和佛教的兴盛一方面使很多人无意于当官而出家成了道士、僧人，另一方面普通人受佛、道思想渐染，也倾向于过与世无争、清静无为的生活。这样的风气也很不利于巴蜀大量官僚的产生。
（三）教育状况
自西汉文翁力倡文教之后，巴蜀地区教育兴盛，尤其是成都平原及其周围，在全国都处于领先水平。官学兴起，州学、郡学、县学在各地设立十分普遍。私学的发展更是一片繁荣：什邡杨宣“教授弟子以百数”， 资中杜抚“教授门生千人”，新都杨厚“授门徒三千人”，绵竹任安“门生盈门”。⑨游学也开始兴起，司马相如就是游学成名的代表。但两晋南北朝时，巴蜀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大量汉族人外逃，少数民族大量涌入，此时的文化教育衰退，直到隋唐时巴蜀的教育都没有恢复两汉时的辉煌。在隋唐的史籍中，很难见到巴蜀地区有儒生教授大量学生的记载，而汉代却比比皆是，上文已经提及。唐代是中国诗歌的极盛时代，唐代的诗人也是不计其数，而细究其籍贯，今四川地区较为有名的诗人仅陈子昂一人而已，其他如李白、薛涛等，虽长于四川，祖籍却非四川。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一文的研究也表明，今四川在唐代不是文学家分布的重心区。费省《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一文所统计的巴蜀艺术家的数量也和关中、河南、河北、江浙一带有较大的差距。从华东师范大学王仕举的硕士生学位论文《唐代知识人物的地理分布》一文的统计来看，今四川（包括重庆）的知识人物只有77人，仅占当时全国3096人的2.49%，排在今陕西、河南、河北、山西、江苏、山东、浙江、甘肃、福建之后。唐代巴蜀人口众多（前文已经论及），这个排位已经相当靠后了。自隋朝创立科举制度以来，进士的多与寡应该说是衡量一个地区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唐代287年中共录取进士6832人，而今四川地区仅有68人⑩，仅占总人数的1%。缪世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比较研究》一文的研究表明，今四川地区在唐代的进士人数也在各省排名前10名之后。另外，书院的多少也是教育兴盛与否的重要参考。据研究，唐代今四川地区书院有六所，居第四，其他地区如陕西、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分布也较多。11这个绝对数字并不能说明巴蜀地区教育的兴盛，恰恰相反，它的兴起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官学的不够发达，因为唐代书院处于形成及发展阶段，很多书院往往是文人到了教育落后之地，为了兴文教而建，如巴州（治今巴中）的丹梯书院、南溪的南溪书院、大足的南岩书院就是这样的例子，而且早期的书院往往是一些文人的读书处，并不具有教育功能，所以唐代巴蜀地区书院的出现并不能说明该地区教育发达，最多只能算是宋代该地区文化教育全面勃兴的一个先兆而已。事实上，唐代教育发达区依然是以两京为首的关中、河南地区，书院分布较多的今四川、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并不是教育发达的地区。
综合来看，唐代巴蜀地区的教育水平在全国是较为靠后的。虽然人口和关中、河南、河北、齐鲁等地一样密集，但教育水平却远远不及。由于教育的落后，培养的人才就相对较少，进入中央的官吏也就不可能太多。
三、结论
巴蜀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是该地区许多独特的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基础。盆地地形、肥沃的土地而物产丰富是其地方政权能够割据的天然条件。俗语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就是说的该地区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这一独立性造成了巴蜀地区对中央政权具有较大的的离心倾向，也使得中央政权对巴蜀士人多持排斥态度，尤其是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掌权的唐政权，巴蜀士人只能处在核心政权的边缘。而这又挫伤了巴蜀士人努力进取的积极性，以至于多尚佛、道。教育的落后又使巴蜀人才总体文化层次不高，故而有难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起作，共同促成了唐代巴蜀地区这一独特的现象。
注释：
① 史念海对《两唐书》人物有过系统研究，今据其统计数字。参见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载《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②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两晋南北朝隋唐》，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82—483页。
③ 关于唐代人口总数的估计，各史家数据略有不同，有6000万者，有8000万者，有14000万者，综合各家，取9000万。
④ 李义府祖籍瀛州饶阳（今河北饶阳），是因为祖父在蜀任职而落籍梓州永泰（治今盐亭县）。若以祖籍而论，则巴蜀无一宰相。
⑤ 陈国生《论我国古代宰相籍贯分布规律及其形成原因》，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04期。
⑥ 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
⑦ 李延寿《北史》卷六十六。
⑧ 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两晋南北朝隋唐》，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7页。
⑨ 王元林《浅议巴蜀文化的地域差异》，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12期。
⑩ 熊明安《四川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7—58页。
作者简介：周航（1991-），男，汉，四川达州，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历史地理，巴蜀文化。